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穿過熱帶叢林，士兵們捲了捲袖子，試圖讓身上濕黏的制服變得舒適一些。休息時間裡，不少人將步槍擺在身旁，點起雪茄享受執勤外的悠閒。座落於緬甸北部撣邦的山區，士兵身後是一座他們所把守的化學工廠，這裡常年來被反抗緬甸政府的軍隊把持，是一處連政府與法治都無法企及的國中之國。

工廠外的士兵以撣族語交談，台語則此起彼落地在工廠內響起，幾位台灣人拿著燒杯與容器，正神情嚴肅地混合著化學液態原料。身為工廠裡的製毒師，他們趕工製作的是被簡稱為ice、冰毒、安毒的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不出數個月，這些產品就會跨越4,000公里抵達周邊國家的黑市，不分種族地區，層層被交易到中盤、小盤和施用者的手中。

在這條毒品的千里長征之路裡，有香港人、中國人、泰國人、大馬人、日本人、緬甸人的參與；但其中，台灣人的「貢獻」卻是不可小覷。

一份報告，多少解答了幾位警官的疑惑。

2019年的3月與7月，UNODC位於泰國曼谷的東南亞區域辦公室發布〈東亞與東南亞合成毒品報告〉（Synthetic Drug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東南亞跨國組織犯罪：演變、成長和影響〉（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Evolution, Growth and Impact）兩份報告，皆點名「台灣跨國犯罪組織（TOC）」在這個區域的毒品販運鏈中佔有「重要角色」（significant role）。

但這個「重要角色」是指什麼？為了進一步理解台灣被點名的背後，《報導者》聯繫了3個月，終於越洋採訪到撰寫報告之一的UNODC研究員沈仁植（Sim Inshik）。

韓國裔的沈仁植透過視訊受訪。他曾服役於韓國海軍情報單位，在UNODC已工作7年，常飛到北京、東京等地交換情報，對亞太販毒體系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報告中，他們首次點名台灣。對此，沈仁植解釋，雖然在撣邦製作安毒的製毒師來自各國，但台灣籍的製毒師有純良的技術，讓他們成為亞太安毒供應鏈裡的要角。

實際例子也說明了沈仁植的想法。2015年，數輛載著26公噸安毒前驅藥物麻黃鹼的卡車，在泰國與緬甸撣邦邊境被查獲，3位台灣籍製毒師也在車隊之中，這是緬甸官方首次發現台灣販毒組織涉入撣邦的毒品製造與運輸。

不只是製毒師，台灣人也扮演精明的「交通」，亦即毒品運輸者。

印尼國家緝毒局主任赫魯．威納科（Heru Winarko）接受《報導者》合作夥伴《Tempo》採訪時指出，雖然輸入印尼的毒品並非來自台灣，而是從緬甸進口，但負責運毒的大多數都是台灣漁船跟台灣人。而印尼至今因販運毒品被判死刑的總人數123人裡，就有21人是台灣人，佔了總數的六分之一。（延伸閱讀：〈印尼監獄中的台灣死囚──千里運毒的漁工和男人們〉）

5年來，台灣的販毒集團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各國打破當地紀錄：2016年台灣籍嫌犯運送600公斤安非他命進入沖繩遭捕，成為日本當時破獲毒品數量最高紀錄；2017年台灣籍嫌犯運送超過1,000公斤安毒運入印尼，創下印尼史上最高的查獲量；2018年，韓國警方在仁川破獲的安毒販運也再度刷新紀錄，循線追蹤後發現，同樣是台灣販毒組織所為。

然而台灣人在亞太毒品走私鏈的角色大增，是在近5年才發生的轉變，這多半導因於亞太毒品主產地的變化，從中國廣東一舉移到緬甸撣邦。

「風險是毒品生意的靈魂，要避開風險才能獲利，」在調查局主責查緝毒品超過20年的前毒品防制處處長、今年（2020）剛轉任為毒防處研究委員的單培祥，一語道破亞太毒品販運鏈在這幾年改變的根本原因。

安非他命在亞太地區氾濫的狀況從2014年之後開始失控，最主要是安毒產地轉移到了緬甸撣邦的山中。「以前抓幾百公斤就是大案子，現在抓上千公斤也是很常見了，」單培祥指出，雖然2014年以前在中國廣東省沿海地區的博社村裡，幾乎是全村都在製毒、販毒，被戲稱為「製毒村」。2014年初，中國官方動用3,000多名警力，一舉剿滅此村。

「製毒村」被消滅之後，逐利的販毒集團逐漸轉往一個周遭國家力量無法企及的地點，也就是長年遭到地方反抗軍把持的緬甸撣邦山中。「那是一個沒有風險的地方，你愛做多少就做多少，幾百公斤、幾噸的量都出得來⋯⋯等於是有當地政府（地方反抗軍）保護你。現在的狀況比在中國大陸更嚴重，產製等於是無法可管，」單培祥點出了這個關鍵性的改變，而這個改變也翻轉了亞太毒品市場。

根據UNODC年度毒品報告顯示，2013年亞太安毒市場有150億美元（約新台幣4,500億元），到了2019年則暴升至61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8千億元），成長近4倍。

地點的改變，除了降低安毒的生產風險，也改變了毒品運輸的方式。

以往安毒生產地聚集在中國廣東沿海村落，運輸都是以一次幾十或上百公斤為主，在商船的貨櫃中夾藏毒品，銷往台灣、韓國、日本等目的國；因距離較近，往來次數頻繁。但隨著製毒大本營轉到撣邦山區，出海的路途從近百公里一下增加到上千公里，遙遠的距離讓運毒風險徒增，毒梟們因此想盡辦法提高產量來吸收被抓的風險，這導致近幾年亞洲毒品走私的數量，很快上升到以「公噸」為單位計算。

2019年《路透社》（Reuters）一篇調查報導中發現，在緬甸撣邦，一個有台灣人涉入的販毒集團，標榜著只要有金主下訂安毒，集團絕對「使命必達」。若毒品運送中途遭到執法人員破獲，集團會自行吸收損失、再次運送，直到成功抵達目的地為止。

雖然跨境走私演變為「千里長征」，但販毒集團依舊利用中南半島鬆散的法治，以行賄打通關，安毒因此順著海路被送往大洋洲及東北亞等目標國。有20年緝毒經驗的蕭瑞豪指出，對販毒集團來說，10次運送只要有2次成功就可以賺回成本，更何況成功的機率遠比預估的高。這就是2014年之後，甲基安非他命在亞太各國氾濫的主要原因之一。

管不到的製毒工廠、擴大的產量，造就了販毒集團有恃無恐。

沈仁植指出，亞太的販毒集團並不是將個別國家看作市場，而是把整個亞太地區當做一個完整的市場。在這個市場內的集團並不是如歐美毒梟電影中互相殘殺、或是擁有嚴密的階層組織，更多的是互相合作，有錢大家賺。

「尤其是最上面的源頭，他們根本就是生意人，不是幫派、不是凶神惡煞，」單培祥也點出，亞太毒品販運鏈裡分工細節，各司其職：金主負責出錢下訂單，製毒師負責在撣邦製作毒品，「交通」負責利用漁船運送毒品，抵達目的地國家後還有當地的犯罪組織負責銷貨。但這些角色通常不會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只負責自己的工作。這些不同國籍、功能職掌不同的組織相互搭配，專業化的分工讓走私更為順暢，同時也加大了各國執法單位的查緝難度，讓緝毒上的「斷鏈」成為常態。

製毒風險劇降，製程加速，造就供給量的上升；大量安毒流入市場，又導致價格下降，這意味著吸食的門檻放低。低價促銷的現況，就像一場毒品大拍賣，不僅一舉擴大了需求，也拉抬了供給。

根據UNODC統計，東亞、東南亞與大洋洲3個區域總共有1,200萬的安毒使用人口；台灣自身也深受其害，每年因吸食安非他命被逮捕的人數，2014年有2萬多人，2017年達到3萬7千多人，近年則維持在3萬人左右。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的初犯人數佔一、二級毒品初犯者的比例，從2009年的43.6％上升到2018年的85.1％，顯示安毒對台灣的危害持續增加。大批施用者的面貌也在變化，有職業者以及高教育程度的施用人數，快速上升中。高檢署多次強調安非他命是台灣主要毒品問題，應專案解決。

即便各國政府努力緝毒，向毒品宣戰，一次燒毀數十噸毒品，印尼、菲律賓當局當場擊斃運毒者的新聞也屢屢躍上國際，但這個暴利市場，依舊未能阻絕運毒集團的猖獗。

一位曾經做過小盤運毒的受訪者告訴我們，走私毒品在台灣的上岸處，中部多在梧棲港，南部則在東港。一旦接獲上岸通知，港口邊就會湧進十多輛準備接貨的轎車；貨進來的那幾個晚上，各地中盤會啟動自己養的年輕人，讓他們開車或騎車出去銷貨。只消一晚，車子座位底下的腳踏墊就會擺滿一綑又一綑的現金。

因為暴利，包括台灣在內的販毒集團也搶進緬甸撣邦分一杯羹。

在亞太地區安毒風暴裡，台灣販毒集團不僅被UNODC點名，菲律賓也同樣將矛頭指向我們。

過去3、4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國內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掃毒戰爭；但2017年，在取締反毒揚起的煙硝和鮮血中，杜特蒂卻特地點名台灣：「他們（台灣毒梟）在公海上製造『沙霧』（Shabu，類安非他命），然後把毒品丟到海裡，一個個寫著漢字的空箱子，實際上是來自台灣，全部都是。」就在菲國司法部成立120週年慶祝活動上，杜特蒂如此指出。

杜特蒂公開指控台灣人的介入，導致菲律賓成為亞洲毒品轉運站。然而杜特蒂所說的台灣人是誰？橫跨多國的毒品交易是怎麼被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清楚標記？

一位緝毒近20年的警界高層透露，從源頭叫貨、海上走私到異地販售，一條龍模式正為台灣的國際毒梟們帶來鉅額利潤。而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林孝道這個名字。

從金三角產地的接洽開始，到毒品在海上的轉運、靠岸搶灘、上岸販售，林孝道建立的販毒網絡一手包辦全部工作。「像人家販毒報酬都是領現金，林孝道不是。他是收取整批貨的15％，就是因為能夠自運自銷，一條龍式全方位發展，」曾與林交手的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黃榮德形容道。

台灣級別最高的警官、現任警政署長陳家欽，在2000年任職於高雄刑警大隊時也與林交手過，警職生涯裡，他始終將林孝道視為盯哨對象。

靠著靈活的販毒手段，林孝道還一舉從台灣打進了國際賽場。

刑事局偵三隊是專門打擊毒品跨境走私的專責單位，多年的查緝過程中，他們發現林孝道販毒的觸手早已伸入亞洲毒品最大產區：緬甸撣邦。憑藉著與當地交好的關係，林將毒品賣到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南亞的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歐洲的荷蘭，更接觸中南美洲的毒梟，試圖擴展生意範圍。一條龍式的毒品走私鏈不只讓偵三隊傷腦筋，包含前陣子點名台灣的菲律賓政府、美國緝毒局和澳洲、泰國、中國、日本等地的緝毒單位都密切注意林孝道的一舉一動。

從林孝道架起的一條龍運毒模式裡，可一窺台灣人在亞太毒品販運鏈的角色。

50歲出頭的屏東里港分局偵查隊隊長陳忠義與林孝道年紀相仿，他幾乎見證了這位國際毒梟發跡的過程。一下將時間拉回1980年代末期，陳忠義說，當時年輕的林孝道還只是一名靠賭維生的街頭混混。在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錢，林孝道看中了這點，便不斷用「詐賭」來賺錢。

千禧年左右，靠著台灣師傅的傳授，林孝道成了出色的製毒師，開始到東南亞國家製作安非他命牟利，並且逐步搭建自己的販毒網路。因他製作的成品好、純度高，即便缺乏與當地人溝通的管道，但高超技術屢獲肯定，不僅發了一筆橫財，也讓當地販毒集團執意把他留在境內，甚至一度限制他的行動。

靠著走私賺進大把鈔票，這位國際毒梟更進一步砸錢與政商兩界建立密切關係，甚至打算效仿鄭太吉的行徑，一度準備出馬參選屏東縣議員，直攻議長寶座。但因牽扯多起毒品和偷渡案件，他最終打消了搶攻政壇的想法。

高調作風讓林孝道一直是執法單位的鎖定目標。只是在貓捉老鼠的遊戲裡，他始終在黑白兩道遊走，並設斷點自保。去年兩起破紀錄的毒品案件中，藏身在背後的林孝道都扮演了關鍵角色。

2019年5月，台東地檢署查扣了中型漁船藍悅號所走私的829.44公斤安非他命；幾天後，在當地漁船金海銘號上又發現了627.92公斤的愷他命（又稱K他命）。短時間破獲1.5噸重的毒品創下國內查緝紀錄，主導買賣的張姓與廖姓販毒集團也隨即落網。

兩起案件牽涉不同的販毒集團、走私不同的毒品，平行間並不存在關聯性；但再向下追查，兩起案件就像弧線，交錯在林孝道的身上。負責支援該起案件偵辦的蕭瑞豪就發現，兩案查到最上端其實存在著交集，基本上幕後的人一致、貨源相同，境外組織幾乎是同一掛台灣人，最重要的海上運毒也都是由林孝道負責打點。

經由中、大型漁船走私而來的毒品，大量流入台灣黑市中。據警方統計，近3年，林孝道所涉及的重大走私毒品案起碼4件以上，走私毒品超過3,000公斤，當中又以安非他命為大宗。

「光他一人就佔了全台三分之一的毒品源頭，」在破案記者會上，陳家欽疾言厲色地指出。以刑事局統計數據來估算，2018年查緝毒品總量高達7,992公斤，等於光是林孝道一人，一年就走私了2,600公斤以上的毒品入台，可供1,000萬人吸食。

靠著販毒，林孝道積累了數百億元的資產，這讓他得以出手闊綽吸收各路人馬為他賣命，建立分工專業的毒品帝國。

審訊期間，曾多次與林孝道交鋒的台東地檢署檢察官許萃華透露，由於林操作的都是跨國毒品買賣，無論交易時間、價錢或交貨地點，都需要懂得當地語言的人來協助溝通。因此他花了不少精力在尋找會日文、英文或緬甸文的雙語人才，以按月給薪的方式將這些人納入毒品交易中。

除了朝專業化發展，他的毒品網絡更具備組織化的動員能力。以「屏東王」自稱的林孝道，在當地收了數十個忠心耿耿的小弟，這些人幾乎都是從十多歲就開始被栽培成為組織的一員。他們的任務在於承擔風險最大的分段運輸工作，人多勢眾也能減少黑吃黑的可能，讓交易順利。

此外，跨境走私多半牽涉眾多國家，特別需要有人在各國之間幫忙打點運輸事宜。應對這個需求，林孝道特別在中國雲南和泰國邊境建立了一處基地，大量吸收亡命之徒，並將這些人派往各地作為聯絡人員，以確保運輸順利。

得以建立如此綿密具規模的犯罪組織，許萃華指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林孝道會在人極度需要幫忙、走投無路的時候給對方金援。「像通緝犯逃亡在外的，他會給錢讓這些人在外面重新開始，還會幫忙負擔逃犯的家計；一次給個3萬、5萬、10萬都是常態，因此光一個月給旗下兄弟的開銷大概就要3、400萬元起跳，這些受了恩惠的人自然甘願為他賣命，」她解釋道。

槍與毒常相伴，穿梭在國際叢林裡的林孝道並沒有忘記這個真理。為了護衛自己的毒品帝國，早年他採取「以漁換槍」的模式：由於他在菲律賓擁有漁業公司，便以漁獲賣的錢來換武器，並僱用數十名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的叛軍。長槍、短槍、手榴彈和火箭砲武裝了他的走私漁船，近年更直接靠著販毒的鉅額利潤來購買這些服務。

為躲避查緝，林孝道甚至將這些遠洋船隊隱藏在法規背後。在專業的指點下，他旗下船隻的船籍多半登記在蒙古或玻利維亞等內陸國家，再不然就是透過代理商登記掛籍在巴拿馬等地；由於缺少船籍國的監督，他的船隊形同「幽靈船」，在公海上肆無忌憚地走私毒品。

當中，規模最大的漁船噸位高達700噸，上面搭載了海水淡化系統，由菲律賓叛軍武裝，不固定船隻進行補給，形成半自給自足的狀態；一年幾乎300天以上都在公海中航行，作為毒品跨境運輸的海上中繼站，被視為林孝道的「海上毒品要塞」。

然而利用遠洋漁船走私毒品，並非林孝道一人的專利。今年司法機關也成功破獲另一位操盤北部毒品交易的台灣毒梟，以同樣手法在寮國、柬埔寨、越南等地經營毒品走私事業。

無論是林孝道或是其餘尚未落網的台灣毒梟，透過漁船在海上接應自緬北出產的毒品，再一路運回台灣或是銷售到其他國家，無數條航行軌跡構成了這條影響亞洲各國的毒品販運鏈。多年來他們在亞洲毒品販運上的著力甚深，都相當程度地解釋了「台灣跨國犯罪組織」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為了釐清台灣跨國犯罪組織對各國的影響，《報導者》花費數月聯繫日本駐台警察聯絡官及去年開始駐台的美國緝毒署（DEA）官員，但因事涉敏感資訊，最後他們只給予官式回答：「日本與台灣執法單位密切合作」、「美國緝毒署感謝台灣夥伴在雙邊和多邊調查上所做的貢獻」。

運毒產業的跨國合作特色，讓美國、日本、澳洲這幾個安毒最終目的國，開始警醒。由於受害深，他們紛紛在近年主動加強與台灣的合作。

美日警官之所以駐點台灣，是發現台灣人在金三角有長足的關係──不只是敢冒著高風險製毒，也透過遠洋漁船的運輸優勢，賺取極高價差。

這段歷史的痕跡，得從現今的產茶勝地、泰北的美斯樂（Mae Salong）中找出端倪。1994年，調查局派出第一任法務祕書，駐點在泰北城市清邁，當時重點任務指明需嚴密監視毒品產出地點美斯樂，因為在20世紀末期，全世界的海洛因有60～70%是來自這裡。該地的海洛因以磚塊的形式輸出，標上醒目的「雙獅地球牌」商標，好證明毒品的高純度，博取買家信任。

身為早期派駐的人員，調查局國際處科長賀宗正在2000年就駐紮過泰國。回憶起那段過往，他指出，國民政府在美斯樂留下孤軍部隊，坤沙與羅星漢兩位孤軍領袖兼毒梟，在當時大量種植罌粟提煉海洛因，以此獲取暴利當作軍費，據地為王。而他們都是華人血統，講的是中文。

「那時在泰國北部只要會講中文，就會被懷疑跟不法勾當有關係，尤其是毒品，所以常有人被掃射、被暗殺甚至被丟炸彈，我在餐廳吃飯都要坐在面對出口的座位，隨時注意周遭，」賀宗正回憶，法務祕書的工作就是將當地華人的情資交回台灣，同時也跟泰國緝毒單位合作。當時台灣緝毒單位跟泰國官方的互信仍然薄弱，很多關係必須由法務祕書來突破和建立。他也指出，在那3年裡，他曾經到過緬甸十多次，就是希望跟當時極度親中的緬甸軍政府打好關係。

在泰國政府軟硬兼施下，美斯樂於2005年試圖擺脫毒品形象，孤軍後裔將原本的罌粟田轉型種植咖啡豆，希望一改泰國國內對泰北華人的負面看法。也因為這樣，調查局在清邁的據點在2014年撤裁。同時因毒品轉至緬北撣邦，調查局在2017年於緬甸仰光設立據點。

「撣邦北部的人有90％都會講中文，因此他們合作的國際販毒集團都要會說中文，」韋恩指出，撣邦的反抗軍需要軍費跟緬甸政府對抗，所以跟來自台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華人販毒組織合作，以抽取稅金、提供人力、軍隊護送運輸，甚至幫助建立工廠等合作方式賺錢。

對在亞太各國賺取的暴利的華人販毒集團而言，提供給反抗軍軍費的支出有如杯水車薪。在軍隊協助下，販毒集團得以毫無顧忌地建立販運網絡，這也使得安毒產量飆升。

狡猾的販毒集團不斷在各國司法管轄區域內流竄，這讓意識到問題的國家紛紛重啟合作，試圖圍捕這些現代的毒品海盜。順著這股趨勢，台灣政府也在2017年頒布四年一期的「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將「溯源斷根」列為緝毒行動的重點，同時啟動了一系列的變革，著重打擊境外毒品問題。

而今年初，林孝道的落網總算讓這個政策注入一劑強心針。

今年2月，台東檢警宣布瓦解了林孝道的販毒勢力。趁著他攜家帶眷到花蓮住宿遊玩的期間，大批警力已經完成蒐證，一舉湧入飯店外圍，逮捕一身悠閒裝扮的林孝道。

對於破案，陳家欽在記者會上直言，此案象徵打擊毒品犯罪的能量達到新的里程碑，過去毒梟集團在每一個環節都會設置斷點，導致無法追查毒品來源和貨主；這次透過與國際的合作，才能有效打擊毒品源頭。

而在負責承辦此案的黃榮德看來，林孝道的落網則是反映出新世代反毒策略確實起了效果。

他說，以往各機關辦理毒品案件，因為沒有單位統一指揮，所以不一定會有縝密的計畫，往往是抓到其中一個嫌犯就趕快開記者會，這導致最上頭的毒梟得以有時間滅證、進而逍遙法外。而新的策略裡，由高檢署負責指揮國內所有緝毒機關，把多頭馬車的韁繩抓住，辦案的火力集中，也可以減少洩密，這讓這些毒梟來不及反應，大大提升破案可能。

「像是去年9月，大批海洛因一漂流到海灘上的時候，林孝道其實就有警覺。那時他們的軍師就叫他趕快逃，但因為我們檢警都遲遲沒動作，他就鬆懈下來了，」黃榮德回憶道。

就在林孝道鬆懈的期間，檢警也與泰國警方展開合作，向上追查供貨給林的上游。多次召開跨國緝毒會議後，泰國警方鎖定了長年往返泰緬的另兩名台灣人嫌犯，趁著出入境時接連將兩人緝捕歸案，移交台灣警方處理，提供了更多林孝道販毒走私的直接證據，讓檢警得以一舉瓦解他所建構的勢力。

林孝道的落網，顯示了追查源頭、國際合作的成果，這都是「新世代反毒策略」希望帶來的直接改變。只是，對外合作卻一直是台灣緝毒單位的罩門。

被視為反毒戰神、同時是新世代反毒行動策略的主要撰寫者，前高檢署檢察官王捷拓在去年底提早退休，在接受我們專訪時，指出兩大痛點。

第二個痛點則是境外緝毒機關紊亂，他說，「對境外的主政機關是誰？沒有！現在的狀況是多頭馬車。境外的案件每個機關都想搶主導權，外國單位要找誰合作都不知道。到底是該找調查局，找海巡署，還是找刑事局？」

王捷拓也指出，雖然「新世代反毒策略」初步在國內有不錯的成果，但在國際反毒工作上，台灣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緝毒機關紊亂的情形還是存在，國內案件可由高檢署主導，一旦涉及境外毒品案件就缺少單一窗口。此外，牽涉國際情勢跟政治，台灣跟國外的司法互助很差，這減少了更多合作辦案的可能。

通過林孝道案的偵辦過程，就清楚印證了這項問題。由於該案嫌犯之一潛逃泰國，刑事局在與泰國警方交涉時，就因司法互助的簽訂與否有所齟齬。當時台灣官方希望兩邊能簽定司法互助協定，方便交涉與移交嫌犯；但泰方卻不希望如此，理由很簡單，「因為一簽中國就會打壓」，最終合作還是靠著私下協議來完成。

另外，身為UNODC研究員，沈仁植所透露的謹慎態度，也進一步說明了這種限制。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只要沈仁植一提到台灣，都會小心地加上「台灣，中國的一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幾個字。即便雙方僅是聚焦在被視為「萬國公罪」的毒品問題上，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仍清楚地透過此種方式展現出來，這多少弱化了台灣在與他國合作緝毒的努力。

整體而言，為解決境外毒品問題，王捷拓認為，成立專責的緝毒署有其必要。

然而從緬甸撣邦一路橫越亞洲，這條橫跨4,000公里的亞太安毒販運鏈，穿越了十多個國家，牽起了數百億美元的安毒經濟網絡，身處其中的台灣犯罪組織扮演了關鍵角色，我們該如何洗刷這樣的汙名？

是走向專責機關，建立對外的單一窗口，還是按照既有制度，臨時編制往前走？面對國際毒梟所建立綿密的跨境販毒網絡，政府機關正想盡辦法補破網，試圖用高檢署領頭的緝毒大軍來奮力迎擊。

負責主導對抗這場「毒品戰爭」的政務委員羅秉成在專訪時直言，毒品戰爭是一場不容易的戰役。（延伸閱讀：〈反毒邁入2.0，政委羅秉成：要洗刷毒品中繼站汙名，也要抑制毒品再犯〉）

「有些時候台灣會被當作毒品的中繼站，或是在東南亞路徑上的一站。但是我認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洗刷我們的汙名，」羅秉成認為，是否能成功撕下台灣身上的毒品標籤，還得看高檢署統合六大機關（檢察、警察、調查、憲兵、海巡、海關）的功效能否發揮。畢竟台灣的外交處境讓我們鮮少與國外有正式的司法互助協定，只能憑藉駐外單位與國外的情資交換。

資源匱乏的狀態下，想要徹底截斷製毒、運毒到販毒的一條龍產業鏈，打贏這場跨國的毒品戰爭，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深入社區的防治與查緝，也需要主權國家間的協同圍堵。而這條漫長的征途，台灣才正在路上。

（閱讀英文版，請點：Manufacturing, Trafficking, and Selling: The Role of Taiwanese Cartels in Asia’s Meth Supply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