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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數位威權輸出下的自由世界聯盟

《牆國誌》一書指出,打從網際網路傳入中國,政府便持續致力於擴張審查範圍;而各種國外熱門網站都有了中國式的替代品,會積極配合中國的審查制度,甚至搶在政府前頭審查,並為此獲利甚鉅。圖為在北京舉行的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會。(攝影/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黃之鋒替《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撰寫的推薦序,經游擊文化授權刊登。

極權國家維穩優先,科技巨擘利潤至上,網路理當是促進民主和自由的一股力量,為何卻在兩者雙重夾殺下,失落了願景?《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作者、CNN記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耗費數年進行調查,逐步拼湊出中國防火長城的發展歷程與運作機制,清楚描繪出中國如何在歐美人士、矽谷菁英的間接與直接協助下打造出防火長城,監控與過濾國內所有線上活動,並用以對付法輪功、圖博人、維吾爾族和異議人士。

格里菲斯在書中詳細說明,中國如何築牆、舉盾、執劍、開啟戰爭,一步步影響全中國、全世界每個人的生活;以及,如果我們想保護網路的自由、開放、民主與透明,又能夠怎麼做。而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在傳出中國當局將直接把「港版國安法」放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前,為本書撰寫的推薦序,簡介了近年北京對港施加的「數位威權打壓」,更能讓台灣讀者理解中國的網路審查與資訊操控手法,並傳達對自由世界集體行動的召喚。

中共近年積極輸出影響力,台灣與香港作為第一道防線,深受北京數位威權所害,從網路攻擊、水軍「出征」,到殭屍帳號帶風向、假新聞泛濫等現象,皆為例證。2014年,香港經歷雨傘運動,中共也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公然提出「網路主權」學說,此後,針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網路攻擊有增無減。閱畢由CNN記者詹姆斯.格里菲斯所撰寫的《牆國誌》一書後,不難發現在北京日益高調介入香港事務的同時,香港似乎正朝著與中國各地相同的方向發展。威權壓境,影響的不只是網路自由,更是其背後所承載的價值:大型抗爭運動的可能性與活力、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追求,以及對整座城市未來的想像。

數位威權作為網路攻擊

北京對港施加的「數位威權打壓」,往往旨在令民意無法彰顯。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中共便已出動本書所提到的網路武器「大炮」,打擊當時就政改方案而舉行的大型民間公投。公投前夕,負責推動公投的電子投票平台以及「壹傳媒網絡」,先後遭到國家級的DDoS攻擊,雖則最後仍有逾50萬人參加投票,但此事反映,即使公投本身不具約束力,北京仍忌憚任何形式的民意彰顯。同樣地,強調「去大台」的反送中運動期間,抗爭者常用的網路討論區「連登」亦遭遇多次DDoS攻擊,網站流量從平日的每小時650萬次,急升至每小時逾15億次,令所有關於抗爭的討論被迫中斷。

除駭客攻擊外,中共亦積極發動網路水軍進行「反論述」。Twitter及Facebook早已點出,中國針對反送中發動「網軍資訊戰」,大量殭屍帳戶冒出,這些帳號在運動開始後才創設,卻異常積極地在大小討論區散播假新聞、惡意抹黑、帶風向。單是Twitter,中國網軍便有高達20萬個帳號,其中936個最為活躍、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當然,網路水軍攻擊早見於雨傘運動,當時的社群媒體流傳過多段刻意捏造的錄音,如偽冒我要求示威者立即結束集會,或擷取新聞片段但改成「假新聞」,在長輩常用的WhatsApp及微信散播,加深社會分化。

中共的輿論引導從來不止技術面,北京還經常利用經濟力,迫使跨國機構或政府就香港問題自我噤聲,抑或鼓動網民群起要求抵制企業(如NBAnnevvy等事件),並施壓使企業主動配合中共的主旋律(如暴雪娛樂國泰航空等事件)。事實上,反送中抗爭者曾以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模式,自行研發即時地圖「HKmap.live」,集體更新及匯報香港的警力分布。由於抗爭群眾往往淪為港警施暴的對象,這款即時地圖相當重要,然而不久後,大陸卻高調批評蘋果為抗爭者護航,蘋果隨即將應用程式下架。由此可見,這類施壓行為的目的,是在各個層次孤立香港,打壓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

數位威權作為法制壓迫

如同《牆國誌》一書所描述,北京往往藉由監控技術獲取目標資訊,再配合法律進行打壓。香港的其中一個重災區便是手機,香港法院早前頒令,允許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自行查閱被捕人的手機內容,警方有時甚至會用上駭客技術。我在2019年8月被捕後,警察利用以色列駭客軟體Cellebrite UFED Physical Analyzer和瑞典軟體MSAB XRY破解我的手機,並於法庭提交4份「黃之鋒手機訊息交流紀錄」作為證據。截至去年(2019)11月,已有近4千支抗爭者的手機遭警方扣留,除了蒐集證據外,當局更重要的目的,是根據手機通訊紀錄重組整個抗爭者網絡,從而更精準地進行政治清算。在新型網路打壓時代中,現有法律明顯落後於當權者的權力濫用,致使被捕人士在這些駭客技術面前,白白喪失應有的「緘默權」。

港府亦會從社群網站下手。為搜集眾志成員周庭Facebook專頁訂閱者的個人資料、IP 地址及帳戶活動紀錄(log record),法院准許警方進入Facebook的香港辦公室進行蒐證。此舉明顯是以言入罪,欲以私下對話作為呈堂證據,無異於製造「白色恐怖」。此事一出,周庭專頁的粉絲人數即日減數千,當中有一部分是大陸居民,他們都會私下為香港人打氣,但在警權泛濫的專制社會中,牆國內的居民卻連私下的言論自由都遭受侵犯。

事實上,每當有抗爭者遭逮捕,他們提供給警方的個人資料及地址,都會被放上專門公開示威者資料、名為「香港解密」的網站。香港眾志的成員過去經常在遊行前夕遭匿名來電轟炸,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亦曾在住家附近遇襲,遭親中暴徒毆打至雙眼微血管爆裂。在威權社會當中,網路起底與實體施壓是互為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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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數位威權、自由世界聯盟、AP Photo、達志影像
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民眾開始關注國家監控技術,在數次抗議行動中,示威者將智慧路燈拉倒、拆解,發現部分零件是由大陸「天網工程」的供應商所提供。(攝影/AP Photo/Kin Cheung/達志影像)

蒐證以外,當權者亦利用惡法條文濫捕濫告。在香港主權移交時,中共蓄意保留不少殖民時期遺留的惡法,這些惡法過去曾因賦予行政機關過大權力,容易釀成濫權,遭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批評並要求修訂。然而,隨著北京意圖加強對港管治,尤其適逢香港出現大型網路動員之際,這些殖民惡法皆遭借屍還魂。

譬如,香港政府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便首度祭出殖民時期留下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推出限制言論自由的禁令。只要政府認為屬緊急情況,即可「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進行「檢查、管制及壓制」。網路平台亦遭殃及,政府甚至能切斷示威地區的網路及通訊服務。另一條被引用的惡法則是「煽動罪」,這條上世紀1930至70年代修訂的法律,原本是為維護英國女皇的權力,針對「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意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意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等行為進行規範。惟因定義不清,該法現被延伸至批評政府的言論,有議員僅是在社群媒體轉發一則談及警察的貼文,就遭警方以「煽動意圖」之罪名拘捕。在這類惡法底下,網路言論易成文字獄,任何批評的聲音都有機會被刑事化。

自由世界制衡威權輸出

宏觀而言,數位威權對民主運動的打壓不限於抗爭時期,而是一種長期的社會改造。香港社會近年來愈發關注中共對港的「數位威權輸出」,擔心國家監控技術會在香港「斬件式
指將物體、食材等分解或拆解;比喻像分解物體一樣,分段進行某事。
」分批上馬。例如香港政府於2019年強推「多功能智慧燈柱」,在全港興建約400支智慧燈柱,聲稱只會蒐集氣象、空氣品質、道路車流等即時數據。然而,即使議員連番追問,政府仍對燈柱零件及供應商等資料諱莫如深,直至抗爭者拆掉燈柱,才發現部分零件是由大陸「天網工程」的供應商所提供。同時,負責市政的食物環境衞生署亦在全港安裝逾300個監控鏡頭,全由協助監控新疆集中營的「海康威視」提供。隨著這些以「智慧城市」為名的智能工程一一落實,不禁令人擔憂,當局是否「明修燈柱,暗建監控」,為在港實施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及大數據監控鳴鼓開道。

台灣與香港所面對的中共威權壓迫絕非孤例,而是北京執意向各地輸出自身治理模式的必然結果。中共以「一帶一路」等倡議推進全球影響力,其外交政策亦轉向推崇「採取主動,敢於鬥爭」風格的戰狼外交,必然威脅各國原有的民主自由及生活模式。

為了制衡中國肆意踐踏人權的行徑,我們需要針對打壓人權的官員及其家屬,建立有效的制裁網絡。隨著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歐盟及澳洲政府啟動了《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的立法程序,各國有必要建立相關體制,令中共濫權者無所遁形。

除了法律措施,更重要的是面對威權入侵的社會覺醒,尤其是中方披著經濟外衣,對各地自由、自治、主權的改造。《牆國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的藍圖,呈現出「中共威權在中國」的情狀,至於「中共威權在外國」的狀況又是如何?中共如何在各地收編企業及組織,發動網路攻勢以形塑各國對中觀感?值得各國公民社會仔細研究。近來有人提出,台灣、泰國、香港等地的人民可組成「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以團結各地公民社會,抗衡中共威脅。在北京日益擴張的今日,我們有必要透過行動將此概念化為現實。

《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游擊文化出版
《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游擊文化出版
索引
數位威權作為網路攻擊
數位威權作為法制壓迫
自由世界制衡威權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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