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日，鄭家朗在Facebook專頁宣布，他已身在英國。之前整整一年，他消失於公眾的視線，也跟戰友、親友在物理上隔絕了，「Love language不是純粹靠語言，而是要觸摸。」在台灣期間，鄭家朗獨居於5坪的套房，行裝有限，卻盡量依照他在香港的住處去布置。牆上掛著香港眾志的「100%自由旗」，告示板上有寫著「學車（駕訓）」、「學剪片」的便條貼，還有一張電影《人聲》（The Human Voice, Pedro Almodovar）的票尾。30分鐘的短片全是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的獨腳戲。她對著電話咆吼、哀求、哭訴，鬼打牆無處著力，「好似我自己的情況。」床邊有隻由小一開始陪伴他的布娃娃，他甚至把枕頭都帶在身邊，為了那熟悉的氣味，「衣服可以再買，回憶不可以買。」有什麼捨不得又帶不走？「人啦。」他秒回，然後靜默良久。

「坦白講，沒有人想離開。」

他離開也是經過多番掙扎。2020年，中共宣布在香港實行《國安法》。在疫情和鎮壓下，當時反修例運動已開到荼蘼。鄭家朗堅持發動罷課公投，集結民意。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在6月12日發表題為「斬斷黑手、救救孩子」的新聞稿，點名黃之鋒和鄭家朗，指他們把學生當作「阻礙立法的炮彈」，是「用心歹毒」云云，恐嚇一時提升到國家級別，「驚到震（怕得發抖）。黃之鋒慣了被點名，好似上課被記名一樣，但對我來說是第一次，還要跟戴耀廷他們齊名。」「威脅已經好近。真的要思考自己能承受幾多風險、有多少責任。」

是留或走，to be or not to be，「那一刻，我覺得不可以就此離開，一定要完成公投。香港人對《國安法》無論如何都要有點回應，不可說『太平盛世，沒有異議』。」他顫抖了一天，第二日已經回復理性，「怎樣運用這個能量，去呼籲更多人參與公投？然後進入line to take（統一口徑），回應記者、去frame（解說）整件事，嘗試給公眾一個訊息：現在受到打壓，為何中共要忌憚？因為公投是有成效的。要令更多人參與，令這個武器更有力。」

威脅一直都在。早在2019年9月、反修例運動期間，鄭家朗主持集會後回家，遭3名男子伏擊，直向他眼部揮拳，送院治療。「其實還收過死亡恐嚇。」恐嚇信寄到眾志的郵箱，「內容大致是：再搞罷課，就殺死我，再殺死黃之鋒。當然不會相信，但這些會累積你心中的恐懼。」沒有公開的原因，也很反高潮，「忘了。當時在搞罷課。社運組織不是一間公司，好多事情都只有一個人做。公投的流程、物資、投票系統和票站設置、聯絡、做圖、發言， 全部都是我，好忙。」

到2020年6月再搞罷課公投，鄭家朗已經進化成熟手技工。全香港有500間中學，經過反修例運動後，主流學校大都有學生自發的關注組，形成公民社會的基層細胞。他要組織幾百個「分舵」。但家長和學校的壓力，對未成年人來說是不可抗逆，「有些關注組在派單張時，已經遭校方阻攔。雖然當時《國安法》未正式通過，但學校都會驚。」

公投的目標是最少有1萬名中學生投票，總票數有6成投贊成，就會通過罷課動議。結果總票數達標，但實體票不足一半，未能啟動罷課行動。「好多人放學跑來，身水身汗，怕投不到票。我走勻所有票站，見到這些情況，好感動。這是中學生少有的民主決策，本身已經是壯舉。」

但中學生的民主初體驗就此成為絕響。

「學生組織都潰散了。我們之前的合作平台已經停止運作。要參與政治行動就更難。莫說學生，連政治人物都有好多顧慮。」

《國安法》對公民社會的輾壓摧枯拉朽。2021年，歷史悠久的教協、支聯會、職工盟逐一解散。議會的選舉規則面目全非，參選人要經過篩選，確保當選的都能入中共法眼。就算中學生成年後再去投票，也跟民主無甚關係了。

那段日子，他經常等到天亮才去睡，「因為警察通常在早上6時上門拘捕。我希望以最好的狀態去面對，不想朦朦忪忪。」「有時會有預感，覺得今天會來拉我，好多疑神疑鬼的狀態。你意識到政權故意給你這些感覺，但你無法制止。」「能夠跨越恐懼，就是真正自由。就算抓了你去到任何地方，思想上都是自由的。」「但人是有感情的生物，要跨越恐懼好難，所以精神好差。」

鄭家朗眼淺，「成日會為香港而哭。」但更多是為了戰友而哭。2020年底，眾志黨友周庭等人因為2019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一案，「煽惑他人集結」罪成，被判囚10個月。周庭聞判崩潰，在旁聽席的鄭家朗也哭了，「為何社會要這樣對待無私付出的人？警察做任何事都沒有後果，每個月2、3萬人工（港元）袋袋平安。」「這個世界公平嗎？我思考自己的信仰（他是基督徒）。惡人消遙法外，義人就要受罪。公義在哪？」

周庭的眼淚提醒了他：「一個人無論怎樣ready，去到那一刻就會不ready。好擔心，他們是出生入死的朋友。」「當時我已經不是眾志副主席，不然可能會壓制自己的情緒。要回覆記者、接受外媒採訪。但都不需要了，已經沒有香港眾志。」2021年初，「47人案」來襲，有份參與立法會初選的民主派人士、包括香港眾志多名成員被捕。鄭家朗終於在3月再次離開香港，「我到現在仍經常反思，真的不能再返香港嗎？如果承受一些刑事責任，之後可以留在香港也好吧。是否值得這樣做？在理性和感性之間掙扎。」但香港已面目全非，「這麼多人被捕，自己的戰友基本上都已入獄。回去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我不後悔當日再回去，至少多了留半年。」就此，他得以完成學位課程，正式從樹仁大學社會系畢業。

鄭家朗投身社運時才17歲，現在也不過是22。冷酷人間，教青春彷彿歸零，「若問我會不會後悔，當然不會，但會痛。知道事情會這樣發生，跟實際要接受，是兩回事。」失去太多，得到什麼？「這場運動重新定義了香港人，我們賺到『香港人』這身分。以前香港人好顧利益，但今次面對危機仍願意走出來。民主、自由可能撻一下手指就沒有了，但人內心的公義、怎樣思考自己的存在價值、對香港人的認同，沒有人可以拿走。」

鄭家朗割捨的，還有他的貓咪，「某日有街坊跟袁嘉蔚說，在街上拾到小貓。我拿了回家，牠陪我好渡過很多艱難的歲月。」袁嘉蔚是眾志黨友，時任港島南區區議員，現正因為「47人案」被囚，還押已超過一年，「有時我坐公車時聽著歌，就會哭。你憑什麼享受自由呢？為何你可以選擇離開，而他們要坐牢？不公平。」

「事實上你擁有自由，問題是怎樣運用這種奢侈。只能夠努力生活，有意義地生活，不要行屍走肉。」

他想繼續為香港做事，但隔山打牛相當乏力，「有些遊說工作，要牽涉香港社會的動能才能做得到。」「六四的學運領袖離開中國後，後來有幾多能夠影響到中國？」離散在外，如何避免在生活與生存中潰散，成為了他念茲在茲的課題，「我覺得最重要是凝聚海外的香港族群，不要丟失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精神。而且愈來愈多新人可以參與，我說的是港人的下一代。」「打國際線、遊說外國政府和市民去支持惠及香港民主的政策。如何保持海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成為一個社群，維持力量，也是國際線的重要部分。」

流徙其間，鄭家朗的主要工作，是與其他海外港人開發關於香港歷史、語言和文化的教材。團隊成員有教師、社工、插畫家等，開發了名為《太平島保衞戰》的故事書和桌上遊戲，以海外港人的小孩為對象。「教材的理念，不是用增加壓力的方式去令小朋友學習。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填壓式教育。」「這是一個思考過程，不是強迫他們接受。最重要是勾起他們的興趣。」

但父母所珍視的，對於在外國土生土長的孩子而言，是執念還是包袱？

鄭家朗相信教育的力量，因為他本身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產品。通識科自2009年起成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必修科，原意是加強學生的社會觸覺。結果成功培養出黃之鋒這一代人。通識科令他們提早明白社會發生什麼事。鄭家朗就是在2017年、考完DSE後加入香港眾志，「終於從巨大的考試壓力中釋放出來，想關注教育議題。自己作為用家，好想捍衞當中的一些東西。」

說是教育造就了他，因為他的原生家庭本來支持建制。鄭家朗年紀小小就在紅色組織工聯會做義工，「好落力。小六時甚至去晚會做司儀，穿唐裝、講薪火相傳。」「還要念溫家寶的詩，什麼星空還是夜空（《仰望星空》），背了好久。」「工聯會叫你講『我們』，不要說『你們』，因為我是其中一分子。但人大了，就不需要靠這些獲得認同感。」鄭家朗升上中學後，正藉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的浪潮。他覺得工聯會的立場和論調沒有說服力，就此離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