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英裔歐洲人，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敗。這天的糟糕程度幾乎不亞於柏林圍牆倒塌那天令人喜悅的程度。我相信這將意味著英國的終結。」

2016年6月24日，英國脫歐公投投票日隔天，英國知名歷史學家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在《衛報》（The Guardian）專欄上以強烈的語氣，表達他對公投結果的意見。

賈頓艾許專研歐洲歷史，是《血色大地》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老師，與華勒沙（Lech Wałęsa）、哈維爾（Václav Havel）交往甚深，據傳還是前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背後的軍師，在英語世界是個無人不知的人物，其在2005年被《時代》雜誌（TIME）評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理由是：「大多數歷史著作終其一生都只能在書架上度過。而賈頓艾許所寫的歷史，有很大的可能是擺在世界決策者的辦公桌上。」

這個從冷戰時期就關注歐陸事務、總是置身歷史現場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祖國與歐洲的關係自是關切，自執筆評論以來，就不斷探究「海島」的身分認同問題。只是公投結果還是令他失望了──這無疑是讓自己的祖國從他摯愛的歐洲拔離。他在文章中寫道：自己心中的兩顆靈魂──英國人與歐洲人──現在或許會互相衝突，即使他和其他英國人將不再是所謂的「歐洲公民」，「但正如英國永遠是一個歐洲國家一樣，無論發生什麼，我永遠是一個歐洲人。」

但何謂歐洲人？又是什麼構成了歐洲？賈頓艾許在疫情期間，歐洲國界再次封閉之時，將他的歐洲情結與漫長的追索，書寫編織成《成為歐洲人：親身經歷的戰後歐洲史》（Homelands: A Personal History of Europe）。這本初版於2023年的書，既是賈頓艾許一部親歷並撰寫的歐洲史，也宛如一篇寫給歐洲的漫長情書。

《成為歐洲人：親身經歷的戰後歐洲史》，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著， 閻紀宇譯，衛城出版

《成為歐洲人》的原書名Homelands，既以複數名之，便意味著：歐洲是由許多民族、國家、語言共同編織的「家園群」。對歐洲人來說，這是自然不過卻又充滿矛盾的詞彙：不僅指涉個別國家的家園，也意喻一個跨越國界的歐洲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形成，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而這本書的起點，正也是這場戰爭：賈頓艾許從父親經歷的戰爭現場出發，再描述自己經驗的歷史現場──分裂的東西柏林、波蘭的工會運動，他如何與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談話，又怎麼與哈維爾往來，甚至親見普丁（Vladimir Putin）。他不僅與歐洲政治人物實際接觸，還與六八一代的學運分子深交，走訪歐洲各個角落與聽當地人說故事。「歐洲」在他筆下，散成複雜多樣的花火，卻也在矛盾衝突的觀點中交織。

當然，這和他的工作方法有關。「我的寫作取材於自己的日記、筆記、照片、記憶、閱讀、觀看與聆聽，綿亙過往半個世紀。」賈頓艾許在書中解釋，自己也引用其他人的回憶，因此，他所謂的「親身」並不等同於他個人的歷史而已，而是其他「歐洲人」的親身體驗，並以故事形式具現。

但無論自己的「親身」，或他人的「親身」，都是一種以「肉身在場」延伸為「歷史在場」的方式。因此，副書名A Personal History of Europe，乍看像是個人回憶錄，實則是一部70年的歐洲精神史。

像這般戰後歷史的現場描述，不免讓人想到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事實上，具有記者型學者特質的賈頓艾許確實常被人拿來和伊恩．布魯瑪一起比較，只是前者專注於歐洲，後者對亞洲更有感情。但亞洲似乎是個很清楚的地理認知，歐洲對居於其上的人卻不是如此──至少，二戰結束10年（1955）出生於英格蘭溫布頓的賈頓艾許，是在少年時期首次到了歐陸後，才慢慢形成對歐洲的認同。（賈頓艾許甚至在《成為歐洲人》中反駁了伊恩．布魯瑪所著的《零年》概念。）

透過賈頓艾許在書中的爬梳，我們可知，歐洲對「歐洲人」來說，其實是個「盍各言爾志」的概念。例如對某些德國人來說，希特勒（Adolf Hitler）治下的德國，就不算是安居於歐洲；波蘭人長期以來可能也對自己是否屬於歐洲，抱持著不確定感。而當賈頓艾許於1991年到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與當地政黨領袖談話時，對方還曾告訴他：期望瑞典回歸歐洲。因為瑞典一直抱著不結盟的立場，他自己則希望瑞典能回歸自身的歐洲根源，加入即將命名為「歐盟」的組織。

英國「成為」歐洲、加入歐洲共同體，也是在賈頓艾許17歲時才發生。當英國脫歐時，賈頓艾許已年過知天命之年，因此，開篇所引《衛報》的這篇專欄，不僅是賈頓艾許對於「英國脫歐」的既定事實發出喟嘆，也彰顯了這位歐洲研究者內心的真實認同：歐洲。

賈頓艾許並沒有被耳提面命說「生來就是歐洲人」的經驗，他那生長在英屬印度的母親只有在談起戰前於亞洲生活的經驗，才會自稱是歐洲人；而他那曾和盟軍並肩作戰的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是歐洲人──像他那樣的英國人講到歐洲最先想到法國，「對我父親而言，歐洲絕對屬於外國，歐洲聯盟則是某種狡詐技倆，意圖挫敗深受國歌薰陶的英國愛國者。」賈頓艾許認為2016年時他父親如果還活著，或許也會投票支持脫歐。

「為了使日常使用不至於誤會，我建議每當人提到歐洲時，都應該暫時打住，釐清到底是哪一種歐洲。但就算我們真這麼做，恐怕仍無法掌握大部分人最在意的歐洲：承載我們個人經驗的歐洲。」

因此，賈頓艾許不僅在《成為歐洲人》中，細緻釐清「歐洲」在個人心中概念的分歧，也反覆辯證了「共同體」的能與不能：如果能，它的形貌是如何；如果不能，那麼使它無法的背景又是什麼？

但或許還是有共同點──現在的歐洲，是由二次大戰所形塑，無論是北約、歐洲共同體（歐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更不用說是聯合國，都起源於二戰的餘波盪漾。「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至今仍生活在戰後世界。」賈頓艾許認為，大部分歐洲國家雖然在冷戰後拿到豐厚的戰爭紅利，降低國防預算，以為歐洲再無人挑起戰爭了，以為相互依存會鞏固和平局勢，但事實上卻非如此，所以才需要歷史作為預測的依據。這或許就是《成為歐洲人》這本書存在的理由。

如前所述，賈頓艾許是名記者型學者，他會如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收集大量文獻、資料做前期研究，接著，他會親臨現場，就像記者那般採訪、觀察。「記者，有時被認為是新聞生涯中層次最低的，但在我看來卻是最高的。我會驕傲地戴上這個勳章，」賈頓艾許曾在著作《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中如此說道。

「身臨其境──在那個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時間，攤開你的筆記本──是大多數歷史學家無法實現的夢想。」賈頓艾許在《事實即顛覆》中提到他在塞爾維亞獨裁者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倒台後幾個小時內，反覆詢問大量親眼目睹的群眾。而在烏克蘭橙色革命期間，他也親歷了這場革命發展的過程。

這些融合重大事件與現場的書寫，在《成為歐洲人》被穿針引線地組織起來，成為戰後歐洲的一部分，但並不會被匆匆帶過彷彿編年史中的一個環節而已。透過賈頓艾許的「在場」，每個事件都厚積卻不薄發地在書頁中有著充足的細節，宛如特寫。例如米洛塞維奇造成的屠殺過後，就有賈頓艾許的身影。

他訪問了波士尼亞塞族的劊子手之一，問他殺戮的情景，對方說每個死難者的反應都不一樣，而他雖然盡量不看對方的臉，卻永遠無法忘記一個15歲男孩──這個男孩上身打著赤膊，膚色在耀眼的陽光下顯得特別蒼白，「男孩睜大了眼，看著一排排的屍體，他跪下去，等著被這個劊子手從後腦勺一槍斃命。男孩喃喃自語：媽媽，媽媽。」

「歐洲在1945年之後曾下定決心，永不再犯，如今卻重蹈覆轍。歐洲部分地區再一次墜落人為打造的地獄：自相殘殺的戰爭、性侵、族群清洗、種族滅絕。」賈頓艾許在書中說道，他的南斯拉夫筆記本有14冊保存下來，其中一本寫道：「我剛從1945年回來。」

此時歐洲大陸絕大多數人都在過自己的日子，儘管悲劇發生在他們眼前。因此，當賈頓艾許到達塞拉耶佛時，只感覺到當地人因歐洲國家的置之不理而生的憤怒，「塞拉耶佛人提到歐洲時，總是尖酸鄙夷，彷彿那是個髒字。」他說，他們的「戰前」不同於歐陸認定的二戰之前，而「零年」則還沒出現。

賈頓艾許的這番紀錄，恰好顯示事件親歷者雖然都身處歐洲，但並不享有共同的詞彙與認知，甚至經驗可能相左或悖離。閱讀《成為歐洲人》過程中，給我最深切的感受與提醒，正是打破對於歐洲同質性的錯誤認知。

類似這樣的歧異性與思辨，在本書中無所不在。當出版社以「想像的共同體」來詮釋此書時，我反倒認為心懷「歐洲共同體」的賈頓艾許，其實透過爬梳歷史、詳細闡述「共同體之困難」，甚至承認共同體不存在。

如果不談高層次的想望，就只把這本書當成歐洲近代史來看，也是充滿啟發性與文學性的。賈頓艾許在線性的歷史敘事上，透過諸多細節的編織而建構引人入勝的現場感，並注入相當程度的個人觀點與文哲思辨。

例如當他提到冷戰時期歐洲的分裂時，便回想自己的態度：「20歲的我並沒有把這種分裂視為常態，為什麼？是什麼因素讓我對『東方』深深著迷？是因為冷戰態勢升高嗎？（下略）」

「父親和祖父都有自己的戰爭經驗，我是否因此認定眼前局勢正是我的戰爭？當然，這場戰爭不會讓你非死即傷，因此更加引人入勝。在這些年輕氣盛的動機之中有一股強烈渴望，要讓境遇不如我幸運的人們得到更多我享有的自由。如今回顧，我發覺自己當年對英國有一種過於樂觀的理想化認知，恐怕唯有一個出身優渥、長期在國外生活經驗的白種英國人才會照單全收。時至今日，我以更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國。」

賈頓艾許在書中不時反覆觀照自己的身分位置，以及由此而生的觀點：「人類的行為動機永遠不單純。對於自身成長的時代與地方，我們會不自覺地反映它們的精神。唯有多年之後，才會察覺自身行為的某些潛藏因素。追根究柢，真正重要的還是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賈頓艾許在年輕的時候，對「鐵幕」下的歐洲有所好奇，時常穿過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往返東西柏林，也因此遭到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因縮寫為STASI而被人稱為「史塔西」）監控。1997年，即《史塔西檔案法》通過踏進第七年之際，賈頓艾許以自己的監控檔案，佐以私人日記，找出並尋訪當初監控他的人，出版了《檔案：一部個人史》（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一書。在這本書中，他除了釐清監控體系的運作與真相，也嘗試重建自己的歷史經驗，並回頭探問那個時代。

我是因為《檔案：一部個人史》成為賈頓艾許的忠實讀者，這本書與《成為歐洲人》一樣，都以「個人史」來勾勒出時代的背景，甚至成為歷史見證。例如，賈頓艾許的檔案自1980年秋天起，內容就都是波蘭──因為，他是第一批報導1980年8月波蘭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罷工的西方記者之一，此次罷工促成了《格但斯克協議》，「團結工聯」因此成立。而他和史塔西都對團結工聯感到著迷。

「波蘭本身就是記者口中驚心動魄的故事，要追隨這樣的故事，就像被綁在狂奔中賽馬的鞍部帶上：非常刺激，卻無法處於觀賽的最佳角度。但我也試圖透過正面看台，甚至空中鳥瞰來取得最好的角度，並試圖了解這個故事已經成了歷史──當代歷史──的一部分。」賈頓艾許在《成為歐洲人》當中如此說道，而他自己就是這個歷史的見證者：「波蘭40多年來第一場半自由的選舉，在1989年6月4日登場；同一天，北京爆發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團結工聯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將共產黨政權的正當性剝奪到一絲不剩。那天我人在華沙一處投開票所⋯⋯」

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雖跟著賈頓艾許的視角與步履，進入了歷史現場，但更多時候，是神遊到屬於自己的亞洲時空，想著：相較於戰後歐洲再次分裂為二，在冷戰結束後又努力整合為一體，亞洲卻是在戰前由日本權威式地嘗試打造「大東亞共榮圈」，喊出：「讓亞洲成為亞洲人的亞洲」。而這去殖民化的口號，也成為戰後亞洲各國紛紛獨立而形成多國族樣態的背景。

身為同樣背負戰爭記憶、威權統治與殖民創傷的亞洲人──或是台灣人──清楚意識到儘管亞洲有經濟合作與結盟，但因長期陷於大國對抗的張力中，而沒有類歐洲共同體或歐盟的結晶形成。

因此，賈頓艾許在《成為歐洲人》中寫的是歐洲，在我這台灣讀者讀來卻是一面鏡子：我們看到歐洲如何在二戰廢墟中找到共同體，如何在冷戰分裂後重新整合，如何在俄烏戰爭中捍衛價值。相較之下，亞洲的歷史是一體化幻影的失敗、冷戰前線的延續，以及生存競爭的焦慮。

不過，這並不表示歐洲就是一片美好。賈頓艾許透過俄烏戰爭、氣候變遷乃至各種危機，提醒我們未來的不確定性──他甚至提到台海危機──而這都需要有歷史為依據的睿智預測，來為可能降臨的挑戰做好準備。

「記憶是關於過往，也是放眼未來。」賈頓艾許在全書以二戰法國諾曼第戰場為起點，也以諾曼第法國小鎮的現在作結：鎮民投給支持英國脫歐、法國脫離歐元區的尚─馬里．雷朋（Jean-Marie Le Pen），而賈頓艾許在此與他們爭論不下。即使他希望透過「為歐洲舉杯」來與對方達成共識，對方卻堅持不肯。直到最後，才勉勉強強舉杯「敬歐洲」。賈頓艾許透過這個結尾，諭示了意見愈發極端對立的當代，即使如此，仍有互相接受與調和的可能存在。

敬未來。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