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屆金馬獎系列報導
《我家的事》是導演潘客印的第一部長片。為了拍這部片他反覆探問自己對家庭的印象與想像，找來了5年前拍攝前傳短片《姊姊》的原班人馬藍葦華、高伊玲、黃珮琪，再加入了新的家庭成員曾敬驊與姚淳耀。潘客印帶著一眾演員們一起去爬山、逛夜市，培養默契，一起回到他的故鄉彰化社頭，重演了那個在他刻劃在他的青春時光，始終揮之不去的家庭故事。
擅長剪接的潘客印，用詼諧的裁縫機縫補家裡的心結，把那些纏繞彼此線頭一一收緊，透過電影擁抱家人也擁抱自己，更感動了無數在家庭的邊緣沒被接住的觀眾。《我家的事》創下了一家五口演員全數入圍金馬獎的紀錄，讓那幅始終帶有缺憾的全家福，得以圓滿。
入圍第62屆金馬獎獎項：最佳男主角（藍葦華）、女主角（高伊玲）、男配角（曾敬驊、姚淳耀）、女配角（黃珮琪）、新導演（潘客印）、改編劇本（潘客印）、原創電影歌曲（〈一路順風〉，詞、曲、唱／盧廣仲 ）
一個家就是一個四季，每個家都有不能說的祕密。追尋身世的姊姊、艱辛求子的媽媽、天兵闖蕩的弟弟、試圖逆轉人生的爸爸，有歡聲笑鬧，也有哭泣徬徨，直到微光照進幽暗的心房。導演潘客印首部長片以不同家人視角，串起四段時光的悲喜往事，編織一部動人小品，勾勒平凡台灣鄉間家庭橫越24年的鮮活畫像。
潘客印
導演、編劇、剪輯師。作品關注家庭、身分與愛的複雜性。首部編導作品《姊姊》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並獲選為新加坡華語電影節開幕片；而後延伸為首部電影長片《我家的事》，獲2025年大阪亞洲影展「藥師真珠賞」最佳演出獎及台北電影獎5項提名。
左腳包著護具、雙手拄著拐杖，潘客印滿頭大汗、艱難地走下2樓工作室的樓梯，雖然走起路來吃力又疼痛，他仍是挑起眉毛、擠出那自帶戲劇性的招牌笑容，說起他跌倒的故事。
過去幾個月，潘客印帶著《我家的事》跑全台各地的戲院與觀眾面對面映後座談，還遠赴美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征戰國際影展。每一次面對觀眾、媒體，他總是神采奕奕、活力十足。直到一個星期前，他下樓時，踩空跌倒，腳踝骨折，雖然不用打石膏，行動卻大受影響，醫生要他帶著護具3個月，沒辦法蹦蹦跳跳的走上金馬紅毯，甚至連每天跑完工作行程，要回到二樓的工作室時，上下樓都變成了一個難題，台北生活真是不容易。
潘客印是個想家的人。即使從高中畢業就離開彰化社頭，來到台北念書，退伍後又留在台北工作的他，已經在這座城市住了快20年，仍然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經常覺得自己有點「格格不入」，連找一格停車位都不太容易。雖然台北朋友比較多、比較熱鬧，但年紀大了，他偶爾也覺得台北的生活有點吵鬧。
現在只要工作有空檔，他便會帶著電腦、帶著硬碟回去彰化社頭的老家，住個一、兩週，剪片、寫劇本，「有時候住了快一個月，住到都懶得回來台北，在社頭的日子，才有一種安穩生活的感覺。」
不像許多年輕人，把在台北買房當作一個人生夢想。潘客印說，他一直有在想要搬回彰化──他想回到社頭買一塊地、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要有院子可以停車、烤肉的那種，他會在門口前院種一顆苦楝樹，苦楝會在春天開小小的粉紫色的花，還能有驅蟲的效果。
今年38歲、處女座、依然單身，潘客印曾想過，要生3個孩子，這樣會比較熱鬧，「像是我現在骨折，如果我有哥哥或弟弟的話，也許發生什麼事情就可以互相幫忙，可以有一個後援吧。」他愛熱鬧，但他愛的不是夜市、KTV的那種熱鬧，而是一家人擠在一輛機車上，或是提著拜拜的水果有一句沒一句慢慢走回家的那種熱鬧。
他對「家」的想像，貫穿他的一生，也貫穿了《我家的事》。故事從姊姊用蠟筆畫的全家福圖畫開始，那張圖畫中爸爸媽媽面帶笑容、3個人坐在海邊、看著夕陽，弟弟躲在媽媽的肚子裡，姊姊望著海浪。那張全家福色彩繽紛，像是童話故事裡的家庭，總是父慈子孝、和樂融融，但在真實世界裡，許多家庭都只是潦草的素描，每個人都在長大的過程中，試著去反覆上色、修改自己想像的家庭樣貌，試著讓家的模樣更接近自己的想像，但也很多家庭，可能連草稿都沒有上好，就不畫了。
幸福美滿的故事都如此相似，而每個家庭的遺憾則各自不同。
潘客印從淡江大學畢業後，做過各種不同的影視工作，他做剪接、編劇、配音、演員、導演，拍過紀錄片、MV和廣告。2019年他拍的第一部劇情短片《姊姊》，就是《我家的事》的雛形，當時拍短片的時候，電影長片的劇本大致就已經完成了。
「但後來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在反覆修改，最難寫的就是『爸爸的事』跟『弟弟的事』。」
潘客印的爸爸在他高中時就過世了，他始終沒有真正認識過自己的父親，也從來沒有跟他說過一次父親節快樂。因為他與父親的距離太過遙遠，得要依靠很大量的想像與訪談才能寫出電影中爸爸的角色，最後也是靠著演員藍葦華的詮釋，賦予了爸爸這個角色的血肉。
弟弟的事則是關於他自己。拍在弟弟的事，其實就是一個潘客印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認識自己的憤怒、認識自己的彆扭、認識自己與家人的隔閡和親暱，「我覺得這很難，因為我們每個人在生活可能不太會意識自己的存在，我要釐清自己在家庭裡的角色。」到後來，拍攝過程中反覆添加了很多不一樣的情緒，讓角色更有獨特性，演員曾敬驊也有加了一些東西進去，所以後來電影裡看到的弟弟，其實已經離他很遠，「弟弟是我，但又不是我。」
「我想從每個家庭成員的主體出發，去拼湊一個家庭的樣貌，他們彼此不知道彼此遇到的事情，只有觀眾知道。」
正如同電影的宣傳標語「你知道我們是多拚命，才會成為一家人？」潘客印說，其實每個人都只能看到家庭裡面的一角，「要組成一個家庭需要經歷很多的爭吵、磨合，每個人都做出一些磨合。」一開始是兩個陌生人的磨合，後來是兩個家族的磨合，結婚後還要為了生育而努力，孩子生下來後養育、教育，心理壓力、經濟壓力等等。
「這些都是家庭的隱形成本，這個隱形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但我們卻常常都視而不見，我家的事不只是我家的事，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潘客印說，電影就像是要把那些看不到、如同空氣一樣的隱形成本，展示給大家看，看看組成一個家庭的不容易。
「國中上理化課，我們為了要理解空氣，老師會先要我們點火燃燒，再用玻璃杯蓋住，等到氧氣燃燒殆盡、火焰熄滅的時候，就代表空氣沒有了。」家庭的隱形付出就好像空氣一樣，平時都看不到、感覺不到，但消失的時候，那溫暖的、明亮的火光，轉瞬即滅。
為了維繫一個和諧的家庭，每一個成員都付出了不一樣的隱形成本；更難堪的是，每個人的付出未必能減輕其他家庭成員的負擔，有時候付出過多，也反而可能增加了另一個家庭成員的情緒成本，最後變成一本怎麼算也結不清的帳。《我家的事》沒有要結清這筆帳，沒辦法用一塊牛排換一滴眼淚，只能讓我們先看見，看見家庭裡每個成員的付出，看見家庭的裂痕，再看見每個人在上面補土、抹平的努力。
潘客印說，在跑映後的時候，很多觀眾都說在他的電影裡面看到了屬於自己的「我家的事」。有一個男大生說，自己常常疑惑為何會生在這樣的家庭，但看完電影就覺得自己不孤單，因為不孤單，好像就更有力氣去面對這個世界。
潘客印前陣子跟一個馬來西亞人工作，「我問他多久回家一次，他說大概3、4年，我聽到的時候非常驚訝，這樣也太久了吧，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反而覺得台灣人每個月回家一次更不可思議。」他說，我們也許只在原生家庭生活20年，但人生後面的60年卻都被那20年給影響。
也許就是這樣的家庭文化，讓台灣人對家庭故事特別有感，但無論家庭被拍了幾百萬次，都還是有不一樣的家庭故事可以拍，可以被感動。那樣的家庭觀念無關於血緣、親緣，而是在人出生長大後，一筆一劃被刻進生命裡的情感連結。
一件雨衣、一張圖畫、一塊牛排或是一張釘著繳費證明的註冊單、踹在欺負弟弟的同學身上那一腳，潘客印透過這些日常的片刻，去捕捉家庭裡那些難以看見的愛，那些愛像顏料一樣，反覆修補著對家的想像。
潘客印說，電影上映後，他媽媽去看了很多次，在彰化社頭的放映時有看，台北首映時她也來台北看，「我原本以為約她看第三次她會拒絕，結果她還是答應了，她說這是她人生中看過最多次的電影。我問她說，是因為這是妳兒子拍的電影嗎？結果她說不是，是因為她覺得每看一次，她都能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他希望媽媽看完以後，有覺得兒子更靠近自己一點。
至於姊姊呢，潘客印說，姊姊在電影上映不久之後，就和姊夫一起去電影院看，「結果入場的時候，電影院的工作人員說錯，說『觀賞《他家的事》的觀眾可以驗票入場。』我姊就當場糾正他：『是我家的事，不是他家的事！』」就像電影裡的姊姊一樣，一定要幫弟弟出一口氣。
至於會不會希望透過這部片跟內心的父親和解呢？潘客印說，他原本有試著把結局寫得更溫暖一點，但後來覺得太矯情了，還是保留了現在的結局：「其實原本也就不可能真的和解吧。」
「正是那些家人之間一個又一個解不開的結，怎麼解也解不開，剪也剪不掉，用燒的應該也不行，就像鏈子一樣，把我們牢牢的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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