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超想要外籍幫傭，你幹嘛反對啦？」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簡稱托盟）發言人王兆慶，才開完記者會反對賴清德總統去年（2025）9月拋出「一孩家庭」可申請外籍家庭幫傭的政策構想後，他馬上收到老同學丟來的訊息。

這位想要外籍幫傭的女同學是高收入的商務律師，先生就職科技業，二孩都上小學了，「都還不是最難帶的時候喔，還是會想要外籍幫傭，」王兆慶苦笑。

但這兩類用得起外籍幫傭的家庭，是台灣育兒家庭金字塔頂端的少數。

有了「家有一孩就可聘移工」的政策，一個月只要3萬元，提供24小時的在家服務──這算術很簡單，3萬元對上8萬元，王兆慶說，托盟預測政策結果是：第一，「到府保母會全滅」，被外籍幫傭取代；第二，政府說這政策是讓家庭「多一個選擇」，其實能選擇的是「有本錢」的家庭，而不是所有的育兒家庭。

上班族鄧文舒有3個小孩，上小二的雙胞胎女兒和上幼兒園的老么。為了裝下全家五口，賣了台北房子，移居基隆。問她：「會請外籍幫傭嗎？」她答得直接：「我家房間不夠欸！而且，請外籍幫傭是不用付錢嗎？」

鄧文舒說，外籍幫傭不如家有伴侶「神隊友」；再者，比起外傭政策，她更感謝政府讓第三胎免費上公托幼兒園的福利。

勞動部今年初宣布4月13日起開放12歲以下一孩家庭皆可申請，喊出「將有140萬個家庭受惠」；新政策至今上路滿月，到底有多少家庭擁抱了這個新選項？

不過，托盟另有推估方式：依法聘僱移工的雇主必須先在勞動部的「台灣就業通」網站刊出徵人啟事，貼滿7天，找不到合適的台灣勞工之後，才能啟動聘僱移工程序。托盟發現，這些家庭幫傭的徵人貼文內容幾乎如出一轍，應是移工仲介的代操手筆。若在「台灣就業通」網站以「家事服務員」關鍵字查詢，4月29日至5月8日平均每天增加62筆，推估一個月應有近2,000件，與新制未開始前的3月申請量1,979件相近。

究竟滿月新政有多少家庭受惠，目前政府並沒有答案。若再追問，新政策能解決育兒家庭的難題嗎？這就得回到普羅家庭的育兒現場。

傍晚5點半，惠珊（化名）的主管突然來到她面前談起公事。時間滴答溜過，惠珊硬著頭皮說：「我真的要先離開了，要去接小孩。」老闆回：「妳先走、妳先走，等下到捷運上再打給我。」

衝進車廂裡的惠珊拿起手機繼續和老闆通話，背景是嘈雜的捷運警示音。惠珊不自覺提高了聲量，隨即招來其他乘客的白眼。

在金融業工作的靜茹（化名）也在指針瞄準下班時間的瞬間，旋即起身離開辦公室。她的丈夫在外商公司任職，工時彈性，能負責接送小孩。靜茹得趕緊奔回家料理晚餐，晚餐後接著陪孩子寫作業、洗澡⋯⋯，照表操課，「只要小孩能在9點半準時上床，我就覺得今天又安穩度過了。」

台灣長工時、高壓的職場節奏，與精準到以分鐘計的孩子接送及照顧需求，讓育兒和惠珊、靜茹一般的中產家庭，每日過得像行軍打仗，時間被切割得零碎且緊繃。

他們是台灣居多數的中產階級育兒家庭的縮影：生活成本、育兒支出雙雙攀升，看似雙薪、有房、有孩子，但內在卻是隨時處在崩潰邊緣的危機感。經濟和親職壓力，讓每一天總在搞砸和即將搞砸之間遊走。

「時間貧窮」成為他們共同的感受。面對這份壓力，家有一孩就聘外傭的政策，試圖以外來人力解決家長「時間貧窮」困境，對許多人說卻是「失準」。

靜茹說：「我們要的不是全天候人力，而是時間自由的彈性。」

托盟的民調指出，一孩聘外傭政策僅獲15.2%女性支持；女性重視的育兒政策，首要是「友善職場」，而「外籍幫傭」敬陪末座。

家有兩個小孩的單親爸爸林邑軒同樣覺得政策難解育兒家庭困境。林邑軒說，政策開放外籍幫傭來協助家務、打掃和煮飯，但實際上多數家庭不需要一個24小時的人力來做這些事，反而是聘僱2小時的家務幫手，更有經濟效益，「一個家庭幫傭，你還要有地方給他住，家庭空間得有一定條件；一次來兩個小時的家務幫手，才是多數人負擔得起的選項。」

至於育兒上讓雙薪家庭感到緊迫的「時間貧窮」，林邑軒以交通比喻，「育兒過程中，最緊張的時段，大約兩、三個小時。」正是這兩、三個小時，決定一個家能否安穩度過一天。臨時托育服務、彈性工時⋯⋯，更能有效協助父母捱過這段尖峰時刻，不至於崩潰。

「但現在給我們一個外籍幫傭，不是零就是一，沒有其他彈性選項。」靜茹沒好氣地說：「這種沒有選擇的自由不叫自由。」

惠珊說：「我們需要的，只是幾小時的彈性、一個下午休假，或是能心無負擔地開口請假的主管。」

但在外商公司任職的惠珊嘆口氣：「但更多時候，碰上的是口頭上說，體諒你要照顧小孩，實際上行為卻一點都不體諒的老闆。」

彭婉如基金會創辦人之一劉毓秀發現，近來有許多父母詢問是否可以提供「接送」小孩上下學的服務，因為放學時間都早於長工時的父母。

靜茹選擇「花錢買服務」解決工作時間與孩子就學時間錯位的問題。她的孩子念私校，「私校6點放學，可以配合我們下班時間，同時也解決盯課業的需求。」

「現在『錢』就是我們最大的後援，」靜茹說道。她的丈夫會在晚上孩子睡了以後自學程式語言，企盼轉換到更優渥的工作，「賺更多錢來築起防護城牆。」

相較沒有後援的雙薪家庭，萱彤（化名）自認幸運多了。大女兒出生後，公司雖然附設托嬰中心，但排到名額時，女兒已9個月大，「還好我媽是保母，我可以托給我媽。」有時得提早送托或是晚點接孩子，都能一通電話解決。

萱彤說：「我老公本來還建議我找24小時的保母，我們週末再去接小孩。但我生了孩子就是想陪他們啊。」

勞動部開放外籍幫傭的政策出爐時，萱彤只覺得莫名，但她隨即收到婆婆的訊息，「問我要不要申請？説她身邊朋友很多人都想申請。但我第一個反應是：『那外籍幫傭要住哪裡？我們租屋處沒有多的房間了。』」

萱彤的婆婆住在桃園，身邊友人多是中小企業主，住宅屬獨棟透天厝，婆婆家中長輩曾經同時聘了特殊護理師和外籍看護照顧，「他們那種住宅環境，才有辦法再容納一、兩個外人來照顧。」

萱彤婉拒，「結果她說要幫我出這個錢，外籍幫傭平時在她家，一週兩天來我家幫忙。」這提議讓萱彤失笑，隱隱覺得政策究竟能實質協助雙薪家庭？或是為想要多一個常駐人力──不論是用在照顧小孩、老人或是其他事務──的家庭降低門檻？

婆婆的態度也讓萱彤認知，每個家庭的選擇自由，取決於家庭、甚至家族的經濟狀況。尤其是開放外籍幫傭政策，更凸顯了階級差異。托盟的聲明稿中強調，考量薪資、住宿與相關成本，真正有能力聘僱外籍幫傭的家庭，可能僅限於所得前20%的族群，對於多數家庭並無助益。再者，前五分之一高所得的家庭很可能多數早已過了育兒年齡。

婉鈺（化名）的家境富裕，可算是所得前20%的族群。她正考慮著申請外籍幫傭。因為先生在中國工作，她像是「偽單親」，一人照顧就讀國小和幼兒園的兩個孩子。「老大幼兒園中班時，老師覺得他社交行為有點狀況，建議我帶去評估，後來確認需要早療。」那時婉鈺剛生了第二胎，娘家婆家都沒辦法幫忙，家裡亟需多一個協力照顧者。

老大念國小後，婉鈺另外請了家教。算一算家庭每個月開銷，「不含房貸，要20萬。」她坦言自己是開放外籍幫傭政策的受益者，能用相對划算的價格聘一個幫手，「但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負擔。」經濟能力決定了選擇權。

崇佑（化名）有兩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出生時，妻子返回職場，他請了半年育嬰假；育嬰假結束後，又決定離職成為主要照顧者。幾年後，老大上幼兒園、老二去保母家，崇佑一邊接案、一邊照顧小孩，「我太太有時會8、9點才下班。」一打二的日常，讓他疲憊不堪，「或許找家務幫手來協助幾小時，會好一點，但經濟不允許。」

崇佑說：「每個家裡要面對的，就是需求與購買力能否平衡。」

他手上的選項有限，「我最後選擇聘一個小時300多元的『陪玩姐姐』，來幫我顧一下小孩。」

雖然放寬外籍幫傭申請門檻，可能讓經濟條件較佳的家庭多了一個低成本的照顧選擇，但長期關注公共托育政策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王舒芸擔心，新政策的代價，恐怕是對改善職場、增加公共支持系統等政策，出現「抵銷效應」。

王舒芸說，台灣職場的友善政策才正在緩慢建立中，從鼓勵男性申請育嬰假、家庭照顧假，到2026年元旦日終於上路的「以日為單位」彈性育嬰假。最新統計，4月的彈性育嬰假有近一半是男性申請。

台灣因少子化進入大缺工時代，加上經歷疫情期間的彈性居家辦公，以及更多世代對職場能「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不同想像，王舒芸原本期待，這些變項，能促使台灣的職場翻轉過去「高工時、無彈性」的現況。

「但現在這個政策出來，反而可能讓其他東西都退後一步。以後老闆可能會說『幹嘛請假回家帶小孩，請一個外傭就好了』，」王舒芸憂心，原本開始進步的政策方向會因此停滯。

近年民間倡議「托育公共化」，同時強調「合理工時與工資」是照顧品質的必要條件；「但開放外籍幫傭政策，卻是要用便宜的人力，長時間提供照顧，」王舒芸指出，這不僅與民間團體想法背道而馳，而且便宜的人力可能取代目前市場上的台籍保母、家務幫手，讓許多以此為業的二度就業婦女失去工作，對政府想要達成的「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目的正好相反。

「而且這等於讓照顧的責任還是落在個人與家庭身上，而非社會共同承擔，」王舒芸說，當照顧責任又回到個人或家庭，經濟能力就決定了選擇的自由度，「照顧的成本這麼大，很多人當然選擇不生。」或是犧牲家中薪資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的職涯，投入家庭照顧。

諶淑婷準備生第一胎時，就打定主意要轉成兼職，「我以前看到同事會下午4、5點先去接小孩來辦公室，小孩一邊寫作業，一邊等他工作結束，再一起回家。」也曾碰過家長因為趕不及接小孩，「和Uber司機合作，請Uber去接小孩。」她不想在如此逼仄的狀態下育兒，生產前轉為接案工作。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諶淑婷也曾考慮過回到正職工作，將育兒任務外包出去。「但我已經離開職場10幾年，現在回去，薪資是從當年離職那個級距來算⋯⋯。」停滯的薪資、額外的照顧支出，一加一減，怎麼都難算出平衡。她決定暫時維持現狀。

「我們整體環境工時太長了，無論生育與否，對每個人來說都太不健康。」諶淑婷嘆了口氣。她在學校擔任志工，即便是教學現場，都深刻感覺到沒有彈性的高壓職場在孩子身上造成影響。

「在學校如果有小孩身體不舒服吐出來，沒有其他小孩會去幫忙清理，」她瞪大眼睛搖著頭說道，因為家長都會擔心萬一自己的孩子被傳染生病，家長就得要請假照顧，「每個人都沒有時間和餘裕，所以會教小孩不要插手，」她苦笑。

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戰戰兢兢，深怕有人倒下。這脆弱的穩定下，卻是愈來愈沉的照顧責任：育兒、長照⋯⋯，疊加在諶淑婷這一世代身上。「像我媽近期開始有輕微失智，有次我陪她去看醫生，等到小孩放學時間都還沒輪到她看診，我只好留她一個人在醫院，我先去接小孩。」後來問起看診狀況，媽媽一問三不知。

芊嬅（化名）今年才剛完成把爸媽搬到自家附近的大工程，「家裡無障礙設備裝潢、雜物斷捨離，各種瑣事⋯⋯，如果我還在上班，真的沒時間做這些。」時間如此稀缺，與疊加的照顧責任不成比例，時時威脅著平衡。

當職場不存在讓人留下的時間，離開成了唯一解方，諶淑婷隱隱感覺，不久的將來，如她一般的千禧世代，恐會因各種照顧壓力，如落雪一般無聲地離開職場。長照政策也已放寬只要長者80歲，都可免巴氏量表使用外籍看護工，外包長照勞務。但台灣家庭的照顧難題，都要靠引進移工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