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王冠云/在西方主流媒體中長期消失的巴勒斯坦,這次會被看見嗎?

2021年5月22日,一名臉上繪有巴勒斯坦旗幟的女性參與在美國紐約皇后區的遊行。在以色列轟炸加薩走廊11天並造成200多人的死亡與數以千計的人失去家園以後,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將恢復援助巴勒斯坦。(攝影/AFP/Kena Betancur )
「如果哈瑪斯(Hamas)不攻擊以色列,以色列就不需要自衛還擊了啊!」 「哈瑪斯才是殺死加薩兒童和平民的真兇,他們是恐怖組織,用人民做肉彈,不能怪以色列空襲炸死了65個兒童。」 「如果你不譴責哈瑪斯,你就是『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支持者。」

這是許多記者與學術工作者在研究和報導以巴關係時常見的質詢與問題。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向被媒體與學術界視為最難報導與撰寫的議題之一,這不僅僅關乎土地、民族自決與國家主權,也是宗教、種族及國際之間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相互角逐的最大戰場。

本文由近期發生的加薩遭空襲事件,延伸討論西方主流媒體在國際政治關係與意識形態影響下,是如何再現巴勒斯坦人的狀況,並理解為什麼在新聞報導與認識以巴關係時,不應該從「衝突」的視角開始。

被禁止提及「巴勒斯坦」,加拿大記者聯署要求公正報導卻遭約談

自5月10日起,以英美加為首的英文主流國際媒體,包括英國《BBC》、英國《衛報》(Guardian)、美國《CNN》、加拿大《CBC》,皆以「以色列遭加薩恐怖組織哈瑪斯攻擊,展開自衛還擊」或者「因哈瑪斯投射火箭炮,以巴『衝突』加劇」作為標題與導言,展開對以巴情勢升溫、關係緊張的報導。

很快地,許多主流媒體開始收到上百封請願與申訴信,要求他們的編輯部必須公正報導以巴關係中雙方政治、軍事實力不平等的細節。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內,上百封信寄到編輯信箱,就連自家記者也提出要對巴勒斯坦的回應做出平衡報導,但公司高層仍多次拒絕。一直到在《CBC》工作的記者編輯們發起,與其他媒體工作者合作寫了一封公開信,這封信並在網路上轉傳,有超過兩千名包含《CBC》和其他加拿大媒體的媒體工作者、學生與律師聯署簽名。

信中指出,加拿大媒體──包含《CBC》編輯部高層在內,在以巴關係的報導多年來有失平衡,多次忽略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侵犯巴勒斯坦人權的事實,甚至明確禁止記者編輯們提及「巴勒斯坦」,而以巴勒斯坦人、加薩(Gaza)、西岸(West Bank)等不具有主權意義的詞彙代替,他們不滿地指出,「我們(記者們)沒有權力決定誰的人權比較重要」。另外,信中也點出在許多國際人權組織記錄的報告中已明確顯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鎮壓可能達到「種族淨空」(Ethnic Cleansing)的嚴重程度。最後,記者們表示希望編輯部高層能夠開始給予巴勒斯坦公正公平的報導空間,讓他們不再是媒體報導中隱形的、沒有權力為自己說話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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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以色列、西方媒體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民眾聚集在市區聲援巴勒斯坦人。同時在蒙特婁及渥太華,也有上千名支持者,上街譴責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呼籲以國停止殺害年幼孩童。(攝影/AFP/Cole BURSTON)

原本預期《CBC》高層將會沿襲去年(2020)在報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時,收到自家記者編輯的批評後、開會改善報導方向的傳統。沒想到,在信發表後,所有參與連署的CBC媒體工作者們,一一被主管約談,且被下令不能再參與製作跟以巴關係相關的任何報導與節目。

這樣的結果雖然令媒體工作者失望而憤怒,卻並不意外。西方媒體的報導往往反映了其國家與以色列的經濟關係、外交政策和意識型態。近年來,有兩種最頻繁被右派媒體、親以人士與錫安主義者引用的「焦點轉移」方式:第一,將一切不支持以色列政府的言論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籤;第二,是將巴勒斯坦人民起義與「恐怖主義」做連結。這兩種方式使得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媒體報導,多半不能批評以色列政府違反國際法與人權的作為。

當批評以色列等同「反猶」,言論市場一面倒地噤聲

「反猶主義」是指公開反對、歧視猶太人的言論與行為,但在現今的以巴關係中,政治角力與意識形態操作下,猶太人、以色列人、與錫安主義者間的定義漸漸無法被清楚切割開來,在意義上有互相重疊之處,導致批評以色列政府的作為與仇恨反猶主義言論往往是一線之隔。

一戰後,錫安主義(Zionism)
錫安主義也被理解、解釋為「猶太復國主義」,錫安的典故出自舊約《聖經》,在大衛王的統治下,「錫安」成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地」的代名詞。這也是為什麼至今許多以色列人堅稱他們是回到當初上帝給他們的「應許之地」,以及他們是「上帝的選民」的原因。
興起,錫安主義倡議之父赫茨爾(Theodor Herzl)出版的《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一書,認為世界上的猶太問題在於沒有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因此其支持者倡議需建立一個「唯猶國家」。

二戰後,在英國的支持下,錫安主義者考慮到猶太宗教、民族的歷史,以及耶路撒冷對教徒的神聖性,錫安主義者決定回到當時的巴勒斯坦建國。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以色列人這個名詞開始同時具政治意義與宗教意義。

以色列國會在1980年代期間快速通過《耶路撒冷法案》,表示耶路撒冷永遠將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正式宣告其不會給予巴勒斯坦建國獨立機會的決心。2018年,以色列國會再次重申以色列為一個「猶太人的國家」,表示以色列將優待信仰猶太宗教與猶太種族的國民,使得在以色列境內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註定永遠是「二等公民」。最後,《回歸法》(Law of Return)的設立,讓全球猶太教徒與民族能夠隨時回到以色列,成為以色列國民(註)
一個1999年在北美洲建立的「以色列尋根之旅」組織(Birthright Israel),平均每年會免費讓超過三萬名美國或加拿大的猶太信仰青年去以色列「回鄉探訪」,鼓勵他們在成年後搬到以色列成為公民,若願意服義務役,服役與退役後都會享有許多特殊福利

由於猶太人過去曾面臨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西方各國在二戰後皆對於被貼上「反猶太主義」標籤高度敏感,且猶太人與猶太遊說團體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壇內影響力不可小覷。1998年,當時的瑞典總理佩爾松(Göran Persson)以瑞典學校對納粹屠殺歷史不夠熟悉為號召,協助成立了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聯盟要求會員國──包含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歐盟許多國家在內──必須更新其對反猶主義的定義,除了直接公開的反猶太言論與行動之外,新的定義也列舉了以色列的例子,指出以色列為所有猶太人的代表,批評以色列政府等同反猶。

這項新定義一推出,嚴重影響言論自由與聲援巴勒斯坦人的各項行動。許多歐美國家在過去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軍武鎮壓時,不願被與納粹政權作連結,往往在發表譴責聲明後不得不就此打住,且有鑒於猶太遊說團體握有的高度經濟政治影響力,無法有進一步的實際制裁或介入行動。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便曾在他2020年出版的回憶錄《應許之地:歐巴馬回憶錄》(A Promised Land)中談到,即使是在以色列違反國際法時,任何在美國的政治人物若批評以色列政府,便會被貼上「反以、甚至反猶」的標籤,也可能面臨在下一屆選舉時被「競選經費龐大的政治對手」挑戰的局面。

「恐怖分子」標籤下,巴勒斯坦人在報導中被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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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以色列、西方媒體
在美國西雅圖祈禱晚會上,一位手持巴勒斯坦旗幟的巴勒斯坦人。(攝影/AFP/Jason Redmond)

政府的立場讓大多數主流媒體多年來,始終採取與官方一致的書寫角度: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任何軍事鎮壓,皆出於捍衛國家主權的自衛行為。

除了不想與反猶主義染上關係,另一個讓主流媒體與歐美國家在以巴關係中,對巴勒斯坦持不友善的態度的關鍵則是「恐怖主義」的連結。

「恐怖主義」一詞源自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20世紀時,為爭取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一度成為恐怖主義的代表。一直到21世紀後,在美國聯邦調查局聯合國的演繹下,成為「個人、團體或國家為了政治、宗教、種族或意識形態因素,針對無抵抗還擊之力的平民使用非法、不均衡的暴力手段,造成平民的心理或生理安全受到威脅與影響」。

但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領首的「全球反恐之戰」,讓恐怖主義的定義漸漸模糊。在多數時候淪為意識型態之爭,以合理化握有權力、武力一方,對於弱者所採取的種族、宗教歧視與政治、人身安全打壓。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夏隆(Ariel Sharon)在911事件後造訪美國時,便對小布希說「攻擊以色列人民的巴勒斯坦人與攻擊美國人的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一樣,都是恐怖分子」,並表示以色列與美國之間,除了軍事、經濟、外交的長期合作外,在面對反恐戰爭上,兩國應並肩作戰共同擔任打擊恐怖分子(巴勒斯坦、賓拉登)的角色。

在現今國際新聞中備受矚目、駐點於加薩走廊的「哈瑪斯」組織,在阿拉伯文原意為「伊斯蘭抵抗運動」,興起於1987年巴勒斯坦第一次人民起義,主張武裝抵抗結束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曾使用自殺炸彈客攻擊以色列,被歐美國家與以色列視為恐怖組織。

在媒體報導中,以色列與哈瑪斯經常被並提,兩者之間的鬥爭被媒體釋義為「戰爭」與「衝突」,以美國為首的政治人物往往採取譴責哈瑪斯的立場,表示以色列有絕對主權、保衛國家領土與對抗恐怖分子的權力。

然而,若以歷史宏觀的角度看「恐怖主義」一詞的演繹改變,即不難分辨,誰是恐怖分子一向是根據在位者的角度與史觀作為基礎。例如,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曼德拉(Nelson Mandala),曾被列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恐怖分子名單之中;而在1993年以巴雙方坐下和談的奧斯陸協議中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其所帶領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也曾經被視為恐怖組織,然而,在簽訂奧斯陸協議、扶植成為自治政府總統後,阿拉法特即在隔年1994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這些例子都解釋了恐怖主義與誰是恐怖分子,有可能隨著國際現實主義的變化而改變。許多閱聽眾在過去一甲子來,已習慣了將歐美為主的國際媒體內容奉為公平公正國際新聞的圭臬,若在失去歷史脈絡的情況下,單單從哈瑪斯攻擊以色列、以色列自衛還擊開始轟炸加薩作為以巴關係的報導起始點,西方主流媒體將導致許多閱聽眾在理解以巴關係時顛倒因果。

哈瑪斯不但不能取代巴勒斯坦人民起義的力量與意義,其擁有的武力與經濟基礎,更是無法與每年接收美國至少3億美元軍事援助的科技大國以色列放在同一個天秤相比擬。以哈瑪斯取代巴勒斯坦人民起義聲音的報導基礎,徹底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哈瑪斯興起前,就早已不間斷起義抵抗的事實,不管是以武力抵抗或是和平談判的方式,巴勒斯坦從未放棄過爭取自治獨立、國家主權的機會。

歐美20萬人街頭聲援巴勒斯坦人權,包括不少猶太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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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以色列、西方媒體
揮著巴勒斯坦旗幟的極正統派猶太人(Ultra-Orthodox Jewish)參與在美國曼哈頓時代廣場舉辦的「free Palestine」遊行。(攝影/AFP/Ed JONES)

各大社群媒體上,過去一個月來,興起了一股與主流媒體完全相反的論述觀點。

由巴勒斯坦人記錄的第一手影像──包含在哈瑪斯向以色列射擊火箭砲以前,東耶路撒冷居民被屯墾居民與以色列軍隊武力驅離家園、阿克薩清真寺遭以軍攻克的數起導火線,也包含連續11天加薩受空襲,使65名兒童在內的232位加薩人身亡、超過5萬人無家可歸的影像──殘忍而真實地呈現出巴人在以軍鎮壓殖民下的苦痛,使得國內和在海外的巴勒斯坦人,與全球各國的人權運動者皆無法繼續對以色列的非法行為坐視不理。

過去幾週,一直到今日,滾雪球效應般,仍有許多民眾自發性組成的聲援運動持續在各地發酵。亞洲、歐洲、美洲各國,上千、上萬乃至20萬人聚集街頭,聲援及捍衛巴勒斯坦人的人權,並將以巴問題與過去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與源自歐美的「種族優越」(Racism)與「屯墾殖民主義」(Settlercolonialism)意識型態做出直接連結。

不只是愈來愈多名嘴、演員、名模、運動明星與政治評論家加入聲援巴勒斯坦的浪潮,在歐美各國更有許多猶太團體在遊行時站出來、或在社群媒體上發聲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權與自治主權,齊聲譴責以色列政府的不人道作為,這些猶太人也試圖藉由他們的聲音來破除以色列政府試圖將反猶主義與批評以色列畫上等號的關聯。獨立媒體上,不同與以往黑白分明、或以「衝突」作為視角開端的聲音漸漸浮出水面。

一如去年在美國興起的世紀最大示威衝突「黑人的命也是命」社會運動,串聯起全美內外各大城市出來抗議的,並非僅僅是針對黑人男子弗洛依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一事,其背後引起成千上萬人共鳴的是,美國有色人種過去數百年至今,不間斷遭奴役、壓迫的歷史脈絡。

這次造就聲援巴勒斯坦人權抗議行動一發不可收拾、團結力量壯大的遠因,當然是來自以色列長久以來對巴勒斯坦人採行的軍事殖民與深層的族群不平等政策。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政府直接與間接的統治下,分別住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東耶路撒冷、加薩走廊(Gaza Strip),以及居住在以色列內,卻持有不同的身分許可,與以色列國籍的猶太人擁有截然不同權利義務的巴勒斯坦人,過去這73年來,巴人生活在各種種族歧視政策壓迫下,無法喘息。

在社群媒體的助焰下,全球支持巴勒斯坦獲得自治獨立的人權運動人數有增加趨勢,已有數名美國國會議員、加拿大最大在野黨主席駔勉誠(Jagmeet Singh)都公開表示美加兩國必須停止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與軍事武器交易;愛爾蘭政府在5月25日表態譴責以色列「實際吞併」(de facto annexation)巴勒斯坦土地,為歐盟第一個正式承認與譴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的國家。

以色列國內,也響起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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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以色列、西方媒體
一群阿拉伯裔以及猶太裔的以色列婦女,在台拉維夫(Tel Aviv)附近的雅法(Jaffa)市區聚集,主張停止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暴力衝突,以及兩邊的共存。(攝影/AFP/Gideon MARKOWICZ)

在以色列國內,也有以色列猶太人加入在以色列城市竄起的反殖民遊行。政壇上,自2019年起,以色列已舉行四次議會選舉,仍次次陷入政治僵局,沒有任何政黨取得能成為執政黨所需的多數席位。目前在任的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其領導的利庫黨(Likud)已執政12年,利庫黨一向主張要併吞巴勒斯坦西岸,改成屯墾區、並建立一個「猶太至上」的國家。

在3月最近一次選舉結果中,利庫黨及其盟友仍獲得最多選票,但卻始終無法和其他黨派成功達成政治共識組成聯合政府,支持率亦逐漸下降。而在此次以軍空襲加薩事件後,以色列第二大黨──擁有未來黨(Yesh Atid)的民調支持率則上升,黨主席拉皮德(Yair Lapid)雖然並未曾直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但主張以非武力方式促進以巴兩方關係。經過這次全球人權運動,以色列選民與政壇會不會開始改變政策路線、促成結束西岸殖民和加薩封鎖的現境,需要倚靠國際力量繼續共同推動、觀察與監督。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雖然社群媒體的力量在這次事件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Facebook與Instagram上,巴勒斯坦與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群運動者皆表示,他們的貼文與轉發的圖文不僅觸及率異常降低,也常常會被無預警刪除,向平台申訴後,遭駁斥的原因往往是社群媒體認定為內容「違反社群規定」、「鼓吹種族偏見、恐怖主義或暴力」。

這些結果顯示出,雖然大規模的抗議、聲援以及巴勒斯坦人在社群媒體轉發的第一手影像,能夠增加全球民眾對巴勒斯坦人處境的了解,更以一個支持反種族歧視、反殖民議題的方向來認識以巴關係,但距離能夠徹底改變主流媒體的敘事角度,甚至推動與以色列有直接經濟、軍事武力關係的國家領導人實質介入改變以巴雙方的不對等關係,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發自草根力量持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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