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接連發生多起令人震驚的家暴殺人事件，女性人身安全與保護令執行的有效性再度引起關注。然而，在這些公共討論中，身心障礙女性的人身安全卻鮮少納入政策視野中。

實際上，身心障礙女性面臨暴力的樣態更為複雜，且障礙女性難以求助──不僅是家庭暴力，也延伸至公共空間的跟蹤騷擾與性騷擾威脅。身心障礙聯盟（簡稱障盟）在這樣的背景下，在2024年執行〈身心障礙女性跟蹤騷擾經驗調查專題報告〉，邀請身心障礙女性說出遭到跟騷的親身經歷，其中往往也涉及肢體暴力。

在2022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中，國際審查委員建議，政府應提供身心障礙女性防身科技輔具服務；但國家至今對防身科技輔具的研發及建置仍採消極的態度，對障礙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有限。

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統計，2019年通報之身心障礙受家暴人數為10,837人，至2024年已增至13,682人，短短5年間增加近3,000人。在這之中，以心理社會障礙者受害比例最高，女性占比高達7成；心智障礙者亦為高風險族群，女性占比約6成。

這些數字顯示：身心障礙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屬於高度脆弱群體，尤其在不同障礙類別中呈現明顯性別差異，心理社會障礙與心智障礙女性特別容易成為受害者，不僅因認知上的障礙特質增加求助困難，也因社會偏見與支持系統不足而處於更不利的地位。然而對於肢體障礙女性而言，遭遇家人的肢體暴力，也可能因為行動不便，難以即時逃離。

身心障礙女性不僅可能會面臨家暴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成為跟蹤與性騷擾的目標。根據〈身心障礙者跟蹤騷擾調查報告〉，受訪身心障礙女性曾在外出途中遭受陌生人尾隨、言語騷擾甚至肢體暴力。

其中視覺障礙者與行動不便者更容易成為受害的高風險者，因為她們難以迅速離開現場、或無法蒐集證據以報警。如視覺障礙女性受訪者指出，要使用手機報警，就必需透過語音輔助操作，但聲音就可能被加害人察覺，而引發更嚴重的暴力。

肢體障礙女性芬芬（化名）分享她驚險遭遇的經驗：有一次早上6點多要去農園幫忙，她騎著適合身障者的改裝機車，「發現有一輛車一直在我後面，我停在一邊讓他過，」結果車子過了之後就停在她的機車前方，「因為機車不能倒退，我下來要牽車挪後面，他也下來了，他把後車廂打開，」芬芬只好很緊張地坐回摩托車上，但那人架住她，芬芬看到附近田園已經有人在工作了，「我拚命喊，他開始勒住我的脖子，非常痛，他就叫我不要叫；他想移動我，我就坐在摩托車上撐著，大概折騰了十幾分鐘，我真的很害怕，後來有機車騎來，他就趕快離開了。」

另一名視覺障礙女性曉婷（化名）說，她曾在路邊遇到襲胸，卻無法求助。「我在路上走，有人騎著機車迎面而來，好像愈來愈靠近我，突然手伸出來就襲胸，騎車加速就跑掉了。」但曉婷視力不佳，看不清楚。「那時候就想，如果我身上有帶警報器，發生的時候可以有個響聲，引起大家的注意，是不是對我們有更好的保護？」

我們詢問曉婷後來有報警嗎？她說那時候想想，然後就「算了吧」。曉婷接著說，視障者去報警，警察如果問這人長得怎樣，「我眼睛就不好，我就只能說不知道；問穿什麼衣服，我也不知道；他的車牌幾號、有什麼特徵，我是真的都不知道。」她因而認定，報警是無用的。

當身心障礙者走進派出所，想要訴說遭遇的跟蹤騷擾時，往往因無法順利蒐證或清楚陳述而受挫；而警員也因為缺乏線索，難以即時回應，可能就是調閱案發地點的監視器，但不見得可以派上用場。於是，報案變成一場漫長的等待，甚至換來的是不了了之。這樣的經驗不僅削弱了求助的勇氣，更讓她們在危險中被迫獨自承受。

相較之下，韓國與印度在防身科技輔具的推動上，已展現出積極作為。韓國首爾市政府自2023年起主動發放「守護者」（지키미）可攜式SOS鈴與警報器給女性，整合定位、求救通報與自動報警功能，確保女性在遭遇性暴力、家暴或跟蹤時，能即時求助。這種政策介入，降低了取得輔具的門檻，也讓公共安全更有保障。

對身心障礙女性而言，防身輔具的主要功能，建立在便捷操作和具聲音警報的基礎上，應考量不同障礙別的需求研發防身輔具，在通用設計的前提下，盡可能使防身輔具兼具輕便性、操作簡便性。例如穿戴式警報器、語音啟動的防護裝置等，應確保防身輔具具備快速啟動、精確定位與求救功能，避免女性障礙者在遇到危險時，還需要從隨身背包中拿出防身輔具，緩不濟急。最重要的是，除了要能夠在當下能夠吸引周遭人們的注意及協助外，也要能及時通報警方介入。

2022年國際審查委員在CRPD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43點中，建議我國政府考量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3號一般性意見 （身心障礙婦女和女孩），解決遭受暴力婦女及女孩的庇護安置服務和相應需求（例如，輔具、住所、心理健康支持），以及為身心障礙婦女和女孩提供輔具、住所、心理健康支持和指導等服務。這些建議最核心的價值，即在敦促政府提供資源及服務，使得身心障礙女性和女孩可以避免遭遇暴力。

然而，在後續的落實過程中，政府的作為卻顯得消極。2023年6月於「落實CRPD及CRC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共通議題（含CEDAW）第2階段審查會議」中，國科會代表曾承諾：「針對這些（身障者需求的）功能，技術上並非難題，將在後續會議中說明，並協調廠商開發時納入需求。」

然而時隔兩年，在2025年CEDAW第5次國家報告民間意見交流會上，國科會代表卻僅以「身心障礙女性申請國科會計畫並通過的申請案件數」作為回應，在被追問後才補充：「收到相關身心障礙女性安全輔具申請案0件，沒有人來申請。」

但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3項第15款明文規定：「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主管身心障礙者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應用與推動等事項。」國科會身為輔具研發的主管機關，卻展現如此推諉心態，將責任轉嫁給研究者與民間團體，忽略國家應有的積極規劃，顯現對障礙女性人身安全的消極與漠視。

同在家暴及跟騷防治網絡內的內政部警政署，則回應會配合國科會的研發。但人身安全不只依賴科技輔具，更需要警政第一線體系的即時回應同步修正，更認識障礙女性的特殊性，才有更高的敏感性處理。

警政署該有的相關職責，包括：

身心障礙女性在家暴、跟蹤騷擾等性別暴力的陰影下，往往求助無門、防身無器。她們不是不願意發聲，而是一次次被現有制度推向沉默，如防身輔具的研發被國家忽視，在報案過程缺中乏理解與支持，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都成為交由命運的未可知與不可控制，失去了主體性。

我們必須正視「人身安全不是特權」，而是每一個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政府不該再以「沒有人申請」作為「研發零產出」的卸責理由，更應該積極研發具通用設計的防身科技輔具；警政署則須再強化警員教育訓練、引入司法詢問員與社工的專業支持，並提供多元蒐證與報案受理的案例導入教育訓練。

我們不應再等到下一起憾事發生，才驚覺政策的落後與補破網的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