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調查報導:安毒幽靈

我們與安毒的距離──那些在你我中間的「用藥常人」

【用藥常人的告白2】怕媽媽傷心、怕被說不乖,被臨檢時我跟警察下跪

社會上給予毒品施用者經常是異樣的眼光,以及無數的標籤:自制力差、無業、反社會人格、說謊成性,甚至形容他們骯髒、道德墮落、罪惡滿盈。但,施用者的面貌並非如此扁平而負向,而且隨著時代也在演化。

安非他命在台灣,近年成為最被濫用的毒品/藥物,施用人口急速上升。過去10年,因安非他命觸法的涉案人數裡,有職業者的佔比從52.4%提高至72.2%(註),使用者的教育程度也有漸漸升高的趨勢。

《報導者》接觸了不少安非他命的施用者,他/她們擁有或曾有過專業的職業:醫護人員、工程師、照護員、博士生、髮型設計師⋯⋯,平日努力扮演好父母、好員工、乖小孩、好公民,是生活在你我周遭的常人;只是在人生的某個時刻,因各自未解決的生命課題,接觸了毒品,成為「用藥常人」。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認識4位「用藥常人」的故事。

小藍,35歲,台北人,工程師,用藥10年

軟體工程師小藍(化名),自承「從小就是很乖的小孩」;他因渴望親密和被認同而用安,磕磕絆絆躲著親友用藥多年,直到在福和橋被臨檢。當時,他著急到跟警察下跪,深怕當教授的父母知道。從小到大沒被記過,卻因用藥而與警察和司法打交道,等待人生暴風雨停歇,他經歷了怎麼樣的生活反轉和人生重啟?

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呈現。

我的叛逆期來得很晚

我的家庭背景是小康,爸媽都是教職人員,從小我就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叛逆期很晚吧,家裡沒人會打麻將,也不會喝酒抽菸,很規矩的。直到大學我的叛逆期才出現, 2011年開始上交友軟體「GayMap」,這是以前還沒有Grindr時的軟體,有點像進入Google Maps,會顯示你位置在哪,附近有哪些朋友。

接觸非法物質大約就是2011和2012年左右,當時我25歲,一開始是在聊天室裡面約炮,然後沒有預期地,對方拿出搖頭丸跟愷他命(Ketamine,又名K他命),我大概知道那應該不是合法的東西,但有了那次的經驗,後來就想要試。當時的我有一個迷思,我認識的一些圈內的朋友,比較有名氣的可能也在玩藥,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該這樣,或者說可能羨慕他們。

我後來回想,覺得那是一種渴望親密的關係,害怕寂寞。我不諱言說,使用藥物有時會增加自己的信心,會願意去嘗試跟別人交往,它是一種比較快的捷徑,而且使用藥物是跟性結合在一起,比較放鬆。我常用的是安非他命,但也不是所有的男同志都用藥,我有很多同志朋友他們是不碰這個物質。

同志族群很容易被別人貼上標籤,社會很難想像我為什麼要去使用非法物質,但有些人其實是面臨到困難和很難受的處境,才開始使用。

一開始跟別人拿藥時,曾有被賣藥的人用鹽巴、砂糖欺騙,所以當我找到真的藥的管道時候,我也會跟社群裡的人分享,但也因此有過被(警察)抓的經驗。

藏不住的祕密和媽媽的失落

當時對我來講是滿衝擊的,因為我人生從小到大一路都不曾被記過,可是我第一次被記過是因為藥物案件,那是在研究所時,被警察抓到,還好當時結果是緩起訴,不然會被學校直接退學。我是乖乖牌,不敢讓家裡知道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被抓、從看守所出來之後,在坐計程車在回家的路上,經過福和橋時忽然覺得,天啊,我是不是人生被毀,一度想要跳下橋去,因為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覺得我是不是做了別人看不起的事情。在緩起訴時,我會定期去見我的觀護人,但沒想到緩起訴期間,我又被抓了一次,那時候是在福和橋被臨檢,我身上帶了殘渣袋被抓。警察臨檢時,因為害怕,我還跟警察下跪求情,覺得自己滿沒有尊嚴的。

原本檢方是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裡的販賣罪來起訴我,後來在法扶律師的協助下,律師向法官爭取我並沒有販賣的意圖,最後以轉讓的罪名來判,判了行政處罰,讓我進到新店戒治所勒戒,也讓我勞動服務。

我在戒治所裡面大概44天,本來不想讓母親知道我因為施用非法物質,但進入司法體系和勒戒的時候,她還是會知道,為什麼?因為公文會送到家裡之外,勒戒所裡還有一項量表,那是用來判斷我們再犯的可能,量表分數愈低的,愈能早點回到社會。像是早年有人帶著刺青被認定為幫派,分數會累積,積分愈高愈不能被放出去(註)
經過很多法界醫界前輩爭取,現在刺青不再是累分的條件。
;所以基於那個量表分數,勒戒者要跟家人保持好的聯繫,就有機會早點從勒戒所「畢業」。我媽媽來看過我,但我覺得這個對她來講是很不堪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不要讓她知道這些事情。

媽媽以前就很擔心我。我17歲時,她知道我是同志,就擔心我會得愛滋。我做為一個兒子,剛好跟她對我的期待,走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

被判勒戒和勞動服務,無法專心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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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認為自己在戒治所時所受的療程,沒有起太大的效果,整個環境讓他的希望感很薄弱。圖為新店戒治所內的反毒宣導課程。(攝影/楊子磊)
小藍認為自己在戒治所時所受的療程,沒有起太大的效果,整個環境讓他的希望感很薄弱。圖為新店戒治所內的反毒宣導課程。(攝影/楊子磊)

44天的勒戒,和用藥者關在一起,用安非他命的異性戀跟用安的同志關一起,同志還是會被欺負,會被異性戀不喜歡。那段時間對我來講是滿痛苦的,關在一個完全沒有時間感的地方,不會告訴你幾點,每天只有幾次的點名,我記得那時自己的希望感很薄弱。

有次輔導老師要我們畫出自己的想像,那次的設定是要我們畫「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要回到哪一天?」我就畫我想回到福和橋被警察臨檢,因為我原本好不容易被判緩起訴,結果因為緩起訴階段用藥再次被抓,進來勒戒,出去之後我會被列管2年,固定密集地去地檢署驗尿,而且還被判了540個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這整個過程打亂我的人生,反反覆覆被消耗。

勒戒出來後,我無法像其他研究所同學一樣正常上課,經常得請假去土城地檢署做勞動服務,有點像念書念到一半去當兵變笨的那種感覺,心思無法放在課業上,後來對於研究所的動力變得很弱,最後肄業。

假如是判戒癮治療,對工作影響還不會到這麼大,但勒戒的話,學校和公司很難接受一個人莫名其妙要消失30到40天,被勒戒了或曾經觸犯《毒危條例》,你是不能任職某些職位或職業的,像計程車司機或卡車司機。

另一件成為我人生裡面覺得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被逮的當天,警察跟我說,「你帶我去看你的(藥頭)來源是誰,你供出來,也許刑度可以減。」我後來發現這不是真的,我的刑度還在,不足以可以減輕刑責,但這卻是我唯一一次供出上游,我帶著警察一路開車到新莊,去到以前拿貨的地方。那個狀態讓我很痛苦,一方面覺得自己沒義氣害到人家,另一方面,我也很怕自己被白道和黑道追殺。

找到喜歡的工作,下定決心戒癮

我是同志,也曾是用藥者,我經常會感受到社會上習慣給我們貼上的各式汙名,但在各種汙名裡,對用藥者的汙名應該是最多的,接著才是愛滋,然後才是同志。當我們被外面的主流文化排斥,就只能進入自己的圈子裡尋找認同,渴望被接納。

我曾跟一位男朋友特別好,他使用藥物的狀態比較像有人一天不抽菸、感覺就不對,物質濫用完全進入他日常生活;我跟他相處時,就配合他的作息嘛,他是用藥後兩、三天才會睡一次的人。

前男友用藥嚴重,結果出現了幻聽幻覺,我自己則是還好。但用藥後加上涉入司法案件,我也開始對人多疑,過去我是對人很信任的,後來卻開始想很多;另一方面,也是意識到自己代謝變慢,司法案件、健康等原因讓我開始思考戒癮,加上我後來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如果身體狀況不好,持續請假會影響到工作,我不想搞壞名聲被辭退,工作圈子小,萬一有過錯,再找工作不容易。

我剛開始戒癮時是反反覆覆,會嫉妒那些還可以再使用的人,中間有偷用了幾次,但是我就設定一個目標,35歲以後就跟藥物告別。

重回軌道的關鍵:不要說「失敗」

戒癮的關鍵,我想是持續地諮商、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加上身邊有重要的朋友關心我愛我,當我處於低潮,他們願意聽我說,不然很容易放棄。我的主治醫師陳亮妤告訴我,「就算你破戒,也不要說這就是失敗。」這個提醒對我很重要。其實我的個性也剛好是這樣,如果療程走到中間,然後你跟我說失敗,我也許會選擇自暴自棄,怕別人用譴責的方式看待我又回去使用了,那就會選擇不跟別人講。但愈隱瞞,跡象就會又回來。

我相對其他用藥者來說比較幸運,我至少知道有哪些資源協助,我現在已經持續2年的戒癮治療,慢慢離開安非他命了;但台灣的司法花了很多資源在處理藥物施用者身上,如果又特別愛抓同志的話,裡頭根本容納不下這麼多人。

與安非他命糾結了10年,我感覺除非一個人是真心想要跟這個物質、或這樣的生活階段有個句點,才有機會戒癮。我現在就希望回到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軌道。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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