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5月正午。300多人齊坐燈光全暗的場館裡，終於響起的音樂襯著司儀旁白：「歡迎大家蒞臨。有請導演、新媒體人，賈樟柯。」一身俐落，賈樟柯從暗不照光的側邊小跑步，站上燈光四射的舞台。這是他宣布正式入股「以上傳媒」之後，為參與的電影短片平台「柯首映」進行演說的發表會現場。

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來，他在前往發表會的路上內心還在糾結：「到底要以投資人還是導演身分出席這場活動？」其實，兩個身分他都不陌生。他以每兩年一部電影的穩定創作量，做為「導演賈樟柯」的身分證明；在發表會上，他則用這段話驗明了「投資人賈樟柯」的正身：「從1998年拍《小武》一直到《山河故人》（2015年），我參與了自己所有影片的投資。做為一個投資人，我認為我非常有眼光，因為我看到一個導演的才華，這個人叫做『賈樟柯』。直到今天，我擁有自己每部電影三分之一的股權，這些影片仍在持續創造利潤。」

賈樟柯，中國山西汾陽人。山西稱「晉」，從歷史來看，晉商、潮商、徽商合稱三大商幫，都說晉商的成功在於重倫理講仁德，一度富可敵國。對賈樟柯這自稱從小就像被父母「撒在街上長大的野孩子」來說，19歲的離家行李裝著不是從商夢，他是從拍電影裡找到自由，並且一部又一部。然而，他也未埋沒自己的山西基因，只是鮮為人知。

如他所言，除了從1998年開始投資自己的電影，2006年成立了「西河星匯」電影製作公司，每年投資中國新導演進行拍片計畫，2016年成立「暖流教育計畫」，試著為他長期擔憂的中國電影人才斷層問題努力；他也跨足電影之外，投資家鄉產業，包括黑煤與白酒。此刻，他站在台上暢談「柯首映」未來的營運模式：一個放映全球電影短片的網路平台，如同一場為期365天的線上電影節。在這場發表會台下，坐著另一位山西同鄉，他是從傳統紙媒《中國新聞周刊》告別，轉而投入「以上傳媒」的聯合創始人李徑宇。這兩個縣城青年當年各自離家北上，20多年後異地相遇，志同道合為彼此原有的身分再多加上一項：新媒體人。

發表會結束的兩個月後，賈樟柯為自己「時光的遊子影展」來到台北。這趟，他換上的身分還是台灣人熟知的「賈導」。

7月正午，陽光刺眼。見了面，他先笑說自己竟習慣了台灣的夏天，接著周到的補充說戴墨鏡不是大牌因素，是因剪接影片而讓眼睛受了傷，畏光，一摘下墨鏡就需要時間適應光線。

「轉換與適應」這樣的事，在賈樟柯身上每天都在發生。他在微博裡，寫了一篇名為〈108次短打〉的文章，開頭是這樣：「從北京海淀到達朝陽，東、西穿越城市，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經的路線。剛拍電影那幾年，我的家就是辦公室：睜開眼就是工作，累了閉上眼就可以睡覺。生活跟工作混在一起，容易讓人懈怠。我的第一家公司西河星匯成立時，我決定把辦公室設置在家的反方向。我需要40分鐘的路程，讓自己有時間轉換頻道。」

導演、投資人、新媒體人，還有剛接任「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一職，這些都是他並存的身分，已然不是靠著40分鐘路程就能被輕易轉換。問他還適應這樣的生活嗎？賈樟柯說：「我的生活方式被顛覆的很厲害。以前我都是中午起床，早上天快亮才睡覺，比較混亂的狀態。但我差不多已有10年過著很嚴格的生活，有點像軍人。早上7點多起床，接著去公司處理工作，中午開會，下午寫作，晚上見人、談商業。我把創作和管理一分為二。」

在一分為二之間，需要的是明快與堅定。與其說賈樟柯那日前往發表會的路上，內心糾結以什麼身分登台，更貼切的說，一直以來他都在處理因為多重身分帶來的「電影創作與商業經營如何並存」，這類純粹、潔癖又尖銳的提問。面對尖銳，他有一套哲學：「我受武術影響很大，武術觀點在講『什麼是最好的躲閃』，當對方出拳的時候，你迎著拳頭去走，反而是最安全的。迎頭而上就是最好的躲閃。」

史學談及晉商，認為晉商因長期在外，容易遇襲擊，使得晉人歷來重視武術；若細看中國幾大優秀拳種，也大多與山西有著密切關聯。就這一點來看，賈樟柯的「武術處事哲學」更像是血液裡與身俱來的能力，迎頭而上顯示在他從不諱言身為一個導演，應該學會與資本打交道的觀點上：「資本掌握在不同的人手裡，你只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最終我覺得它拷問的不是資本家，它拷問的是利用資本做事的藝術家、文化人，因為如果僅僅是一個商人，並不存在這樣的顧忌。」

打交道本身是個不斷說服與退讓的過程，問及賈樟柯在這過程裡，堅守的底線又是什麼？他笑答：「可能跟過去成長環境有關係，我做事比較強勢，到目前為止跟我合作的資本都比弱勢（笑），所以沒有那麼辛苦。但我相信那種改變是在日常、在日月積累的小細節裡，所以你要敏感，有些小的退讓可能會積累成一個大的退讓，要小心。我覺得最初的想法與緣起，不要丟掉。」

他進一步以「柯首映」為例：「在我心目中，『柯首映』能堅持5年就是成功，非常純粹的服務電影業5年，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事情。因為媒體在變化，我們的合作團隊也在變化，若有天發現它已經改變到無法承擔最初想要的價值時，就可以關掉它，因為幹嘛要把它變成另一個怪獸？我做任何事情沒有百年老店的想法，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眼花撩亂，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有時候會被那種無謂的痛苦，比如所謂從一而終，被這些無謂的價值觀拖累我們的情緒，我要擺脫它。」

合則來，不合則去。撥開一個又一個的身分，他是俠客賈樟柯。

還未開始前就先劃定結束的底線，則是他兼具「商人務實」與「創作者自由」的一體兩面。這讓人想起電影《山河故人》裡這個橋段：梁子心灰意冷的鎖上老家大門，用力把一串鑰匙往屋頂上一丟，宣示了自己離家的決心。多年之後，他卻因病落魄回鄉，當觀眾看著那已被上鎖的門，還在想著他該如何找回當年被自己丟棄的鑰匙時，怎知梁子一把拾起鄰居院子裡的鐵鎚，重重往鎖頭上一敲，門就開了。

這引來戲院觀眾一笑的劇本安排，實實在在反映了當年那個被撒在汾陽街上長大的野孩子，他的膽量與他的自由，如同他在2003年寫下的一段導演筆記：「這個世界的人智慧應該不缺，少的是勇敢。因為是否能夠選擇一種生活、事關自由；是否能夠背叛一種生活，事關自由；是否能夠開始，事關自由；是否能夠結束，事關自由。自由要我們下決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這樣的賈樟柯讀《資本論》，是再切題不過的選擇。他的電影關注的是這個時代裡的普通人，這些人長大、離開，在時間的推進下，有人迷失，有人清楚。

「其實，能夠改變的只有你自己，能夠保護你的也只有自己。是否自己是堅定、一個堅信自我的人，它變得非常重要。」

「最近這幾年，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資本的社會，上市、組建公司、投資運作，變成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在中國沒什麼資本的時候，人們每天都在看《資本論》，但現在這樣資本氾濫的時刻，反而沒人想讀一讀《資本論》了，這是好詭異的情況。今天讀的這個段落，其實在講什麼是資本家，他的積累財富慾望。」

結束訪問前，聊起他籌備許久終於開拍的武俠電影《在清朝》，問他最希望被後人記住自己的哪個身分？賈樟柯沒有停頓地說：「我希望被後人記住的仍是做為導演的賈樟柯，其他那些經營、資本的事情，都是浮雲。」

「因為只有創作是永恆，資本永恆不了。」

【第22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

我們把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只是看作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基金，在這一章裡，我們到現在為止把它只是看作積累基金。但是，剩餘價值不僅僅是前者，也不僅僅是後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餘價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消費，另一部分用作資本或積累起來。

在一定量的剩餘價值中，這兩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分割的比例決定著積累量。但這種分割是由剩餘價值的所有者資本家來進行的。因此，這是他的意志行為。至於他所徵收的貢物中由他積累的部分，據說是他節約下來的，因為他沒有把它吃光用盡，也就是說，他執行了他作為資本家的職能，即執行使自己致富的職能。

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才有像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只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機，也就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而是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增殖了。他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種人，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裡，這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裡，這卻表現為社會機構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機構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

所以，就資本家的一切行動只是通過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的職能而論，他的私人消費，對他來說也就成了對他的資本積累的掠奪，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記中把資本家的私人開支記在資本的借方一樣。積累是對社會財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