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調查報導:安毒幽靈

我們與安毒的距離──那些在你我中間的「用藥常人」

【用藥常人的告白1】成癮、脫癮、戒癮,是一條漫長的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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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專題

社會上給予毒品施用者經常是異樣的眼光,以及無數的標籤:自制力差、無業、反社會人格、說謊成性,甚至形容他們骯髒、道德墮落、罪惡滿盈。但,施用者的面貌並非如此扁平而負向,而且隨著時代也在演化。

安非他命在台灣,近年成為最被濫用的毒品/藥物,施用人口急速上升。過去10年,因安非他命觸法的涉案人數裡,有職業者的佔比從52.4%提高至72.2%(註),使用者的教育程度也有漸漸升高的趨勢。

《報導者》接觸了不少安非他命的施用者,他/她們擁有或曾有過專業的職業:醫護人員、工程師、照護員、博士生、髮型設計師⋯⋯,平日努力扮演好父母、好員工、乖小孩、好公民,是生活在你我周遭的常人;只是在人生的某個時刻,因各自未解決的生命課題,接觸了毒品,成為「用藥常人」。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認識4位「用藥常人」的故事。

周宜賢,40歲,前業務員,曾用藥10年

周宜賢曾是成功的業務,他的故事將帶我們看到一個人從「正常」跌入「深淵」,有時只有幾步之遙。10年的用毒經驗讓他的身體快速損毀,但他靠堅強的意志脫癮、戒癮,如今是「趕路的雁」反毒專案經理。

但就像因日本作家太宰治而聞名的那句:「身而為人,我很抱歉」(註)
「生れてすみません」(生而在世,我很抱歉)原本出自寺内壽太郎題為《遺書》的一組詩裡,他是日本昭和初期的詩人,潦倒不得志。 之後因親戚轉述,這句話被太宰治拿去當自己作品《二十世紀旗手》的副標。
,周宜賢說,他今生仍懷著罪疚感,所以想要從深淵裡拉回更多成癮者。

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

本是金牌業務員,用藥只因好奇和逞強

很多人認為藥物濫用成癮者應該是在一個破碎的、沒有支持系統的家庭,甚至是一個不健全的家庭當中;但我出生在一個(世俗標準中)很正常的家庭,爸爸媽媽的教育非常嚴謹,像是孝順父母啊、對人客氣啊、有禮貌啊,這些都是基本的教導。

我接觸到毒不是家庭的關係,當時的動機只有兩個:一個叫做好奇,一個叫做逞強。20幾歲的時候,台灣開始流行去藥頭夜店、pub、舞廳,年輕氣盛想嘗試看看聲色場所到底長什麼樣子,哇,很多年輕人聚在一起、喝酒啊、跳舞啊、狂歡啊,可是久而久之就發現,怎麼大家都在使用藥物?但那時候不覺得那是毒品,別人會說那是助興,是一種在跳舞時幫你達到快樂的藥物。

那什麼叫做逞強?當一群朋友站在你旁邊都在使用,你不用就會被笑是膽小鬼,認為你不夠勇敢、是卒仔
台灣閩南語,指小人物、無足輕重的人。
。我就被這樣的語言激,激到後來我就說「好啊,我不是卒仔啊,我敢啊」,就在當下使用愷他命(Ketamine,又稱K他命)。

但是使用完以後,那感覺非常痛苦,就像暈車乘以100倍。頭暈目炫,噁心、天旋地轉的感覺,眼睛沒有辦法對焦。後來在好奇心的強力驅使下,心裡有很大的聲音說: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啦!於是去找藥頭。那藥頭聽到有人要跟他請教這類事情當然是傾囊相授,就開始教我:「誒,你要使用搖頭丸,再使用愷他命。」所以我就吞下生命第一顆搖頭丸。那是2003年左右,我24歲。

以為可調可控,兩年後才驚覺自己成癮

搖頭丸是一種興奮劑,再搭配使用K他命,那一瞬間彷彿就像陷入一種迷幻的空間感裡。那為什麼這個快感讓我著迷?坦白說,我從小到大在幸福家庭長大,我的物質沒有任何缺乏,再加上我的人際關係不錯,從小到大就倍受擁戴,比如說,那時死亡車禍很多,我的父母親怕我騎摩托車,就買轎車給我;當時的我認為,成熟的表現就是要去涉及大人在做的事,一種同齡者沒有辦法感受的快感。

嘗到那快感之後,我就陷在裡面。從那天開始我的人生180度轉變,再也不喜歡跟人有人際關係,也不喜歡去追尋什麼穿衣服、名牌包、手機、去好餐廳吃飯,我都不喜歡。我每天開始用錢去追求別人沒有的快感,久而久之就成癮了。

每一個毒品成癮的人初期都認為,自己可以控制是否施用,但這是一個很失敗也很恐怖的想法。坦白說,我施用了一、兩年之後我才明白我成癮了。

頭一、兩年,我的人際關係沒有變,因為我隱藏得很好,沒人知道我使用毒品,我也不去舞廳夜店了,每天在家房間就隨時在吸。後來有一次,剛好長期販賣毒品給我的人出去短期旅行,我一直狂打電話給他,說我要K他命,那時候我們講術語啦,我說我要褲(Khoo,台語),褲就是K,搖頭丸就叫衣(Sann,台語),所以我們常說的術語就是:「我要ㄧ些Sann跟Khoo」。光是這樣子,我找了他兩天,我發現我整個人是情緒暴躁,無法入睡、無法正常生活欸。我就說慘了,我發現我真的上癮了,我怎麼變成這樣子?

2005年的台灣,毒品從沒缺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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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宜賢發現,很多施用者跟他一樣,因為交叉使用毒品,加速身體的變壞。圖為高雄市毒防局展示的毒品。(攝影/余志偉)
周宜賢發現,很多施用者跟他一樣,因為交叉使用毒品,加速身體的變壞。圖為高雄市毒防局展示的毒品。(攝影/余志偉)

我開始被另一個想法蓋過去:那就再找其他藥頭啊,反正那麽多人在賣,當時大概2005年左右,毒品不管在哪個地區都很容易買到,不會缺貨啊,真的很氾濫,那時候送毒品都直接送到家裡誒,整個南部地區很氾濫。

因為它變成是一種商業模式,很多年輕人要賺快錢的方式,我也是,後來就從吸毒,變成自己也去買來賣啊。販毒以後認識了更多在使用毒品的人,又認識更多在批貨的人。大概在第四年之後,K他命跟搖頭丸已經不能滿足我了,它變成一個習慣而已。所以開始想嘗試其他的,我開始使用安非他命、海洛因、大麻、神仙水、一粒眠、FM2啦,大概就是這樣,全部都用。

可是每個毒品的效果都不同。使用安非他命的人很看不起使用海洛因的人,使用海洛因的人很討厭使用安非他命的人。然後用安跟海洛因的人又特別討厭用K他命跟搖頭丸的人,他會認為你跟我不同掛的,你們那是小兒科。

安非他命叫做「硬的」(台語),海洛因叫「軟的」,所以一般人在講行話的時候,你在遇到那個吸毒者的時候,他們就會問說,「啊你是用硬的還是軟的(台語)」,就是因為安是整顆像冰糖一樣,海洛因是粉狀。用安的人情緒會很興奮亢奮,會睡不著,眼睛瞪得大大的,會變得很專注很執著,如果騎著摩托車會一直騎下去,或是走路會走來走去,沒有辦法安靜下來;可是海洛因不一樣,海洛因吸了或打了以後,就像使用麻醉劑,讓你整個人好像渙散、恍神、呈現痴呆的樣子。所以你知道這兩種級距差別的,他們彼此討厭。

交叉施用超傷身,一天「滴」218次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用毒品的人到後來會加速身體的變壞,是因為交叉使用毒品。這就是後來為什麼我身體一下子出了很多問題。

安是興奮劑,K他命是麻醉劑,興奮劑就像是你在鍋子上把熱水燒開時,再灌冷水(指麻醉劑)下去,把神經做到急速的上下落差,而交叉使用的時候會加速那種刺激感。可是那個對身體的狀況是很大的、很大的虧損。

交叉使用藥物多年後,我的膀胱到後來都血尿,最高紀錄,是有一次我被家人關在房間戒毒,沒有辦法上廁所,只能用寶特瓶,想要尿尿的時候就去滴一下、滴一下。我有一天很生氣,就從晚上記錄到隔天早上,就這樣記了一整天,我上了218次。

我的膀胱粘膜纖維化,膀胱縮小成2顆乒乓球大小,得了間質性膀胱炎,出血性膀胱炎就是你的膀胱內膜會剝落,它就像結痂一樣,一直剝落、一直流血。在停止使用毒品4年之後,還是有血尿的狀況,這是K他命造成的。而安非他命傷害的是中樞神經,傷害的是骨頭,因為安非他命是一種強酸,基本上吸安的人牙齒會掉。

父親掩蓋我的失職,但我跑去當「品藥師」

我在施用時的前幾年都把自己隱藏得很好,就是有兩個生活,一邊吸毒、一邊工作。

一開始我可以,可是那個隱藏不了多久,過了幾年,財務狀況開始出問題,開始會動歪腦筋,我用身上所有的資源去貸款、借貸去買毒品,最後的財務出現缺口,因為最後一次是我虧空公款大概十幾萬,我爸爸去把這個洞填了之後,不讓他們知道,就把我帶到公司去離職。

也在那時候,我開始去當「品藥師」。

當時K他命來自不同地方,香港的、中國或其他外國的。那時候台灣有年輕人出去走私K他命,他們去國外把K他命的原液帶回來,把它裝在隱形眼鏡的罐子裡,一個人帶6罐、8罐回來製作,透過煮開蒸餾,用鹵素燈去照,之後磨成細粉。

當時候我的一個朋友就是負責在中南部發K他命的,一個晚上收入幾百萬。他租了很多套房,養了很多年輕人。我曾經跟著朋友的車,準備很多的空的菸盒,把K放在裡面。晚上每到一間pub或舞廳的時候,會叫買的人在樓下等,看到人之後,我們把菸盒丟在地上,他們就把錢往我們車上丟,就丟在那個副駕駛座的腳踏墊。就這樣繞到早上凌晨5點的時候算錢,大概都1、20萬元。所以販賣毒品真是一個暴利。

我朋友教會我怎麼去判斷K他命的好壞,從火焰的顏色和樣式,判斷不同等級。有人會為了賣更多的錢,在中間加了很多葡萄糖、或粉狀的普拿疼,或加入各種莫名其妙的物質,500公克混入另500公克變成1公斤,那個獲利很高,他就用1公斤發給別人。如果中盤商再加一公斤混合,再販售給下線,我們當品藥師,就要有辦法汰選或評估貨的品質。

但品藥師最後賺的錢都全用在買毒上,最後沒有錢了,也沒有人要理你了,人際關係全部都破滅,家人發現你吸毒怎麼可能給錢,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重點是吸毒者到後期,根本沒有工作的能力。我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吸毒,我最痛苦的事情是,每天一睜開眼睛,我都要想說我今天要去哪裡找錢,毒癮來了,受不了的時候,路邊看人家在買滷肉飯,還會過去說你有沒有一百塊可以借我。

見過深淵後回來的艱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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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周宜賢深刻體驗到,如果一個人沒有走到絕境,要改變很困難。後來,他在戒癮的道路上找到信仰。(攝影/楊子磊)
回顧過往,周宜賢深刻體驗到,如果一個人沒有走到絕境,要改變很困難。後來,他在戒癮的道路上找到信仰。(攝影/楊子磊)

我永遠記得那次我趁爸媽都不在的時候,衝到樓下去拿了車鑰匙,開了他們的車子跑出去,在我爸爸皮包偷了3,000塊,衝去藥頭家,吸了一堆的安非他命,吞了搖頭丸,又拉了幾盤K,然後把剩下毒品帶在身上,趁他們還沒回來,趕快回家,想說又可以在房間爽好幾天了。

結果開車一個過彎,因為過度使用毒品,暈眩,就跟那個卡車撞上了。醒過來聽到那個救護車,有人強力電擊我,又暈過去,再醒過來就已經在加護病房,聽到媽媽跟醫生的對話,醫生說要截肢,我那時候全身插管,心裡在想:完了,我這輩子。

我覺得我的人生會改變,是因為我沒死,我不曉得你能不能體會這種感受。當有一天你被全世界的人唾棄,然後發生一場大車禍,讓你整隻腳幾乎快截肢,然後全身的骨頭都斷裂,躺在那個床上經歷過4次重建手術。我是那種很逞強的人,可是當那個護士幫我把那個褲子脫下來的時候,我就流眼淚,每一次手術完要換藥我就流眼淚,好痛,那個痛我現在講、我都不太願意去想,所以你知道我現在騎車跟開車有多慢嗎。

吸毒最恐怖的,是失去判斷力

吸毒最恐怖的不是吸毒本身,最恐怖的是會做很多錯誤的決定,因為他沒有正確的判斷力。我個人算是比較幸運的,雖然有傷害罪4條,但從來沒有進去監獄過,只有進去勒戒,最後都賠償、和解。吸毒到末期我的家人才知道,我吸毒的結果,得到的不是被關,而是身體壞掉。

那些病痛真的讓我見過地獄,真的,我認為那時候的生不如死是地獄。

我後來為了戒癮,曾經一天要去打30次的止痛針。不管是酒癮還是藥癮,每個人的戒斷症狀都不同,時間也都不同。我曾經看過海洛因在脫癮症狀的時候,躺在地上滾來滾去的,摔來摔去,大小便都失禁,痛苦、哀嚎。

之後我沒截肢,幸運恢復行走,阿姨送我到「趕路的雁」來戒癮。我自己最痛苦的就是每天頻尿那時候,我沒有辦法生活,我沒有辦法出門。有段時間我很自卑,但協會很好地陪我度過那段時間。以前我們出去郊遊,一路上那個車子就隨時停停停,因為我得下車尿尿;後來我去校園做反毒宣導時更痛苦,因為到學校去,一場反毒宣導有可能是一個小時,我就要在大家面前這樣跑廁所。那是我最痛苦的夢魘,也是很大的羞愧感。

所以我們說,戒癮的過程中,如果一個人沒有走到絕境,要改變很難。

我想回到「好的關係」裡

以前我的家人、親戚、阿姨、叔叔,他們對我是有很高的期待的;吸毒後我像一隻過街老鼠,每個人看我,就想逃開。論及婚嫁的女朋友離開了,工作不見了,所有人際關係斷了,我的手機沒有響過,打的電話沒有一通人家要接。會接我的電話只剩藥頭,只剩下要跟我買毒品的人。所以你會愈走愈極端。當吸毒跟販毒的人走極端,是沒辦法再回到這一群正常的社會裡。

我就發現我的心裡最破碎的那一刻是從那裡開始,我看不起我自己,我覺得我沒有機會翻身,所以愈陷愈深,覺得全世界沒有人可以懂我。

想要戒毒是因為希望回到一個好的關係裡。我認為,我只要把毒戒了,我就可以恢復跟家人的關係。有些人以為要解決吸毒的問題,只要有一個好工作就不會吸毒,但其實要去面對的是為什麼會使用毒品,有些人是自卑,有些人是失意,藉由毒品來發洩、逃避,所以必須解決的是源頭,而不是那個行為。

我的人生其實到了後來,是知道我的爸爸媽媽為了我受盡折磨,親情的引導也是我的一個動力。所以我來到協會的第一年、第二年每天想回家,因為山上的生活其實是被管制著,我覺得在這裡很不自由;但後來我發現,原來我在這裡多待一天,我的爸爸媽媽就好受一天。因為戒毒一定要把人從原本的環境抽離出來,才有機會重新再來。

戒癮這條路,需要社會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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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周宜賢成為「趕路的雁」反毒專案經理,協助其他成癮者面對戒癮的重重困難。(攝影/楊子磊)
現在周宜賢成為「趕路的雁」反毒專案經理,協助其他成癮者面對戒癮的重重困難。(攝影/楊子磊)

我現在回頭看,發現自己這一輩子做錯了很多事,我跟自己講:如果我要走一條修補的路,我要走很久。這一條回家的路不是1年、2年、3年,而是得走很久,因為你已經花了十幾年糟蹋家人,不可能用1年、2年就走的完。所以就這樣,我到現在還在走。

在協會戒癮後,我又在這裡生活了4、5年,並留下來工作。我每天規律生活,我的頭上有一顆保護傘,有出現適合幫助我的人。

劉昊牧師、執行長李綜洋,還有我們身旁這些工作夥伴,在我人生失意受挫的時候、屢勸不聽的時候,他們陪我陪了好幾年,用生命去陪的。他這種陪伴沒有辦法一次陪很多人,他就是,for you。所以要把一個人拉起來是很浩大的工程,有很高的難度。當然在我們協會我覺得最大的影響還是在信仰這一塊,帶入了信仰做支持。

有很多人(戒癮)走到一半他走不下去,是因為他覺得他做的這些都是白費工夫,他明明很努力,可是家人一來見面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沒改」。哇,你知道很多是這樣子的例子,那他馬上會覺得那我乾脆放棄就好了,幹嘛那麼辛苦。我相信這是需要經驗的,透過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協助,戒癮的成功機率比較高。

但這個社會對吸毒者的歧視太高了,就算他有心戒毒,可是你知道他最辛苦的不是戒毒,他最辛苦的是他要怎麼返還社會。我們這裡的好朋友戒完毒出去後,如果誠實告訴雇主曾經上癮現在不吸了,結果是沒有一間公司要給他工作合約。

如果在這個社會上我告訴別人我曾吸過毒,他對我的懷疑不只是現在的,是對以後你的表現都懷疑,你只要一個動作錯誤,一個眼神閃爍,他就認為你在使用毒品。這是很嚴苛的,不是人人都能幸運返回社會。

重點是,告訴成癮者「你有希望、你能改變」

毒品會對社會造成成本有多大?真的很大,而且它的成本是沒有辦法用金錢去衡量的,所以說如果解決一個人的毒癮問題,不只是解決個人問題跟家人的問題,也解決了一個社會的問題,解決了他們存在在社會上引爆的風險。

我認為要一個人脫離毒品的代價真的很高,光是醫療就很高,然後陪伴的人的精神和花費的物力時間,我們機構陪伴的照輔比,是1位照輔員對3位成癮者。

對於戒癮這件事,我比較在乎的是,社會能不能用一個正確的眼光,相信戒癮是有可能成功的,做錯事情的人能改變。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種氛圍,告訴成癮的人「我們有希望」,不要絕望。我認為失去盼望跟希望才是成癮者最大的問題。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鼓勵這樣做的人,哇,他(的成功)會愈來愈多欸,你給他這樣一個地方,給他1年、2年、3年來觀察,然後給予一點補助、一點協助,就是在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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