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調查報導:安毒幽靈

我們與安毒的距離──那些在你我中間的「用藥常人」

【用藥常人的告白4】只是需要「走下去」的動力

社會上給予毒品施用者經常是異樣的眼光,以及無數的標籤:自制力差、無業、反社會人格、說謊成性,甚至形容他們骯髒、道德墮落、罪惡滿盈。但,施用者的面貌並非如此扁平而負向,而且隨著時代也在演化。

安非他命在台灣,近年成為最被濫用的毒品/藥物,施用人口急速上升。過去10年,因安非他命觸法的涉案人數裡,有職業者的佔比從52.4%提高至72.2%(註),使用者的教育程度也有漸漸升高的趨勢。

《報導者》接觸了不少安非他命的施用者,他/她們擁有或曾有過專業的職業:醫護人員、工程師、照護員、博士生、髮型設計師⋯⋯,平日努力扮演好父母、好員工、乖小孩、好公民,是生活在你我周遭的常人;只是在人生的某個時刻,因各自未解決的生命課題,接觸了毒品,成為「用藥常人」。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認識4位「用藥常人」的故事。

咻咻,38歲,博士生,用藥15年

咻咻(化名)是積極參與人權等議題的博士生,因為使用安非他命長達15年,他在多年前開始以研究者的態度,後設地找資料了解人們用藥的經驗,也回頭分析自己用藥的種種複雜成因,包括社會壓力下的少數性別認同焦慮,以及自台中到台北求學後感受到的成就焦慮等等。

周宜賢小藍菀婷是告別毒品的故事,咻咻目前仍難以斷絕,但持續在醫院進行治療。他的困頓怎麼形成,為何無法全新開始?

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

希望有長大版的我回來告訴我,總有一天不會這麼辛苦

我想我會使用「煙」(指安非他命),不是想獲得勇氣,而是想得到活下去的動力。大概在我小學三年級開始,我經歷了整整十多年的,跟醫療體系的糾纏。那時我明顯的症狀是不斷地用沐浴乳去洗眼睛,不斷去洗手,非常表徵化的強迫症行為。

13歲的時候,那是1996年左右,我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傾向,第一次就診時,記得醫師給我很多很奇妙的名稱,診斷書上寫著:

社會適應差、殘餘精神症狀、焦慮、怪異想法、性心理偏差、強迫性行為、潛伏性精神分裂症。

媽媽帶我去就診的。我爸媽在我小時候就離婚了,我一直是跟著媽媽。

我最近常在跟人講起這個事情,因為那個醫師滿有名的,是一個基督徒。我媽同時也讓我去看一個心理諮商,也是基督徒。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還曾經寫信給醫師描述我的狀況:

「牧師告訴他,上帝的寶血已經洗淨了他的罪,他已經潔淨了。但是啊,魔鬼的聲音還是一直告訴他,他很髒。他說每天都很痛苦,不知上帝為什麼要讓他受這麼多的苦,他好想死掉,可是他知道上帝不允許。」

因為上帝不允許,不允許自殺,所以我要好好的活著,以一個不祥的方式好好的活著。所以我大概從很小很小的時候,活著的慾望就不是這麼高,我完全沒有自殺過,因為我是很乖的基督徒,上帝不會允許我這麼做。

以前在看《小叮噹》
1969年開始連載的日本漫畫《ドラえもん》,台灣早期的翻譯稱《機器貓小叮噹》。1997年,大然文化再度取得小學館授權後,尊重已病故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的遺願「希望亞洲地區統一改以日本音譯」,便改以《哆啦A夢》為中文名稱至今。
,有一集是長大的大雄回去,長大的大雄也沒有說過得很好,但他至少跟宜靜結婚了、還考上一個大學。長大的大雄就回去跟小時候的大雄說:「以後會過得比現在好,然後就是你會有所成就。」我小時候就一直很希望,啊!會有一個長大版的我回來告訴我說,有一天我走出來的,有一天我會不再這麼辛苦。

同時處理認同、生涯、經濟等各種壓力

Fill 1
咻咻收藏的各式水車。(攝影/楊子磊)
咻咻收藏的各式水車。(攝影/楊子磊)

大學時,手機App還沒有很發達,交友圈還是使用網路界面,我在上面認識了一個朋友,對方要求我過去到他家裡,到他家後他們推出了一個滿大的水車,跟我說那個是水煙。我心裡也大概有底,但是還沒有直接理解到大概會是安非他命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一點,以某一種半被騙的心態,但其實心裡是想要冒險的。一開始就是在比大家呼氣,誰呼得比較多這樣子,然後在那個氛圍之中就用了滿大量的。

我在2012年開始頻繁使用"ice"(亦指安非他命),我覺得它讓我有一些動力可以讓我,走下去。也就是說我一不用ice,我就會回到那個不知道怎麼活下去的我,然後整天躺在床上。

因為最近新聞在報說因為疫情的影響,葉菜類的價格下跌、銷量下跌,所以我就想說要多支持農夫們,買了一球又一球的高麗菜回來,把葉子全部扒下,丟到鍋子裡面,然後煮成一鍋。但煮成一鍋,卻完全沒有動力在書桌那裡吃,我就在床上吃完了那一鍋。就是我這幾天都沒有用ice,完全離不開床,我的沒有動力是沒有動力到這一種,啊!天啊!我不知道起來又要幹嘛的這種狀況。

因為ice刺激我的交感神經,然後讓我有一種,從什麼事情都起不了勁兒、對什麼事情都沒興趣,然後忽然醒過來。啊!我還有事情沒做,來做吧,這樣子。

除了性向,我想是我從台中上來台北後,學業、生涯和經濟這些引起的壓力,加上睡眠失調,當然,也跟甲基安非他命的藥理作用有關係。我們這個世代會面臨到的挫折,是經濟壓力和成就壓力,這世代的青年低薪以及就業困難,還有即便有職缺,非典型的勞動型態和不穩定的感覺,一直在折磨著我們。

目睹朋友因安毒疑似思覺失調

2015年我遇到了一個好朋友。第一次認識,他就把所有的「東西」放在我這裡,後來我才知道那一大包裡,有一球的安非他命,那時我對一球沒什麼概念,後來才知道一球的單位就是一公斤。

這個朋友本來在彩妝業工作,最後被公司知道他是HIV帶原者而被fire掉,當時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有幫忙打官司,在行政訴訟上面,這一家彩妝公司被罰了行政裁罰,朋友也拿到了民事賠償,都打贏了。但是,打贏的背後就是,他回不了彩妝業,因為整個彩妝業的消息大家是互通的。從那個之後,他其實是,沒什麼選擇了。

他對這些事情都會感到覺得滿不公的,覺得人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被辭退後,甲基安非他命的買賣變得有點像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他後來在路邊被臨檢,檢察官確定他的家裡有超過一定數量,就讓警方持搜索票到他家裡,最後他被羈押。那之後他開始懷疑他的朋友、懷疑他的小弟、懷疑他的交易夥伴,這些其實給他很大的打擊,就是說,一直覺得是別人在害他。

我記得看過他的筆記本,上頭第一頁寫著說,我販毒我對不起大家。然後再下一頁,看得出字跡寫得愈來愈潦草,可能是有時間上面的遞進;下一頁回來說,他覺得可能是有人在背後操縱他;再下一頁,他說操縱他的人一定是最認識他的人;然後再下一頁就是說,他開始懷疑我。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滿大的打擊、滿大的傷痛。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件事。我有再去探監一次,我想他的情況,是藥物引起的思覺失調,後來我也跟醫師討論過這個事情,滿多人在這個藥物引起的思覺失調之後,不一定能夠恢復。我想我朋友大概是種例子。

Fill 1
(攝影/楊子磊)

我自己大概到了用藥的第三年,滿失控的。那個失控是到我一天不用,我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滿大地影響了我的學業。很多該交的進度沒有交,這東西對於一個博士班學生來說,是很難被原諒的。因為博士班就是,被期待是一個獨立的研究人,跟老師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學生跟老師,而是兩個獨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指導教授就放棄指導我。

我覺得那個失控,還在於我用ice時都沒有去數數量。有一點隨時想到就會隨時用。我都用水車,大概3、4天就可以用掉一克。

我不喝酒也不抽菸。以前我住在外公家,外公每天抽菸,所以我恨死二手菸了,我這輩子從沒有抽過菸。喝酒,就一陣子才喝,像碩士的時候在跑一些土地抗爭有關的運動的時候,會跟夥伴拼酒,但喝酒一直沒有成為我排解焦慮的一個選項。

但是用「煙」,卻慢慢變成重要的一環,變成一種習慣。然後這種習慣之後,我覺得經過事後回想,才發現自己是用這種方式是在解決我的不安,解決我的無法平靜,解決我的沒有動力活下去。

用藥第三年後,我出現猛暴性齲齒,我才知道原來在英語世界裡就有這個症狀,「甲基安牙齒」的負作用跑出來,那個傷害對我是很大的提醒。本來我的口腔衛生保健就沒有做得太好,但在很短時間,同時蛀光光,一開始覺得某處疼痛,大概3個月時間就惡化。做了功課才知道,吸甲基安會導致體內水分大量流失,也造成唾液量的減少,而唾液能重建剝落的琺瑯質、清除牙菌斑。所以在我知道後,我每次使用ice後就喝大量的水。

追求醫病之間的平等討論

後來我去看醫生,我被一位挺好的醫師說服,也同時去修她的課。

這位醫師是我信任的醫療人員推薦的,去那邊有個讓我感到自在的點是,她會很認真地回應我的問題,我覺得那個醫病關係不會那麼權力不對等,她是把我當做一個、相對是學生,師生間可以有些激烈的爭辯。那個感覺不是說被她開藥,透過行為主義的判斷,把我打發走的一個客體,而是一個願意了解我身體發生什麼狀況、並且願意跟我協商、把我的身體當做是個醫病之間可以討論、一個屬於我的身體,可以討論的醫師這樣子。

她也讓我知道踩煞車很重要。當自己無能為力時,就是具有一定的成癮,我自己想了一下,覺得的確有成癮,但我也沒有想要完全戒斷,因為對我來說,完全戒斷我還不如去自殺,因為我就會重新回到那個,我沒有什麼動力可以活下來的日子,然後那個日子好痛苦喔。

她開了利他能和抗憂鬱藥給我,對我也是滿有效的。我最長時間是一個星期沒有用藥。只是我已經習慣用ice,一旦沒刺激就會攤成一灘爛泥。

目前以司法為後盾的強制醫療(指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是由檢察官判定後決定是否給一、二級毒品施用者緩起訴,再交由醫療院為病犯進行戒癮治療。政府目標在2020年能提高比例到20%,也就是每5件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就有一件要緩起訴處分。
),有時會讓人產生滿大的反抗,更不用說,有更多人其實是沒有辦法進入到戒癮治療,而直接進入到勒戒、戒治,或監獄裡。

我有不少朋友因為施用藥物進去勒戒,一方面很驚恐,也覺得很不公平,因為在進入司法流程前就得主動辭掉原本的工作,每次出庭都會哭。司法訴訟的過程,會讓很多人心力交瘁,甚至在刑期還沒出來之前,會擔心職場上的人知道,就先辭職,好讓自己可以專心去應付司法。甚至也有情況是,因為訴訟文件很多人不知道可以申請寄送地址變更,結果寄送到戶籍地址,通常就是家庭所在地,就鬧了家庭革命。

我算是在用藥上面滿come out(出櫃)的人,我會願意去談;作為一個社會上的非主流邊緣,甚至或多或少被排斥的人,我們會去面對需求,討論物質如何被使用。一些在做同志運動、愛滋運動、人權運動的朋友會來跟我討論這個話題。人生至今我只在這件事上成癮⋯⋯我只能適時踩個煞車。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
《報導者》關心您

當您家人或您需要心理健康、精神照護、藥癮等相關資訊,可參考衛福部資訊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每個人都應有獲得專業、正確新聞訊息的權利,因此,免費公開每篇報導給閱聽大眾,是《報導者》身為非營利媒體回應公共性不變的追求。面對全球陷入COVID-19疫情風暴的此時,《報導者》第一時間推出疫情即時脈動網頁,提供讀者掌握疫情變化,進行第一線醫療從業者與疫苗和防疫機構的深度採訪,一探台灣本地抗疫行動;我們也同步深入報導中國、歐洲、美國等國際疫情現場並提供分析視角。這場長期的戰役,《報導者》會持續提供華文讀者第一手深入的報導,但這些報導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各地的前線記者與攝影、後勤的工程、設計與編輯團隊,倘若沒有讀者的捐款贊助,我們不可能完成。

您的每一筆捐款都將成為我們繼續採訪與調查的動力,《報導者》邀請您以捐款支持我們,繼續為開放、獨立的新聞而努力。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