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行政院宣布推出家有12歲以下兒童即可聘用外籍移工政策，大致延續近期之長照看護移工放寬80歲以上、免巴氏量表即可申請，以及外國中階技術人力留用等方向。

在台灣人口少子高齡化現實下，勞力密集事業面臨缺工，長遠而言，終將仰賴移民來均衡人口結構、填補人力空缺，以及兒童、高齡者、障礙者的照顧安排。這並非台灣面臨特殊困境，東亞之日韓星與歐美高收入國家皆然。

即使大方向如此，政策設計上應有值得注意之處。首先，就勞動條件保障而言，許多研究皆指出，以家戶為聘僱單位、使移工居住於雇主家中之聘僱模式，勞工權益易受剝削。尤其在台灣現制下，家庭類看護工不適用《勞基法》，更顯地位不對等。若以組織或機構聘僱，再提供家戶外展服務，較能避免入住雇主家發生的剝削問題。有關移工之勞動保障，已有許多評論。

就更巨觀的照顧結構而言，此次政策雖然擴大育兒勞動力供應，卻與現行托育體系全無整合，儘管勞動部強調此政策並非取代既有托育措施，只是「多一個選擇」，實質上即是擴大私有照顧市場，照顧的責任（或是風險，看怎麼解讀）又回到家庭與個人，不僅與過往「托育公共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也凸顯出台灣民主化歷程中，始終仍未完成的社會民主化。

在過往台灣歷史中（不用想太遠，就大概抓半個世紀以前），照顧，尤其是對於幼兒的照顧，幾乎純然被視為家庭的責任，甚至幼兒被視為家族的財產（必要時可供交易）。這是相當純粹的「公─私」領域區分想像，一方面家長擁有極大的權力可支配兒童（尤其在兒童能帶來經濟生產力時，這個權力特別重要），但另一方面，家長也負有高度的養育責任，國家除了義務教育的介入（也是人力資本的培養）之外，對於家庭要怎麼養育，國家沒有太多意見、也沒有太多幫忙。

隨著民主化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倡議，從兒童權利以及婦女權利兩條路線影響兒童照顧安排。兒童權利倡議帶來的立法成果，開始將兒童從家庭專屬的私領域中拉出來，成為公共要保護、協助的對象，限縮家庭能施展在兒童的專斷權力，也提高整體兒童照顧的品質要求（如兒童不得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2014年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進入更高度制度化與積極權利保障的階段。今日的兒童已經是國家未來預備公民，而非家庭的所有物。

婦女運動則是從性別不平等著手，處理傳統性別分工下的照顧責任以及女性勞動參與機會不平等。如學者（王舒芸、王兆慶、覃玉蓉，2026）精闢分析，在此議題上婦運大致有三階段：第一階段要求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工作機會，要「和男性一樣」不會因為育兒而失去工作與升遷機會；第二階段要求托育公共化，也就是國家積極承擔更多照顧責任，提供優質、平價、普及的專業托育服務，釜底抽薪將照顧責任從家庭轉移到國家，這樣不論男性女性，都可以從「育兒失業」的困境中逃脫；第三階段則是更積極倡議男性「和女性一樣」也有照顧責任，享有法定有薪育嬰假，挑戰「育兒等於女性的事情」的傳統社會想像。

1990年代以來的兒少立法（原為《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2003年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02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現《性別平等工作法》），2000年代以來一系列的保母制度及幼兒照顧計畫，2011年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乃至於從2018年以來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俗稱「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大方向都是把育兒從個別家戶的事情，變成社會大眾的事情。養育下一代並非家庭要獨自承受的重擔（反之，也不是家庭的專屬權利），社會整體皆有共同責任的價值。

其中，特別在建構公共幼兒照顧體系而言，雖然國家公共照顧的角色與資本市場仍不斷拉鋸（王舒芸、王兆慶、覃玉蓉，2026），不過大體而言，仍是朝向公共責任方向發展，就算有很大部分托育服務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在財源籌措層面上也有國家補助，以及在品質上有某種程度的國家把關。

這是一種體系改革的現實考量，因為公共制度建立時，私有市場以及服務提供者皆已經存在，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不太可能選擇把市場關閉、把提供者收歸國有或消滅，在政治上需有極端特殊契機才可能辦到；相對容易的選項，是由政府出手集資籌措財源，逐步擴張成為市場上的重要買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接近獨買），藉以透過市場競爭機制間接影響服務提供者以及服務品質。對照當年全民健保制度建立時，在醫療市場也是一樣的光景；至於長照體系的建立，又有些不同，市場中有些長照服務幾乎不存在，政府除了籌措財源、也主動創造出市場。

簡言之，既有市場已經存在，業者與工作者亦存在，照顧體系公共化的改革，初期以透過國家之力籌措財源相對容易，至於後續如何進一步擴張到服務提供端，或者僅維持財源的掌控，是下一階段照顧體系公共化爭議中的議題。

此次政策預計要放寬的育兒外籍幫傭，主要為提供更多人力，聘僱模式目前看來是要朝向家戶直聘的方式，也就是增加了私有市場上的服務供給，此措施可能改變現有人力供應生態，包括現有提供育兒服務之市場，例如保母、幼兒園等；以及其他也需要外籍移工人力的照顧市場，例如長照。

再者，引入育兒移工，官方所謂的「增加選擇」，只是讓經濟優勢者多了選擇，一般受薪階級或藍領家庭仍舊消受不起，更增加了階級間的相對剝奪感。

政府號稱外籍移工僅只輔助家務工作，卻不敢保證家庭內的額外照顧工作是否有可能由外籍移工承擔，如此倉促改革將不利公共照顧體系之發展。

從社會運動與制度發展看來，育兒一路都是朝向公共化發展，其中有進步理念者的倡議，也反映社會經濟轉型現實中的必需。當然，也不乏反對意見。

首先，是資本經濟之下，在個人層次，來自個人主義式功績競爭邏輯的反對。在上述兒童與婦女運動倡議的同時，台灣也發生急劇的經濟結構轉型，主要生產模式從勞力密集轉向知識密集，「讀到專科或大學畢業」成為新世代的起碼標準，其他諸如要能夠通曉外語、能夠使用程式語言（產業發展高度傾向高科技業），使得中低階級家庭的孩子面對更嚴峻的階級流動障礙，中產階級子弟也面臨更為激烈的全球化競爭。

家長育兒不只要負擔照顧責任，也是進行經濟負擔高漲的教育長期投資，並且隨著生育數漸少，投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更為上升，但同時家庭資源更為集中灌注到少數子女身上。「我的」小孩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要生在最好的學區、要有最好的同儕、公立幼兒園或學校都很爛所以要上私立、最好外雙語、全外語，贏在起跑點（至於透過基因高科技什麼的、贏在起跑點之前的部分就先不談了）。

在這種邏輯下，「公共」的教育體系品質似乎難以使相對有資源的家長滿意，教育資本市場創造新的教養價值話術以吸引中產家庭，近年紛紛投向私校風氣大盛；另方面，私有化的教育與照顧繼續強化兒童是「我們家的」投資或寶貝的思維。

其次，仍是資本經濟之下，來自資本家與雇主成本考量的反對──反對被收稅，反對改變「理想受雇者」的聘僱模式，最好員工所有時間與心力都獻給工作，不該有「再生產」的角色，當然也不需要「照顧」幼兒與老人。

如前所述，國家在公共照顧中很大部分角色是籌錢，不論稅怎麼收來投入照顧，對於資本家而言都是成本。就算資本家不直接談錢，來談如何改變員工的工作安排、勞雇關係，比如提撥社會保險以給付育嬰薪資、提供彈性工時與育嬰假、照顧假等，好讓男性女性都一樣可以好好育兒、減少俗稱的「後顧之憂」──「後顧之憂」這種想法正是把照顧責任推回給家庭的當然想像。不論彈性工時、育嬰假、家庭照顧假，都讓雇主承擔部分成本，工商界當然抗拒。

這種來自資本的抗拒，是當代民主國家常無法駕馭的抗拒。政府想要收更多的錢來實踐照顧公共化，工商界（資本家的代表）的反應常是強調各種產業困境、經濟景氣、否則就會企業出走。

弔詭的是，資本家與雇主並非不知少子化的後果。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已經深切感受到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各行各業缺工的焦慮不斷蔓延，企業主對於未來勞動市場的萎縮也確實憂心忡忡。然而，這份焦急卻始終停留在「要人」的短期需求層次，缺乏長遠的宏觀視角，將支持照顧公共化理解為「對未來的投資」──投資於下一代的養育條件，也投資於當下勞動者的留任與生產力。

若企業願意承擔部分照顧成本，打造真正平等、友善的勞動環境，讓受僱者不必在工作與育兒及扶老之間被迫抉擇，長期而言，恰恰是為企業自身確保穩定的勞動力，是雇主與勞工互利共贏。可惜的是，現實是多數雇主寧可將責任推回給國家，一面呼籲政府搶救少子化、補充勞動力，一面卻不願從自身做起，諸如：改善薪資待遇、落實育嬰假與彈性工時。這種只求政府出力、自身紋風不動的姿態，恰好印證資本邏輯的短視：將照顧視為成本而非投資，把勞動者視為可替換的要素而非需要支持的人。

個人競爭與企業競爭邏輯相互輝映、彼此鞏固，當然不是今日才有，而是照顧公共化改革多年以來不斷搏鬥的對象。照顧公共化改革的訴求，必須說服中產階級才能竟其功：照顧公共化的改革，是重新檢視照顧責任的分配，是能夠將照顧的重擔從家庭中解放出來，變成是社會整體的共同責任。這裡所說的「照顧」，不限於對兒童的照顧，也包含所有需要照顧的人，包括短期、長期失能者，身心障礙者，可能是身體逐漸衰弱的高齡者。

照顧公共化許諾的，是最基礎的社會安全保障，以及建立於這份基礎之上的、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只是個人在資本主義雇用市場競爭中勝出的自由，而是一種更為廣闊的、能夠實現「想要成為什麼人」、想要實現什麼事情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之上，民主政治的根基才能穩固，政治民主化所確保的那些平等政治權利，也才有實際的意義。

所以，照顧公共化，是台灣民主化尚待尋回的一片拼圖。

宏觀而言，衛生福利事業引入外籍移工、填補勞動力缺口，勢在必行，政策設計上卻應避免走回私有化、市場化的老路。不論是幼照或長照，都是自由民主公民之間互相許諾的責任，也是社會團結（solidarity）向前的基礎。最終，移工勞動政策也須從「引入勞動力」，轉向「吸引社會移入」的移民政策思維，四面八方、先來後到，共同追求與經營更好的生活，乃台灣移民社會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