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致潔／下一個天亮與撕不掉的標籤──他們是青年，也是無家者

因家暴逃家，被通報送回後，再次被毆打，再度逃家──這樣反覆上演的情節，也出現在小潘的成長過程中。小潘幼年曾浪跡在基隆夜市一帶，逃家後隨意上了一班火車，睡夢中就這樣坐到了終點站。醒來時火車站一片漆黑，他跑到月台處請人開門，對方見他年幼，詢問家住哪裡，小潘隨手一指車站附近的麥當勞，而後開啟了幼年漫長的街頭流浪生活。

「家」，對於許多無家者而言，是那個物理上已不存在，或心理上不願回去的地方。

嚕米國中畢業後，曾流浪到一家電器行，被老闆收留為學徒，晨起便須工作直至夜幕來臨，身體一屈，便與電器為伍入睡。小潘國中肄業後，開始學習修理馬達及汽車，繁重與單調的工作壓得他喘不過氣。過早結束的學生時代，讓他們的生命歷程與高壓的工作捆綁在一起。失去了來自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持及情感連結，讓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必須中斷學業踏上勞動的歷程。

OA兒時父母離異，由奶奶扶養至高職畢業。他曾在數個不同化工廠工作，經常做滿3個月便因人際問題或工傷的因素離職，短暫工作所存下的錢，他就回到台北以網咖為家，等到錢用罄，又再尋覓下個工廠。我詢問他為何沒有想過回雲林老家？他答道，家中的房子是小叔蓋的，有次短暫回鄉，他因疲於再面對工作上的人際問題而不願再工作，小叔看不下去，OA被趕了出來，而後也就不再回去。

在希望與失望間擺盪

嚕米成年後曾在飯店當過二廚，存了一筆錢、當老闆開了一間雞排店，雞排店卻因不實的負面報導而倒閉。他流浪到台北的街上，到處詢問是否有缺工，最後在雙連一家蔥油餅攤販當員工。後來存了點錢租下攤子自己做，但做沒兩、三個月又遇上食安風波，最後只能再次流浪在街頭。

小潘則是在光纖布纜工作中，經常得在深夜工作到早晨，緊接著下午又得繼續工作。長期高壓不人道的工時，最終讓他無法負荷，不得不離職。但此時的他卻無家可回，父親已離世，姊姊們也都出嫁，租屋處早已不在，本來住在公司宿舍的他，離職後頓時沒有地方能去，最終只能流浪到火車站。

攤開三人的生命史，曾有過風光的歷程，卻也處處遍布著台灣發展過程中，底層勞動力的變遷。離家後，他們一步步走上了被主流社會擠壓至邊緣的過程，而最終不得不開始長時間流浪，落入以街道、網咖為居所的現狀。在他們年輕的面容底下，早已經歷了逃家、勞動剝削及人際互動上的困難等生命中不同程度的挫敗。

三人在長時間的街頭流浪後，接觸到了位在台北市萬華區，關注無家者的「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簡稱人生百味)、「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簡稱芒草心）等數個NGO組織，繼而有較為穩定的支持。此刻，他們努力地在NGO所提供的資源及臨時性工作中，找到某種生存與喘息的平衡。

人生百味協助無家者媒合各種零工機會的「人生萬事屋」（簡稱萬事屋），根據每週案量多寡，會將臨時性工作排班給工作者。

小潘跟嚕米是萬事屋的工作夥伴，兩人經常搭班上工。（攝影／巫致潔）

當萬事屋的案量需求少時，嚕米當週便必須縮衣節食，他的月收大約落在10,000上下。隨著日益上漲的物價，在負擔日常所需後所剩無幾，收入較少的時期，就得仰賴NGO日間據點裡的免費物資存活。OA每月固定有打掃辦公室的工作，吃飯時間一到，他總是駐足於便利商店或燒烤攤前，審慎計算著當日餐費的上限，有時兩餐併作一餐吃，也時常注意著什麼樣的優惠組合可以再多省下一點錢。

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可以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所需，但要進一步達到足以租屋的水平卻相對困難。這些工作帶來了流浪時期所沒有的收入，但若是只仰賴單一臨時性工作的收入，其不穩定的工作型態所賺取的酬勞僅僅足以糊口，生活還是得徘徊在街頭及網咖之間。

嚕米時常使用人生百味的「重修舊好」日間據點廚房下廚，曾在飯店擔任廚師的他，燒得一手好菜。（攝影／巫致潔）

OA每隔一段時間會定期整理他的行囊，以減輕肩上背負的重量。一個一個塑膠袋裡裝的，都是街頭生活的必需品。（攝影／巫致潔）

睡在街頭的嚕米，必須時時維持淺眠，以防自己的行李一不小心被偷竊；也時常會遇到街頭上其他無家者的騷擾或人情糾紛，無法安心入睡。患有先天性氣喘的他，在街頭的日夜溫差下，時不時會發作送醫。

身上背著偌大又沉重家當的OA，每當在夜裡時，才能放下行囊。每晚蜷曲睡在網咖椅子的他，實則有能力租屋，卻擔心租屋後會不想再出門工作，寧可選擇讓自己睡在網咖，處在不安定的生活狀態中。患有糖尿病的他容易感到疲倦，白天的時候，經常得在不同的機構及據點找到能讓自己躺下的地方，疲憊的身軀在雜物間裡終於得以舒展。

他們工作及生活所累積的疲勞，無法在街頭及網咖的睡眠空間得到適當的休憩，身體則必須第一時間承受長期疲勞所累積的問題，再加上各自的身體疾病，時常需要進出醫院。此時還年輕，但隨著年紀再增長，居住型態的隱憂就會更形加劇。

OA入夜後會在網咖包夜到早晨，網咖不只滿足了他生活娛樂的需求，同時也是讓他能休息整晚的地方。（攝影／巫致潔）

撕不掉的標籤之下，他們是立體的人

三人中的小潘，兼了兩份工作，才得以負擔在萬華的租屋。但過往職場的負向經驗，在小潘接NGO以外的工作時，也或隱或顯地影響著他。他曾遇過雇主不斷強調自己是個有同情心的人，才會願意僱用無家者，「如果是其他一般的老闆，根本看不上無家者」，讓小潘時常有種被僱用還得忍受言語冷嘲熱諷的屈辱感。

當小潘逐漸在幾份臨時性工作中取得較為穩定的收入後，他也曾在講座中分享過往身為無家者時，在街頭及工地會遇到的剝削及壓迫。但小潘面臨重新與社會接軌的歷程中，也同時會面臨他者看待他過往無家者身分的眼光，有時候好不容易撕去的標籤又重新被貼回身上。

小潘身兼數職，他也在芒草心以無家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香香澡堂」，擔任清潔人員的工作。（攝影／巫致潔）

而除了來自社會的批判眼光外，他們內心也有對自身處境的批判。OA曾在一場講座中提及，NGO的原意應是讓他們這些人能夠與社會有正向連結後，自發性地願意重新回到社會，機構也才得以再接納更多需要幫助的人。OA覺得自己像是在占用資源般，「留下來享受著這裡的好，讓機構無法再容納更多的人」。

服務無家者相關機構的特殊之處，不僅僅在提供資源及臨時性工作，同時也建立跟維繫了無家者們得以信賴的情感關係。而重回社會意味著一切從零開始，早已淡薄與斷裂的家庭連結、為數不多的人際關係，再加上經濟上的困難，往往並不足以支撐主動回歸社會的動力。

而他們各自的生命，在「無家者」這個稱呼底下，其實有著形色各異的興趣及嗜好。

小潘是都市原住民，自幼便有對海的記憶，父親曾做過遠洋漁業的船員。小潘常在沒有工作的空檔，獨自騎著機車在北海岸一帶徜徉，探尋著不同的祕境跟地點，也曾沒規劃就一路從台北騎到了花蓮的原鄉。海，同時也承載著某種小潘與逝去親人間的連結。

OA患有糖尿病，不喜吃藥卻熱愛甜食，無視旁人叮囑他吃藥了沒。我也曾詢問他如果又住院或甚至生命垂危怎麼辦，OA總帶著一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態度，依然故我地堅持著他生活中的小樂趣。有次早晨跟他離開網咖走回日間據點的路上，他背著偌大的背包走進二二八公園，停在小橋上，伸手指著池裡的鴨子對我說，他總是會刻意繞進來看看這些鴨子，因為讓他想起了雲林老家所養的鴨子。

嚕米平日喜歡在台北車站地下街及夜市裡逛各式的3C用品店，買各種新穎且負擔得起的耳機、支架及小電風扇，擴充著他街頭生活的各式所需。而來自宮廟家庭的他，也經常流連在地下街與道教相關的佛具店，信仰也是某種來自他原生家庭的羈絆。

每位無家者背後的困頓跟陷落，又何嘗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會遇到的？若一層一層抽掉一個人從家庭、學校及工作中，所累積的人脈跟社會資本，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生命的某些階段失去支持、流浪在街頭。這個社會如何看待無家者群體，如何能在「無家」的標籤以前，先看到一個又一個具象而立體的人，是他們重新與社會接軌時極為重要的一環，也映照我們如何看待自身與他者的失意與落魄。嘗試理解與同理，是能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