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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牌下的陰影──誰做選手的心靈隊友?

運動文化篇

It's OK not to be OK!菲爾普斯、大坂直美挺身高呼,不只金牌、運動員也需要尋求「幸福感」

擁有史上最多奧運金牌的「飛魚」菲爾普斯(Michael Fred Phelps II),目前投身倡議運動員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攝影/AFP/Lionel Bonaventure)

「我每次參加奧運後都會陷入嚴重憂鬱狀態,長期以來,我只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游泳選手,而不是一個人。」擁有史上最多的28面奧運金牌、美國「飛魚」菲爾普斯(Michael Fred Phelps II),坦言自己長期和焦慮、抑鬱戰鬥,甚至曾有自殺念頭,如今他以自己的基金會投身倡議重視運動員心理健康。日本網球巨星大坂直美(Osaka Naomi)和美國體操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今年(2021)也相繼以心理健康因素,分別退出法網奧運等一級賽事。

「It's OK not to be OK!」菲爾普斯和大坂直美如此高呼,因為,他們並非少數。

國際奧會2019年發表的數據顯示,35%的菁英運動員曾患持續近一年的心理疾病,25%的大學運動員有憂鬱症狀,這些數字還很可能被低估。因為超越極限的訓練、對傷痛超高的耐受度,甚至擔心比賽時影響藥檢,都令運動選手對心理健康的認知、診斷及治療更為困難。這些競技場上成就更高、更快、更強,展現人類極限的「超級人類」,在自身心理健康的照護上卻極為匱乏。

20多歲理應是運動員身體素質和技術的巔峰,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簡稱台體大)的韻律體操教練吳修廷,在她指導的大學選手身上,看見的卻是一個個傷痕累累的年輕身影。

「大一、大二得先養身跟養心,他們不是受傷很嚴重,不然就是心理有狀況,送來的選手都是傷兵,我真的要push也很難,」吳修廷表示,即便旁人有意願協助,當事人也未必接受。她發現一位學生有自殘行為,輔導後判定應是憂鬱症,「她曾經是全國青少年排名第一的選手,後來一直往下掉,但拒絕看醫師。」吳修廷只好先轉介給校內的心理師,經過一年的陪伴和諮商,學生終於願意就醫,情況也在用藥後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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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體大韻律體操教練吳修廷提醒,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受到個人、重要他人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周圍的人抱持友善態度,才能給運動員安心傾訴的空間。(攝影/陳曉威)
台體大韻律體操教練吳修廷提醒,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受到個人、重要他人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周圍的人抱持友善態度,才能給運動員安心傾訴的空間。(攝影/陳曉威)

同在台體大任教的競技運動學系教授莊艷惠則想起,一位國手在集訓的期間有幾次都不見人影,原來是有手抖症狀,私下到精神科就診,「他的行為徵兆已經要臨床處理,醫師有給他吃藥,但他沒有講,台灣選手就不想讓人家覺得他心理有問題,」但藥物的副作用藏不住,歸隊後動作不如往常,「練習身體都要很靈活,大家看到他遲鈍,才知道他有這個問題。我們都要非常警覺。」

運動員不願意就醫或就醫後不敢坦白,在在顯示他們並非對心理疾病免疫,而是「心魔」在競技運動的圈子裡,就像《哈利波特》裡不能直呼名諱的佛地魔,動輒被貼上標籤、招來厄運。

難以統計的現象

35%菁英選手曾有心理疾病,「不能說」文化讓數據被低估

運動員給人積極正面、挑戰自我的印象,但事實上他們比一般人更可能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簡稱國際奧會)2019年發表一份共識聲明,邀集專家學者和運動員代表,瀏覽近15,000篇論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描繪菁英運動員的心理健康概況,追溯其背景、也提供治療建議。報告中指出,有35%的菁英運動員曾出現將近一年的心理疾病。在憂鬱疾患方面,不同研究得到的盛行率介於4%到68%;在焦慮疾患
在有限的資料中,菁英運動員也回報與焦慮有關的其他心理疾患,包括社交焦慮(14.7%)、強迫症(5.2%)及恐慌症(4.5%)。
方面,經醫師診斷的盛行率為6%,自行評估回報的比例則為14.6%,其中女性比例高於男性,受傷者高於未受傷者。

國際運動科學頂尖期刊《英國運動醫學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也綜合22項、針對2,895~5,555名菁英運動員的相關研究文獻顯示,運動員身心障礙問題盛行率,從酒精濫用的19%到焦慮憂鬱的34%不等。

「菁英運動員都在競爭,競爭本來就是處在壓力情況之下,心理健康很大一部分跟壓力有關係,」台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洪聰敏解釋,為了避開壓力帶來的威脅感,人類有反應系統來戰鬥或逃脫,只是隨時代演進,威脅不再針對生命安全,而可能是為了保住面子,例如運動員想為國爭光。「如果碰到很明確的壓力源,反應系統動員身心資源,結束之後(調整)回來,這樣就沒事;但如果(壓力)一直不斷、頻率太高的話,調整不來,系統就會不正常運作,產生一堆壓力相關疾病。」

曾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簡稱國訓中心)協助選手減壓的基隆長庚醫院精神科醫師陳建鴻指出,目前台灣沒有針對運動員心理健康的研究,但就臨床經驗來看,運動員的失眠、憂鬱、焦慮狀況,不亞於一般人,較常見到的反應是失眠、身心緊繃,甚至喘不過氣;除了外在看得到的反應,很多運動員的壓力都是日積月累,平常不會顯現出來,因此從運動員早期人格養成,就要建立他們的心理健康,台灣也需要有本土的運動員心理健康研究。

國際奧會在2019年的聲明中更強調,菁英運動員心理問題診斷困難,因為他們可能缺乏認知或不願面對,即便診斷也更忌諱用藥,讓罹患率的數據被低估。洪聰敏也持相同看法,雖然有些項目的盛行率看來跟一般人相去不遠,但運動員傾向隱瞞:「運動場上你要展現出強者,這個精神的、心理疾病會讓你不是強者,是有衝突的。」特別是心理疾病在運動圈仍有汙名,誠實反倒可能失去上場機會。

兩大壓力源

「今天贏還是輸?」成績導向的家長和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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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優異成績本是競技運動努力的目標,但身為「重要他人」的父母和家長如果過於看重運動表現,忽略選手的投入和從事運動的滿足感,則容易潛移默化運動員的個人信念,進而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攝影/陳曉威)
取得優異成績本是競技運動努力的目標,但身為「重要他人」的父母和家長如果過於看重運動表現,忽略選手的投入和從事運動的滿足感,則容易潛移默化運動員的個人信念,進而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攝影/陳曉威)

一項國際研究顯示,職業運動員和菁英運動選手生涯,從運動界的領導組織、人事、文化和團隊,有超過640種的壓力源

最親近的家長和教練,往往是選手第一個主要的壓力源。吳修廷形容,個體、與他人的互動、社會環境,就像是由內而外的同心圓,本身的性格、需求和動機還是心理健康的核心。但她強調,「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有關鍵性的作用,父母和教練的態度和管教方式,對於兒童和青少年選手的影響尤其深刻。

「小孩子比賽完回家,父母問今天贏還是輸?第幾名?問的都是結果,無意中營造動機『氣候』,運動員知覺到這個環境在強調什麼。也許父母是很客氣的,看似沒給壓力,可是你會感覺到他很希望你贏;如果輸掉,就好像沒有拿到金牌去慰勞,」吳修廷苦笑說,明明「快樂」才是從事運動最重要的獎勵,應該強調過程而非結果。

23歲的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吳東霖,在14歲前就參與國內外各項比賽,更曾到歐洲征戰。小時候的他由爸爸一手訓練,父親與教練的角色重疊,卻也讓父子多了爭吵。「這個社會就是成就取向,大家都會說你怎樣才算好、怎樣才算成功,這些東西會進入你的腦袋,更何況是從父母口中說出,就覺得我是不是要符合這樣的期待,我才是成功,才能繼續得到他們的喜愛,」吳東霖說,隨著把訓練全權交給專業教練,和父親的關係也終於變得像朋友。

父親即教練,切身經歷的還有前羽球國手簡毓瑾。即便已是高雄中學教練,父親簡春生還時常出現在雄中體育館,繼續給她「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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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羽球國手簡毓瑾,曾與搭檔程文欣被譽為「黃金女雙」,她退役後在高雄中學擔任羽球隊教練,並協助有需求的學生使用心理諮商。(攝影/楊子磊)
前羽球國手簡毓瑾,曾與搭檔程文欣被譽為「黃金女雙」,她退役後在高雄中學擔任羽球隊教練,並協助有需求的學生使用心理諮商。(攝影/楊子磊)

簡毓瑾的卓越來自父親的魔鬼訓練,小時候同學在看電視、她在練球,連出去玩放風箏都得抱著增進體能的「目的」。直到現在,她覺得還是很難得到父親的讚美,「他會一直給我樹立假想敵,一直說誰誰誰做得很好,可能那個人成績也不如我,但是他就會一直講他的優點,我就不開心,覺得怎麼做都做不到那樣的標準。」

回想2004年的雅典奧運被看好奪牌卻失利,簡毓瑾打電話回家,父親劈頭問「哪會輸?
台語「哪會(ná ē)」意即「怎麼會」。
」2010年她在世錦賽拿下銅牌,父親才在媒體受訪中鬆口,「我爸說,一路走來他都是用教練的觀點在看我,所以不斷在找我的缺點,沒有給過我肯定,沒有說其實女兒做到這樣,真的很不錯了,」簡毓瑾笑說,很難相信爸爸會講這樣的話,至今提起,她的眼神裡仍可看見那一點釋懷。

吳修廷指出,父母和教練其實可以發揮積極功能,給予運動員好的內在動機及勝任感,「勝任感要強調的不是輸贏、是進步,簡單來講就是你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別人比。很多運動員在戰勝別人以後就停下來,因為他的目的是結果,打遍天下無敵手就不會再精進了;可是一個優秀的、有高成就的運動員,他挑戰的是自我而不是別人。」她認為,好的信念來自周圍的重要他人,當父母和教練強調努力和成果是等價,運動員的生涯才可長可久。

同心可減壓、內鬨增痛苦的隊友

除了家人和教練,隊友是影響選手心理健康的重要外力。在國際奧會的聲明中提到,參與個人項目的選手,出現憂鬱症狀的比例高過參與團體項目者。「個人項目你就是take the full responsibility(負全責),輸贏是看你,贏是你的功勞,輸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如果是籃球、排球、足球團體項目,輸贏是全部人一起承擔,」洪聰敏認為,隊友之間的相互支持,對於心理疾病的預防有正面效果。

國立體育大學球類運動技術學系助理教授彭涵妮,曾系統性協助中華職棒前Lamigo隊
現由日本樂天集團接棒,更名為「Rakuten Monkeys樂天桃猿」。
的心理訓練長達5年,她的看法則是,球員之間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若表現不好,自己的位置就可能被替代,甚至從一軍降到二軍,是選手最主要的壓力。不過,隊友間也有必須贏得比賽的共同目標,透過團體諮商和訓練可以凝聚向心力和動力,「我在Lamigo看到的就是一個良性的互動,學長會幫忙帶學弟,動作或節奏有問題也會提醒指導,不會因為彼此有競爭關係就不說,也會互相鼓勵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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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輔導中華職棒前Lamigo桃猿隊長達5年的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彭涵妮,如今在國立體育大學任教,也積極輔導校內各項運動項目的選手。(攝影/陳曉威)
曾輔導中華職棒前Lamigo桃猿隊長達5年的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彭涵妮,如今在國立體育大學任教,也積極輔導校內各項運動項目的選手。(攝影/陳曉威)

若搭配的隊友不合,就會是心理考驗的魔王關主。

2020東京奧運寫下奪金大驚奇的羽球男子雙打「麟洋配」,王齊麟、李洋的好感情和好默契,讓球迷看了都喊甜蜜。但簡毓瑾過去與程文欣搭檔時,也曾是排名高居世界第一的「黃金女雙」,卻彼此不合到成為國內公開的祕密。簡毓瑾回望來時路坦承,成績愈好,到頭來感情反而愈差,「比如說失誤,當然是直接看到對方的缺點,很難當下就反思那是我的問題,最快的檢討方式就是檢討搭檔。久而久之築起一個高牆。」

選手凱莉(化名)也說,團體項目要觀察和配合整個團隊,「如果我沒做好,害這個動作失敗了,不管隊友有沒有直接講,心裡就會很自責。團體在練習的時候反而壓力比較大,因為個人項目自己沒做到就再做一次,可是團體的時候是所有人都陪著你再做一次。」

直到現在想起當時練習的情景,凱莉依然忍不住紅了眼眶。她在隊伍中負責拋擲的動作,幾次下來都不順,希望教練能把動作改由其他隊友負責,「教練問我,為什麼不要做,我說因為我怕會失敗,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辦法做好,可不可以讓別人做?教練就說妳會怕失敗,別人就不怕嗎?」凱莉是怕成了拖油瓶害到團隊,教練和隊友卻認為她的態度太消極。

「有隊友說,她寧願跟其他人多花時間練,也不要跟我跳。超難過,那時候國訓中心11點要熄燈,我還跑去陽台哭。」其實凱莉也不想放棄好不容易得到的出賽機會,「有時候我都在想我應該要放棄,因為我都一直害大家;我很想要堅持下去,可是我如果繼續堅持下去,會害大家跳不好,那我這樣堅持是很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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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在團隊項目中雖然無須獨自承擔成績好壞,但與隊友間的溝通配合及默契卻可能是另一個壓力來源(情境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選手在團隊項目中雖然無須獨自承擔成績好壞,但與隊友間的溝通配合及默契卻可能是另一個壓力來源(情境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金牌的重量

權力金字塔和運動員的自我剝削

「沒有人會記得奧運會的第四名,他從此就消散在人群裡⋯⋯生命任何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人生觀變得只有贏與失敗兩個結果。」

拿到8面冬奧獎牌、包含2面金牌的美國短道速滑選手阿波羅.奧諾(Apolo Ohno),在2020年由菲爾普斯製作的紀錄片《金牌的重量》(The Weight of Gold)中如是說。

這部紀錄片訪談多名奧運運動選手,他們多有「奧運後憂鬱」(post-olympic blues)──從巨大鎂光燈和掌聲中撤退,回到平凡生活裡,金牌的價值迅速貶值,只有出現偏差行為時才引起媒體注目。菲爾普斯在影片中感嘆,「沒有人關心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近年美國有多名奧運知名選手自殺,包括在這部紀片中受訪的雪橇選手史蒂文.霍爾科姆(Steven Holcomb),他甚至是在美國奧運訓練中心自殺身亡。

這也是當體操天后拜爾斯在東奧以無法傷害心理健康為由,選擇棄權5項賽事時,美國媒體輿論多數給予正向支持的因素。

除了成績至上外,運動員從小處在幾乎封閉的環境下,正常的訓練量已超乎常人身心負荷,不當體罰、性侵事件也屢屢發生,形成運動選手另一道心靈枷鎖。日本即有「我被打過數不清多少次:日本未成年運動員被虐待」報告,控訴不當的教練體罰,呼籲體育組織建立保護兒童指導原則和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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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5日,在前奧運女子體操國家隊醫納薩(Larry Nassar)性侵案件開庭過程中,美國體操運動員拜爾斯(Simone Biles)以證人身分出席。(攝影/AFP/Saul Loeb)
2021年9月15日,在前奧運女子體操國家隊醫納薩(Larry Nassar)性侵案件開庭過程中,美國體操運動員拜爾斯(Simone Biles)以證人身分出席。(攝影/AFP/Saul Loeb)

至於拜爾斯的心理傷痕,更來自她遭遇隊醫的侵害。這宗由前奧運女子體操國家隊醫隊納薩(Larry Nassar)犯下的性侵事件中,受害的選手高達數百人,拜爾斯是至今唯一還活躍在體操場上的「倖存者」,9月中她在美國國會的公聽會中指控,體制長期「漠視」受害美國國家隊體操選手,「我責怪納薩,也責怪整個系統促成了他的施虐。」

《體操A級醜聞》與國際體操總會的改革

Netflix紀錄片《體操A級醜聞》(Athlete A)揭發前美國體操協會隊醫納薩(Larry Nassar)在20年間性侵逾300名選手,其中大多數人受害時都是未成年。當時的美國體操協會主席和教練皆曾接獲投訴,卻包庇納薩的惡行,甚至威脅選手及其家人不能對外透露。由於美國國家體操隊教練訓練手段極為嚴酷,隊醫利用選手對教練畏懼與脆弱的心靈,取得小選手的信任,假借治療名義騷擾或侵害她們,而許多女孩直到長大成年後才明白,自己當時遭遇的對待並不合理。納薩被判刑175年。

拜爾斯後來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並在文末加上#MeToo的標籤,聲援其他受到權勢性侵的運動員們。

MeToo運動和接連爆發的醜聞,讓國際奧會開始重視相關議題,要求國際體操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mnastics, FIG)要立法處理,FIG因此在2019年成立「體操倫理基金會」(Gymnastics Ethics Foundation, GEF),接受匿名投訴,保護體操選手免於騷擾和侵害,同時獨立監理國際體操總會,確保其運作符合法律和程序,其權力範圍涵蓋148個會員國協會。

吳修廷解釋,體操選手需要具有身形和柔軟度優勢,進入訓練的年紀都非常小,「這個生態裡面的運動員,可能三分之二的生涯都是在未成年的階段,所以會牽扯到『社會代理人』,父母、教練等角色比其他單項更重要,這些人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吳修廷直言,運動員都是在權力結構的最底層,「嚴重的權力不對等,就讓他們沒辦法勇敢說出最真實的話,何況又是未成年的孩子和青少年。我看過有些教練會聯合父母去施壓選手,非常可惡。」比如選手不想練或有反抗的時候,教練和父母聯手去威脅運動員,如果不夠聽話,就換人上場,剝奪選手機會。

以體操選手為例,為了呈現「完美」的線條,常得面對社會體型焦慮,病態的飲食控制也是身心痛苦的來源。研究發現,運動員的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比例高於一般人,0%~19%的男性運動員有此困擾,女性更高達6%~45%,有6成的女性運動員曾因教練對其體態的要求,而感到羞愧和壓力。

身高173公分的凱莉,曾瘦到只有49公斤,換算下來BMI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定義是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以公斤/平方公尺為單位,BMI和體脂肪在統計上有高度相關,目前是最常見的整體營養狀態指標。
只有16.3,而18.5其實就已經落入「過瘦」的範圍。凱莉說,體操館放了一台精準到10公克等級的體重計,訓練前都要站上去,如果沒有達到標準,當天可能就要多跑幾圈減重,還有人會把飯糰一起秤,沒有超重才敢吃。凱莉曾為了保持體態,穿著雨衣悶汗做各種運動,也嘗試過瀉藥,「哪個牌子的瀉藥比較有用,在學姊妹之間也是家常話題,」她說。

追求纖瘦的身材和大量的訓練,讓凱莉發生過疲勞性骨折,吞下止痛藥繼續練習。別人小時候和同學一起寫功課、一起玩,她則把青春都耗在體操館,「我好像是碩班才跟同學唱過KTV,是真的滿開心的。」問她是否遺憾或後悔,凱莉只說,她真的喜歡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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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競技運動選手必須面對比賽龐大的壓迫感,並忍受艱苦漫長的訓練過程,身體的傷容易被看見,突破極限途中的心傷卻少被察覺,有時候連運動員自身都已鈍化,視憂鬱和焦慮為理所當然(情境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為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競技運動選手必須面對比賽龐大的壓迫感,並忍受艱苦漫長的訓練過程,身體的傷容易被看見,突破極限途中的心傷卻少被察覺,有時候連運動員自身都已鈍化,視憂鬱和焦慮為理所當然(情境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如何翻轉運動文化?

還原到「人」的位置,關注選手的幸福感

在國訓中心服務的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簡稱運動心理師)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是由台灣運動心理學會2010年起開始檢定、頒給證照,一般簡稱為運動心理師,參加檢定資格必須符合:
  1. 學歷規定:大學部為體育/運動科學或心理相關科系畢業,且研究所從事運動心理學研究之碩士(含應屆畢業生)。非上述學歷背景人士欲參加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培訓與授證,得提出相關輔修資料或補修課程。其學歷背景認證,由台灣運動心理學會「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督導委員會」委員審查。
  2. 受訓:共計12週、120小時、12門專業課程訓練,且出席率達95%以上。
  3. 實習:通過學、術科考試後,在台灣運動心理學會「運動心理諮詢老師督導委員會」委員督導下,實習成績及格者。
陳美綺和洪紫峯,都樂觀看待近期大坂直美、拜爾斯等頂尖運動選手的公開表態。

洪紫峯說,他感受到運動圈文化來到「新紀元」,過去以喬丹(Michael Jordan)、布萊恩(Kobe Bryant)、鈴木一朗這些「刻苦型」球員為代表人物;如今願意談及自己憂鬱或恐慌症經歷的菲爾普斯、NBA球星「愛神」凱文.洛夫(Kevin Love)也能獲得共鳴,「他們在呼籲的是競技運動同時存在的另一個事實,除了刻苦訓練和天才值得欣賞,扛著自己心理狀態,在場上展現最好的自己,也值得欣賞。這樣的聲音正在平衡中,運動價值更多元。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以〈拜爾斯打破了運動界的斯多葛主義〉形容,過去5到10年前,運動員可能不會願透露自己承受大量壓力,更遑論退出奧運女子體操團體決賽。儘管運動員心理健康方面的汙名仍然存在,但菁英選手「勇敢承認自己弱點」的新文化確實開始形成,也讓體育界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發起心理健康運動,東奧開賽前國際奧會也加強了心理健康資源,提供多種語言諮詢,呼籲各國關注運動員心理健康。

在台灣,這塊冰牆還待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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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洪聰敏長年投入台灣運動心理研究及實務的耕耘。他指出,培養教練和選手的心理素養,是照顧心理健康的根本解決之道。(攝影/楊子磊)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洪聰敏長年投入台灣運動心理研究及實務的耕耘。他指出,培養教練和選手的心理素養,是照顧心理健康的根本解決之道。(攝影/楊子磊)

洪聰敏認為,我們要先改變環境中人們的想法,培養心理健康的素養(literacy):

「今天如果一個人生長的文化,從來沒有被教過什麼叫憂鬱症,這個人就算憂鬱症,他也不曉得,他只會說我最近成績很差、提不起勁。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些計畫,從最簡單的教育宣導開始,增加大家的認識。」

選手不用硬撐著,他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要把這樣的需要說出來,旁邊的人可能不懂,但不要批評、落井下石,不用說你就是心理素質太差,我們很清楚知道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選手,沒有人做得到他們做到的事,」陳美綺說,應該把運動員還原到「人」的位置,他們可以追求極限,也可以感受痛苦,「他們是身體想要更好的運動表現,很用心在活著,所以他的痛苦才會這麼深刻,開心才會這麼開心。」

「我最怕他們隱瞞傷勢,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傷;心理的傷就是心理問題,這兩個傷隱瞞的時候,只會更糟、不會更好,我會希望運動員自己要勇敢說出來。要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當然權力掌握者最重要,」吳修廷認為,從運動員、教練、運動科學人員,大到整個協會和政府主管單位,開放的態度是關鍵

國際運動心理學界,焦點和典範逐漸轉移,關注運動員的「幸福感」(well-being)是新的趨勢。

身為運動員,他有沒有覺得以這樣的身分的生活很有價值、很有幫助?不只是關注他有沒有拿金牌,而是整體來看,他有沒有覺得參與運動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台體大體育學系副教授聶喬齡對選手們提出溫暖的提醒,運動員只是一個「人」的眾多身分之一,「你有權利要求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如果你練得好的話,你心理上的舒適感會很讚,但它不是唯一的,你還有家人和同儕,你要有運動、訓練的朋友,也要有不是運動員的朋友,這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不OK時,請叫暫停──運動員心理防護三不政策】

一、不要忽略身心症狀的警訊

  • 慢性肌肉和關節疼痛
  • 體重減輕和食慾不振
  • 休息時心率增加
  • 運動表現下降
  • 疲勞
  • 恢復時間延長
  • 缺乏熱情
  • 常生病(特別容易在賽前發生各種不適)
  • 難以完成日常工作
  • 學校表現下降
  • 性格或情緒變化
  • 增加憤怒或煩躁(如咬指甲、拔頭髮等行為)
  • 睡眠障礙(難以入睡,或入睡時感覺精神不振)

出現上述症狀代表已有「競技倦怠(athletic burnout)」發生,應要警覺。

二、親友不要在他們失敗時說「加油喔」

如果你的親友是運動員,當發現他們低潮或出現心理健康問題時,應該這麼做:

  1. 以陪伴代替打氣:選手比賽失利時先讓他們靜一靜,不要說「沒關係」、「加油」,可能讓選手壓力更大,可以傳達「不管你表現如何,我都會陪伴你」、「我知道你現在不好受,如果想找人說說話我願意傾聽」、「我支持你」等訊息。
  2. 鼓勵他們尋求協助:理解選手的壓力源,可以陪同尋求合適的專業協助。

三、不要害怕向專業人員求助

以下為《報導者》整理出的相關運動心理諮詢專業管道:

(資料來源:運動心理諮詢老師陳泰廷、高雄耕心療癒診所院長林耕新、國立體育大學球類技術系助理教授彭涵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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