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李雪莉/毒與癮的起點是痛苦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的茄荖山莊是我國唯一的公辦治療性社區。在正午的休息時間,一位藥癮者走過社區的天井。(攝影/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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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用毒的出發點,是追求快樂,但我們過去6年的田野經驗卻發現,許多用毒者的起點,其實是因為痛苦。

有幾個採訪現場,至今仍縈繞在腦海裡。

2017年,我們在一所中途之家遇到小傑(化名),那年他13歲,是個國一生。小傑安置的理由是他的家人們,從阿公阿媽、爸爸媽媽到大舅小舅,因施用和販毒,6位大人陸續成為受刑人入監。

小傑形容自己的生活「過得像鬼一般」,負責照顧大人,買便當、清理針頭。這幾年我和小傑持續聯繫,去年(2022)年底他順利進入大學,開始自立生活,雖然不再像受傷的小獸般徬徨,但小傑忘卻不了,用毒家人在痛苦漩渦裡的永恆徘徊。

另一個現場是30多歲咻咻(化名)的家。咻咻是位安非他命成癮者,但他家中有成堆關於成癮相關的書籍,他對自己為何成癮,以及藥與毒的歷史都有著強大的好奇。即便能後設地分析自己的成癮,意志力仍敵不過安毒對大腦與身體的控制。他的狀況跌宕起伏,我們到訪的那天,家中的門窗緊閉,地板堆滿了藥物和垃圾,藥癮嚴重時他幾乎離不了床,床鋪正中央擺放了一個大鍋,裡頭擺著已吃了幾頓的高麗菜葉。

每當我想到小傑、咻咻,想到因毒而人生重跌的受訪者,眼前經常會浮現孟克(Edvard Munch)的畫作《吶喊》,我感到他們強烈的孤獨,他們蒙住雙耳,但內心在尖叫。

究竟物質濫用是先天基因,還是後天環境影響?目前的科學研究認為各自都有其角色,研究仍在持續。不少受訪者在試圖回想用毒的起點,有人說是好奇心,有人說是解決不安,有的人是為了融入特殊群體、找到歸屬感,更多人告訴我們,「是為了逃離挫折」、「吃安(指安非他命)是為了解決沒有動力活下去」。

透過求癮追求快感、求取平靜的背後,是亟需忘憂、害怕受苦的心靈。

毒、藥與用毒者的多樣面孔

不想受苦的念頭,絕不只存在主流社會以為的邊緣者。

如果從數據來看,2015年到2017年,台灣的毒品施用者每年平均約60,000人,2018年後人數開始緩降,但也有4、5萬人。嘗試毒品的新生人口,每年也有6,000名到15,000名(註)
根據高等檢察署統計,毒品初犯施用人數,2017年、2018年各約14,000人,2021年有下降趨勢,約6,500人。

用藥者的面孔,比人們想像的更跨越階級、族群、性別,不論是做工的勞動者、八大行業或酒店公關、白領的會計師、設計師、醫師、老師、記者、表演工作者,都可能在人生的某個時刻,因未解的生命課題,成了物質濫用的「用藥常人」。

藥與毒是一線之隔。不同的用量與用途,有的成了醫治病痛的藥,有的救命之物因濫用而成為毒物。

愷他命(Ketamine,又稱K他命)最早期是作為動物手術時使用的麻醉劑,但近十年快速在台灣年輕族群流行;感冒藥裡解除患者鼻塞的成分是麻黃素,但提煉後的麻黃素也是製造合成安非他命的重要原料。

化學物質被濫用並非新鮮事,我記得台灣經濟起飛時期,常聽聞有人吸食強力膠,而這個時代,人們更勇於嘗試不同物質,例如製作晶圓積體電路板重要的氣體一氧化二氮( N₂O,又名笑氣),被人們放在氣球裡吸食;又或是各種在地下實驗室合成的物質,被包裝成「會嗨又不成癮」的娛樂用藥。

生存的競賽與社群媒體放大了人們的焦慮,逃離痛苦變成「需求」,而它的對照面,是忘憂的「供給者」──毒販。

我們的調查團隊在過去幾年,追蹤了台灣在亞太供毒產業鏈扮演的角色,從中南半島的金三角開始,如何千里長征地走私致命毒品到印尼、菲律賓、日本、韓國、澳洲。2020年我們在印尼巴淡島(Batam)監獄裡,採訪因運毒被判了死刑的4位台灣人,直到今天(2023年3月),他們仍認為自己只是受命於人的運輸者,有機會爭取到無期徒刑。

這是個極為暴利和黑暗的產業,台灣毒梟不但吸收製毒師、亡命之徒、買漁船組跨境走私船隊,運毒量能不只讓台灣人更易於接觸到海洛因、愷他命、安非他命等物質,販毒集團更把貨賣到亞太各國,創造更多年輕使用者,吸引未成年運毒賣毒,甚至也有專為毒品集團打官司的律師團。

這是為什麼美國與日本近年派緝毒警官駐台,而台灣的刑警也經常赴韓國、日本等地交流經驗。

《島國毒癮紀事:那些在製販、司法、醫療、社區裡的用藥悲劇與重生》裡,我們試圖爬梳毒品產業鏈,同時帶讀者瞭解易成癮物質的時代演進(包括電子煙笑氣大麻等),我們認為,只有理解毒梟、大盤中盤買賣者,以及商業市場的賺錢邏輯,才能破解線上和線下的索命藥檯是怎麼出現,又是如何讓原本沒有任何物質濫用需求的人上鉤。

對於打擊毒品產業鏈裡製造、運輸、大量販賣的毒品犯罪者,台灣人的共識其實相當高,但此書更大篇幅希望與讀者對話的,是目前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所臚列的一、二、三,四級毒品裡的「施用者」,我們期待讀者對他們能有更多元的看見和討論。

從1998年廢除《肅清煙毒條例》,修正為《毒危條例》,台灣已將毒品施用者視為「病患型犯人」,強調「除刑不除罪」。2017年政府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後,納入更多醫療觀點,努力把施用者定義為「病犯」,而非純粹的「罪犯」,認為毒癮類似慢性病,而且是遠比慢性病更難治癒的疾病。

在這個基礎上,政府2020年修正《毒危條例》,為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打開戒癮治療多元處遇的大門,除了讓成癮者有更多機會透過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強制性治療」,而非立即進入監獄受刑罰,符合資格者,亦可藉由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制度,讓施用者留在社區戒癮,避免剝離原本的生活。除了到醫院接受藥物、心理治療,亦可借助NGO、教會、支持團體等陪伴力量,尋求貼合藥癮者需求的處遇。透過一系列漫長的醫療轉向與修法歷程,逐步以「藥癮者」取代「毒癮者」的汙名。

但修正後的法令存在不少矛盾,一級與二級毒品的製造、運輸、販賣刑度大幅提高;而毒品持有被定罪的可能則擴大(註)
2020年修正的《毒危條例》第4條,對於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二級毒品者,可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毒危條例》第11條,在2020年修法後,將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始以刑罰處罰之標準,調降為5公克以上。
。負責整合政府反毒政策的政委羅秉成,接受我們訪問時不諱言,法務部、內政部的立場,與衛福部、教育部的視角,對於是否加重刑罰態度不同。

這說明了,毒品犯的刑罰化、重罪化,仍是台灣社會主流的「癮」。

庶民式的正義觀認為牽涉毒品者就該有應報。只是,亂世用重刑的「癮」,讓物質濫用光譜上藥與毒的理性討論被抹消,這真能解決人們用毒的源頭?無差別的反毒,是否也可能影響某些無成癮性藥物(如大麻二酚),對於癲癇等疾病治療上的推進?

看見並理解「毒殤者」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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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仍以「毒犯」看待藥癮者,他們的生命更將陷入惡性輪迴。圖為新店戒治所內的反毒宣導課程。(攝影/楊子磊)
當社會仍以「毒犯」看待藥癮者,他們的生命更將陷入惡性輪迴。圖為新店戒治所內的反毒宣導課程。(攝影/楊子磊)

我們自知生命經驗的差距,不可能做到對藥癮者完全的同理。

但有些不爭的事實需要被正視:全台灣的監所中有4成以上受刑人因毒品罪入監,出監後2年內的再犯率更高達51%。入監後認識更多藥頭,出監後,如果沒有家人接風,下一步就是去求「藥」。

目前我們對藥癮者的看法,仍在幾組相對的概念間擺盪:「懲罰」與「治療」、「犯人」與「病人」、「以法為本」和「以人為本」等光譜兩端的價值拉扯。但透過與藥癮者真實的相遇經驗,我們希望讀者能看見他們一旦被貼上「毒犯」的標籤,會陷入怎麼樣的惡性輪迴。

例如:一旦被列管成為毒品人口,他們就不免遭遇警察的釣魚不當的盤查、經常被「請」去驗尿;一旦落入司法體系,情節輕微的要進入戒治所勒戒40天到2個月,這意味著在工作場合至少消失40天;又或者為了賺回買藥錢,抱著僥倖心態轉身成為小型販賣者,面對的就是更大的罪名和更久的刑期。

司法的追索、大腦強迫求藥、卡不進正常工作與生活節奏,就像是時而在人間,時而入地獄,不上不下的「卡卡」人生。

就算下定決心戒癮,這個治療的過程並非走三步退一步而已,更常出現的劇本是走三步,瞬間倒退十步。再怎麼想洗心革面,人們看你的眼神總有保留,對你的話總打折扣。而這些,都是我們在田野的6年間,採訪數百名受訪者後,看到一個又一個「毒殤」的人生。

殤,這個字,指的是未成年而夭折,長不成大人;但每當我想起完成此書過程中,曾相逢過的藥癮者,我想到「殤」,他們看似長大成人,但毒殤卻讓他們難以長成飽滿健壯、有希望和未來的大人。

在對立的思維中找尋共識

在採訪毒品相關議題的這些年,我們看到危機,但也看到曙光。在此書裡,我們除了看見藥癮者的各種面貌,更發現在醫療端的醫生對於瞭解毒品成癮機轉所下的功夫,以及研究各國對毒品政策的開放或禁絕的理由(例如醫用大麻與娛樂用大麻的差異);社福端的心理與社工人員、民間NGO怎麼協助藥癮者資源整合;司法端更有一群積極學習的檢察官和法官,他們如何跳脫刑罰的單一視角,努力與醫療端對話和尋求共識。

毒癮是個極大的題目,此書只是踏出一小步,作者群採訪了數百位受訪者,包括毒品施用者、施用者家人、協助毒品成癮者復歸的官方和民間組織,也費力盤點司法與醫療制度和法規近年的巨變。不論讀者在翻閱此書前對藥與毒抱持什麼樣的看法,我們都希望此書能帶給讀者一些不同的刺激:

第一,希望不再談毒色變。

此書盡可能地從立法、司法、警政、獄政、衛福、醫療、法學、檢驗、心理、社福、民間NGO等不同的視角,看見他們與毒販、與藥癮者互動的經驗,有助於讀者以複眼的視角,理解台灣當代毒癮的立體面貌。

第二,希望對潛在接觸物質濫用的高風險者有所助益。

採訪團隊很幸運地在許多人的協助與信任下,接觸到願意與我們訴說他們獨特生命故事的藥癮者,以及協助藥癮者的人們,期待他╱她們的故事也能提升人們對於用藥的知識與風險意識。

第三,尋找創新且可執行的方法,協助不幸落隊的求藥者。

政經局勢與社群媒體創造了史上最焦慮的人們,如果我們能瞭解不少用藥者的源頭是痛苦,就能減少以憤怒和應報來回應正在擴大的社會問題,甚至找到更為合適的方法協助藥癮者。對藥癮者的協助,必定會回饋到社會的穩定。

這個社會裡有許多家庭在承受藥癮家人帶給他們的衝擊,有的毒寶寶甚至在出生時就接收了毒殤。但我們看到,不論矯正體系、司法體系、醫療體系、社工體系,持續為藥癮者努力的人們,在此我想對他們致上最深的敬意,因為這是一條無盡付出卻不容易看到回報的道路。

此次在主編《島國毒癮紀事》時,也經常看到先前書寫《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時的影子。一位讀者告訴我,因為看了《廢墟少年》,起心動念,進入最困難的矯正機關裡擔任心理師,而她也意外地成為本書的受訪者;而《廢墟少年》裡的受訪者小傑,我們有機會近距離看到他的成長與家人的變化,雖然大人們在出監與入監中輪迴,但許多疼愛他的老師守護他,為他照亮前路。這些都讓人欣慰。

這些年,報導者們持續的田野和調查,記錄台灣社會的重要剖面。之所以能持續耕耘好新聞,要感謝《報導者》的讀者、贊助者的長期支持,讓一個沒有接收任何商業廣告的非營利媒體,透過每一筆定期定額的贊助,讓《報導者》得以在不設付費牆的情況,把優質的深度報導,傳遞給更多需要的讀者。同時,我們感謝受訪者們的信任,特別是在忙碌之餘仍願意為公共事務發聲,具名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的你們,是大家一起促成了理性的公共討論。

在這個對立和內外紛擾的時代,人們變得更原子也更孤單,但我們終究選擇了在這個島嶼上生活與共處,只有相互理解,不再活成一座孤島,我們才有機會一起好好活著。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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