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行動比梳理情緒容易，想做什麼，決定了就去做。但是面對自己的情緒，又是另一回事。

我還記得十多年前剛申請到遺書，帶著一群做相關訪談的朋友們南下高雄住在我家時，爸爸不是很能理解我們在做什麼。事實上，當時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多年來爸爸總是支持我，讓我做想做的事。訪談是困難的，一來，我不一定知道該怎麼問、問什麼。二來，我需要去當那個安慰別人不要哭的角色，偏偏這點，我做得很差。

對於別人的情感，我最常有的反應就是手足無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能怎麼辦。

我不是一個很能感應別人情緒的人，這麼多年下來，我採取的策略就是「陳述事實」。假裝在講別人的事，讓這些事情「看起來」與我無關（當然不可能無關，怎麼可能）。不過作為一種生存策略，這讓我能繼續往前走。我是個行動者，但我不是個好的情緒接收者或傳達者。所有的感覺、情緒，我以自己的方式化為一次次的行動。

幾位長年研究、大量接觸受難者和家屬的朋友，都在不同的時間點和我提過，我在政治受難者家屬裡是相當特殊的存在。我展開行動、挖掘真相、書寫部落格，在心裡還沒反應過來有什麼情緒之前，身體和腦袋已經先動起來。並且，我自己動手，不要求他人代我尋訪。我向傳凱請教如何訪談、如何找資料、如何擬定問題，我自己來！傳凱說有些家屬會希望他去代為調查和訪問，但傳凱的研究主軸在1950年代的地下黨，而我想知道的則是阿公所有的生命歷程，不只是他加入地下黨的部分。我們想瞭解的有共同之處，但也有無交集之處。

自從知道阿公曾葬在六張犁公墓之後，我多次造訪六張犁與馬場町。有時什麼都不做，就是到那裡待著，或特意買包菸去。我平時不抽菸，但我知道阿公的嗜好是抽菸，即使我從來就抽不完一整包，我還是會想在那樣的環境下替自己、替他點根菸。去想像他在生命的終點，在想些什麼？覺知到了什麼？去想像如果他仍在，會不會喜歡我的陪伴？或者，是我在想像有他的陪伴？

也有幾次刻意為之的行動，像是拍婚紗。第一次有在六張犁拍婚紗的念頭是2010年，交往對象也贊同我的想法，但這次的論及婚嫁並未開花結果。從決定要結婚那一刻開始，我們爭吵加劇，那些以前還可以睜隻眼閉隻眼的衝突全浮上水面，我開始自我懷疑，難道要這樣忍耐下半輩子？最終我選擇出國讀博士，而不是和他走入婚姻。

出國第三年，我和現在的伴侶於網上相識，見面後相戀。5個月後，我向他求婚，順利抱得美人歸，隔年夏天我們回台拍婚紗。關於阿公的事情，我一直有寫部落格記錄，交往初期伴侶就默默地看過我的英文版部落格。儘管在婚前穿婚紗拍照並非他的文化習俗，他們重視的是「first look」，新娘的婚紗對於未婚夫來說是最高機密，新郎在婚禮上才會第一次見到穿婚紗的新娘。不過對於我想做的事情，伴侶總是全力支持與配合。

六張犁除了埋葬當年極樂殯儀館送來槍決後無人認領屍體外，也有一般公墓和自成一區的回教墓地。隨著墓碑被發現的時間不同，劃分為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第一、第二、第三墓區。當時大略按照槍決時間依次下葬，時間序上，第三墓區最早、再來是第二墓區、接著是第一墓區。在第一墓區可以找到槍決日期在阿公前後的其餘亡者墓碑，由此推測當年阿公應是埋骨於第一墓區，數年後才由家人撿骨領回，並依習俗打斷墓碑。

2014年，拍攝婚紗當天是中元節隔日，8月酷暑，六張犁四處可見前一天祭拜的痕跡，地上散落著已成灰燼或部分未燒化的紙錢、燃過的鞭炮紙屑、新除雜草露出黃土的墳頭、點香的餘燼和燒完的香。伴侶頂著38度高溫，穿著全套燕尾服陪我拍攝整天。我自己則是熱到妝都花了，還被蚊子大軍攻擊，六張犁的蚊子極度凶狠，雖然事前已噴滿防蚊液，但效果有限。

傳凱當天幫忙準備祭品，和另外兩位朋友玥杉和虹靈一起在墓區入口處做簡單的祭拜，告知來意後才開始進行拍攝。祭拜時我想像著阿公和他的同伴們，默唸：

「我要結婚了，雖然祢們早已離開，但我還是希望能和祢們一起分享我的人生大事，我沒有忘記也不會忘記祢們。」

拍攝過程中，除了百合與向日葵組成的捧花之外，我還另外準備50枝白玫瑰，在阿公曾經埋骨的第一墓區挨次放下祭弔。時隔一甲子，我們不願遺忘、我們重新記憶當年。

結束六張犁的拍攝後，我們又到當年的刑場──現在的馬場町紀念公園拍攝。除了一座土丘、一個紀念碑說明由來以外，公園已經沒有太多過往的痕跡，而是成為周邊居民騎腳踏車、散步、放風箏的河濱公園。我們在「馬場町紀念公園」這幾個題字正下方，拍下相當具有宣示性的一張照片。我知道這裡是曾經的刑場，我人生的重要日子，我選擇到此處拍照，以誌不忘。

婚後兩年在台北補辦的婚禮，我選擇在景美人權園區（今國家人權博物館），簡單準備一個下午茶會，和刻有阿公名字的紀念碑合照，也邀請一些和我相熟的政治受難者長輩一起參與。到場祝福我們的有陳新吉前輩，還有大力協助我租借場地的蔡寬裕前輩。

蔡焜霖前輩為我們致詞，祝我們喜上加喜。蔡伯伯在我出國念書前邀了一桌替我送行，他總是稱呼我為「戰友」，這稱號我受不起，但真的很謝謝他願意如此相待。與蔡伯伯相識十多年，他總是風度翩翩又細膩體貼，是非常溫柔的老派紳士。和蔡伯伯相交的這些日子，我總是以他為典範，想像阿公活下來的樣子。2023年9月，蔡伯伯也化作千風離開我們了。和這些長輩相識的這些年來，總是一場又一場的離別。每次接到長輩過世的消息，我總是會想，我們是不是開始得太晚了？

當年在六張犁和馬場町拍攝的婚紗也做成相本一併展示在茶會現場。這些屬於我個人的場合，我自行決定想怎麼做。去六張犁和馬場町拍照是先斬後奏，事先沒有和媽媽商量，事後媽媽也沒有說什麼。高雄歸寧宴客請的是爸爸媽媽的親友，那才是他們嫁女兒的主場，完全照他們的規畫，我只負責出席，換來台北場可以照我的意思，簡單邀請朋友們來見面聊天。

透過這些行動我想說的是：我不曾遺忘，也拒絕被遺忘。結婚成家的人生新階段，我選擇和當年阿公的同伴們，一同分享我的人生決定。即使陰陽兩隔，我相信阿公和他的朋友們會知道我的心意。

成為「不同意見者」並不容易，那感覺像是傷口未癒，卻被迫要上戰場去面對那些「傷口真的存在嗎？」的質疑。

在我還沒開始調查阿公的生平之前，就會去二二八相關紀念活動。記得有次是2005年二二八前夕，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放映，映後與談人是當年尚未從政、研究轉型正義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江宜樺教授。當時他主張「和解」和「放下」，而不是追究真相。我立即舉手發言以自身例子反駁說，除了寄到家裡的「補償通知書」以外，我一無所知，何來和解？與誰和解？如何放下？當下他並未回答我的問題。幾年後他從政，在媒體上看見他的爭議發言，以及他的學生公開焚燒他的著作抗議，我也絲毫不覺奇怪了。

另一次是2012年，距我找到阿公的遺書已經過了4年。同樣是二二八紀念放映座談會，放映的是《牽阮的手》。

映後座談有位先生舉手發言：

「以前二二八座談會，我有講過事情發展當時的背景，台灣當初沒人受傷，是解放出來，國軍剛剛來，不穩定。⋯⋯難道說國民黨以前做錯的事情要一分一毛地賠嗎？不是這樣，過去就過去了，以後我們希望台灣這塊土地上能夠民主，對吧？自由，對吧？⋯⋯我希望我們不追究國民黨以前怎麼樣，那都過去了，我們要往前看⋯⋯」

我憤怒的情緒湧上心頭，也舉手發言：

「我一個好朋友她爺爺在白色恐怖1950年代被槍決，昨天她才告訴我，她要在後天，也就是二二八當天，在台北市二二八公園跟政府領回她爺爺當初寫的兩大頁遺書。距離她爺爺寫下這些遺書，總共70年⋯⋯我發現遺書，離我阿公槍決58年又2個月，但那時候國家檔案局還不還給我們遺書。它只給我影印本，它說我們把檔案保存得很好，這是國家檔案，所以沒有法源歸還。後來我們跟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合作開了幾次記者會，他們也去立法院爭取，直到2011年，去年7月15日解嚴紀念日，才把遺書的正本還給我們家。之後馬英九下令清查，還有多少像我們家這樣的例子？還有多少遺書存在國家檔案？也才有後天去還我朋友遺書的事情。事情不是過去了就過去了！事情你還是要去努力才會有結果，就像我從發現遺書到拿回來，中間又隔了大概2年多的時間。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今天在這裡沒有人有立場去要求原諒或遺忘。我們都還沒記住，有什麼好遺忘的？如果以我身為家屬的立場，我願意原諒，那也是我主動的事情，但是沒有人有這個權力來要求我去原諒！」

說完這些話，全場安靜了三秒鐘，之後給我掌聲。我整個人胸口緊繃、心跳加快，快要喘不過氣。

公開發言中，難度最高的要屬以上情形，在無法事先準備的情況下對他人的發言提出不同意見。

社會對過往的傷痛並沒有共識，光是面對「創傷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引來否認和攻擊。如果要說傷痛，最痛苦的應該是這個部分。從打算回應開始，我心跳加速、血壓上升，講完更是瞬間無力、原地石化，好一陣子才能恢復。

但我會因此沉默嗎？不會！我始終相信言語、文字是有力量的，多一個人聽見、看見，就多一點鬆動過去的可能性。即使對我來說，為了「肯認傷痛」而戰，本身就是一種對情緒的拉扯。

排定好的公開演講或分享，可以事先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會以投影片講述事件經過，不論是遺書的發現或是我所知的阿公生平，我都能分享經歷和過程。但無論是公開或私下，我無法仔細描述自己的感受，書寫已經是一個最能逼近我面對這些情緒的狀態了，儘管文字依舊有其局限。

從發現遺書開始，我陸陸續續接受過一些採訪，包括2008年底《自由時報》首次報導遺書的發現，以及2011年7月15日解嚴紀念日當天遺書歸還給家屬，都有多家媒體報導。另外我也參與相關紀錄片，包含洪隆邦導演《綠島的一天》、陳慧齡導演《給阿媽的一封信》，以及再拒劇團《逝言書》的聲音演出等，透過這些作品和自己的部落格，我開始有自己的聲音去說自己的故事。這些參與所營造出的環境也是相對平穩的，不需要去面對「創傷是否存在」的質疑，敘述的難度會降低一些。

這一路走來尋找阿公身影，並不是所有的嘗試都有結果，但如果不走出這一步，我又怎麼會知道有或沒有結果呢？

我並不是想著會得到些什麼才去行動，而是先做了再說。即便沒有成果，我也沒有損失。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我的信念是：不容青史盡成灰！青春當然是喚不回，人死也不能復生。至少我盡力而為，讓更多人能聽到阿公的故事，讓這件事情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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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尋找阿公這件事會帶我到哪裡，最糟的狀況就是回歸一無所知的原點。就算我的這些努力一無所獲，也不會讓情況更差，不是嗎？盡力而為，我問心無愧。我無法改變過去，但我相信努力可以影響未來。

而這一路走來，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時候讓我相信有天意，我發願、我行動、我接受找到的和沒有成果的，繼續走下去。我有時暫停，但從未放棄。理解，要在知道這些事情發生過的前提來談，才有意義，無知的狀態下是無法去談理解的。我這麼努力要「說出來」的原因也是如此，不曾聽聞的事情是無法理解或同理的。

對於阿公，我的感覺是複雜的，甚至矛盾的。這不是一個清楚的圖像，而是各種各樣的片段交互作用，我、媽媽、阿媽、阿姨、舅舅們都在其中，各有各的位置和想法。

最近讀葉揚《我所受的傷》：「至親離開，自己的一部分也跟著他走了。」他說的是失去。而我，卻是「學習失去」。那件事，是暗底的伏流，從不出水面甚至看不見，卻影響家中所有成員，一代過一代，至今如是。

甚至，影響太大、太深，以至於我們難以指認。

這空缺不被允許言說數十年，時至今日，我依舊見不著全貌。失去難，學習失去亦難。

到了可以被談論的今日，我們卻早已失去談論的能力。

人走了，就是走了，無論他怎麼走的。

死亡甚至不是結束，對於活下來的人來說，困難才剛開始。這困境，是傾國之力形成的，用盡所有國家手段去壓迫那些活下來的人。從媽媽每次提到的，大學應屆畢業就申請到美國全額獎學金，然而沒有任何理由她就是無法出國，硬生生斷了她的留學夢。即使事隔多年，依舊能感受到媽媽的憤怒和不甘。阿嬤更是在她生命晚年，不斷陷入會有警察上門盤查，要找身分證的焦慮。她到阿茲海默症末期時，已經不認得我們這些家人晚輩，卻依舊每天上百次重複地問她的身分證在哪裡，害怕沒有身分證會被抓走。而那些我相熟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們，也都提到出獄後找工作困難，管區三天兩頭來騷擾他們的雇主，而不得不逼使他們不斷變換工作。另一位同為第三代的朋友，則是爺爺槍決後族人欺負他們寡母幼子，強占本該屬於他們的田產，導致父親和手足都年少失學，全家人經濟陷入困境。

這些困境，不是不看就會消失的，更不是過去了，它就是在那裡，影響一切。

我無法選擇父母，就像媽媽無法選擇她父親是誰，繼承這些並非我所願或我能選擇的。我只能選擇如何回應這份傷痛、如何與傷痛共存並生活下去。說出來，是我至今仍在掙扎，但從未放棄的一條路。

《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張旖容、林傳凱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