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畢業後順利考上自己理想醫院的PGY（即「醫學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住院醫師），也許陳璿丞就與眾多醫師一般，選擇一個喜歡或者可以忍受的專科，挨完數不盡的大夜值班後，從住院醫師升上主治醫師，按步就班在醫師養成的既定道路安穩前進。

「那時候我有點自負，『我，台大的耶，誰不會要我？』我PGY申請就只填了兩間醫院。然後，啊──沒上，我想說，那是不是老天爺給我什麼暗示。」坐在自己診所諮商室的藍綠色沙發椅上，40歲的陳璿丞說起自己曲折醫療路的起點。

2011年他從台大醫學系畢業、那是台灣醫學教育改實行一年制PGY的頭一年，申請不到醫院的他，在最落魄的時候彷彿被《魷魚遊戲》地鐵男孔劉找上「打畫片」，獲得賭一把的機會。「你要不要直接出來？到學長的醫美診所？」一名從台大醫學系到當兵都在一起的「麻吉」向他提議。

「雖然我醫學生實習時就對精神科很有興趣，但精神科非常熱門，如果之後住院醫師專科要有機會申請到，必須要有論文發表過、還要有碩士畢業，然後想說我是什麼『咖』？在學校成績也不是很好。PGY又沒上、精神科也應該選不到，那時我有點自暴自棄。」

「既然如此，那我就選賺錢的嘛！」就這樣，陳璿丞選擇「IN」和另兩名同學捨棄繼續面試其他醫院，一起投入學長的醫美診所。

「我們算是第一屆直美，是直美的元老。」

2010年代，台灣醫美已興盛蓬勃、忠孝東路「醫美一條街」出現，陳璿丞的台大老師、前衛生署長林芳郁2012年公開表示，全台有四分之一的醫師從事醫美，醫美一片藍海。但當年出來開業、投入醫美的多半是資深醫師。

陳璿丞和同學畢業後選擇直美的決定，驚動台大這座國內最高聳的巨塔，當時醫學院特地來關心畢業後出路，還勸說「什麼時候回台大？」新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吳明賢日前撰文指出，近年連台大醫學院畢業學生都出現「直美」現象，而陳璿丞他們正是開端。

但陳璿丞老實說道，當初的他並不是沒有遲疑，也會擔心若先做醫美、連個專科執照都沒有，未來想重回醫院體系會不會「沒人要」？

找他去自己醫美診所的學長向學弟們掛保證，會親自帶他們，不必擔心將來職涯，學長信心十足向他們提到，目標是要讓醫美診所上市上櫃。這位學長就是常以醫師創業家之姿受訪的「晶鑽醫學美容診所」創辦人謝佳憲，近年更已轉向生技業、從事醫材研發，目前已進入興櫃。

「學長也真的很照顧我們，我們剛畢業的醫師，一個月可能大概就2、30萬了，等於是說我全部跳過前面（住院醫師訓練），我就可以領到主治醫師的薪水。」

若與當時直接進入醫院當PGY相比，PGY薪水僅大約10萬以內，且那時住院醫師還未納入《勞動基準法》，每週工時至少80小時起跳、還得值班，他忍不住說，「那時候很慘，什麼都很慘。」

出身台灣尾的屏東，爸爸是公務人員，家境小康，父母只期待他「養活自己就好」，並沒有經濟負擔的陳璿丞，雖然是以賺錢之名投入直美，但出走主要其實還是當時內心與前途的迷茫與混沌，「我就先決定賺了一筆錢後，去歐洲玩。」

他只在醫美診所待了一年，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不僅去歐洲旅行100天左右、走訪10多個國家，還存到一筆在高雄買房的頭期款。

錢賺得很快，但心裡的洞好像還是填不滿。

陳璿丞忘不了，當時醫學系的同學和師長聽到他們要直接投入醫美診所的反應，「震驚啊，我覺得還有一種沒有在臉上寫出來的情緒──鄙棄。」他形容自己好像始終當著別人眼中「不入流的醫師」。

「我爸媽雖然給我很大的自由，不會說我生涯一定就得怎樣，但他們還是會覺得，兒子去醫美，好像有點抬不起頭。當時和現在的太太論及婚嫁，準岳父岳母也覺得『怎麼不好好做醫師？』」那時另一半也直言，如果他不成為一個「正統的醫師」，就不願意與他結婚。

壓力不只來自外界的評價，其實連醫美圈內都有層層的隱形階級，沒有一張專科執照的「直美醫師」，是「歧視鏈」裡的最底層。

陳璿丞說，「醫美圈裡Tier 1（最高等級）是有整形外科跟皮膚專科執照的，Tier 2是耳鼻喉科、泌尿科、一般外科，Tier 3是家醫科、精神科，Tier 4是受過一、兩年住院醫師訓練的，最後就是我們這些一畢業就進醫美的，算Tier 5，什麼都沒有，是最底層。」

除了潛藏的社會性位階，直美醫師還有更真實的執業現實困境。依當年「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沒有專科資格的醫師6年內必須修滿180學分才能更新執業執照（現改為120學分），對直美醫師來說，得不斷奔波上課；但若有專科執照，180學分就會變成只要18學分，「那就很輕鬆，我要維持我專科的執照，也相對容易，」陳璿丞說。

他進一步解釋，「像精神科專科，每年都有年會，只要繳費上課，再加上受邀演講、發表論文，18個學分很容易就爆掉。但像直美醫師因為沒有專科，政府就會設下限制，逼迫你要回去進修，這就是為什麼，早年基本上不會有人沒有專科就出來直美，除非決心很強。」

近年急重難罕科醫師出走，醫療風險和糾紛是很大原因之一，但陳璿丞也提到，醫美產業的風險其實也很大，他曾遇過幾次醫療糾紛，有些顧客甚至帶有黑道背景，「做了局部手術後，只是一點瘀青，或一點小瑕疵，不滿意就要求賠償、揚言告上法院。那時候就會很緊張，覺得怎麼會搞成這樣，我就只是想要正常上下班。」這些都是讓他重新思考生涯的原因。

人怎麼選擇自己的工作？賺錢、有假是理所當然的標準，「但還要有自我實現，做醫美我覺得我沒有自我實現這一塊。」對陳璿丞而言，醫美的那一年，其實是給自己的「Gap Year」。

那個在同學師長異樣眼光下走入看似擁抱現實利益直美的他，內心其實有個文青的老靈魂，學生時代常隱身在電影與文學裡，窩在圖書館裡讀《追憶似水年華》，喜歡像是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藝術老片，從中凝視存在本質，也在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霧中風景》、《永遠的一天》裡，緩慢感受生命流動。比起當醫師，那時的他更大的熱情是「小說夢」。

大學間，他多次投稿《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篇科幻短篇小說〈守屍人〉也被九歌《九十七年小說選》收錄，與黃春明、郭強生、賴香吟、楊富閔等不同世代作家的年度作品共同入選。選文中如此介紹他的作品：「是長年在醫學院管理大體老師並教學生解剖的中年男子，每日『複習著一遍又一遍的肌肉、骨頭、血管、神經，一直想知道靈魂在哪。』」

他與電影和文學共振的靈魂，也是他獨鍾精神科的原因，他還記得實習時對各科都提不起勁，只有精神科讓他眼睛閃爍，「精神科會談生死、談人的意識從哪裡來？為什麼要活著？夢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平常白日夢時也會想的問題。電影也常要分析文本，討論人為什麼會這樣或那樣，我就覺得精神科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投身直美的一年間，其實是他嘗試成為小說家的轉場，「那時候投很多文學獎，想說如果有中，我就去走這條路，沒中我就放棄。」結果，沒盼到文學獎，作家夢也戛然而止。轉過身面對現實的他，直視醫學上自我實現的目標，他毅然決定回到醫院重新來過。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又骨感，必須輪班的急診工作，不只讓他生理時鐘失衡、更讓他家庭生活失衡，「急診都是別人休假的時候你上班，過年過節就是急診旺季。我就覺得好像跟這個世界脫節了，跟家人脫節、跟朋友也脫節。」

此時，老天送他一份大禮。陳璿丞的大學室友傳來消息：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科正好有住院醫師缺額，「他叫我趕快來就對了，這種缺可遇不可求。」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一般甄選管道對他如夢一般遙遠的精神科，終於和他人生產生交集，太太看他好不容易在急診科待下來，醫師職涯又要砍掉重練，起初雖然無奈說「你怎麼又要換？」但仍支持陳璿丞一試，沒想到竟順利錄取。

他比別人足足多花了3年，又回到R1（住院醫師第一年）的起點，「在台大時，我們常被鎖在體系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可是出了台大才發現，其實有些地方沒那麼競爭。只要先成為精神科醫師，就還有自己的路可以走。」

這一次，他終於對上自己內心的節拍，「精神科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可以學心理治療，可以跟個案聊天，跟同學、學長一起討論醫學。」他重新找回久違的歸屬感，那幾年甚至像回到大學時光──有朋友、有對話、有同儕。

但考精神科醫師專科執照又是一次波折。這一次，他遇上2020年COVID-19世紀之疫來攪局，專科考試延期，已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卻無法取得精神科執照的陳璿丞，成為「既不是住院醫師、又不是主治醫師」的尷尬狀態，職涯陷入停滯，日常值班雖相對輕鬆，卻無法承擔主治醫師的權責，也不確定下一步該往哪走。

他於是每天書寫精神科的新知，在個人Facebook專頁上累積讀者粉絲，也錄製自己的Podcast節目。這時機會又來敲了門，有位學長邀請他在台中合夥開精神科診所，他隨即著手調查市場──發現台中精神科醫師少之又少，市場需求遠大於醫師供給。

「我覺得這是可以開發的地方，就算真的做不下去，還是可以回醫院。」疫情趨緩後，陳璿丞順利取得精神科執照，立即出來開診所。

開業至今5年，診所病人持續增長，這次陳璿丞的職涯方向更篤定，賺錢之外的「自我實現」是在精神科領域持續探索和精進，他又成為了一個「非典型的開業醫」，今年考上中國醫藥大學老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投入學術研究的懷抱。

「大腦太複雜了，」陳璿丞對憂鬱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疾病充滿疑惑，希望透過研究找尋解答。他想在研究中探索更多，結合他也喜歡的科技與程式，了解新的治療方法是否有效、最新科技如何輔助臨床，以及AI在心理治療中能扮演什麼角色。「診所醫師每天看診，很少有機會接觸最新型態的治療，但每次看paper（論文），心裡總是癢癢的，也想親自試試看。」

既是最年輕的直美先鋒，又做過最老的住院醫師，一條康莊的醫療職涯走得彎彎曲曲，陳璿丞如今回首沒有後悔，「你不覺得人生沒有什麼白走的路嗎？」那些他曾經認為亂七八糟、白做的事情，都有意義。

唯一的遺憾是，當年一起勇敢闖盪的同伴，有人永遠地落隊了。

「當年我們3個人每個禮拜中午，都還會聚在台大醫院附近，邊吃便當邊分享醫美怎麼打，還有各種筆記、照片、上課的資料，分享怎樣行銷，大家都很認真在做。」

醫美診所當時人力缺口龐大，只要願意學，幾乎不愁沒有舞台發揮。另兩位同學都比陳璿丞更積極，一人目前已經營一個大型醫美集團的分店長，做得風風火火；另一位卻因投資失利，最終選擇結束人生，而這一位，正是當年鼓吹他進入醫美的人。

「我們既是同學、當兵也在一起，常常一邊吃便當、一邊看少女時代跳舞。他大學就會玩期貨、懂很多，又是建中畢業，我就覺得他比我聰明，他說這個未來是趨勢，我聽起來也是。」陳璿丞提起故人，仍有些惆悵，「直美是他說服我的。畢業時我們還一起搭著藍皮火車逐站慶祝，我們這兩個做出和全班同學都不一樣選擇的人，進行一趟兩個人的畢業旅行。」

離開醫美一年後，陳璿丞回到中南部做住院醫師，每天水深火熱，和這位在台北醫美診所打拚的同學聯繫漸少。再過一年後，有次陳璿丞去台北上課和他相約，再見面時，見對方開賓士車、穿西裝、戴勞力士，「我心裡還暗暗想，我們相同年齡，他已有這樣的成績了。」

沒想到，那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再次聽到這個同學的消息，是在另一個同學的婚宴上，大家提起他，後來自己出來開醫美診所，卻遇上疫情加上投資失利等打擊，而選擇離開，「那時我真的非常Shocked。現在有時還會夢到他，會有點點感傷，常想，我是不是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因為我跟他真的是很要好、很要好⋯⋯」

陳璿丞記得，「那場婚宴上，大家都在講他，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同，我才想，喔，原來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畢業之後，大家都走了很不一樣的路。」

14年來，醫學畢業生「直美」已從陳璿丞當年被視為極端特異、不敢言說的氛圍，蔚為風潮、形成價值，頂尖名校醫學生也逐漸卸下「偶包」和「光環」，可以公開討論。陳璿丞坦言，他經常接到許多醫學系學弟妹也跑來問自己的經驗與建議。

「我知道很多醫界大老會說這樣不好啦，但我反而要問：『為什麼醫師不能做直美？』今天如果醫療環境夠好，這種現象就不會發生，今天會這樣做就是醫療崩壞的前兆。」

陳璿丞說，「如果今天一個醫師很認真救病人，還要擔心被告，還要輪班、值班，又要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這份工作到底誰要做？」

在急診訓練時，陳璿丞最常做的惡夢就是被告，「我夢到病人腦部斷層有出血但我沒看出來，隔天病人死掉了，家屬來告我。這個夢我重複做了好多次。」除了專業技術，醫師還得面對法律與心理的雙重壓力，甚至要去研究法律來自保。

「我大學時替台北市醫師公會辦的杏林獎寫過報導，採訪過20幾個醫師，那時候我想說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我的model。讓我感動的是，有些醫師2、30年都待在一個地方，服務一群人，或是做一個偏到不能再偏的領域。他們彷彿看到某個光，反覆地在那邊琢磨，雖然那不是很大的事、沒有學術價值，但對他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小點。」

陳璿丞覺得人生和醫療工作都是在找那個點，然後一直做到最後。

「不是有個電影台詞說『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嗎？」這是陳璿丞非典型醫療職涯的疑問、也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