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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林蔚昀/大航海時代意外造訪福爾摩沙的過客──17世紀波蘭傳教士眼中的美麗島

由荷蘭的地圖學家休昂.布勞(Joan Blaeu)繪製的《大員港市鳥瞰圖》,描繪了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建設的熱蘭遮城,與已消失的台江內海。(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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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島叫福爾摩沙,並不是浪得虛名。福爾摩沙的意思是美麗,這裡土壤肥沃,景色宜人,人民也比印度其他區域的人民美麗。福爾摩沙位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緯度25度,而北極星仰角(註)
在北半球要測量所在地的緯度,可以仰望北極星,仰角就是觀測者所在的緯度。
則超過22度。它被海環繞,但是因為被沙洲(註)
大員港確實有沙洲,水道也淺,因此很難進入。梅欽斯基提到的「插在水中的柱子」,有可能是用來標示出水深及前進方向,讓船循著標誌進港的竹竿。關於進港的竹竿,請見: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45期(2015年9月), 頁10。
包圍,船要入港很困難。當地人會把柱子插入水底,標出水較深之處。沒有這些柱子的輔助,根本沒辦法在這裡維持港口。」
在1661年以拉丁文出版的《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中,收錄了一篇由耶穌會傳教士沃伊采賀.梅欽斯基(Wojciech (Albert) Męciński, 1598-1643)
梅欽斯基來自波蘭東南部的歐斯摩利茨(Osmolice),出身古老的貴族世家,曾在盧布林(Lublin)的耶穌會學院求學,又在克拉科夫(Kraków)上大學,還到羅馬見習過,在葡萄牙的埃武拉(Évora)被授任神職。當時耶穌會致力於在日本傳教,梅欽斯基抱著對神的愛及奉獻之心,要把這愛傳給世人,於是決定去日本傳教。梅欽斯基寫信時,經常署名Albertus/Alberto Męciński(阿爾伯提.梅欽斯基),到了亞洲後,更是常常用Alberto Polaco(來自波蘭的阿爾伯提),Albert可能是他的中間名。
寫下的〈福爾摩沙記述〉(Insulae Formosae descriptio)(註)
本文引用的〈福爾摩沙記述〉,為作者請波蘭科學院波蘭語中心(Instytut Języka Polskiego PAN)的拉丁語學家澤濟斯瓦夫.柯札爾斯基(Zdzisław Koczarski)翻譯成波蘭文後,再自行翻譯成中文。而在葡萄牙耶穌會神父謝務祿/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586-1658)所著的《中國帝國及其中的福音文化》之義大利文譯本(1643)英譯本(1655)也有收錄〈福爾摩沙記述〉的摘要。

如果沒有更早的資料出現,他是第一個踏上福爾摩沙、也是第一個踏上日本的波蘭人──最後一批到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當時耶穌會致力於在日本傳教,梅欽斯基抱著對神的愛及奉獻之心,要把這愛傳給世人,於是決定去幕府時期的日本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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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采賀.梅欽斯基(Wojciech (Albert) Męciński,1598-1643)肖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在當時禁教的日本,被抓到的外國傳教士會被刑求拷問,若不叛教,就會被凌虐至死,就像在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沉默》裡演的那樣。當時的刑求手段包括灌水直到暈厥,或挖一個土坑,將人倒吊在裝有排泄物的坑洞中,稱為「穴吊」(torture pit)
關於「穴吊」的描述請見帕威爾.諾瓦科斯基(Paweł F. Nowakowski)的文章〈轉置為沉默的愛,沃伊采賀.梅欽斯基在日本的天命〉(“Love Transposed in Silence. Wojciech (Albert) Męciński’s Vocation to Japan”, p.93.) 。而在這篇《BBC》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描繪「穴吊」的繪畫。
。這些刑求會公開示眾,以對日本的天主教徒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梅欽斯基很清楚,他在日本可能會遭受到一連串苦難,甚至死亡,但他義無反顧,也做好了慷慨就義的心理準備。多次前往日本的嘗試之後,1636年6月底,他離開麻六甲欲借道澳門去日本,但所乘坐的船被荷蘭人劫持,被俘虜到福爾摩沙,待了6個月才離開。

終於,他在1642年8月成功來到日本,但很快就被抓住,在長達5個月的監禁和「穴吊」酷刑後,最後於1643年3月23日死在長崎。

雖然梅欽斯基來福爾摩沙是意外,但他還是為這片土地留下了一些紀錄。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有收藏14封梅欽斯基寄到羅馬耶穌會的信,在梅欽斯基於1638年1月3日於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穆齊爾.維特列斯奇(Muzio Vitelleschi, 1563-1645)的
這封信被收藏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檔案編號及名稱:ARSI, Jap. Sin. 38, f. 9rv: letter, Męciński to Muzio Vitelleschi (January 3, 1638) 。信件內容也有附錄在羅伯特.丹尼路克(Robert Danieluk)所著的英文論文〈到日本的長路──通往殉道的捷徑:沃伊采賀.梅欽斯基和他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的信件〉(“Long Way to Japan – Short Way to Martyrdom: Wojciech Męciński, S.J., and His Letters in the Jesuit Roman Archives”)中,頁119-120。這是第一次有人把這14封信整理、發表出來,因此這篇論文十分珍貴。
中,他提到了福爾摩沙:
最可敬的神父: 我不必向您描述我的任務,因為我尚未完成它。願天主永受讚美。我遇上了這麼多阻礙和麻煩,一直試圖到達我的目的地,但我辦不到。如此多的海岸,如此多的危險,如此多的疾病,最後我遇上了信仰上的敵人──荷蘭人──並為了我對神的信仰受苦。但是以主之名,我逃離了他們的掌控。他們把我們從福爾摩沙(Fermosa)帶到交趾支那(Cochinchine),然後我從那裡來到澳門。也是因為荷蘭人的緣故,馬塞洛(Marcello)神父(註)
Marcello Mastrilli是和梅欽斯基一起從麻六甲去澳門的義大利神父,只是他們坐上不同的船,梅欽斯基所坐的船被荷蘭人攔下了,而馬塞洛坐的船逃脫了。馬塞洛抵達日本後很快就被捕,並受刑而死。
去了日本,而我來到了福爾摩沙。
這封用葡萄牙文寫的信
以上引用的信件內容,是我用Google翻譯後,再請葡萄牙文的母語使用者協助確認。
,文中的Fermosa
翁佳音和曹銘宗所著的《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台灣地名真相》中有收錄葡萄牙人的航海表和航海地圖,裡面福爾摩沙的拼法就是Fermosa(頁23-25)。
另外翁佳音和黃驗合著的《解碼臺灣史1550-1720》也提到,葡萄牙人將台灣稱為Fermosa,西班牙人稱之為Hermosa,後來荷蘭人用的名字Formosa成為西方世界的定稱(頁40)。
就是我們熟悉的Formosa。除此之外,要更深入了解梅欽斯基在福爾摩沙的經歷,只能參考3位波蘭耶穌會神父所著的傳記
這3本傳記是:
  1. 卡斯柏.德魯日比茨基(Kasper Drużbicki, 1590-1662)所著的《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以及日本人對天主教信仰的憎恨,他和其他四名神父在1643年3月23日被殺害》(Vita et Mors Gloriosè Suscepta R.P. Alberti Męcinski, Poloni è Societate Iesu. In odium Sanctae Fidei Catholicae apud Japones una cum aliis quatuor ex eadem Societate Patribus interempti Anno Dńi. M. DC. XXXX III. 23. Martÿ,1661,簡稱《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但也有人說本書作者另有其人。
  2. 拉婓爾.斯克辛涅茨基(Rafał Skrzynecki, 1714-1788)所著的《受尊崇的耶穌會神父及日本殉道者梅欽斯基的一生》(Zywot Wielebnego Xiędza Woyciecha Męcinskiego Societatis Jesu Męczennika Japońskiego z roznych pisarzow przez Xiędza Rafała Skrzyneckiego zebrany, 1781)
  3. 馬青.切爾明斯基(Marcin Czermiński, 1860-1931)所著的《梅欽斯基神父的一生,也就是為了信仰而在日本殉道》(Życie X. Wojciecha Męcińskiego T. J.: umęczonego za wiarę w Japonii, 1895)
,拼湊出他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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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欽斯基1638年1月3日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穆齊爾.維特列斯奇的信。圖中紅色方框內文字為「Fermosa」。(圖片來源/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授權《報導者》使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擁有本檔案的權利,未經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許可,不得複製、散布。(©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holds the rights to the reproduced material so that it may not be copied or redistributed without ARSI’s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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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欽斯基1638年1月3日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穆齊爾.維特列斯奇的信。(圖片來源/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授權《報導者》使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擁有本檔案的權利,未經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許可,不得複製、散布。(©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holds the rights to the reproduced material so that it may not be copied or redistributed without ARSI’s permission))
梅欽斯基1638年1月3日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穆齊爾.維特列斯奇的信。(圖片來源/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授權《報導者》使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擁有本檔案的權利,未經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許可,不得複製、散布。(©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holds the rights to the reproduced material so that it may not be copied or redistributed without ARSI’s permission))

海上霸權鬥爭中,虔誠傳教士交錯的身影

梅欽斯基1635年來到麻六甲時,荷蘭人和葡萄牙/西班牙人正進行激烈的商業競爭。17世紀是海上掠劫和大小衝突/戰爭的時代,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可以看到多筆荷蘭船在海上巡弋、掠劫葡萄牙/西班牙船、沒收船隻和船上物件、阻斷他們貿易的相關紀錄
1631年11月20日的《熱蘭遮城日誌》中有記述長官普特曼斯與議會商議,是否應該派2艘快艇去北邊巡捕從日本回來的葡萄牙船,但最後議會認為這樣做風險太高,於是決議:「這些快艇都要留在一起,直到都裝貨完畢,資金也交易完畢,以便關照在這當中可能發生的事。如上所述,在明年2、3月間,現有這些快艇當中的3艘,可以去占巴沿岸巡捕葡萄牙船,在那裡會得到的利益,毫無疑問,一定比去北方巡捕的多。」
在1633年3月23日的日記中,則可以看到荷蘭人掠劫西班牙船的貨物,以及對中國船員的處置:「並決議,昨天由船長Claes Janssen帶進來的那艘戎克船,經詳細盤問該船的船長和舵手之後,他們自己聲稱,他們是於去年,在沒有通行證的情況下航離福州前往雞籠,從雞籠前往馬尼拉,又從馬尼拉乘季風再往雞籠,在那裡裝載訂購的貨物,即那些用西班牙字母標示的貨物,主要的是麵粉、小麥,一些瓷器和其他雜物。由於該戎克船及那些人都是屬於一個西班牙人的,所載的貨物也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我們的世仇的,因此決定予以沒收,留作公司取得的利益,至於船上那些中國人,都是些窮人,留下來只會使公司增加消費,對公司並無用處,因此決定讓他們帶著他們劫來的東西離開。」
1637年8月2日的《熱蘭遮城日誌》則提到,荷蘭船在攻擊葡萄牙船時會動用武力(大砲):「平底船Duyve號,從占碑滿載著胡椒,已於上個月7月28日抵達澎湖,她曾於同月12日,在占巴(Chiampa)沿海,約在Averella北邊4浬處,遇見一艘葡萄牙船,並已用大砲射擊,但仍被逃脫了。」
以上內容請見江樹生譯註之《熱蘭遮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的內容可以在台灣日記知識庫線上檢閱(本文引用的《熱蘭遮城日誌》都是來自這個線上知識庫,登入即可使用)。
,而荷蘭也一直很想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麻六甲
荷蘭自17世紀初,就想要從葡萄牙人手中爭奪麻六甲,曾嘗試和柔佛蘇丹國(Kesultanan Johor)聯手攻打,但因葡萄牙人從果阿派來援軍而失敗。1635年開始,荷蘭艦隊在麻六甲海峽截斷葡萄牙的貿易,1640年荷蘭和柔佛再次聯手圍攻麻六甲,終於在1641年取得麻六甲。
關於荷蘭和葡萄牙爭奪海權的鬥爭,可參考維基百科
。在這種時候坐船到澳門是很危險的,梅欽斯基於是在麻六甲滯留了一年,在醫院照顧因為海上戰爭而受傷的船員,用草藥治療他們。

1636年6月,梅欽斯基坐上一艘葡萄牙商船,要從麻六甲去澳門。和他同行的還有幾位其他神父,分別坐在幾艘不同的船上,這樣每艘船上都會有至少一個神職人員,可以滿足宗教的需要。他們經過了新加坡、柬埔寨,然後在海南島附近被3艘武裝的荷蘭船追趕,其他幾艘船逃掉了,而梅欽斯基乘坐的那艘船則被荷蘭人俘虜。

梅欽斯基在船上遇見一名Gubernator(台灣長官)
根據1636年8月5日的《熱蘭遮城日誌》,第五任台灣長官約翰.范.德.勃爾格(荷蘭語:Johan van der Burg,又稱范得堡)確實有從巴達維亞搭船來福爾摩沙接任台灣長官, 並在海南島下方捕獲一條葡萄牙船。
請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長官說會放船上的人自由,但梅欽斯基很快就發現,這自由是俘虜的自由。信奉新教的荷蘭人用腳踩他帶在身上的聖髑(reliquiae)
聖人遺體的一部分,或生前用過的物品。
和用來進行天主教儀式的器具,不然就是丟到海裡。俘虜們獲得的食物很少,睡覺時也沒有東西可以蓋在身上禦寒或遮風避雨。梅欽斯基有一天餓到受不了,從長官桌上拿了麵包,後來長官就讓他去他桌上吃飯,也會給其他犯人多一點食物。在海上漂了一個月後,梅欽斯基來到了福爾摩沙。
長官本來承諾,會讓葡萄牙船上的俘虜去澳門或是西班牙人的城堡,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叫他們去一片大草原養牛
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確實有在赤崁養牛,在台灣長官普特曼斯於1636年10月7日寫給巴達維亞長官的書信中提到:「剛好,現在我們有繁殖出來的牛,很令人振奮,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牛,這項工作就無法推動了。我們已經把82頭牛,以每頭10里爾的價格賣給好幾個人,談好,在一年內付清。公司還保有的牛,包括老、幼的,一共約有351頭,這些是在我們的時代繁殖出來的。」
請見:江樹生主譯/著,《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Ⅴ(1629-1636)》(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及國立台灣文獻館,2015),頁827。
。俘虜們住在牛棚,吃酸掉的飯、腐壞的鹹牛肉,雖然天氣好時可以去外面看天空、呼吸新鮮空氣,欣賞美麗綠地,但生活條件還是很艱苦,許多人都病倒了。
無法仰賴荷蘭人的幫助,精通醫術的梅欽斯基於是用他在印度學到的民間療法,用草藥給俘虜們治病,治好了許多人,甚至妙手回春,用一種當地人稱為
在1661年的傳記中,這個草藥的寫法為Bě,在1781年的傳記是Bèdo,在1895年的傳記是Bé。
我試圖尋找資料,但目前我還是無法判斷這到底是指什麼草藥。這個「當地的稱呼」指的是原住民(西拉雅族)的稱呼,還是來自福建的移民的稱呼?如果梅欽斯基是在印度習得草藥的使用,這表示,這個草藥在印度和台灣都有生長嗎?梅欽斯基用它來治什麼病?目前這一切因為相關線索太少,很難繼續進行研究。但這無疑是個值得研究的有趣議題,希望對此有興趣、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研究者能投入研究。
的草藥治好了連荷蘭人都醫不好的台灣長官兒子,讓他的高燒退了下來。一位荷蘭牧師來和梅欽斯基請益、切磋醫術,希望他在福爾摩沙多留一年。但梅欽斯基不忘去日本的初衷,霸氣說:
「即使把整個荷蘭都給我,我也不會留下來。」
在福爾摩沙待了6個月後,梅欽斯基終於有機會離開。一艘船從日本回來要去巴達維亞,總督讓俘虜們坐上船,去最近的西班牙人聚落
應該是當時西班牙人殖民的馬尼拉。
。6天後,梅欽斯基一行人來到交趾支那,他也在那裡上了一艘葡萄牙船(荷蘭船本來打算捕獲這艘船,但沒成功)。梅欽斯基很快就離開交趾支那,去了澳門,他後來得知,中國傳教副省會長陽瑪諾(Emmanuel Diaz,1574-1659)神父曾試圖尋找過他,但沒人想到他竟然會被荷蘭人俘虜到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自然風光,栩栩如生躍然17世紀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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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年西班牙人所繪製的熱蘭遮城和台江內海地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626年西班牙人所繪製的熱蘭遮城和台江內海地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福爾摩沙記述〉中,梅欽斯基大量描寫福爾摩沙的自然風光(註)
出處:《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1661),頁108-112。
:「草地異常翠綠,大概有9到10
「拃」是手張開從拇指到小指的距離,約20公分。
高⋯⋯島嶼深處有許多森林,充滿前所未見的樹木和灌木,河谷中流淌著清甜透明的溪流,那裡生長著許多這裡常見的異國植物。」

他說鹿群是如此之多,遠看不像是森林的野生動物,反而像是家畜。談到福爾摩沙的動物,他說:「駝鹿這種稀有的四足動物到處都是,牠的肉十分美味可口⋯⋯這裡也有各種鳥類。山鶉就像我們的閹雞一樣大。土地十分豐饒,適合所有的作物,不管你撒下什麼種子,都會豐收。」他說在山丘和陽光較為充足的地方,長著肉桂、樟腦、胡椒,還說荷蘭人對金礦、銀礦懷抱著很大的希望,但還沒有探索島嶼深處。

梅欽斯基筆下的「駝鹿」應該是梅花鹿。曾在新港生活的荷蘭牧師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 1597-1647)在〈福爾摩沙島略記〉(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中提到,福爾摩沙有「大量的鹿」。

土地肥沃和產肉桂,干治士在〈福爾摩沙島略記〉也有提到;而關於金礦、銀礦的描述,也和干治士所寫
請見:甘為霖(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2020年9月修訂新版三刷),頁28。
的吻合:「聽說也有金、銀礦,據傳漢人曾拿礦石到日本化驗。我本人不曾親眼看過,荷蘭人目前還未注意到這些礦產。」
就像干治士一樣,梅欽斯基也有描述這裡的居民,說他們「體格強壯,比一般人高,但是動作十分敏捷,可以追趕鹿」、「不穿衣服,不會感到羞恥」。這符合干治士對西拉雅人的描述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29。
(「男人通常很高、很粗壯,事實上幾乎是巨人(⋯⋯)他們在夏天時赤身裸體,毫無羞恥感」),也符合陳第在《東番記》中的描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刺如平地,速不後犇馬」)。
提到居民的房子,梅欽斯基說他們用蘆葦和藨草
「藨」音同「標」,屬莎草科植物。
編織圓型的房屋,房屋之間有許多的小徑,遠看像是一座花園。根據目前所知資料,西拉雅家屋應該是用竹子、泥土和稻草做的,梅欽斯基可能弄錯,或不知道這些植物的名字(註)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47。
。他也提到,居民會去一個可以容納數千人的屋子參加他們「壞信仰」的神聖儀式──這應該就是指公廨,干治士也有寫過公廨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40。
梅欽斯基還提到,頭目的頭飾和其他人不同,是用敵人的頭骨和絲線作成的。而其他人則用稻草、橘子、檸檬和鳥羽做頭飾,用牛毛綁起來。西拉雅人確實會做花環,《諸羅縣志》說台灣原住民「喜插花,或以雉尾及鳥羽插髻垂肩」。至於橘子和檸檬,我猜想是看起來圓圓的圓仔花和雞冠花(雞冠花也有黃色的)(註)
在黃悅瑄刊登於《文化銀行》的文章〈記得土地、記得族名──段洪坤暢談西拉雅族服飾回憶錄〉中,有寫到段洪坤說:「我們部落用甘蔗葉編花環,並且插著圓仔花、雞冠花、澤蘭、與檳榔花。」文中可看到照片,花環上有圓圓的圓仔花。
,被梅欽斯基誤認為水果(水果放在頭上有點重,我覺得不太可能拿來做花環)。

但用敵人的頭骨做頭飾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不太像台灣的原住民。我猜想,這有可能是獸皮帽(用動物獠牙或頭骨,加上人的毛髮和山豬尾巴做成的頭飾),或是梅欽斯基把台灣原住民的頭飾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頭飾搞混了。

雖然有些地方寫得不清不楚,甚至可能有荒謬或錯誤之處,但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依然十分珍貴。和公事公辦的《熱蘭遮城日誌》或干治士實事求是的〈福爾摩沙島略記〉比起來,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很特殊。他的觀察細微,會寫一些看似「無用」的細節,並加入主觀感受。從他的敘述中,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種詩意。

這樣的寫作風格和梅欽斯基的背景、經歷及人格特質有關。他不只受過良好教育,遊歷過世界各地──以今天的話來說,他有國際視野,而且對自然環境也有敏銳的感受力。波蘭人很喜歡大自然,也喜歡描寫自然,這在波蘭小說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的作品中非常明顯,就連奇幻小說作家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都會在描寫斬妖除魔之餘,順手寫一下花草。

我也閱讀了梅欽斯基對印度的描述(寫在給姊姊的信中,原文為波蘭文),以下摘錄
請見:Wojciech Męciński, “List Wojciecha Męcińskiego Do Siostry Zofii Kurdwanowskiej z Goa, Indie, 20.02.1634”, ed. Stanisław Bodniak, Rocznik Gdański 12 (1938): 204-206.
一段內容:
這裡的一切都是顛倒過來的,在波蘭有的東西在這裡幾乎找不到。食物很奇怪,有著我從來沒看過的水果,到處都是稻田,因為這裡不吃黑麥和小麥,而是吃稻米。這裡有肉桂和黑檀木森林,樹上長著胡椒,看起來就像藜。森林裡有鸚鵡、老虎、猴子還有很大的大象,牠們就像房子一樣大,如果你遇上牠們,那可是很危險的!人們會騎在大象身上,還會用牠們來蓋高塔。⋯⋯在有些地方,人們送給我各式各樣奇怪、色彩繽紛的鳥和鸚鵡,我不需要這些鳥,但這是當地的習俗(!)。我於是收下,然後馬上把牠們放走。海裡有很多奇怪的魚,有一次有人給了我烤牡蠣,而我在一顆牡蠣中找到價值不菲的珍珠,它已經因為火烤而失去光澤了,但十分渾圓。⋯⋯我在這裡只吃米飯、魚、甘蔗和水,因為沒有別的東西喝。這裡很熱,從來都沒有冬天。樹上的葉子從不落下。這裡從不下雪,有時候雨很猛烈。
比對過這兩篇文章關注的主題和文字風格,我認為它們出自同一人之手(描寫印度比較生動活潑,可能是因為寫給姊姊,〈福爾摩沙記述〉是寫給耶穌會的上級
梅欽斯基有寄到羅馬耶穌會和波蘭耶穌會,裡面有寫到他在福爾摩沙的經歷,還有描述福爾摩沙風土文化的〈福爾摩沙記述〉(Insulae Formosae descriptio)。
這封信在波蘭的收件人可能是當時耶穌會波蘭省區的省會長(Provincial)安傑.古特特爾(Andrzej Gutteter,1573-1657)神父,這在1781年和1895年耶穌會神父所著的梅欽斯基傳記中都有提到。
,較為正式)。梅欽斯基寫的東西,你彷彿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而且你會想要讀下去。他的文字很美,很乾淨,有撼動人心的力量,但又是這麼樸實、沉靜、溫柔、內斂,彷彿蘭陽溪出海口,或是鄧雨賢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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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溪出海口附近。(攝影/林蔚昀)
蘭陽溪出海口附近。(攝影/林蔚昀)

有別統治者的「正史」眼光,留下早期福爾摩沙的珍貴見證

對台灣人來說,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很珍貴,也很重要,它可以告訴我們在荷蘭治理大員12年後,大員長什麼樣。而且,這不是荷蘭官方的眼光,而是一個不小心被綁到這裡的底層(畢竟是俘虜)外來者的眼光,提供我們荷蘭觀點以外的另一種觀點。

《熱蘭遮城日誌》的原始資料一直存放在海牙的國立中央檔案館,20世紀才有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曹永和、江樹生、岩生成一等學者去編撰整理、出版《熱蘭遮城日誌》(後來台灣也出版了江樹生的中譯,可於「台灣日記知識庫」檢閱)。

我想,1661年梅欽斯基的傳記作者應該沒看過《熱蘭遮城日誌》。當時,干治士的〈福爾摩沙島略記〉(1645年初版)
鄭維中刊於《台灣學研究》(15期)的〈淺釋牧師甘迪留斯〈論述(Discours)〉版本與標題的流變〉一文中提到(頁173-174),〈福爾摩沙島略記〉最早刊印的版本應是收錄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中,作為雷希特倫(Seyger van Rechteren)的《東印度旅行記》之附載。
及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國士兵的《東印度旅行記,由一名抵達當地已3年的法國紳士親撰》
本書(原文:Relation d'un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Par un gentil-homme françois arrivé depuis trois ans. Avec une hydrographie pour l'intelligence dudit voyage)於1645年初版。其中關於福爾摩沙的紀述有收錄在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所著的《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台北:八旗,2021)中,頁35-41。
已在歐洲出版,但梅欽斯基的傳記作者不一定有看過。

除此之外,梅欽斯基傳記中有許多細節,是上述資料沒有的。因此我判斷,傳記中關於福爾摩沙的內容,應該來自梅欽斯基本人在當地的見聞。當然我們必須記得,不管看似多真實的記述也可能有錯誤、虛構不實、後人加油添醋的成分。然而我最關心的不是史料是否100%為真(我會盡可能去考證,但也必須承認,很多事無法考證),而是一段歷史如何被重現和訴說,它留下什麼樣的印象給後人,而後人又怎麼去再次重現、詮釋、利用。

除了神學專業領域,波蘭並沒有很多人知道梅欽斯基的事蹟。至於福爾摩沙──應該沒什麼波蘭人從梅欽斯基這邊認識福爾摩沙。因為他的〈福爾摩沙記述〉只存在於1661年的拉丁文版本,在之後的波蘭文版本中都被刪掉了(後來的傳記作者都說:我們不要離題)。這表示福爾摩沙對當時的波蘭人來說可有可無。畢竟,福爾摩沙在梅欽斯基的人生中只是個意外的停留站,他也只是個過客。波蘭人比較關心他在日本殉道的事蹟。於是,這份波蘭最早關於福爾摩沙的描述,就這樣遺失在歷史長河,無人知曉,梅欽斯基和福爾摩沙的關係,也就這樣被漸漸遺忘。

直到19世紀末,福爾摩沙因為中日戰爭變成日本殖民地,梅欽斯基和福爾摩沙的關係又被提起了。1896年,《天主教任務》(Missja Katolickie)雜誌發表了一篇談論福爾摩沙的長文
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梅欽斯基神父的一生,也就是為了信仰而在日本殉道》的作者切爾明斯基神父,他也是這份月刊的編輯(其實月刊刊出的內容,就是他書的摘錄)。1895年出版的這本書,應該是配合時事,就像現在發生什麼時事,出版社就會出一波相關主題的書。
,一共跨越三期雜誌,其中一期就有提到梅欽斯基。

雖然梅欽斯基沒有對後世波蘭人的福爾摩沙印象產生太大影響,但他還是值得我們記得。畢竟,這是來自波蘭的第一個凝視,是波蘭第一份、應該也是歐洲最早的福爾摩沙紀錄之一。梅欽斯基用他的眼睛,見證了17世紀美麗的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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