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劉又銘/再見了,聯合王國:脫歐的代價英國人準備好了嗎?

編按: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於2017年3月29日簽署脫歐協議書,由英國駐歐盟大使巴羅(Tim Barrow)遞交給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正式啟動脫歐程序,與歐盟展開為期2年的談判。

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 the waves. Britons never never never shall (will) be slaves. (James Thomson) 統治四海吧,不列顛人。我們不列顛人永不做奴隸。
This Thursday could be our country’s Independence Day. (Boris Johnson) 這個星期四就是我們英國的獨立紀念日。

公投結束,脫歐已成定局。這次,保守成性的冷靜英國人,用手中的選票而非槍砲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

奪回主權重返榮耀的英國人,或許得到了他們想要的,針對歐洲移民、難民、恐怖主義與邊境控管上的政策緊縮。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英國即將面對各種危機以及瀕臨解體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英國人能夠度過接下來層層的驚濤駭浪嗎?

要了解英國人的抉擇,必須先理解脫歐公投成功過半的前因後果,以及英國和歐洲相異的「歐洲」經驗,才能夠幫助我們釐清英國人即將面對的艱困未來。

脫歐公投成功的歷史因素

自1975年第一次公投正式確定加入歐洲共同體市場開始,英國就對於歐盟持續加速統合的進程抱持著高度的懷疑。尤其在1990年代歐盟成立後,來自歐洲各國的政治菁英群聚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透過歐洲議會的各種立法與歐盟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的決策,一步步蠶食英國右派選民高度自治的主權想像與民主價值。這些自覺受到歐洲寡頭侵犯主權與民主的保守黨支持者,他們與保守黨內留歐派的衝突逐漸激化,其中一批人甚至退出保守黨,自組成立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英國獨立黨更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成為英國在歐洲議會的最大黨,英國群眾的脫歐意向自此浮上檯面,在英國國內影響力逐漸增長,成為不可忽視的右翼本土勢力。

不只右翼本土派與保守黨建制派分裂,工黨內部也分裂成左翼本土勢力與泛歐派。

1980年代的英國經歷了保守黨柴契爾政府的長期執政,這段期間,強調小政府與自由市場經濟的柴契爾主義大行其道,保守黨政府對英格蘭北方各大工業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罕與曼徹斯特等地的工會與左翼在地社群進行了大規模有計劃的鎮壓與收編。

到了1990年代,工黨布萊爾政府的中間偏左路線強調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但在某種程度上,布萊爾路線其實是讓工黨逐漸從「大政府」的理念往保守黨「小政府」的價值趨近,進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加深了整個英國左派支持群眾對於工黨左支右絀的失望。面對這樣的危機,主流工黨人士將眼光投向了歐盟。他們認為,歐盟近年來通過多項強調分配、人權與環境的法規,相較於英國的保守黨,這種價值觀更符合工黨社會民主左派的初衷,因此將立場從早期普遍的本土左翼轉向了泛歐認同。反之,堅持本土左翼的非主流工黨人士則與主流工黨的泛歐認同產生越來越大的嫌隙,最後只能在本土價值上與保守黨的脫歐派與英國獨立黨合流共組脫歐陣營。

除了英格蘭兩大黨的內部分裂以外,民族主義浪潮與分離主義的崛起,更是造成英格蘭脫歐運動蓬勃發展的關鍵因素。

倫敦當局自二戰結束後即面對來自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威爾斯逐步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這樣的挑戰,在1980年代柴契爾路線對左翼社群與工會的鎮壓下,更讓這些立場普遍偏左的聯合王國各區域興起了分離主義浪潮。1990年代的工黨政府為了安撫這些地方的分離主義,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以公投的方式確定了蘇格蘭與威爾斯都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議會,甚至對於一度因北愛爾蘭共和軍與倫敦當局的對立、而停止運作的北愛爾蘭議會,都加大授權。然而,相較於聯合王國各地擴大分權,英格蘭卻只有原本的英國國會作為發聲的管道,這也導致英格蘭人無法決定其他三處地方事務;反之,其他三地卻能輕易干預英格蘭事務。

在如此的內外交迫下,英格蘭地區無論是左翼或右翼勢力,都對國家主權與民主制度所保證的自治有了極大的幻滅感。這也是為何相較於聯合王國的其他地區,英國獨立黨幾乎是以英格蘭為大本營。因為英格蘭本土無論左右翼,都對民主自治權力的高度下滑,有同時來自歐盟的實質剝奪感與聯合王國其他地區的相對剝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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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結束,脫歐已成定局。這次,保守成性的冷靜英國人,用手中的選票而非槍砲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攝影/LEON NEAL/AFP)

G8裡最不熱愛歐洲的國家

內憂外患之外,英國與歐陸國家對於「單一歐洲」的存在,有著非常不同的歷史經驗,而這樣不同的歷史經驗,也導致英國與歐陸國對於「歐盟」有著非常不同的想像。

以法國為例,自羅馬時代後,不論在地緣與歷史上,法國一直都是整個歐洲的核心。自1950年代歐洲統合運動肇始之初,法國就一直是主要推動者,早期主導《布魯塞爾條約》並成立歐洲共同體的領導者,就是法國的重要官員莫內(Jean Monnet)與舒曼(Robert Schuman),從這點可以看出法國舉國投身歐盟統合的高度熱情。

另外,德國與義大利作為19世紀民族主義的後發國家,一直以來主導國家未來方向的都是如俾斯麥與加富爾等政客,或像費希特、馬志尼一類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在這兩個19世紀才誕生的民族國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段清晰的歷史軌跡,他們都是靠著上層菁英的努力,先創造了德國與義大利這兩個民族國家,才在兩國政府「官方民族主義」的主導下,創造了德國人與義大利人的身分認同。所以,就德、義兩國人民的歷史經驗來說,如今的歐盟統合是相對容易理解並可接受的。因為,上層菁英創造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再以政府力量推動歐洲人認同,這樣的作法與德義兩國誕生的歷史並無異處。

反觀英國,自800年前《大憲章》(Magna Carta)問世以來,英國知識菁英與平民都接受一套由財產權的保障演化而生的政治權利基礎。也就是說,英國的國家認同是一套由下而上的個人小財產而形成的國家大財產,這與德義兩地由上而下、由官僚與知識菁英所主導的國家統一進程,是完全相反的歷史演化。更何況,英國也沒有如同法國般因為地緣與歷史因素而抱有的歐盟使命感,這些歷史經驗的差異,導致英國與德義法等歐洲其他G8(八大工業國組織)國家,對歐盟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歐盟統合進程的核心動力,其實是來自於各式各樣的恐懼。歐陸各國對二戰與冷戰的恐懼、弱國對強國外交干預的恐懼、東歐前蘇聯國家對共產主義與俄羅斯的恐懼、巴爾幹半島國家對內戰的恐懼、西葡對獨裁政府的恐懼;歐盟作為一個「恐懼的共同體」,為歐陸國家提供了一個免於恐懼的可能性。

但對於一海之隔的英國而言,英國擁有完全不同於歐陸國家的歷史經驗與恐懼。英國自1783年與美國簽訂《巴黎條約》後,雖然久經戰陣,但幾乎完全沒有敗績。甚至可以說自1066年諾曼征服以後,英國就不曾有被征服的經驗。

換個角度看,近代英國作為世界第一海上帝國長達兩百年的時間,一直是週邊弱小國家恐懼的來源。聯合王國本身的歷史,就是一段英格蘭征服四境,統轄威爾斯、蘇格蘭與愛爾蘭的歷史。歐盟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制衡了英格蘭強權對週邊國家的影響力,也降低了週邊國家對英格蘭威脅的恐懼。

脫歐派:希特勒還比不上梅克爾

而孤懸於歐洲大陸之外的英國,最深刻的恐懼就是歐洲大陸上出現一個「單一強權國家」。根據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研究,他認為,大英帝國作為近代唯一長期的全球帝國,其面對歐洲最重要的外交指導原則,就是避免歐陸出現單一霸權國家(hegemony),與英國競爭全球利益。而最佳的方案就是讓歐陸同時擁有多個強權國(the great power),維持相互牽制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關係。因此,當這個權力政治體系因為某個強權國過於強大時,英國就會與弱勢的一方結盟,讓歐洲國際體系重回權力平衡。

脫歐派經常強調,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歐洲超國家帝國(the European supernational empire)的誕生,就是歐洲人民、甚至英國人民被奴役的開始。因此,唯有讓歐洲保持一個國際體系而非讓歐洲變成一個國家,才是免於悲劇的方法。

脫歐派的歷史學家更將獨立於歐洲之外的英國,視為歐洲的救星,是對抗哈布斯堡王室、法國拿破崙、德皇威廉二世與納粹德國的「歐洲解放者」。他們甚至將留歐派的卡麥隆,視為二戰前夕主張綏靖政策(appeasement)、與希特勒妥協的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在世。更有脫歐派諷刺的說:「希特勒還比不上梅克爾,因為希特勒必須用坦克才能統一歐洲,梅克爾卻只需要幾只公文。」

由這些論述都可以看出脫歐派、乃至整個英國對單一歐洲、歐盟,或甚至一個「歐洲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高度恐懼,而整個英格蘭蓬勃的脫歐運動,也正源於這樣的恐懼。然而脫歐後,這樣的恐懼就能減緩嗎?

全球政治勢力重新洗牌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席姆斯(Brendan Simms)就提醒,不要將歐盟體制下的國際合作與和平主義視為一個既定的框架,並且單以移民、難民與經濟等議題思考歐洲,而是要重新思考國與國間權力版圖的起落。

若是重新回歸古典的權力政治與現實主義思維來思考英國(尤其是英格蘭人)對脫歐的執著時,我們或許會發現,改變現狀、脫歐成功的英國,無論未來面對的是一個「衰弱而崩解的歐洲」或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歐洲」,往前的道路都會是相當艱困的。

原本經歷歐債危機、難民問題、恐怖主義、右翼民族主義與民主赤字已經千瘡百孔的歐盟,或許會因為英國的脫歐讓歐盟內部產生連鎖反應,最終導致歐盟的解體。但是成功脫歐、同時讓歐盟解體的英國,自己或許也得付出兩個代價:第一、聯合王國的解體;第二、全球權力政治體系重新洗牌。

第一,聯合王國解體:英國作為一個聯合王國,脫歐後也有可能賠上解體的代價。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作為蘇格蘭地區壓倒性的多數黨,在此次脫歐公投的競選中曾明確表態,若是英國確定脫歐,蘇格蘭會馬上開啟第二次蘇獨公投的準備,並在蘇格蘭獨立後加入歐盟。而這樣的動作,勢必會引發聯合王國內部,包含威爾斯、北愛爾蘭等英格蘭以外區域爭相仿效形成骨牌效應。這些非英格蘭地區長期受惠於歐盟的農業政策補助,他們雖然不是歐盟的正式成員,但也以歐盟為平台發聲,藉此抗衡倫敦中央政府。如今,英國脫離歐盟已經違背了這些地區的利益,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運動在聯合王國境內必然更為蓬勃發展。

第二,全球權力政治體系重新洗牌:一旦英國退出歐盟,英軍也有可能隨著這股孤立風潮退出北約(NATO)。而英軍作為北約當中歐洲最重要軍事力量的現狀,也將被打破。一旦事態如此發展,歐盟整體的軍事力量將遭到削弱,俄國也將順勢提升其對東歐與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地緣政治壓力。而一個無法介入歐洲事務、影響歐盟軍事外交政策的英國,對於美國的可利用性也會下降,美國國內的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勢力有可能將英國脫歐陣營這種反建制勢力的成功,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挫敗,進而加深美國孤立主義的氛圍。這一切都將使得現有的國際政治板塊發生劇烈的改變,國際形勢的未來也將更顯詭譎。

另一方面,英國脫歐後,歐盟也有可能在德國單方面強勢主導的情況下,結合布魯塞爾的歐洲權力菁英,並且排除討人厭的搗蛋鬼英國。以上這些有利因素,反而會讓統合加速,使得一個排除英國而存在的歐洲合眾國(或歐洲帝國)更快成形。

根據英國艾賽特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學者布拉頓(DAVID BLAGDEN)的說法,最終,英國將成為加拿大,歐洲將成為美國。雖然雙邊的經濟互賴會持續加深,但英國脫歐想要達成更多主權與獨立的初衷,可能會如同加拿大面對強勢美國的委曲求全般,無疑是緣木求魚,而這正是兩百年來英國最恐懼的狀況。

或許正是因為脫歐後的未來如此艱困,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奧立佛(John Oliver)才會在他幽默辛辣針砭時事的節目《上週今夜》(Last Week Tonight)中這麼說:「如果英國留在歐盟,就可以既把歐盟吃乾抹淨又盡情當一個挑剔的渾球,這不就是我們英國的生存之道嗎?」(Especially because if he stays, it can reap all the benefits and still being a total dick about everything. And that is the British way.)如今看來,不是奧立佛錯了,而是英國人即將踏上一條全新而未知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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