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仕翰小時候在高雄常被父親帶去戲院看電影，那段父子相處最美好的記憶，不僅在他心中對電影和戲院刻下了深刻的情感與感官記憶，更種下了日後朝向電影發展的種子。在他邁入青春期後，因成績與志趣不如父親期待，父子衝突不斷，讓他逃離高雄北上攻讀電影研究所。然而來不及好好彼此溝通理解的父子感情，終究在父親癌症過世後徒留遺憾。

曹仕翰如今自己也成為人父，這個兒子是在哪一個時刻，才終於理解了當年的父親？

在《南方時光》於11月14日上映的前一個月，大量由不得自己決定的繁雜事務與工作壓力，讓曹仕翰煩躁不已，有天他在高雄家中，坐在家裡已用了數十年的餐桌木椅上，忽然間彷彿自己的意識脫離了自己，在旁看著自己的狀態，看著一名40多歲的男子坐在餐桌前不發一語。他發現自己似曾看過這樣的景象，於是想到當年有一陣子父親也常以同樣的姿勢，沉默地坐在那張餐桌前。就在那一刻，他似乎理解了當年父親無法說出口的那些巨大壓力，而那一年，正是《南方時光》片中背景的1996年。

他記得1996年時，許多人因台海危機而感到恐慌，有人開始賣房子試圖移民，更有人像片中情節一樣捲款潛逃，他的建築師父親也因跟朋友投資做土地開發而被套牢。那年曹仕翰仍是個懵懂的15歲少年，但已可感受到父母面對時局的焦慮不安。「反而是現在回望才了解，為什麼那時候常常回到家就覺得愁雲慘霧，因為父母已經因時勢變動而影響到他們的事業和生存，然後又有個這麼不成材又貪玩的兒子，一直在學校搗亂不聽話。我就深刻感受到其實每一個人的生命狀態，都是被當下的環境和社會周遭的人事物所影響的。我想要用電影去回望和梳理我當時不理解和不確定的那些事情。因為我覺得必須把過去理清楚之後，才知道未來我們應該怎麼去走，」曹仕翰說。

曹仕翰回憶中的1996年，同時也是台灣劇烈變幻的時刻：

「因為那一年整個社會都在討論我們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或者我們跟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樣的關係？大家都在釐清這些問題，每個人有各自的想像，我覺得那種對於未來的期待、恐懼跟不安，很像一個青少年成長跟轉變的過程，我就想要寫一個透過青少年的視角去看1996年高雄的故事。」

那個年代台灣從政治、社會、性別到教育等方面，都仍未擺脫威權籠罩的陰影，整個社會仍在探索解嚴多年後的自由空間，這些新舊交替的衝突與陣痛，也曾是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持續關注的重要主題。因此許多觀眾在看過《南方時光》後，從父子關係、社會時局的題材，到長鏡頭的影像形式，都感受到久違的台灣新電影的氣息。

台灣新電影在40多年前興起時，曹仕翰才剛出生。在台灣新電影正值高峰時，主要人物侯孝賢、楊德昌都40多歲，正是曹仕翰如今的年紀。當年台灣新電影大量由本土歷史、文學和庶民生活中取材，掙脫黨國體制的箝制，以寫實與現代主義風格尋找新的電影語言，不僅讓台灣電影揚名國際，至今更仍是許多國際人士藉以認識台灣的窗口。

然而曹仕翰如今踏上電影之路，卻並不只是因為仰慕前輩風采，他有意識地想要拍電影，是因為大學時看了侯孝賢導演的《童年往事》。他決定在首部劇情長片寫一個跟高雄有關的故事，更是因為侯導在金馬電影學院告訴他：「你應該回高雄拍你最有感覺的故事。」

曹仕翰記得大學時看《童年往事》時，片中主角阿孝百無聊賴地看著窗外唱歌，那樣無聊又迷惘的青少年時期，讓他覺得似乎自己青少年時也曾走過的憤怒不滿和失落困惑等情緒，在一部數十年前的電影裡被理解了。向來習慣離群觀看人群的他，更在侯導的長鏡頭裡發現了自己最舒服的觀看世界的位置。

他就讀樹德大學進修部時，侯導曾到高雄市電影館演講，他特地蹺課去聽，還記得侯導分享自己原本是做卡西歐電子計算機的業務，藉此維持生活並去念電影。曹仕翰於是不顧父親反對，買了人生第一張自由座高鐵票毅然北上，踏上了追求電影夢的單程旅程。

侯孝賢喚起了曹仕翰對電影的夢想，然而真正讓他從電影裡思考並探索自己看世界的觀點的，則是楊德昌。他小時候父親會租《阮玲玉》、《悲情城市》等電影錄影帶回家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這樣在錄影帶上看的，但當時完全不知道楊德昌是誰。他在大學時看過《一一》後，被片中所呈現的中產階級的困惑和家庭和樂的假象所觸動，才開始回頭去看楊德昌過去作品，然後發現他最喜歡的楊德昌作品其實不是《一一》，而是《青梅竹馬》。

「很奇怪的是，《青梅竹馬》英文片名叫做Taipei Story，可是我是一個高雄人，沒有在台北生活過，但為什麼我會這麼被打動？因為他講的是一個東西方交匯和新舊文化的轉變，其實這種掙扎的感覺我從我父親身上完全感受得到。」他父親雖然是個非常傳統的父親，但又是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出國考察並接觸新文化的建築師。「我可以感受到，我父親想要擺脫傳統華人父親對小孩的控制，可是他一樣也在這個父權結構裡，還沒找到方法去轉換。我後來長大才有辦法去理解我父親是愛我的，但他的表達方式是讓我覺得不舒服的，這讓我們雖互相關心卻沒有辦法走近彼此。」

楊德昌作品中持續探索的重要主題，就是他的作品《獨立時代》的英文片名「A Confucian Confusion」（儒者的困惑）。從《青梅竹馬》到《一一》，他片中的台灣人總在東西新舊交會中舉步維艱混亂失序尋找自我。在曹仕翰的《南方時光》中，不同世代的台灣人依然在轉型變動的過程中浮沉。他說：

在2025年的今日，曹仕翰拍出一部以1996年為背景的《南方時光》，他又希望如何以這部作品去回應當下這個社會？如果片中少年的成長對照了台灣的摸索前行，當片中少年終於長大，台灣人也成長了嗎？

曹仕翰說，他日前去西班牙聖瑟巴斯汀影展時，有中國海外媒體記者來採訪他，他談到如果一個社會大家不再相信自由，不敢表達自己，做什麼事情都要有各種顧慮，害怕今天講錯一句話就會被消失，不再相信我們過去追求的那一切，那麼這個人類世界是倒退的。

「我就問那個記者說，如果沒有自由，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話，你覺得會快樂嗎？他微笑眨眼以示認同，但是他不能表達，因為他在錄音。」

然而，曹仕翰所談到的對於自由表達自我的追求，卻在《南方時光》宣傳過程中被迫面對了尷尬的諷刺。作為一部明確擁抱台灣價值的電影，片中飾演父親的男主角吳慷仁，卻在2023年勇奪金馬影帝後，在2024年9月簽入中國經紀公司，引爆台灣輿論抨擊，因此在《南方時光》宣傳過程中全程缺席，部分網友更表示因男主角人選而對是否觀賞電影感到遲疑觀望。

曹仕翰在《報導者》專訪中首度回應關於吳慷仁的爭議，他表示吳慷仁在赴中發展的新聞爆出前有先打電話給他，告知他接下來可能會聽到一些事情，但吳慷仁說那不是他自己個人可以決定的。曹仕翰說，他當時雖然大概猜想到可能會是什麼事，「但我覺得他一開始並沒有想要背棄台灣的觀眾和市場，也不知道後來事態會演變成這樣。」

今年（2025）10月《南方時光》在高雄電影節做閉幕片放映，曹仕翰原本也希望吳慷仁能以男主角身分出席，因為片中明顯可以看到台灣想要追求民主自由的訊息，或許對於吳慷仁不被台灣觀眾諒解的現況可以帶來些許緩和。吳慷仁也曾表示，會努力向目前拍攝的劇組爭取前來出席，可惜後來仍無法成行。

曹仕翰表示，當全球都覬覦中國市場想賺中國的錢，其他國家頂多只需要說些中國好聽的話，並不需要特別表態，只有台灣人不僅需要表態還得被迫輸誠，台灣人至今仍被迫背負自從1949那個大時代時就已種下的分裂。在國際上即使只是電影活動也可能被政治牽連，他曾在國外參加電影論壇時，一位台灣製作人談到台灣市場，卻被中國代表當場駁斥「台灣市場也是我們中國的市場」；在海外，若台灣影人不熟當地語言而須仰賴翻譯，也可能被親中翻譯在語意用詞上「吃豆腐」。

對於《南方時光》上映時的台灣現狀，曹仕翰說：「民主本身對我來講它不是完美的，它有bug（程式漏洞）。然後現在因為有心人士他發現了民主的bug，利用民主的bug去分裂了台灣這個社會，甚至讓我們過去相信的或是本應該堅守的價值分崩離析。」

他表示他可以理解由於台灣的民主體制在近年許多巨大變動後已更加脆弱，因此民眾敏感的神經更容易被觸動，會將憤怒投射在引爆他們情緒的對象身上。吳慷仁的選擇或許觀感不佳，但並未觸犯相關規定；台灣畢竟是個民主自由的地方，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當然包括吳慷仁個人事業的選擇，以及視聽大眾是否願意繼續接受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