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是講起承轉合，有時候只要能捕捉到一些moment（瞬間）就很可貴了。」自美返台參與金馬57盛會的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在旅館接受《報導者》電訪，談及侯孝賢電影最可貴的是「純真」。

「厲害的導演能把心裡的感受具體做出來，還能帶給人新的體會，這才是藝術，那種很有味道的感覺，傳遞出來的訊息很豐富，會一直往人的心裡面去，」李安說，「侯導就是有這種獨具慧眼、毫不做作。」

「第一次看到他的電影是《戀戀風塵》，我在紐約大學時一場新聞局舉行的放映會上看到，衝擊很大，那是和我們現實生活很接近的東西，我當學生時就一直在想，為什麼電影拍出來的和現實生活差距那麼大？」李安認為，從侯孝賢、楊德昌開始，台灣才開始擺脫模仿西片、港片，有了真正的「台灣電影」，拍出台灣真實的、本土的生活樣貌，「電影本來就該要有這樣的東西。」

如果硬要挑一部最喜歡的侯孝賢作品，李安選《南國再見，南國》，打動他的，就是電影裡那些無可名狀的moment：

扁頭（林強飾）騎速克達載著女友小麻花（伊能靜飾），小高（高捷飾）駕高檔重機跟隨在後，長達3分鐘的鏡頭，沿著山路蜿蜒，一會兒攀升一會兒落下。3個漂浪青年，在賭博、黑幫的險惡叢林浪流連，彷彿在山間獲得自由喘息的片刻。

「這片非常自然、直觀，特別是騎車這一幕很有感覺，對我而言，這是侯導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也不是一顆鏡頭，看他的電影最重要的是將心比心、心心相印，這樣就足夠了，」李安說。

李安提到，侯孝賢的電影扎扎實實地從土地長出來，「他最擅長對台灣南部小人物的生活、真實情感捕捉，從自身內心出發。他身邊也有很多很有學問的人，有團隊的力量，但最迷人的地方，還是屬於他最貼近自我、最熟悉的部分。」一些侯式風格，其實是在台灣獨有的時代環境下孕育而生，別人很難複製，「像是長鏡頭，他自己曾說：『幹，啊就剪不出來呀！』當時台灣剪輯技術還不到位，只好放在那裡一直拍。如果說我們現在技術做得到，還故意那樣拍，那就做作了。」

在李安眼中，侯孝賢帶來最重要的影響，不僅在電影藝術形式上，更是心靈上的解放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侯孝賢已經不只是一個創作者了，他的身分認同（identity）、藝術形態、內在情感表達，讓他不僅是一個台灣導演，更是世界的文化資產。」

「他其實完全不帶意識、甚至使命感，去拍出不一樣的東西，但對後來的影響是十分懇切，」李安說，「我自己的電影是在美國養成的，雖然拍通俗片、也走到影展、藝術院線，如果我只是一個『美國導演』，我可能做不到這樣，這也和受到侯導電影有根本性的覺悟有關。」

1996《南國再見，南國》

Goodbye, South, Goodbye

30多歲的流氓小高，屬於新社會的舊人物，顧家、講情義、有理想，掙扎在身邊混亂的人際關係中間，奔波於幫派、老家、跟班瑣事裡。

小高幹的是幫會的賭場清理，自己想開一間餐廳，與政府徵收土地稅的官員談判，在影像背後，人們看到KTV裡議員、警官與黑道協議，或是窮鄉僻壤官商的勾結。

小高的女友是酒店經理，她不喜歡小高身旁那群人，認為他們會拖累小高。小跟班有的則屬於躁動的一代，新新人類一族，整日無所事事。小高這個老是為別人所牽絆的男子，事業無成，婚姻無望，最後他車翻人亡在莫名的稻田裡，帶著宿命的色彩。

從紀錄片《陸軍小型康樂》開始，人稱「廖桑」的廖慶松與侯導合作了40年，從剪接到監製，他更從侯孝賢手中，接下金馬55的特別貢獻獎。

廖桑笑說，「侯導是牡羊座AB型，最難對付的那種。AB型轉來轉去，永遠不知道他性格，晴時多雲偶陣雨；牡羊做事不經思考直接衝，他個性很衝、很快。」

雙魚座的廖桑，上升、月亮則有兩隻牡羊，他對侯導說，「我靠兩隻牡羊才罩得住你，不然我雙魚給你吃了還被嫌有土味。」那年他做《海上花》的監製，被侯導罵了，溫和的廖桑也抗議：「導演你不能再這樣對我說話，不然我就辭職！」侯導從此不罵人。「我們兩個彼此了解，有一種互補和相通，後來他找我當監製，應該就是因為他信任我吧。」

兩人一起工作的前15年無話不談，「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大概有5個小時在聊天。」廖桑想起當時在雨農橋邊、大約30坪的剪接室裡，整間都是磨石子地，有個通鋪可以坐著聊天，「我在那裡不知道剪了幾年，《恐怖份子》也在那剪的，每天9點多到先拖地，石子地每天都是反光的，拖完地後就和侯導開始聊天，聊天的時間比工作還多。」就這樣，聊了15年。

廖桑一路剪到《風櫃來的人》，跟著侯導一起改變。「那時我看了一些法國電影，問侯導要不要看？他從來沒跟我說，他到底有看沒看，只是他開始會提到法國新浪潮。」

不知道有沒有受法國電影影響，但拍《風櫃來的人》時候，明顯變得更不一樣了。「從《風櫃來的人》來看，第一我們要轉型，第二我們對傳統電影語言有一種反動。」在廖桑眼中，《風櫃來的人》自然就朝那樣的方式剪。

侯導曾公開說，如果要選一部對他最重要的電影，會選《風櫃來的人》。原本是遇到瓶頸，看了朱天文拿給他的《沈從文自傳》，一下領受了「俯視」的眼光、「天的角度」，自此打通視野，《風》片最著名的長鏡頭—土地廟前坐著的四個年輕人，完全沒有任何正面和短切的鏡頭，因而孕生。

「侯導那時對幾個人遠景背影這樣拍，也不補近景，多拍一個鏡頭也不要。」廖桑花了30多天按照板號把膠卷接好，剪接時每一格侯導都在旁邊，「法國人都可以這樣，為什麼我不行？我還是透過人物進入這個電影，但我被刺激到了。」

《風櫃來的人》以年輕、主觀躁動的眼光、人物的樣態來敘事，「這個倒是很帥，情感也有連結。就像鈕承澤飾演的主角阿清，在戲院裡看《洛可兄弟》，想起爸爸的時候，畫面直接跳進回憶。」

「在那之後，路就不一樣了，」廖桑說。

1983風櫃來的人

The Boys From Fengkuei

一群無所事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等待入伍的日子裡，從澎湖風櫃去到了高雄。失去了老家的翼護，原本的苦悶變成騷動，但面對生活的磨難、人際的變遷，他們也從經驗傷痛，學習成長，青春謝幕。

73歲，仍是一頂棒球帽、一雙白布鞋，搭捷運行走台北城。「侯導曾和當年《海上花》的副導蕭雅全交代，當導演不要做的幾件事中，『不要開車』是第一件，『開車來來去去，你什麼都看不到的』，侯導至今都堅持坐大眾運輸，感受時代的通氣，和所有人保持一樣的節奏。每天的捷運時光，都是田野時間。」

1983年短篇小說《小畢的故事》被陳坤厚、侯孝賢改編後，作家朱天文與侯孝賢展開長達38年的合作，做為最緊密的合作伙伴，朱天文感受的侯導底氣源頭，「是直面現實、直面人，在現實生活裡取材，眼光往下探看土地上、看人的身上，用寫實的語言敘事，」不賣弄「東方風情」、不彰顯「貧窮風貌」，讓國際看到一種電影原創的能量，「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是很重要的世界電影拼圖、創造了新的語言和敘事方法，我認為，最主要的提供者，就是侯孝賢。」

長鏡頭做為侯孝賢電影的簽名檔，朱天文詮釋，「那不只是敘事的風格，是他看世界的方法，」相較於源起蘇俄的蒙太奇，以剪接重新拆解、組合畫面，在社會主義信仰下帶著強烈的主張，燭照世界、要讓世人看見社會的不公，「長鏡頭是不切割，保持時間和空間的統一，卻有一層一層的景深和多重視角，交由觀眾自己選擇去看，而每一次都可能看見新的東西，人生歷練豐富後，看見的東西和訊息也更豐富。」這是之所以侯導的電影，如此有餘韻。

儘管在直觀式的大導電影裡，劇本往往僅剩1%的濃縮，朱天文總自嘲當侯導編劇多半只在做「祕書」，許多時候，第一時間看見電影成品，她「都感到失望」。但多年後站回觀眾的角度再看，又會覺得，「真是好看！」於她最難忘的，一是《刺客聶隱娘》、二是《海上花》，兩者都是極為耗時費工的整備，「《海上花》更大的意義是，它為台灣奠下了電影美術的根基。」

侯孝賢早年題材都在拍自己或朋友的故事：《童年往事》是他父母親的故事、《風櫃來的人》是他自己成長的經歷；《冬冬的假期》是朱天文的兒時點滴；《戀戀風塵》是吳念真的初戀。隨著技藝純熟，有了更高的掌控能力，便有自信與能力超越自身經驗、挑戰歷史與其他文本。1989年《悲情城市》既賣座又拿到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能力、資源皆到位，朱天文給他看了張愛玲翻譯、原由蘇州語寫就的《海上花列傳》，這本描述清末上海十里洋場中妓院生活的小說，「書裡人物多達2、300個，而且沒有主線，比《紅樓夢》更加複雜、艱澀，我大學時讀屢攻不克，總感挫敗，沒想到侯導一次看完，毫無阻礙，他著迷的是那個社會裡的人情和日常。」

他們在2、300個人物中，找線索、取樣本，拉出三條線：日本女星羽田美智子飾演的沈小紅、港星李嘉欣飾演的黃翠鳳和劉嘉玲飾演的周雙珠，「這其實就是三個女性和時代的樣貌，周雙珠那條線，呈現的是『家庭氣氛』，色彩灰撲撲，世故老練打點身邊妹妹們；黃翠鳳就是個現代女性，精明、有手段，掌控男人的錢，有能力為自己贖身；沈小紅呈現的是愛情關係，在愛情裡，愛的那方，就是輸家。三條線拉起當時上海社會的3D圖像。」

「侯導從不排戲，一輪一輪拍，演員由生疏拍到熟絡，書院堂子的氣氛就蘊釀起來，也是現場感覺，拍出這片經典的『一場一鏡』，讓李屏賓後來拍上癮了。但這部片最重要的是有了美術設計黃文英，她在美國念劇場設計，同時有服裝設計和舞台設計的專長，過去侯導的片正缺了這一塊，從《海上花》開始，他的電影才有了美術設計。」

朱天文笑說，「侯導有了資源後，老想成立電影學校，為台灣培養人才，有了剪輯的廖慶松、錄音的杜篤之，再有美術的黃文英讓他補上重要的一塊，那時他還找小說家鍾阿城當校長，我們常笑他在拼『八卦圖』。」 2009年，侯孝賢擔任第5屆金馬執委會主席時，創辦金馬學院，如今確為華語電影人才重要的搖籃。

「再要說他為台灣影壇留下什麼？就是他對電影的堅持、要求，展現這一行的態度是對專業的『不可讓渡』，他老掛在嘴邊的，就是名、利只是拍電影的『外掛』。所以和他工作過的人，都能有一片天，把工匠技藝練到淋漓盡致，因而自信、驕傲，有尊嚴。」

1998海上花

Flowers of Shanghai

清末，上海英租界高級妓院「長三書院」，久經風霜的紅倌人各自心有盤算。十里洋場酒綠燈紅，彈指煙茶間青樓男女各顯本領，權勢、美貌機關算盡⋯⋯。

沈小紅思忖著和恩客王蓮生維持長久關係，卻一時進退失據，白忙一場；黃翠鳳工於心計、勢利精明，在巧妙的應對進退之間，佔盡上風，一手掌握最有錢的恩客為她贖身；周雙珠世故練達，早已看透歡場虛華，雲淡風清，無所欲求⋯⋯。

走進小野工作室，他拿出自己已絕版的著作《我的學生杜文燕》，每一篇小說後，都有一幅插畫。「那時候我在中影工作，書裡都是當時的導演們幫我畫的插畫，那時我們感情很好，每個人選一篇小說自己去畫，」小野笑著回憶，那個時候，楊德昌導演、侯孝賢主演的《青梅竹馬》賠得很慘，是新電影運動遇到瓶頸的時候，侯導說，「我哪有心情幫你畫圖？」所以畫了一個身穿西裝、提公事包，趕著3點半軋支票的男人。

小野的第一部劇本就遇到了侯孝賢，新電影還沒發生、是「三廳電影」的末期。小野寫了《男孩與女孩的戰爭》的劇本，侯孝賢是副導，也是小野第一個在電影產業裡認識的人。兩人在明星咖啡店聊劇本，侯導對小野說：「不要被類型框住，一定要對題材充滿熱情，很想寫再寫，不然會沒有情感。」

回想當時要找3個導演拍《兒子的大玩偶》，侯導答應後，建議小野找年輕導演執導另外兩段，他當演員指導。小野說：「這一刻，我覺得他決定了台灣新電影的命運。那個年代，我們最珍惜的是，沒人擔心年輕導演會把自己取代，反而更想找到厲害的年輕導演。侯導很慷慨，氣度很大。」

《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都以低成本賺進大筆票房，讓大家想拍更強烈的電影，楊德昌、侯孝賢決定離開中影自己拍片。

之後，中影第二任老闆林登飛上任，轉念一想新電影起來了擋也擋不住，要小野把兩人都找回中影拍片。「我打給侯導，想跟他簽三部片的約，但他不想再幫中影打工只拿導演費了，我跟他保證，我們簽一份分紅利的約。」合約簽的是若海外能賣，票房就分他一半，那時侯導也開始在國際得獎。但侯導拍了《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第三部拒拍，因為當初簽的分紅合約跳票，讓小野萬分痛苦。

侯導詢問，上片後為何沒有紅利可分？林登飛卻認為台灣沒賺，海外票房得拿來補貼，甚至說：「侯孝賢得獎都把獎盃抱回家，我們都沒有沾光。」小野和侯導一起在西門町吃米粉湯時，轉述這段話，「結果侯孝賢說『獎盃給你就可以拿錢？那獎盃給你！』隔天就立刻抱了一堆獎盃來中影，還是沒有拿到錢。」

小野說，「侯導的成長經驗跟我很像，他爸爸是民國34年外省客家人來到台灣，跟民國38年來台的外省人不同，是渡船來台灣工作的。侯導有一次打給我，還懷疑我爸跟他爸是不是搭同一條船來台灣的。」

「我看到《童年往事》裡，祖母穿黑衣服、丟橘子喊孫子名字的那個樣子，就和我祖母一模一樣，」小野說。

1985童年往事

A Time to Live and a Time to Die

阿孝的父親是廣東梅縣人，民國36年因緣際會來到台灣工作，隔年舉家遷台，就此落地生根。

80幾歲的祖母很疼愛頑皮的阿孝，因為算命的說他將來會當大官。有時祖母會拿著包袱要阿孝陪他回大陸，有時則自己包著銀錢打算死後用。

阿孝考上省立鳳中後，父親的肺病日漸嚴重，在一次停電時突然昏迷過世。長大的阿孝還是常結夥鬧事，讓家人傷透腦筋。大姐結婚時，母親有感而發，聊起了往事。沒多久，母親發現自己得了喉癌，大姐帶母親北上就醫。

祖母癡呆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但阿孝仍然過著聚眾滋事的日子。母親從台北回來之後，病情加重，很快就過世了，那年暑假阿孝參加了大學聯考。一年後，祖母也去世了。

接下金馬57評審團主席的攝影師李屏賓，與侯導自《童年往事》起合作36年；在此之前，只是見面打個招呼、抽菸聊天的朋友。「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大導演的氣候，宇宙裡面還沒有所謂的『侯孝賢電影』，在他自己的路上還是起步階段，」李屏賓說，「真正被世界看到、認定的，我覺得是《童年往事》開始。」

侯孝賢在《童年往事》裡投入了自身兒時記憶，《童年往事》同樣也召喚李屏賓自身成長歷程，為還原那個年代光源在家中的來去，他只用60瓦、100瓦的鎢絲燈打光，「在傳統、保守的情況下，我們用了那麼真實的光色，拍一個家庭的流離，這應該是對侯導往後的創作最有影響的一部，」李屏賓說，「那時我們被取笑得很厲害，一直到國際報導的好評出來，才鬆一口氣，最起碼外國人看得懂。那時候我們比較大膽，也比較危險，因為那個年代不能犯錯，一犯錯就沒片拍、再也沒人找你了。」

李屏賓給了侯導《童年往事》光影，「但這還是他的東西，他要敢用、敢接受，才有這樣的作品。因為他給我空間，我們才一直可以產生火花。」

到了《千禧曼波》，更大膽嘗試開場2分多鐘一鏡到底，搖晃的手持鏡頭下、閃爍的日光燈，天橋上舒淇烏黑秀髮隨著身體如波浪擺動，跳下階梯，遁入黑暗，整座陸橋都在旋轉，寫就另一個經典畫面。

當時李屏賓嘗試三種方法拍攝，「第一種，我先做了個架子大家扛著，為了製造不平穩的感覺但又不能暈，但失敗了，太抖。第二種，做了個像唐三藏取經時背的架子，放在胸前，但也不行。第三種，我叫了一台steadycam（攝影機穩定器），請攝影師坐在旁邊看，我不會用steadycam，所以能拍得晃，但也就拍成了。」

當時，李屏賓46歲、侯孝賢53歲，《千禧曼波》這個經典鏡頭並非偶然，李屏賓說：「這是有想法、有追求的。這是我跟侯導合作的樂趣，他給我這些空間，把他的追求告訴我。他也要敢用，這些東西才存在。」《千禧曼波》以迷離的光色探問數位年代的樣貌，「這就是電影的魅力跟樂趣，可能不像、可能不對，但那時候我們已經在追求這個、這樣去拍東西，不單純只是說一個故事而已。」

兩人在《千禧曼波》裡實驗「想像的數位年代」，迷離且帶有青年的迷惘與紙醉金迷；打造《戲夢人生》的絕對寫實、《海上花》的華麗寫實，甚至《珈琲時光》中冒險在日本電車上偷拍一個月。侯孝賢的電影，幾乎每一部都由賓哥掌鏡，「他知道我可以掌握他的情緒，也知道我可以用影像、色彩展現他的情懷。」

李屏賓眼裡，侯孝賢「從本性、本心出發，拍的都是台灣的人物跟故事，留存年代的樣貌、人物造型、故事與人文關係，」除了自掘成長經驗之外，那一輩創作者父母經歷戰爭帶來的窮困，產生特有的情懷，「（台灣）不太容易再有這麼一位把土地拍得這麼透徹的導演了。」

2001千禧曼波

Millennium Mambo

Vicky（舒淇飾）帶著五十萬存款，跟小她兩歲的雙魚座男人小豪（段鈞豪飾）拍拖。小豪是無業遊民，以極度自私的方式愛著Vicky。

Vicky為了養小豪而在酒店當公關，她有一群玩伴，帶她在PUB裡認識了捷哥。捷哥年長而成熟，他們在一起像是大哥驕縱著小妹。Vicky開始覺得她需要到另一個世界，於是在一個蒼白的日子裡，她想要離開，離開小豪，離開這個島嶼的不安，她想要逃得遠遠的……。

年輕生命的消耗像是一首風馳電掣的搖滾樂，以熱情洋溢的節奏，瘋狂起始，然後又在某個渾然忘我的時刻，曳然而止。電音感官的放縱、暗夜生涯的浪蕩、過度愛情的沈淪、江湖義氣的不歸路，都是多少熱血靈魂曾經走過的無悔無憾。

「新電影的導演拍出了寫實的台灣，那樣的真實感令人特別有共鳴，有別於早年台灣電影刻意美化的正能量。」對導演陳玉勳來說，台灣新電影產生於對創作長期壓制下的反彈，撐出另一片視野。

「我們五年級的導演很崇拜他們的作品，受到極大的影響。」這影響不是電影美學，更是面對電影的心情與態度。陳玉勳尊敬新電影時期的導演，走過票房低谷、掌聲稀微、也不是一直都能拿獎，卻能堅持下去，「侯導之前常勸告我們這些晚輩要『背對觀眾一直拍』，我年紀愈大，才慢慢懂他說的話。觀眾、市場是難以掌握的，無法預期電影是否賣座。只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創作，要『面對自己、背對觀眾，一直拍一直拍』。」

就讀淡江大學時，學校舉辦台灣新電影的系列放映活動，陳玉勳沒事就跑到禮堂看電影，剛好看到《童年往事》，侯導還帶著鈕承澤、林秀玲、庹宗華等演員參與映後座談。「那時我才20幾歲，大多都在看美國片。第一次看新浪潮的電影有莫名的感動，跟我們的生活如此貼近，也才發現原來電影有一種調子是我特別喜歡的。從此愛上侯導的電影，連續看了好幾部。」陳玉勳經常去租錄影帶或買來蒐藏，最喜歡的《戀戀風塵》反覆地看了好幾遍。

「關於家鄉、女友兵變等等生活上的事情，居然都可以拍成電影，而且拍得非常詩意。《戀戀風塵》就是一個成長的故事，一對青梅竹馬從年輕到後來分開，很美又悲傷，我很喜歡這種感覺，」陳玉勳說。

儘管心儀侯導的美學，陳玉勳也知道那樣的風格模仿不來，複製也沒有意義。陳玉勳曾因電影不景氣、轉投廣告圈，民國100年金馬執委會製作《10+10》時，陳玉勳回歸執導其中的《海馬洗頭》，放映後的餐會上，「侯導特別跑來找我，他拉著我的手對我說：『你就是要拍這種的啦！』就是要拍這種喜劇、黑色幽默，」聽得陳玉勳感動萬分，堅定自己的道路，不再三心二意。

2010金馬影展由陳玉勳執導的年度形象廣告，即讓吳念真和柯一正大打「虎拳」、「鶴拳」，顛覆金馬過往莊重的意象，當年金馬執委會主席侯孝賢也一起下海搞笑，支持陳玉勳走幽默風格，不是客套而已。

「侯導就像是知道我是那種，愈管教愈不願意學習的小孩。」演員謝欣穎眼裡的侯導像個父親，她還在當平面模特兒時，一回被抓去拍廣告，在侯導執導的KIRIN聞茶系列飾演可人的奉茶侍女，當時經紀約快到期，侯導說：「那個女孩子，找她來演《愛麗絲的鏡子》。」演完了，也把她正式簽進自己的三三電影公司。

謝欣穎說，侯導、廖桑對她的指導原則就是「放牛吃草」，「侯導總跟外界說：『我對她沒有任何想法，她什麼年紀該做什麼事情就做。』以前覺得他很鬆，現在才知道他說的那些事情是最難的，」侯導、廖桑看似無為的帶領方式，卻是最後讓她愛上電影的核心。

「確實是他們讓我接觸電影、了解電影，了解何謂認真生活，才能把肉眼看見的帶到角色中。」前幾年侯導跟她說，「該結婚該生小孩就去，不要因為演員這份職業耽誤了人生，」人生很短，能夠每天過好自己的生活已經不太容易，更何況身為演員要過這麼多角色的生活，「最終在於自己，人生只有一次，把自己顧好，剩下的再說 ， 」是謝欣穎從侯導身上學到的重要功課。

再跟侯導合作已是《刺客聶隱娘》了，謝欣穎飾演寵妃瑚姬。「拍攝時間很長，支線很多，看到侯導的時間不多，都在現場才見到，也很少對話。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直抓頭，感覺很焦慮，」謝欣穎回憶，「有幾次我主動問他表演上有沒有要調整的地方，他都笑笑說，『不是表演的問題。』我想，他應該就是不要演員表演，而是要你身在其中、自然你就是那個角色了。明明我小時候拍廣告能明白這個道理，卻因為在外面繞了一圈，忘了身在其中的感受。這也是至今讓我感到殘念的一點。」

10多歲的時候，謝欣穎媽媽很喜歡看侯導的電影，但當時年紀小的她，不太看那麼「悶」的電影，以為自己會看到睡著，「第一次看侯導的電影是《戀戀風塵》，是在電視上，原本以為自己無法看完，平淡的故事，但演員極為自然的表演，不自覺就被吸引了，」

謝欣穎說，「平淡的劇情、對白，卻因為滿滿的長鏡頭，讓觀眾無法忽視、抽離，侯導的魅力就在於他可以把平常生活周遭的事物演一次給你看，還讓人覺得相當精采。我覺得這就是洞察力，沒有誇張的表演或台詞、平淡到不行的故事背景，但演員的表演就是每個人生活中會遇到的不起眼的人。就這樣，讓人被吸進去這個故事裡。」

過了多年，謝欣穎隨《有一天》（侯季然導演作品）赴柏林影展時，在大銀幕上重看一次修復版的《戀戀風塵》。「原本的感受一點也沒有少，能在德國柏林大銀幕看台灣導演侯孝賢的電影，還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只有滿滿的感動！」

1986戀戀風塵

Dust In The Wind

故事描寫礦工山鄉一群子女，出城謀生。男主角一邊讀夜校，一邊在小印刷廠做學徒，女主角則在裁縫店工作。男孩晚上下課騎破車穿過半個台北接女孩下班。

同鄉少年們常在亂七八糟的戲院廣告部聚首，又在大排檔聚餐，有時一起回鄉過節。後來男孩子要去金門當兵，女孩用掉幾乎一個月的薪水，買了1,096個信封，貼好郵票，寫好地址，要男孩天天寫信給她，這時男孩連她的手都沒牽過。男孩很癡情，然而當兵回來，女孩已嫁人，嫁給那個天天送信的郵差⋯⋯。

「用我的語言來說，我覺得侯導就是在電影裡誠實地把他的感受傳達出來。做電影，就是有一個非講不可、不講會死的東西得要說出來。他是牡羊座，或許這就是牡羊座的單純。」紀錄片導演黃惠偵在30多歲後，從《刺客聶隱娘》開始，慢慢把侯導的電影看回去。

黃惠偵幼時跟著母親做牽亡，唱念的歌詞都是台語文言文，成長在社會邊緣的背景，讓她和《刺客聶隱娘》有熟悉感。「我是先認識侯導這個人，再回頭看他的作品才比較看得進去。」

「小時候看侯導的電影覺得很悶，總覺得慢，」看《刺客聶隱娘》時，在偌大的影廳裡，她坐在第一排，肩頸僵硬還得左右轉頭掃視銀幕，「跟侯導有一些認識之後，很自然地把角色跟身邊的真實人物對照。聶隱娘本人，就是侯導。」

在她眼裡，侯導就是隱匿於世的俠客，看來就像平凡的歐吉桑，但超擅長搭捷運，熟稔車廂與換車月台間最短最快速的道路，彷彿穿梭在竹林間，有蓋世武功，但大隱於市。

黃惠偵第一次見到侯導是在她當時工作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那裡定期舉辦影像培訓課程，讓大貨車司機、工傷協會成員拍片。侯導親自來現場看很素、很素的素人的片子，還給回饋，「那時候我非常驚訝，為什麼國際大導演會來這裡？」黃惠偵說，侯導一直持續關注台灣社會的大小事，「他扎扎實實活在這塊土地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是一個很熱血的阿伯，擁有成就又保有自己。」

2008年，黃惠偵記錄三鶯部落反迫遷抗爭，一場藝文界人士聲援的行動上，侯導現身支持，和大家一起在總統府前剃光頭，「他跟我媽媽、舅舅很像，有一種氣場，來自於他的某種自信，但同時又是跟人很近的。」

2015刺客聶隱娘

The Assassin

唐朝安史之亂40年後，聶隱娘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兩人為青梅竹馬。然而，藩鎮割據的各方利益下，隱娘被迫由道姑帶走，將隱娘訓練成一個武功高強但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日復一日，隱娘刺殺危害天下的暴虐藩鎮。卻在一次刺殺任務中動了惻隱之心，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因而無法再殺，對此，道姑將她送回魏博，命她刺殺田季安……。

即使搭錯車，也可能去到對的地方，在侯孝賢的拍片歷程中，屢屢印證。揚名國際的《悲情城巿》、《海上花》，其實都是走上了岔路的意外之作。

朱天文說到，《悲情城巿》的源起，是有投資者想拍一部「周潤發與楊麗花」的電影。「當年侯導在國際影展有斬獲，香港嘉禾電影想請他拍片，在半島酒店裡聊了想法，一是男主角要是香港的大明星周潤發、二是女主角想選台灣具代表性的楊麗花，」因為這樣，侯導的團隊開始找資料、發想，「台灣和香港的關聯，想到1949年台灣光復時期，香港男子來台灣，在基隆港遇上了酒店女子⋯⋯然後開始建立兩人的家族樹，層層堆砌、推衍，這個家族愈來愈大，最後變成《悲情城巿》裡林家長子陳松勇，而他的女兒阿雪，就是原本設定的楊麗花角色⋯⋯。」

「周潤發與楊麗花」沒撮合成，倒讓侯孝賢捧回了一座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

至於《海上花》的原型，更是時代相隔百年的「鄭成功」。原來日本平戶市是鄭成功出生地，當年平戶巿長邀請侯孝賢拍攝《鄭成功傳》，已由鍾阿城寫了劇本，「但這一考察下去，發現鄭成功曾在少年時到秦淮河妓女戶廝混，為建構妓女戶的世界，我把張愛玲翻譯的《海上花》給了侯導看，他一看著迷，後來平戶巿長也換人，《鄭成功》就變成了《海上花》，」朱天文笑說。

第57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提名侯孝賢，全票通過。「當時只想，啊⋯⋯他怎麼還沒得過呢？」李安說起也覺訝異。倒是2014年的第8屆亞洲電影大獎，早頒給侯孝賢終身成就獎。

「我，有這麼老了嗎？我還要拍片呢！」

朱天文說，那是侯孝賢獲獎時的致詞，「也是最棒的致詞。」

每一天，揹上背包、換三班捷運，由淡水線換板南線、再轉木柵線，由士林區的忠誠路到文山區興隆路的丹堤咖啡和朱天文討論劇本，這是侯孝賢的日常。大導演至今仍規律的「上班」，維持隨時上場「一擊就中」的狀態裡。

比起6年前，今年73歲的侯導當然「更老了一點」，近來許多關於他記憶力衰退，健康狀況的傳聞，引人關注。朱天文以「老樹」形容，「雖有枯枝、但主幹飽滿，電影的事，從來沒有暫停過。」他們工作的場所，從最早的明星咖啡館開始，一直維持規律的節奏，「獨臂刀王也有獨臂刀王的打法，之後會維持和他熟悉的團隊、不做太大的製作，大家扶持前進，但電影最核心的工匠技藝的事，他依然犀利。」

他們近來討論的兩個劇本，一是作家郭強生《我將前往的遠方》，講述人生下半場的父親關係、長照議題等，仍在等張震消化；另一個則是謝海盟的《舒蘭河上》，亞斯孩子與河神的魔幻寫實，舒淇已興致勃勃要投入，明年可望先開始動工。

「做不到能做為止，這是他對電影的態度。」 侯導的「終身」未竟，還在成就電影的繼行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