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蔚昀／大航海時代意外造訪福爾摩沙的過客──17世紀波蘭傳教士眼中的美麗島
「這座島叫福爾摩沙，並不是浪得虛名。福爾摩沙的意思是美麗，這裡土壤肥沃，景色宜人，人民也比印度其他區域的人民美麗。福爾摩沙位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緯度25度，而北極星仰角（註）則超過22度。它被海環繞，但是因為被沙洲（註）包圍，船要入港很困難。當地人會把柱子插入水底，標出水較深之處。沒有這些柱子的輔助，根本沒辦法在這裡維持港口。」
在北半球要測量所在地的緯度，可以仰望北極星，仰角就是觀測者所在的緯度。
大員港確實有沙洲，水道也淺，因此很難進入。梅欽斯基提到的「插在水中的柱子」，有可能是用來標示出水深及前進方向，讓船循著標誌進港的竹竿。關於進港的竹竿，請見：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船舶與貨物轉運〉，國史館館刊45期（2015年9月）， 頁10。
在1661年以拉丁文出版的《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中，收錄了一篇由耶穌會傳教士沃伊采賀．梅欽斯基（Wojciech (Albert) Męciński, 1598-1643）寫下的〈福爾摩沙記述〉（Insulae Formosae descriptio）（註）。
梅欽斯基來自波蘭東南部的歐斯摩利茨（Osmolice），出身古老的貴族世家，曾在盧布林（Lublin）的耶穌會學院求學，又在克拉科夫（Kraków）上大學，還到羅馬見習過，在葡萄牙的埃武拉（Évora）被授任神職。當時耶穌會致力於在日本傳教，梅欽斯基抱著對神的愛及奉獻之心，要把這愛傳給世人，於是決定去日本傳教。梅欽斯基寫信時，經常署名Albertus/Alberto Męciński（阿爾伯提．梅欽斯基），到了亞洲後，更是常常用Alberto Polaco（來自波蘭的阿爾伯提），Albert可能是他的中間名。
本文引用的〈福爾摩沙記述〉，為作者請波蘭科學院波蘭語中心（Instytut Języka Polskiego PAN）的拉丁語學家澤濟斯瓦夫．柯札爾斯基（Zdzisław Koczarski）翻譯成波蘭文後，再自行翻譯成中文。而在葡萄牙耶穌會神父謝務祿／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586-1658）所著的《中國帝國及其中的福音文化》之義大利文譯本（1643）和英譯本（1655）也有收錄〈福爾摩沙記述〉的摘要。
如果沒有更早的資料出現，他是第一個踏上福爾摩沙、也是第一個踏上日本的波蘭人──最後一批到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當時耶穌會致力於在日本傳教，梅欽斯基抱著對神的愛及奉獻之心，要把這愛傳給世人，於是決定去幕府時期的日本傳教。
然而，在當時禁教的日本，被抓到的外國傳教士會被刑求拷問，若不叛教，就會被凌虐至死，就像在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沉默》裡演的那樣。當時的刑求手段包括灌水直到暈厥，或挖一個土坑，將人倒吊在裝有排泄物的坑洞中，稱為「穴吊」（torture pit）。這些刑求會公開示眾，以對日本的天主教徒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關於「穴吊」的描述請見帕威爾．諾瓦科斯基（Paweł F. Nowakowski）的文章〈轉置為沉默的愛，沃伊采賀．梅欽斯基在日本的天命〉（“Love Transposed in Silence. Wojciech (Albert) Męciński’s Vocation to Japan”, p.93.） 。而在這篇《BBC》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描繪「穴吊」的繪畫。
梅欽斯基很清楚，他在日本可能會遭受到一連串苦難，甚至死亡，但他義無反顧，也做好了慷慨就義的心理準備。多次前往日本的嘗試之後，1636年6月底，他離開麻六甲欲借道澳門去日本，但所乘坐的船被荷蘭人劫持，被俘虜到福爾摩沙，待了6個月才離開。
終於，他在1642年8月成功來到日本，但很快就被抓住，在長達5個月的監禁和「穴吊」酷刑後，最後於1643年3月23日死在長崎。
雖然梅欽斯基來福爾摩沙是意外，但他還是為這片土地留下了一些紀錄。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有收藏14封梅欽斯基寄到羅馬耶穌會的信，在梅欽斯基於1638年1月3日於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Jesus）穆齊爾．維特列斯奇（Muzio Vitelleschi, 1563-1645）的信中，他提到了福爾摩沙：
這封信被收藏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檔案編號及名稱：ARSI, Jap. Sin. 38, f. 9rv: letter, Męciński to Muzio Vitelleschi (January 3, 1638) 。信件內容也有附錄在羅伯特．丹尼路克（Robert Danieluk）所著的英文論文〈到日本的長路──通往殉道的捷徑：沃伊采賀．梅欽斯基和他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的信件〉（“Long Way to Japan – Short Way to Martyrdom: Wojciech Męciński, S.J., and His Letters in the Jesuit Roman Archives”）中，頁119-120。這是第一次有人把這14封信整理、發表出來，因此這篇論文十分珍貴。
最可敬的神父：
我不必向您描述我的任務，因為我尚未完成它。願天主永受讚美。我遇上了這麼多阻礙和麻煩，一直試圖到達我的目的地，但我辦不到。如此多的海岸，如此多的危險，如此多的疾病，最後我遇上了信仰上的敵人──荷蘭人──並為了我對神的信仰受苦。但是以主之名，我逃離了他們的掌控。他們把我們從福爾摩沙（Fermosa）帶到交趾支那（Cochinchine），然後我從那裡來到澳門。也是因為荷蘭人的緣故，馬塞洛（Marcello）神父（註）去了日本，而我來到了福爾摩沙。
Marcello Mastrilli是和梅欽斯基一起從麻六甲去澳門的義大利神父，只是他們坐上不同的船，梅欽斯基所坐的船被荷蘭人攔下了，而馬塞洛坐的船逃脫了。馬塞洛抵達日本後很快就被捕，並受刑而死。
這封用葡萄牙文寫的信，文中的Fermosa就是我們熟悉的Formosa。除此之外，要更深入了解梅欽斯基在福爾摩沙的經歷，只能參考3位波蘭耶穌會神父所著的傳記，拼湊出他的旅程。
以上引用的信件內容，是我用Google翻譯後，再請葡萄牙文的母語使用者協助確認。
翁佳音和曹銘宗所著的《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台灣地名真相》中有收錄葡萄牙人的航海表和航海地圖，裡面福爾摩沙的拼法就是Fermosa（頁23-25）。
另外翁佳音和黃驗合著的《解碼臺灣史1550-1720》也提到，葡萄牙人將台灣稱為Fermosa，西班牙人稱之為Hermosa，後來荷蘭人用的名字Formosa成為西方世界的定稱（頁40）。
這3本傳記是：
- 卡斯柏．德魯日比茨基（Kasper Drużbicki, 1590-1662）所著的《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以及日本人對天主教信仰的憎恨，他和其他四名神父在1643年3月23日被殺害》（Vita et Mors Gloriosè Suscepta R.P. Alberti Męcinski, Poloni è Societate Iesu. In odium Sanctae Fidei Catholicae apud Japones una cum aliis quatuor ex eadem Societate Patribus interempti Anno Dńi. M. DC. XXXX III. 23. Martÿ，1661，簡稱《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但也有人說本書作者另有其人。
- 拉婓爾．斯克辛涅茨基（Rafał Skrzynecki, 1714-1788）所著的《受尊崇的耶穌會神父及日本殉道者梅欽斯基的一生》（Zywot Wielebnego Xiędza Woyciecha Męcinskiego Societatis Jesu Męczennika Japońskiego z roznych pisarzow przez Xiędza Rafała Skrzyneckiego zebrany, 1781）
- 馬青．切爾明斯基（Marcin Czermiński, 1860-1931）所著的《梅欽斯基神父的一生，也就是為了信仰而在日本殉道》（Życie X. Wojciecha Męcińskiego T. J.: umęczonego za wiarę w Japonii, 1895)
海上霸權鬥爭中，虔誠傳教士交錯的身影
梅欽斯基1635年來到麻六甲時，荷蘭人和葡萄牙／西班牙人正進行激烈的商業競爭。17世紀是海上掠劫和大小衝突／戰爭的時代，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可以看到多筆荷蘭船在海上巡弋、掠劫葡萄牙／西班牙船、沒收船隻和船上物件、阻斷他們貿易的相關紀錄，而荷蘭也一直很想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麻六甲。在這種時候坐船到澳門是很危險的，梅欽斯基於是在麻六甲滯留了一年，在醫院照顧因為海上戰爭而受傷的船員，用草藥治療他們。
1631年11月20日的《熱蘭遮城日誌》中有記述長官普特曼斯與議會商議，是否應該派2艘快艇去北邊巡捕從日本回來的葡萄牙船，但最後議會認為這樣做風險太高，於是決議：「這些快艇都要留在一起，直到都裝貨完畢，資金也交易完畢，以便關照在這當中可能發生的事。如上所述，在明年2、3月間，現有這些快艇當中的3艘，可以去占巴沿岸巡捕葡萄牙船，在那裡會得到的利益，毫無疑問，一定比去北方巡捕的多。」
在1633年3月23日的日記中，則可以看到荷蘭人掠劫西班牙船的貨物，以及對中國船員的處置：「並決議，昨天由船長Claes Janssen帶進來的那艘戎克船，經詳細盤問該船的船長和舵手之後，他們自己聲稱，他們是於去年，在沒有通行證的情況下航離福州前往雞籠，從雞籠前往馬尼拉，又從馬尼拉乘季風再往雞籠，在那裡裝載訂購的貨物，即那些用西班牙字母標示的貨物，主要的是麵粉、小麥，一些瓷器和其他雜物。由於該戎克船及那些人都是屬於一個西班牙人的，所載的貨物也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我們的世仇的，因此決定予以沒收，留作公司取得的利益，至於船上那些中國人，都是些窮人，留下來只會使公司增加消費，對公司並無用處，因此決定讓他們帶著他們劫來的東西離開。」
1637年8月2日的《熱蘭遮城日誌》則提到，荷蘭船在攻擊葡萄牙船時會動用武力（大砲）：「平底船Duyve號，從占碑滿載著胡椒，已於上個月7月28日抵達澎湖，她曾於同月12日，在占巴（Chiampa）沿海，約在Averella北邊4浬處，遇見一艘葡萄牙船，並已用大砲射擊，但仍被逃脫了。」
以上內容請見江樹生譯註之《熱蘭遮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的內容可以在台灣日記知識庫線上檢閱（本文引用的《熱蘭遮城日誌》都是來自這個線上知識庫，登入即可使用）。
荷蘭自17世紀初，就想要從葡萄牙人手中爭奪麻六甲，曾嘗試和柔佛蘇丹國（Kesultanan Johor）聯手攻打，但因葡萄牙人從果阿派來援軍而失敗。1635年開始，荷蘭艦隊在麻六甲海峽截斷葡萄牙的貿易，1640年荷蘭和柔佛再次聯手圍攻麻六甲，終於在1641年取得麻六甲。
關於荷蘭和葡萄牙爭奪海權的鬥爭，可參考維基百科。
1636年6月，梅欽斯基坐上一艘葡萄牙商船，要從麻六甲去澳門。和他同行的還有幾位其他神父，分別坐在幾艘不同的船上，這樣每艘船上都會有至少一個神職人員，可以滿足宗教的需要。他們經過了新加坡、柬埔寨，然後在海南島附近被3艘武裝的荷蘭船追趕，其他幾艘船逃掉了，而梅欽斯基乘坐的那艘船則被荷蘭人俘虜。
梅欽斯基在船上遇見一名Gubernator（台灣長官）。長官說會放船上的人自由，但梅欽斯基很快就發現，這自由是俘虜的自由。信奉新教的荷蘭人用腳踩他帶在身上的聖髑（reliquiae）和用來進行天主教儀式的器具，不然就是丟到海裡。俘虜們獲得的食物很少，睡覺時也沒有東西可以蓋在身上禦寒或遮風避雨。梅欽斯基有一天餓到受不了，從長官桌上拿了麵包，後來長官就讓他去他桌上吃飯，也會給其他犯人多一點食物。在海上漂了一個月後，梅欽斯基來到了福爾摩沙。
根據1636年8月5日的《熱蘭遮城日誌》，第五任台灣長官約翰．范．德．勃爾格（荷蘭語：Johan van der Burg，又稱范得堡）確實有從巴達維亞搭船來福爾摩沙接任台灣長官， 並在海南島下方捕獲一條葡萄牙船。
請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聖人遺體的一部分，或生前用過的物品。
長官本來承諾，會讓葡萄牙船上的俘虜去澳門或是西班牙人的城堡，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叫他們去一片大草原養牛。俘虜們住在牛棚，吃酸掉的飯、腐壞的鹹牛肉，雖然天氣好時可以去外面看天空、呼吸新鮮空氣，欣賞美麗綠地，但生活條件還是很艱苦，許多人都病倒了。
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確實有在赤崁養牛，在台灣長官普特曼斯於1636年10月7日寫給巴達維亞長官的書信中提到：「剛好，現在我們有繁殖出來的牛，很令人振奮，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牛，這項工作就無法推動了。我們已經把82頭牛，以每頭10里爾的價格賣給好幾個人，談好，在一年內付清。公司還保有的牛，包括老、幼的，一共約有351頭，這些是在我們的時代繁殖出來的。」
請見：江樹生主譯／著，《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Ⅴ(1629-1636)》（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及國立台灣文獻館，2015），頁827。
無法仰賴荷蘭人的幫助，精通醫術的梅欽斯基於是用他在印度學到的民間療法，用草藥給俘虜們治病，治好了許多人，甚至妙手回春，用一種當地人稱為Bě的草藥治好了連荷蘭人都醫不好的台灣長官兒子，讓他的高燒退了下來。一位荷蘭牧師來和梅欽斯基請益、切磋醫術，希望他在福爾摩沙多留一年。但梅欽斯基不忘去日本的初衷，霸氣說：
在1661年的傳記中，這個草藥的寫法為Bě，在1781年的傳記是Bèdo，在1895年的傳記是Bé。
我試圖尋找資料，但目前我還是無法判斷這到底是指什麼草藥。這個「當地的稱呼」指的是原住民（西拉雅族）的稱呼，還是來自福建的移民的稱呼？如果梅欽斯基是在印度習得草藥的使用，這表示，這個草藥在印度和台灣都有生長嗎？梅欽斯基用它來治什麼病？目前這一切因為相關線索太少，很難繼續進行研究。但這無疑是個值得研究的有趣議題，希望對此有興趣、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研究者能投入研究。
「即使把整個荷蘭都給我，我也不會留下來。」
在福爾摩沙待了6個月後，梅欽斯基終於有機會離開。一艘船從日本回來要去巴達維亞，總督讓俘虜們坐上船，去最近的西班牙人聚落。6天後，梅欽斯基一行人來到交趾支那，他也在那裡上了一艘葡萄牙船（荷蘭船本來打算捕獲這艘船，但沒成功）。梅欽斯基很快就離開交趾支那，去了澳門，他後來得知，中國傳教副省會長陽瑪諾（Emmanuel Diaz，1574-1659）神父曾試圖尋找過他，但沒人想到他竟然會被荷蘭人俘虜到福爾摩沙。
應該是當時西班牙人殖民的馬尼拉。
福爾摩沙自然風光，栩栩如生躍然17世紀的記述
在〈福爾摩沙記述〉中，梅欽斯基大量描寫福爾摩沙的自然風光（註）：「草地異常翠綠，大概有9到10拃高⋯⋯島嶼深處有許多森林，充滿前所未見的樹木和灌木，河谷中流淌著清甜透明的溪流，那裡生長著許多這裡常見的異國植物。」
出處：《耶穌會傳教士阿爾伯提．梅欽斯基的生與死》(1661)，頁108-112。
「拃」是手張開從拇指到小指的距離，約20公分。
他說鹿群是如此之多，遠看不像是森林的野生動物，反而像是家畜。談到福爾摩沙的動物，他說：「駝鹿這種稀有的四足動物到處都是，牠的肉十分美味可口⋯⋯這裡也有各種鳥類。山鶉就像我們的閹雞一樣大。土地十分豐饒，適合所有的作物，不管你撒下什麼種子，都會豐收。」他說在山丘和陽光較為充足的地方，長著肉桂、樟腦、胡椒，還說荷蘭人對金礦、銀礦懷抱著很大的希望，但還沒有探索島嶼深處。
梅欽斯基筆下的「駝鹿」應該是梅花鹿。曾在新港生活的荷蘭牧師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 1597-1647）在〈福爾摩沙島略記〉（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中提到，福爾摩沙有「大量的鹿」。
土地肥沃和產肉桂，干治士在〈福爾摩沙島略記〉也有提到；而關於金礦、銀礦的描述，也和干治士所寫的吻合：「聽說也有金、銀礦，據傳漢人曾拿礦石到日本化驗。我本人不曾親眼看過，荷蘭人目前還未注意到這些礦產。」
請見：甘為霖（英譯）、李雄揮（漢譯）、翁佳音（校訂），《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台北：前衛，2020年9月修訂新版三刷），頁28。
就像干治士一樣，梅欽斯基也有描述這裡的居民，說他們「體格強壯，比一般人高，但是動作十分敏捷，可以追趕鹿」、「不穿衣服，不會感到羞恥」。這符合干治士對西拉雅人的描述（「男人通常很高、很粗壯，事實上幾乎是巨人（⋯⋯）他們在夏天時赤身裸體，毫無羞恥感」），也符合陳第在《東番記》中的描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刺如平地，速不後犇馬」）。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29。
提到居民的房子，梅欽斯基說他們用蘆葦和藨草編織圓型的房屋，房屋之間有許多的小徑，遠看像是一座花園。根據目前所知資料，西拉雅家屋應該是用竹子、泥土和稻草做的，梅欽斯基可能弄錯，或不知道這些植物的名字（註）。他也提到，居民會去一個可以容納數千人的屋子參加他們「壞信仰」的神聖儀式──這應該就是指公廨，干治士也有寫過公廨。
「藨」音同「標」，屬莎草科植物。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47。
請見：《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頁40。
梅欽斯基還提到，頭目的頭飾和其他人不同，是用敵人的頭骨和絲線作成的。而其他人則用稻草、橘子、檸檬和鳥羽做頭飾，用牛毛綁起來。西拉雅人確實會做花環，《諸羅縣志》說台灣原住民「喜插花，或以雉尾及鳥羽插髻垂肩」。至於橘子和檸檬，我猜想是看起來圓圓的圓仔花和雞冠花（雞冠花也有黃色的）（註），被梅欽斯基誤認為水果（水果放在頭上有點重，我覺得不太可能拿來做花環）。
在黃悅瑄刊登於《文化銀行》的文章〈記得土地、記得族名──段洪坤暢談西拉雅族服飾回憶錄〉中，有寫到段洪坤說：「我們部落用甘蔗葉編花環，並且插著圓仔花、雞冠花、澤蘭、與檳榔花。」文中可看到照片，花環上有圓圓的圓仔花。
但用敵人的頭骨做頭飾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不太像台灣的原住民。我猜想，這有可能是獸皮帽（用動物獠牙或頭骨，加上人的毛髮和山豬尾巴做成的頭飾），或是梅欽斯基把台灣原住民的頭飾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頭飾搞混了。
雖然有些地方寫得不清不楚，甚至可能有荒謬或錯誤之處，但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依然十分珍貴。和公事公辦的《熱蘭遮城日誌》或干治士實事求是的〈福爾摩沙島略記〉比起來，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很特殊。他的觀察細微，會寫一些看似「無用」的細節，並加入主觀感受。從他的敘述中，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種詩意。
這樣的寫作風格和梅欽斯基的背景、經歷及人格特質有關。他不只受過良好教育，遊歷過世界各地──以今天的話來說，他有國際視野，而且對自然環境也有敏銳的感受力。波蘭人很喜歡大自然，也喜歡描寫自然，這在波蘭小說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的作品中非常明顯，就連奇幻小說作家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都會在描寫斬妖除魔之餘，順手寫一下花草。
我也閱讀了梅欽斯基對印度的描述（寫在給姊姊的信中，原文為波蘭文），以下摘錄一段內容：
請見：Wojciech Męciński, “List Wojciecha Męcińskiego Do Siostry Zofii Kurdwanowskiej z Goa, Indie, 20.02.1634”, ed. Stanisław Bodniak, Rocznik Gdański 12 (1938): 204-206.
這裡的一切都是顛倒過來的，在波蘭有的東西在這裡幾乎找不到。食物很奇怪，有著我從來沒看過的水果，到處都是稻田，因為這裡不吃黑麥和小麥，而是吃稻米。這裡有肉桂和黑檀木森林，樹上長著胡椒，看起來就像藜。森林裡有鸚鵡、老虎、猴子還有很大的大象，牠們就像房子一樣大，如果你遇上牠們，那可是很危險的！人們會騎在大象身上，還會用牠們來蓋高塔。⋯⋯在有些地方，人們送給我各式各樣奇怪、色彩繽紛的鳥和鸚鵡，我不需要這些鳥，但這是當地的習俗（！）。我於是收下，然後馬上把牠們放走。海裡有很多奇怪的魚，有一次有人給了我烤牡蠣，而我在一顆牡蠣中找到價值不菲的珍珠，它已經因為火烤而失去光澤了，但十分渾圓。⋯⋯我在這裡只吃米飯、魚、甘蔗和水，因為沒有別的東西喝。這裡很熱，從來都沒有冬天。樹上的葉子從不落下。這裡從不下雪，有時候雨很猛烈。
比對過這兩篇文章關注的主題和文字風格，我認為它們出自同一人之手（描寫印度比較生動活潑，可能是因為寫給姊姊，〈福爾摩沙記述〉是寫給耶穌會的上級，較為正式）。梅欽斯基寫的東西，你彷彿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而且你會想要讀下去。他的文字很美，很乾淨，有撼動人心的力量，但又是這麼樸實、沉靜、溫柔、內斂，彷彿蘭陽溪出海口，或是鄧雨賢的音樂。
梅欽斯基有寄到羅馬耶穌會和波蘭耶穌會，裡面有寫到他在福爾摩沙的經歷，還有描述福爾摩沙風土文化的〈福爾摩沙記述〉（Insulae Formosae descriptio）。
這封信在波蘭的收件人可能是當時耶穌會波蘭省區的省會長（Provincial）安傑．古特特爾（Andrzej Gutteter，1573-1657）神父，這在1781年和1895年耶穌會神父所著的梅欽斯基傳記中都有提到。
有別統治者的「正史」眼光，留下早期福爾摩沙的珍貴見證
對台灣人來說，梅欽斯基的〈福爾摩沙記述〉很珍貴，也很重要，它可以告訴我們在荷蘭治理大員12年後，大員長什麼樣。而且，這不是荷蘭官方的眼光，而是一個不小心被綁到這裡的底層（畢竟是俘虜）外來者的眼光，提供我們荷蘭觀點以外的另一種觀點。
《熱蘭遮城日誌》的原始資料一直存放在海牙的國立中央檔案館，20世紀才有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曹永和、江樹生、岩生成一等學者去編撰整理、出版《熱蘭遮城日誌》（後來台灣也出版了江樹生的中譯，可於「台灣日記知識庫」檢閱）。
我想，1661年梅欽斯基的傳記作者應該沒看過《熱蘭遮城日誌》。當時，干治士的〈福爾摩沙島略記〉（1645年初版）及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國士兵的《東印度旅行記，由一名抵達當地已3年的法國紳士親撰》已在歐洲出版，但梅欽斯基的傳記作者不一定有看過。
鄭維中刊於《台灣學研究》（15期）的〈淺釋牧師甘迪留斯〈論述（Discours）〉版本與標題的流變〉一文中提到（頁173-174），〈福爾摩沙島略記〉最早刊印的版本應是收錄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中，作為雷希特倫（Seyger van Rechteren）的《東印度旅行記》之附載。
本書（原文：Relation d'un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Par un gentil-homme françois arrivé depuis trois ans. Avec une hydrographie pour l'intelligence dudit voyage）於1645年初版。其中關於福爾摩沙的紀述有收錄在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所著的《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台北：八旗，2021）中，頁35-41。
除此之外，梅欽斯基傳記中有許多細節，是上述資料沒有的。因此我判斷，傳記中關於福爾摩沙的內容，應該來自梅欽斯基本人在當地的見聞。當然我們必須記得，不管看似多真實的記述也可能有錯誤、虛構不實、後人加油添醋的成分。然而我最關心的不是史料是否100%為真（我會盡可能去考證，但也必須承認，很多事無法考證），而是一段歷史如何被重現和訴說，它留下什麼樣的印象給後人，而後人又怎麼去再次重現、詮釋、利用。
除了神學專業領域，波蘭並沒有很多人知道梅欽斯基的事蹟。至於福爾摩沙──應該沒什麼波蘭人從梅欽斯基這邊認識福爾摩沙。因為他的〈福爾摩沙記述〉只存在於1661年的拉丁文版本，在之後的波蘭文版本中都被刪掉了（後來的傳記作者都說：我們不要離題）。這表示福爾摩沙對當時的波蘭人來說可有可無。畢竟，福爾摩沙在梅欽斯基的人生中只是個意外的停留站，他也只是個過客。波蘭人比較關心他在日本殉道的事蹟。於是，這份波蘭最早關於福爾摩沙的描述，就這樣遺失在歷史長河，無人知曉，梅欽斯基和福爾摩沙的關係，也就這樣被漸漸遺忘。
直到19世紀末，福爾摩沙因為中日戰爭變成日本殖民地，梅欽斯基和福爾摩沙的關係又被提起了。1896年，《天主教任務》（Missja Katolickie）雜誌發表了一篇談論福爾摩沙的長文，一共跨越三期雜誌，其中一期
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梅欽斯基神父的一生，也就是為了信仰而在日本殉道》的作者切爾明斯基神父，他也是這份月刊的編輯（其實月刊刊出的內容，就是他書的摘錄）。1895年出版的這本書，應該是配合時事，就像現在發生什麼時事，出版社就會出一波相關主題的書。
就有提到梅欽斯基。
雖然梅欽斯基沒有對後世波蘭人的福爾摩沙印象產生太大影響，但他還是值得我們記得。畢竟，這是來自波蘭的第一個凝視，是波蘭第一份、應該也是歐洲最早的福爾摩沙紀錄之一。梅欽斯基用他的眼睛，見證了17世紀美麗的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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