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育兒女性就業、促進育兒父親照顧，建立「雙就業、雙照顧」家庭體制，這是賴清德總統選前的政見。因為，這是少子女化的台灣迫切需要的一帖藥方，同時兼有提振生育率和阻止勞動力流失的作用。

不過，日前《自由時報》專訪賴清德總統，他突然在自己的政見之外，發揮創意，提出了要幫人民解決問題的的育兒政策，也就是「育兒家庭，家家有外籍幫傭！」賴總統的說法是「政府希望婦女勞動力能釋出，就要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因此外籍家庭幫傭的資格「可以一個小孩就好」，且小孩只要「12歲以下也能聘請」（目前政策是家中有3名6歲以下子女，或有4名以上12歲以下子女，且其中2名6歲以下，才能聘請外籍幫傭）。

賴總統原本的選前政見「雙就業、雙照顧」的方向正確，但這次提出的「家家可請外籍幫傭」卻是錯誤解方，把育兒責任外包給外籍幫傭，殊不知在婦運界，早就因為主婦要不要用幫傭這命題早已吵了一大架。

我的朋友、婦女新知祕書長覃玉蓉記性超好，甚至翻出了一篇34年前的文章給我，是婦運前輩李元貞教授於1991年在《婦女新知雜誌》撰寫的〈開放外籍女傭不是辦法！積極規畫婦女政策才是正途〉──34年前的文章，就可以反駁2025年的賴清德總統了。

這篇文章寫道：「僱用外籍女傭須提供住宿，就此條件來看，只有高薪階級的家庭（包括富貴人家的少奶奶和官太太）才請得起外籍女傭。⋯⋯只會讓更多官太太及少奶奶省下時間去從事交際應酬，而一般的職業婦女無法享受引進外籍女傭的益處，反而會造成特權的現象，凸顯社會階級的不平等。」

所以，34年後，育兒家庭都買得起大房子，可以讓外籍幫傭有房間住了嗎？沒有吧，身邊多的是租房子、請保母，邊上班邊育兒的月光族，所以即使「一孩就能請外傭」，能請得起的家庭，仍然是較有資源的家庭，「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李元貞老師1991年的批判仍然有效。

李元貞也寫道：「中上階層婦女因請不到本地女傭而要求政府開放外籍女傭，事實上是想得到更廉價的家事服務，未顧及此會造成本地女傭的失業。」「外籍女傭⋯⋯無年終獎金或節日紅包，一天24小時工作，一週只有週日休假，國定假日不一定休假，耶誕節放假、長假及探親假由雇主決定，並可以契約約束不許跳槽。她們之所以忍受這麼壞的勞動條件，當然是因爲在家鄉沒有出路所致，如此等於在打擊本地女傭較合人道的待遇，使本地女傭失業。」

34年後，廣義的托育及家事服務業，在台灣已經蓬勃發展。有日間型的保母服務（主要有一對多的「在宅保母」，以及一對一的「到府保母」），也有鐘點式的居家清潔服務，甚至也有大量機構式的托嬰中心，都是年輕育兒家庭可能會運用的服務系統。此時，若全面引進外籍幫傭，讓「育兒家庭家家有外籍幫傭」，上述服務系統的工作人員會不會因此失業？確實有可能。李元貞老師1991年的批判，仍然有效。

無論如何，賴清德總統的「育兒家庭皆可請外籍幫傭」，這並不是創意。這是一個婦女團體早在34年前就已經猛烈批判過的超級老議題。賴總統體貼地拋出「新」構想，只證明了賴清德總統本人對性別、福利議題十分不熟，也沒有稱職的幕僚為他引介新的思潮，才會以為這個法子「可行」。

當然，過了34年，也該讓我們找一些新理由，說明為什麼此時不應該實施「育兒家庭皆可請外籍幫傭」。

首先，歷經馬英九總統時代的「幼托整合」、蔡英文總統時代的「教保公共化」，台灣的0～6歲托育服務雖不至於完善，也已經高度體制化了。

現在，生完小孩的年輕女性，為了回到職場，有以下的服務可以提供支持：在宅保母、到府保母、準公共保母；私立托嬰中心、準公共托嬰中心、社區公共家園、公共（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私立幼兒園。這是歷任總統、歷任行政院長（包括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本人），層層疊疊建構起來的托育服務體制。

對於其中的托育或教保服務人員，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化要求（學歷或考試），也有一定程度的監管（訪視或評鑑），甚至有高度的政府經費補貼──家長基本上只要部分負擔托育費用，其餘大部分會由政府補助。

育兒家庭家家改用外籍幫傭？這是給上述托育體制賞了大大的一巴掌。

也許有人會反駁，台灣的托育體制還不夠安全、時有兒虐案件傳出，無法受到家長信賴，所以很多媽媽不敢送托，還是選擇自己回家帶小孩，所以才造成女性無法就業，因此為了鼓勵女性就業，外籍家庭幫傭還是有必要。

但是，沒有專業化要求、也沒有監管的外籍幫傭，可信賴度會比一般的托育服務還高嗎？身為父母，你放心把小孩完全丟給外籍幫傭，一對一在家，然後自己白天去上班嗎？這恐怕只會造成監視器產業大發利市吧？

其次，賴總統表態支持女性勞動力釋出，或支持女性就業，雖然不是壞事，但這其實是一個失於片面的政策目的。台灣真正困難而迫切的政策目的，是支持青年女性「兼顧就業和育兒」。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同時提升女性勞參率及生育率，以維持勞動力、財政、社會福利的永續。

要「兼顧就業和育兒」，就必須改善工作、家庭之間的嵌合關係。這像是蹺蹺板，托育服務是支點，上面的兩端分別是家庭及工作。而有支點，才會有工作、家庭平衡的可能性；可是工作、家庭不能兩邊都太重。也就是托育、工作、家庭，三個端點都需要政策資源的支持。

以此蹺蹺板為架構來思考政策，就會發現台灣政府在「支點」（托育服務），已經下非常多功夫了。當然，它還有進步空間，例如托育的可信賴度還是必須進步；2歲以下公共托育名額仍然不足；0～2歲、2～6歲托育制度之間仍然斷裂；夜托、臨托服務仍然低度發展等等。

然而，現在台灣真正匱乏的，是「工作」端的友善職場政策，以及「家庭」端如何促進男性育兒的政策。

蹺蹺板上，「工作」端如果沒有友善職場政策，新手媽媽仍然會在老闆和同事的壓力下，一邊工作、一邊飽受歧視，最終不如歸去，回到家中自行育兒；蹺蹺板上，「家庭」端如果沒有促進男性育兒政策，看著「隊友」只會滑手機或打瞌睡，新手媽媽同樣會一股惱火決定──算了，老娘自己來帶小孩，也不必妄想有二寶了。

為什麼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會訂定政策目標「2030年日本爸爸的育嬰假申請率要提高到85%」？因為日本人知道，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關鍵之一，是在「家庭」端必須促進男性投入育兒。

為什麼德國的育嬰假，會彈性發展到以「小時」為單位，讓家長可以每天都請1到2小時的育嬰假，所以每天實際只上班6或7小時，但是政府補助薪資，讓家長收入不會減少？因為德國人知道，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的關鍵之一，是在「工作」端必須促進職場的友善及彈性，畢竟接送小孩也需要時間。

這時候，賴總統高呼「育兒家庭，家家可請外籍幫傭」，從上述三端點的思維來說，其實是弄錯政策重點。

大力開放外籍幫傭，嚴格來說，只有一種人會鼓掌叫好，就是需要請「到府保母」的家長。因為到府保母的薪水行情高，以台北來說，金字塔頂端的家庭每個月約花7、8萬元（雖然仍享有有1萬多的政府托育補助）請保母到府育兒。一旦改請外籍幫傭，只要3萬多元，每天服務還從10小時變成24小時，何樂而不為？除非是為了「拚教養」，堅持要求本國籍的高學歷保母。

所以，「可請外籍幫傭」會是幫助全台灣女性有效兼顧工作和育兒的政策嗎？不會。因為促進友善職場，仍然沒有改善；促進男性育兒，也還不見聲響。

大力開放外籍幫傭，等於只是用外國籍的托育服務人力，替代掉現行托育體制下的本國籍工作者而已。更進一步言，這樣做並不會有效增加新手媽媽的就業率；因為，現在就不信任托育體制和本國籍保母，寧願棄業、自己帶小孩的媽媽，也不太可能因為有了外籍幫傭，就會離開小孩，開開心心去就業。

總結一句話──「育兒家家可請外籍幫傭」，只是重複34年前的老議題，既不新鮮，也不高明。真正能幫助青年家庭兼顧工作與育兒的，是托育體制的持續強化、職場的彈性改革，以及男性育兒責任的落實。期盼賴清德總統還是先落實他選前經過智囊群千錘百鍊的育兒政策，尤其是在勞動部日前剛克服萬難，使育嬰假可以分日、家庭照顧假可以分時，更彈性地請假之後，請讓育兒蹺蹺板更順暢、更平衡的運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