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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現場【Long Game】

陳子軒/個人與群體衝突間,運動員的場外課題

運動員一旦踏上功成名就之路,所面對的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運動而已。在媒體光環下,運動明星體系所給予的是眾多資源打造出來的舞台,菁英運動員這個身分背後所享有的,其實更接近特權(privilege)而非權利(right)了。(攝影/AFP/DON EMMERT)

東京奧運結束3個月了,這段時間以來,運動員的相關消息仍舊留有餘溫:麟洋配的代言資格爭議,郭婞淳、李智凱、楊勇緯、王冠閎、林昀儒紛紛躍上時尚雜誌;大坂直美(Osaka Naomi)、拜爾斯(Simone Biles)的心理狀態持續備受關注,國內運動員也透過《報導者》一系列心理健康的專題報導,讓讀者理解他們脆弱的一面。另一方面,不論是因為疫情趨緩、或是決心與病毒共存的世界體壇,也隨運動員是否有權選擇不接種疫苗再掀爭議。這些現象看來似不相關,但問題背後所體現的,正是當代運動員在個體與社會性之間的掙扎。

運動場外要素紛呈,運動員已不只是展現其運動體能極致肉身樣態的一個身分而已。那,當代運動員還該具有何種「成分」,才足以成為一名「完整」的運動員?要探究這問題,就得從當代運動究竟為運動員搭建了什麼樣的舞台談起。

舞台樣貌轉變,出現「國家養」與「商業化」的矛盾

運動與背後意識型態的轉型,就是構建舞台樣貌的轉變。原本堅持業餘主義底線的國際奧委會,秉持著運動應該以自身「更高、更快、更強」為終極目的,但是經歷了1970、1980年代的慘澹經營之後,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全面開放職業運動員的參賽資格,至此,國族成了商業內涵的華麗包裝,運動員的本質以及階級流動的可能,也從原本僅屬於國家的代理戰士,成為了商業為基底的明星。

羅馬尼亞運動與體育學者魯蘇(Oana Rusu)以羅馬尼亞在1989年西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共產政權垮台後的政治轉型前後為分水嶺,說明羅馬尼亞運動員的角色與社會位階的轉變:之前共產體制之下,運動員以國際賽會成績作為絕對的流動手段;但資本主義下,必須面臨市場機制下各項運動受歡迎程度的變數。

台灣儘管政治解嚴、職業運動運作都已超過30年,黨國資本主義遺緒卻依舊引領著運動發展,因此,運動發展的所有問題都是政府的錯,中油的足球隊、傳言中的中華電信進軍職棒,也都還是相同「國家養」的思維。在二不像的運動場域中,使得台灣運動員面臨著時而得益、時而卡頓的曖昧狀況。所謂的政府照顧,一些運動員被賦予公務員身分,或者安身於教育體系中,成為安身立命、可攻可守的墊腳石。但功成名就後湧入的商業利益,這身分反倒成為絆腳石,麟洋配以公務員的身分能否接商業代言,就是台灣運動員卡在國家與商業間的最鮮明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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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台灣羽球代表隊載譽歸國,桃機大廳有球員所屬企業及大批支持民眾到場接機。(攝影/鄭宇辰)
東京奧運台灣羽球代表隊載譽歸國,桃機大廳有球員所屬企業及大批支持民眾到場接機。(攝影/鄭宇辰)

功成名就後,痛苦/美好還能單純選擇?

無人能否認要成為菁英運動員背後所必須付出的努力,但在當今運動繁複體系下,運動員一旦踏上功成名就之路,所面對的許多處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運動而已,光環盡享下,難再以「運動是他們自己的權利(right)」作為說詞;其實整個運動明星體系所給予的是眾多資源打造出來的舞台,菁英運動員這個身分背後所享有的,其實更接近特權(privilege)而非權利了。

對於有些運動員來說,也許只要運用自身天賦或是苦練的成果,盡情沉浸於其中,享受過程也好、自我超越很棒、世界第一更不得了,痛苦、美好,只要單純就好。但,抱歉,當今運動世界卻並非如此運作,既然台灣的大家搶破頭要讓運動要成為「產業」,當然會有伴隨而來的諸多場外課題。

首先就是身體之外的心理問題,當曾經最愛的運動已經不再帶給你快樂,你是否還能堅持著?堅持又為了什麼?能否悠遊地轉換心境以為因應?當大坂直美說到,贏球是鬆了一口氣、輸球則是沉重無比的壓力時,這樣的一條路,是否還是她該繼續下去的?舊金山巨人隊一代名捕波西(Buster Posey)「僅」34歲之齡選擇退休,放下傷痛不堪的身軀,投入家庭,對他而言,想要快樂打球已是困難的事,這樣的不快樂,甚至不是2,200萬美元能交換的。

既享權利必然得承擔責任

再者,明星的產製系統中,媒體是必然的存在,對於一些內向的人來說,面對媒體可能是令人厭煩的差事,但媒體卻也是成就當代運動英雌與英雄們的必要紅毯。經過百年的演變與共生,運動和媒體早已是密不可分的複合體,媒介化的形式,也成了我們理解運動的方式。所以當樂天洋投霸林爵在9月底因個人因素婉拒單場MVP訪問之後,顯然踩了紅線。不管是個人迷信、不善言辭還是不想要與啦啦隊共舞的尷尬,在此生態下,這都是難以過關的託辭,因為媒體公關已是當前職棒球員的工作內容的一部分。

儘管新媒體、社群媒體的出現,讓運動訊息傳播以新的形式挑戰傳統的直線傳播,記者、大眾媒體只是一個選項、而非必要。但不可否認,儘管在式微之中,但當今大眾媒體依舊有其影響力,尤其在台灣,運動員與運動媒體由於兩者長期都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彼此存在著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於是台灣的運動媒體多半報喜不報憂,若真有憂了,或者噤聲、或者移轉他線記者處理。少數運動員選擇走上不同的路,跨越一切媒體守門人的方式而自行發聲,如謝淑薇自從2016年里約奧運前夕的記者會與國內媒體決裂之後,就以自身的粉絲團成為對外的傳播管道,少了應對媒體的包袱,她倒也自在。然而,多數的運動員並非能擁有如此「做自己」的空間。

不管國族認同任務的賦予也好、社區集體情感的投射、或是資本主義市場下的明星商品化符碼,造就今日菁英運動員有著超越極致生理展現的意義。既享權利必然承擔責任,尤其是菁英運動員所享的可能已是特權之時,他們所承受的責任甚至制約,必然更加巨大。哈金斯(Brett Hutchins)與羅維(David Rowe)兩位澳洲學者在評論當代運動員時說到,運動員既從公眾身上獲取利益,那麼也必須承擔對公眾的社會責任。在此環境下,新聞媒體更不應逃避監督之責。運動員不能只在對其有利的狀況下主張利益,但卻在需要監督與批評時逃避。確實,未來若大眾媒體全面棄守,訊息流通被個人社群媒體取代,運動員(或所有公眾人物)得以選擇性地製造與接收訊息,這樣的權利與義務顯然難以對等。所以,在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運動員必然會面對一些不舒服的問題,但這就是代價。

「不OK是OK」口號,開啟運動由群體性轉向個體性的里程

運動員心理狀態成為公眾矚目焦點之後,其實,也正是他們在東京奧運後的影響力依舊,因此在生理之外、看不見的心理狀態成為需要大家關注的面向,這是運動場域獨尊陽剛而強硬(tough)的重要轉向,一方面「不OK是OK的(It's OK not to be OK!)」,另一方面,這也是運動從群體性,轉向個體性內思的重要里程。然而,當一場千年大疫出現,甚至連有了疫苗卻都如此令人茫然之時,運動員在個體與社會群體性之間的平衡,出現了新的課題。

自NBA開季年的訓練營開始,布魯克林籃網隊 (Brooklyn Nets)球星爾文(Kyrie Irving)未接種疫苗的狀況就備受檢視,甚至引發球隊老闆蔡崇信直接下令,禁止他參與球隊活動,自此仍未在NBA賽季中登場。就當球迷們開始淡忘爾文之後,NFL綠灣包裝工(Green Bay Packers)的超級四分衛,也是2020年聯盟MVP的羅傑斯(Aaron Rodgers)在萬聖節派對之後也驚傳染疫,也才揭露了他一路欺瞞,甚至在受訪時以「我已『免疫』」(immunized)而非「接種」(vaccinated)一詞來回應記者提問,就是刻意以話術來欺瞞大眾,掩飾他從未接種但卻享有已接種球員免受防疫規定的事實;即使染疫確診後,羅傑斯仍以各式藉口搪塞不打疫苗的決定,使他成為眾矢之的。網球球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也因其對疫苗不信任的態度,與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防疫政策相左,明年若要尋求澳網衛冕,仍必須接受14天的隔離和每天PCR檢測,而接種過疫苗的選手則可自由入境,無須再接受相關隔離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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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NBA布魯克林籃網隊球星爾文(Kyrie Irving)因堅持不接種COVID-19疫苗,至今仍未獲球團同意上場比賽。圖為10月2日在籃網隊與洛杉磯湖人隊的季前賽,爾文全場坐在板凳區觀戰。(攝影/AFP/KEVORK DJANSEZIAN)
美國NBA布魯克林籃網隊球星爾文(Kyrie Irving)因堅持不接種COVID-19疫苗,至今仍未獲球團同意上場比賽。圖為10月2日在籃網隊與洛杉磯湖人隊的季前賽,爾文全場坐在板凳區觀戰。(攝影/AFP/KEVORK DJANSEZIAN)

備受矚目的超級巨星們也許在疫苗這事上儘管引人側目,但仍有發語權,而邊緣的菜鳥和後補球員可能就連話語權都沒有了。NHL紐約島人隊新秀懷爾德(Bode Wilde)為全隊上下唯一拒絕接種疫苗的球員,他還在社群媒體上影射球隊是因他未接種疫苗,而不讓他參與訓練營,並指控球隊此舉違反人權。此事件之後,球隊索性將他租借「流放」到瑞典第二級聯盟的球隊。而爾文在疫苗事件的後續發展中,話鋒一轉,由他自己個人選擇,轉向「為因疫苗政策而失去工作權的勞工發聲」,把自己的高度拉高到疫苗與工作權的議題上。而這確實是COVID-19肆虐近兩年來,在全球這個疫情階段逐漸發酵的議題,也是以身體作為生產工具的運動員成為第一線看板人物的新難題。

以世界各大職業運動聯盟來說,NHL迄今已有99%的接種率,屬其佼佼者,主要仍是透過經濟誘因,因為工會與聯盟達成共識,若NHL球員因染疫而停賽的期間,球團將可能不用支付染疫球員薪資。另外,NHL是北美洲職業運動中加拿大球隊最多的聯盟(7隊),倘若有人確診,美加邊境管制會更增加球隊戰力的變數,而冰球文化十分強調隊友間彼此照應,別給他人添麻煩,因此冰球球員施打率也較其他運動來的高,也正是群體與個人之間折衝下的結果。

這時代下的運動員面臨著「你的身體不是只屬於你自己的身體」,但如果「你的心理還是你自己的問題」那無疑給了他們更大的後顧之憂,尤其當運動產業愈加成長,附加的元素更加多元之後,當代運動員身心都鑲嵌在更大、更複雜的關係之中。所以我們在培育運動員的歷程中,不是等他們功成名就之後才來緊急惡補心理諮商、媒體應對等等場外課題,而是讓他們及早理解自身所處的運動(員)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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