「他們（俄軍）發射磷彈的時候，我們正在窗邊，看著磷彈掉下來，（它擊中的地方）沒有人能夠存活。」

視訊鏡頭的另一端，人權媒體倡議組織（Media initiatives for Human Rights）共同創辦人雷舍蒂洛娃（Olha Reshetylova）剛從烏東戰線的北頓內茨克（Severodonetsk）和西昌斯克（Lysychansk）回到基輔（Kyiv），她述說，澤倫斯基口中的「死城」是如何造成的。

身著裝備的雷舍蒂洛娃（Olha Reshetylova）。（取自Olha Reshetylova臉書）

「我在那裡3天。俄羅斯幾乎什麼都發射，空襲、轟炸等等的，僅有的防空洞也不夠安全，那裡幾乎沒有平民了。」

雷舍蒂洛娃回憶，即使鄰近沒有任何軍事措施，民宅仍被強力攻擊。她拍下重達5公噸的重型炸彈攻擊社區後的畫面，包括30棟被毀的房子，和死傷的人們。

無差別攻擊民宅，或使用足以產生800度高溫、造成毒害的磷彈，都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國際法中禁止的戰爭罪行，如今成為烏東的日常。

包括雷舍蒂洛娃等所屬的公民組織，在烏克蘭全境努力蒐證，內容從俄軍對平民和軍人的性暴力、強迫移動、大規模關押、過濾（指查核身分和思想），到無差別屠殺等違反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的行為。目前烏國檢方已針對上千起戰爭罪案件起訴和調查。

他們蒐證的方式，除了線上接受案件通報、存取影像等證據，各組織也展開大規模的第一手訪談，記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證詞。這是記者出身的雷舍蒂洛娃不顧危險，堅持到烏東地區的原因：「我們堅持要去到現場，去跟當事者對話，如果不是我們自己親眼看到，我們無法告訴世界什麼是真實的情況⋯⋯我很多同事從軍犧牲了，也很多記者在這場戰爭中死亡。我們沒有選擇，如果我們不去記錄，誰去？」

布查（Bucha）300名平民橫屍街頭、600平民在馬里烏波爾劇院被炸身亡的慘劇，疏散用的火車站被襲擊、婦幼醫院被空襲⋯⋯像是拼拼圖一樣，透過大規模的蒐證跟建檔，描繪出一起起看似隨意的攻擊背後，俄羅斯系統性的手法。

「目前所有我們見到的戰爭罪，都是系統性的任務，是來自克里姆林宮的決定。不同的軍隊，在各地以一樣的方式犯下這些罪行，基層的軍隊對罪行有責任，但最大的責任在克里姆林宮，」雷舍蒂洛娃說。

「俄軍是這麼做的，他們先把一個地方圍起來，接連的轟炸，斷水、斷電，然後逼得當地人只能躲在地下，沒有物資、沒有藥，連續一個月。」

人權資訊中心（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國際倡議專員庫琳娜（Maria Kurinna）為我們解釋，大規模開戰時仍是冬天，困在城內的平民，無法在零度以下的氣溫撐太久，當意志消沉、近乎絕望時，俄軍就出現在他們的防空洞前廣播：「放棄吧，你們被包圍了，你們沒有機會逃走、沒有機會活下去，唯一能夠離開的方式，就是跟我們走。」

庫琳娜解釋，這些搭上俄軍巴士，或被俄軍壓著走的人，許多登上俄羅斯的國家電視台，變成俄國「特別軍事行動所解救烏克蘭人們」的樣本：「你看看，他們就是要回俄羅斯」。在俄國的宣傳敍事中，俄軍是來解救被烏克蘭軍隊欺壓的平民。

「那些人的確是『選擇』了去俄羅斯，因為那是他們要活著的唯一方法，」庫琳娜說，這些坐上疏散專車的烏克蘭人，最終被流放到俄羅斯境內，如此強迫平民移動到敵國的行徑，也違反了戰爭罪。

「那些被移到俄羅斯的人，許多人沒有證件，無法申請難民，就在俄羅斯境內自生自滅。我們聽到的是，他們有的沒有行李、沒有手機、沒電話號碼，有的被送到俄羅斯的最東方、最貧窮的地方，」庫琳娜氣憤地說，他們用這些人拍完了宣傳影片，就不顧這些人的死活。

「宣傳機器強大地說服了他們自己，創造這個強迫移動，讓那些畫面出現，讓他們相信自己說的，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但對我們來說，他們所想像的蘇維埃時代留下來的帝國體制，就是要佔領我們的政權，70年了，但他們只會一直說，沒有烏克蘭、沒有這個國家。」

強迫移動的對象，還包括了在孤兒院、社福機構裡的孩子，或是因為戰爭父母喪生的孩子──軍隊不必取得親人的意願，就逼迫孩童離開，同樣違反戰爭罪。開戰3個月，被移動至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超過百萬，其中包括23萬孩童，俄國官方則宣稱「拯救」了烏克蘭孩童。

「疏散」烏克蘭人的過程中，俄軍還設下「過濾營」，對每一個離開的人進行盤查。庫琳娜解釋：

「過濾營就是KGB留下來的『傳統』，是一種打壓的工具，對人們進行心理、身體的檢視；被查到國旗、有官員聯絡方式，或是手機裡面有愛國照片、反俄貼文的，都被當成『證據』。我們也記錄到證詞，烏克蘭軍人、官員等等被查出身分之後，被送到克里米亞的過濾營去虐待。」

對佔領的城市和人民的對待方式，與俄軍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和烏克蘭親俄勢力（俄國代理人）拿下盧漢斯克（Luhansk）和頓內茨克（Donetsk）時雷同。

庫琳娜就出生在盧漢斯克，2014年時，她經歷過俄方勢力佔領的第一階段，收過生命威脅，她的記者朋友消失、鄰居被強暴，庫琳娜的媽媽更因擔任當地選舉委員會主任，而被親俄勢力關押虐待。

庫琳娜說，俄方在來到一座城市前，就會透過收買、招募當地人士，取得情報，建立一份在地活躍人士的名單，當時記者、商人、老師、地方官員、人權工作者跟其家人們，都被威脅、被攻擊、被消失，甚至連宗教人員也沒放過。在克里米亞，還有40多位在地活躍人士，至今沒有下落。

「只要是與民主價值相關的活躍分子，就是他們要的人。」直屬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專責克里米亞事務的克里米亞平台主任（head of the Crimea Platform Department at the Mis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托瑪克（Maria Tomak）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表示，這些人對俄方佔領過程來說，就是威脅。而在2014年克里米亞發生的，現在在新佔領的地方看到同樣的手段，只是規模更大。

托瑪克細數過往名單上的人的遭遇，被綁架、被殺、被虐待、坐電椅、挖眼球、斷手指、塞木箱⋯⋯等，用極刑拔除活躍的公民，如同拆解民主社會的必要元素，逼著帶領民眾發聲的人沉默或逃離。

在克里米亞地區擁有8年人權工作經驗的托瑪克解釋：

「大多數的人可能是沒什麼特別意見的，但活躍的公民會為了社會奮鬥，那些反貪腐的人、試著創造改變的人，是反對的主力。我相信你的國家（台灣）會懂這件事，⋯⋯用這個角度來看俄軍佔領的過程，以及抓人的目標，這就不只是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對抗而已，這是民主自由社會跟極權統治的對抗。」

大規模開戰至今，俄軍在全烏已設下至少22座具規模的關押設施，雷舍蒂洛娃取得的一份證詞來自最早被佔領的城市之一赫爾松（Kherson），一座足以關進600人的地方，每個夜晚，都聽得見尖叫、痛苦的吶喊與咒罵。

關押後的刑求有不同目的。首先是為了取得情報，雷舍蒂洛娃取得的證詞中，每一個被關押過的平民，都被虐待刑求，被要求給出各類俄軍需要的情報。第二是為了殺雞儆猴，讓烏克蘭人看見反對俄軍的下場。有時刑求只是為了好玩，「這是最糟的事，但常常發生，只是因為他們有辦法這樣對你，有辦法打你、強暴你、殺掉你，他們就只是想這麼做，走到街上開槍，或是對人道走廊、人道疏散的隊伍掃射、轟炸。」

在佔領地威嚇平民、瓦解當地社會、進一步控制人民的另一個武器，是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對俄羅斯來說，性暴力是創造恐懼，震懾民眾的手段之一，也是他們要徹底擊垮烏克蘭的手法。」庫琳娜說明，1993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認定系統性的強暴跟軍事性奴役屬「危害人類罪」。

烏克蘭總檢察長Iryna Venediktova受訪時也稱，他們在緊鄰基輔的區域爾平（Irpin）與228個目擊者訪談，也從屍體鑑識專家認定不少女性死前遭到強暴。

聯合國性暴力調查特使普蜜拉（Pramila Patten）認為，目前已知的只是冰山一角。正在調查的案例包括在基輔近郊的未成年男孩與女孩的強暴案；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3月發布的報告中，也證實在佔領區中的強暴案例。

人權律師與公民自由中心（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創辦人馬特維奇克（Oleksandra Matviichuk）在針對烏俄戰爭性暴力的研討會中分享她的觀察：「我們在被佔領區所記錄的狀況是，這些性暴力通常發生在受害者的孩子、家人、朋友面前⋯⋯我想強調的是，對單一個人的強暴，不只是一項對個人的罪刑，而是對整體烏克蘭社會的集體侵犯，造成受害者承受著羞辱，而他身邊的人則要背負著無法保護他的罪惡感；而對所有人而言，則是有一股深怕自己成為下一個被強暴者的恐懼⋯⋯這就為俄軍的佔領創造了機會，讓佔領跟控制可以更快、更容易。」

除了受害者的證詞跟證據，烏克蘭情報單位，也攔截到一段音訊，音訊中一位俄羅斯軍人承認，強暴了一個未成年少女和一名女性。另一段音訊，則是一對俄國夫妻的對話，太太在對話中准許從軍的先生強暴烏克蘭人。俄國獨立記者隨後辨認出兩人真實身分，一位是俄國公民，另一位是參與併吞克里米亞的軍人畢考夫斯基（Roman Bykovsky）。

妻：「所以，你去那邊強暴烏克蘭女人吧，不要告訴我就好，了解嗎？（笑）」 夫：「強暴她們然後不告訴妳？」 妻：「對，所以我就不知情。還能怎樣？（笑）」 夫：「好，妳真的可以不在意嗎？」 妻：「可以的。你安全就好。」

除了用各種違反戰爭罪的手段壓制、驅離與瓦解在地反抗意志，俄軍的戰法，也包括長期性的「改造」當地社會。

例如，除了強迫移動烏克蘭人口、鼓勵佔領區的民眾申辦俄羅斯護照，在克里米亞，俄羅斯則頒布長期政策，以住房補貼、高薪、社會補助等，鼓勵俄羅斯公民移入佔領區。托瑪克解釋：

「最終目的是改變人口的組成，讓支持民主的烏克蘭人離開，同時把對莫斯科忠誠的人運進來，這是殖民的經典手法。」

改造的另個手段是教育。在一些佔領區，烏克蘭學生、老師，已經接收到以俄文教學、使用俄國課綱的指令。在克里米亞，甚至針對兒童、青少年，建立青少年軍（Young Army），讓孩童接受軍事訓練，隨時準備為俄國而戰。

「現在烏克蘭國會正在討論，人們認為這就是一場大規模的屠殺跟種族滅絕，這樣的行為不斷的重複。」托瑪克舉例，在赫爾松，兩軍還在交火，俄軍已經進到圖書館裡焚書、洗腦烏克蘭教師。

來自各地的戰爭紀錄，拼起一本與過去8年俄國在烏東、克里米亞相似的極權者手冊。但大規模開戰的4個月來，俄軍的表現與過往最大的差異，是自己公然且公開犯罪的態度。

「公然犯下這些罪，是KGB策略的一部分，一邊不想要留下太難看的證據，希望在國際間、在國際法庭上，爭取一點時間跟空間。但另一方面，他要你知道就是俄羅斯幹的，他要每個人都對俄羅斯感到恐懼，看看他們在克里米亞做的事、看看他們在英國毒殺俄羅斯人的例子。他們要你知道就是俄羅斯，要你對俄羅斯感到懼怕，要用這股恐懼來影響每個人的決策，你別想提供武器給烏克蘭，要替普丁保留面子等等的。我覺得全世界都應該懂這件事情，這就是他們威脅這個世界的方法，」托馬克說。

但一樣的極權者侵略手法，在烏克蘭東部、克里米亞已發生了8年，為什麼世界仍不知曉？仍有部分世人或是代理人採信俄國的說法？

托瑪克觀察，對許多烏克蘭人來說，不認識俄羅斯極權統治的本質、不承認俄國的惡意行為，原因之一，是未從帝國統治下「解殖民」，仍期待自己成為帝國的一分子、享有帝國光輝，受到帝國權力的垂憐。

原因二，是俄國對內對外的宣傳機器，創造出另一個平行世界。過去8年，戰事發生在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除非你是人權運動者、記者、受害者，我不認為整個烏克蘭社會，對俄軍的整套手法有正確的、足夠的認知，他們甚至不知道真實發生了什麼事。」

原因三，烏克蘭東部在過去8年發生的事，上不了檯面。「在國際社會上，真相出不去。一方面是俄羅斯強大的宣傳攻勢，一方面，即使我們有證據，但因為政治現實，因為『不適當』，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不點名俄羅斯。如同現在，歐盟仍然沒有政治意願、沒有共識，要完全禁運俄羅斯的能源。」

全面開戰之後，公民組織帶著過去8年的經驗，試著掌握證據，讓罪行被看見，期待侵犯者被定罪的可能。

過去8年烏克蘭逐漸壯大的公民社會，此刻分工互助，訓練線上蒐證員，並與律師團體合作，希望將社交平台上流傳的影像核實、建檔，成為符合國際標準、足以成為法庭罪證的證據資料庫。

另外，公民團體也各自建立起國際網絡。5月、6月、7月，在世界經濟論壇（WEF）以及國際法庭所在的荷蘭海牙等地，都有以戰爭罪證據為主題的公開展覽和遊說。新一代的烏克蘭公民，即使家鄉被佔領，他們仍試著透過網路與國際網絡，把證據帶給世界。

庫琳娜和托瑪克都認為，「這是一個對國際秩序的全面性破壞，對國際法、對人權、對法治的攻擊，國際間的局勢會變成叢林法則，我們也為包括台灣的其他地方擔心。」托瑪克更如此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