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全球政局在權力更迭中展現了極具戲劇性的「意象復辟」。在台灣依然為轉型正義與威權地景去留爭執不休的今日，公共空間中的紀念碑始終在權力、記憶與當代價值觀的拉扯中動態位移。

布列松基金會（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先前展出德國女攝影師西比勒．伯格曼（Sibylle Bergemann）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十年間，記錄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紀念碑「解／建構」過程的《紀念碑》（Monuments）系列。在當下這個歷史時間點，在已重返白宮、不斷自稱「戰爭結束了」（the war is over）的川普（Donald Trump）時代氣氛中，巧妙呼應國際局勢，不禁讓人想到兩德統一時懸於半空的「再見列寧」銅像經典意象，或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地面部隊進入巴格達時，全球電視轉播眾人與裝甲車拉倒海珊（Saddam Hussein）銅像的畫面。

相同的雕像紀念碑命題，巧妙體現在德國藝術家朱利葉斯．馮．俾斯麥（Julius von Bismarck）的「動態」雕塑作品上：典型的馬背英雄雕像緩緩倒下、再站起、再倒下。又或者哥倫比亞藝術家伊萬．阿爾戈特（Ivan Argote）以公共空間紀念碑為題的不同作品，思考解殖命題。我們藉此回顧疫情期間「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引發全球各地對過去殖民或奴隸貿易相關「偉人」雕像的破壞與輿論討論——從發現美洲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到在剛果建立殘酷殖民政權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或起草《黑人法典》的法國政治家科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

面對「古人」所立、價值觀已過時的紀念雕像，究竟應該保留還是移除？我們又需要什麼樣的紀念碑？

在戰後的東德長大的女攝影師西比勒．伯格曼（1941–2010），記錄了1973年政府委託雕塑家路德維希．恩格爾哈特（Ludwig Engelhardt）安裝在東柏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青銅雕像建造過程。她最初以非官方的方式拍攝，隨後在1977年獲得東德文化部的委託，以慶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勝利為宗旨，從第一批模型到 1986年4月紀念碑落成典禮，拍攝11年來這個雕像建構過程的各個階段。

儘管某些影像於1983年就在媒體上發表並在官方展覽中呈現，但直到委託完成後，伯格曼才完全重新「挪用」了她自己的作品成果，從400多卷底片中保留了12張照片，成就了她著名的《紀念碑》系列。她以一種與東德官方規範、共產主義美學相去甚遠的視覺語言和風格，用黑白照片捕捉了組裝、測試和懸掛的時刻，以及鷹架和田野中出現的巨大碎片。這些影像揭示了只見下半身的雕像，或在包裝下、被矇著眼睛的偉人，看似被破壞或奄奄一息。伯格曼深知這太過幽默與諷刺，永遠不可能在當時的東德展示。

在大眾對共產主義烏托邦日益不信任和懷疑中，伯格曼結合戲劇和紀錄片元素，強調了國家計畫的荒謬。黑白攝影與東德官方製作色彩繽紛的照片形成鮮明對比，照片質疑雕像背後的意識形態，並揭示公眾的私下看法。重新脈絡化的作品並非線性敘事，而是將觀眾帶入雕像周圍的一系列荒謬場景，原本雄偉且值得慶祝的豐功偉業突然衰落，成為一部概念性作品，巧妙反映公眾集體潛意識並質疑當時東德垮台前的國家價值觀。

這部具顛覆性的作品暴露了意識形態的脆弱與荒謬，以及建構／解構偉人紀念雕像的諷刺。毫無疑問，紀念碑看起來正在被拆除而不是建造，預示了柏林圍牆倒塌與東德的最終命運。《紀念碑》系列發人深省，同時描繪了當年的公眾情緒與烏托邦意象的過時，體現藝術重新挪用和脈絡化的重要性。

德國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後人、藝術家朱利葉斯．馮．俾斯麥（1983–）探索權力與記憶的作品《房間裡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2023–25），曾作為巴黎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Paris）2025年公共計畫的一部分在小皇宮展出。受到木偶玩具啟發，這是一對動態雕塑作品，一隻1：1大小的長頸鹿標本，與一座傳統的「銅像」──奧托．馮．俾斯麥騎馬雕像的縮小複製品。

在馬達、鉸鏈和電腦程式的控制下，它們以不同的速度不斷倒塌和重新組裝，非同步「演出」一種循環運動。長頸鹿緩緩把頭低下來，如同在非洲草原上活生生地靠近圍觀群眾，成為拍照亮點；而坍塌成肉塊的畫面，又極為直接地令人聯想到過去殖民獵人或當代非法盜獵影像中的獅頭、象牙等「戰利品」。

如伯格曼的《紀念碑》系列，藝術家藉此點出看似永久流傳的紀念碑實際上的脆弱性，以及它們如何塑造公共記憶。另一方面，以長頸鹿紀念碑思考人類如何「殖民」自然，在其他生物上施加殖民暴力。回顧藝術家之前如小鹿、母狼等一系列運用同樣技術的動態雕塑作品就會發現，施加於自然的暴力是其核心。長頸鹿成為異國情調和浪漫化殖民歷史的紀念碑，模糊了自然歷史和殖民暴力之間的界線，解構兩尊雕像質疑了象徵結構的力量與脆弱。

但是與其說他一直對紀念碑著迷，不如說他對「衝撞」上了癮。他在2011年至2012年的作品《懲罰》（Punishment）中，在世界各地「鞭打」山巔海角等自然美景，反抗大自然的力量直到他精疲力竭。之後更如藝術家艾未未在天安門前比中指，把目標轉向各地的名勝文化地標，如巴西里約熱內盧的救世基督像，更曾因為在紐約鞭打自由女神像而被警察逮捕。

這再再凸顯出藝術干預、介入輿論與公共秩序的修辭力量不容小覷。而雕像重複「解構／建構」的循環，如今看來相當貼合川普2.0與極右政治勢力在全球的復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鄉愁、對過去「美好」日子的眷戀，社會上種族、性別的不公平又「恢復」原狀。《房間裡的大象》體現了復活奇蹟：紀念碑與意識形態即使被拆除、被解構，它們總是有機會不斷再站起來、再次借屍還魂。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引發雕像拆除浪潮，身為奴隸主的偉人雕像遭破壞、潑漆，甚至斷頭斬首，或是如阿富汗塔利班在2001年以火箭摧毀大佛像。在這些雕像被「鞭屍」的事件中，身分認同和衝突行動的概念開始交織，推動不少藝術家以行為藝術的角度來思考「破壞」雕塑的行為。例如處理被遺忘的殖民記憶的哥倫比亞藝術家伊萬．阿爾戈特（1983–），在三螢幕錄像裝置《懸浮》（Levitate）中呈現他在羅馬等地3個廣場，針對殖民歷史紀念碑的行為介入。受到政治和幽默雙重驅動，他的多數創作都透過行動主義和觀眾參與來重新思考公共空間，並且經常是一種權力邏輯的顛覆倒置。

阿爾戈特在不同城市使用起重機進行行為介入，翻轉、拉倒、移除了紀念碑。但這個看似暴力的動作不單是對抗，更是幽默、轉移與轉變，是為了引人驚訝而回頭質疑我們與權力、機構的關係。藝術家更讓觀眾坐在狀似被肢解的巨型方尖碑組成的柔軟沙發上，這無疑是極為幽默俏皮且詩意的「反」紀念碑。觀眾坐在廢墟上等待歷史事件發生，透過身體的「不行動」參與作品，思考被遺忘的記憶如何持續困擾人們，特別是如藝術家祖國哥倫比亞的殖民歷史。

可以想見，如阿爾戈特這樣的藝術家，在喬治．弗洛依德（George Floyd）之死激起全美反種族主義抗議並蔓延全球時，心情是多麼激昂。最後，我們回顧當時各地黑奴貿易、殖民相關「偉人」雕像遭到破壞在法國輿論引發的討論。面對「古人」所立的紀念碑，究竟應保留還是移除？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紀念碑？動態的雕像或公共藝術？

在法國針對是否移除使奴隸制度化的《黑人法典》起草者科爾伯特於國會前的雕像而紛紛擾擾之際，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重申不會移除。這引來前司法部長、出身前殖民地法屬圭亞那的政治家克麗絲蒂安娜．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強力砲轟：「某些雕像必須從公共場所移走⋯⋯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勇氣做到這一點，那將會是25年、50年或100年後之事。公共場所的雕像只選擇歷史的一部分，有些歷史人物根本不該出現在公共場所。」並解釋道：「科爾伯特確實起草了1685年的《黑人法典》，同時也是偉大的政治家。這並不是說因為他是奴隸主就要將他遺忘……否認歷史是不可行的。這不是要完全移除雕像，而是某些雕像必須遷移，它們更適合的位置是在博物館中。」

哥倫布雕像成為美洲原住民種族滅絕的象徵而遭破壞；17、18世紀壟斷英國奴隸貿易的科爾斯頓（Edward Colston）銅像被群眾拔起、沿街滾進河裡的畫面在網路瘋傳。白人奴隸主、歐洲中心的歷史並非所有人的歷史，而是少數人的歷史。公共空間的雕像在政治或道德上都絕非中立，它的存在是為了保存記憶、榮耀的人物或事件，紀念勝利或成就。

歷史學家米莉安．科蒂亞斯（Myriam Cottias）認為，雕像的移除象徵著歷史敘事的翻轉，人們開始質疑從統治者觀點寫成的總體歷史。破壞雕像實際上是非常古老的行為，如政權更迭時，前政權的象徵、街名、廣場名稱很快就會被更改。但攻擊雕像「罪人」使其倒地總是更加壯觀，更適合媒體傳播。另一位歷史學家艾曼紐．菲雷克斯（Emmanuel Fureix）舉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封建制度象徵被摧毀時，是否移除集體記憶紀念碑的爭論就曾上演。雕像不是史書而是榮耀，但多數公共雕像是「古人」豎立的，古人的英雄已不再是當代的偉人。

針對科爾伯特，歷史學家卡蜜兒．比多（Camille Bidaud）則說，移除國家歷史人物的雕像並不代表將他從記憶中抹去，我們仍會在博物館、學校或歷史書中找到痕跡。銷毀雕像不等於消除歷史痕跡，而只是「取消慶祝活動」。對她而言，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科學，而是透過適應時代而不斷更新的。歷史表述也書寫著歷史，我們必須質疑並在必要時修改。

面對這些古人所立的「英雄」，不再擁有相同價值觀的我們，無法再認同奴隸貿易系統。當下的命題是圍繞共同的過去，如何建立屬於當代人的記憶，以及面向未來如何教育下一代。我們或許能以阿爾戈特另一個幽默提案作結──一個動態、觀眾參與的公共藝術作品《他者，我與其他人》（The Other, Me and the Others, 2017）。這是一個群眾能「一同」入戲的巨大蹺蹺板，在左右兩端之間能隨時自由移動，用身體投票。相較於單單保存歷史記憶，這是給當下身體一個社會性的全新共同體驗，提醒我們無論站在哪一邊，為了長久未來的當下和解依然充滿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