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每一天都在移動著，有些人是生活場域的移動，往返公司、學校、市場等生活必經的場域。移動範圍有近有遠，有些人跨縣市通勤，有些人跨國當空中飛人。還有一些人，長期居留海外，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因此，人總是在移動著，卻不是所有的移動都叫做遷徙。

2008年，藍佩嘉教授以《跨國灰姑娘》一書，帶領讀者深入了解那些隱身在家戶裡的外籍看護，他們是誰，在做什麼，在想什麼，以及如何跟雇主、在異國的同鄉和家鄉的親友相處、應對。藍佩嘉訪談了超過100位菲律賓、印尼家務移工及台灣雇主，在當時引發社會熱烈討論。

透過這本書，於是，那些平時在家中，假日在客運、火車等交通工具上、台北車站席地而坐的異國臉孔有了名字，2008年的台灣，這些臉孔有36萬人，其中17萬是外籍看護工，是隱身在台灣的家戶內，幫忙負擔照顧工作的人。

外籍移工是我成長中的一頁。

我總是跟著媽媽、弟弟妹妹從新莊坐客運到桃園八德的外婆家，假日的客運上，上車的人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台灣人，一類是有東南亞臉孔的異鄉人。新莊及周邊的鄉鎮，林立著許多工廠，這些工廠內，有許多外籍移工在協助生產；在公園裡、親友家中，可以看到外籍看護工推著輪椅上的老人曬太陽。

這些人到了假日，有些去台北車站，有些則聚集在桃園火車站。

瑞士作家馬克思．弗里施（Max Frisch）針對移工議題進行討論時，曾說過非常知名的一句話：「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台灣自1989年正式開放外籍勞動力，1992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成為合法招募外國人的基礎，到今年（2026）4月，移工人數逼近90萬，其中看護工超過22萬，比本書在2008年出版時的36萬，多出將近了2.5倍。對於移工，政府起初定義為「補充性勞動力」，曾經樂觀以為，移工數量將會愈來愈少。然而，隨著少子化、缺工以及超高齡社會的夾擊，彰顯了台灣對於外籍勞動力需求不斷攀升。關鍵之一，是長照。

去年，通過80歲以上免評估可申請外籍看護工政策；今年初，更通過家中育有一名未滿12歲的兒童，即可申請外籍家庭幫傭協助的法條。修法彰顯台灣對於外籍社福移工的需求，也凸顯出長照跟育兒議題下，女性仍被預期承擔照顧角色，因此透過引進其他國家的女性看護工來協助家庭的照顧工作，而非專業化發展台灣的照服產業，或是積極推動更公平的家庭角色性別分工。

我在《長女病》一書的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者提及，讓她們意識到自己有長女病的關鍵之一，就是「長照」。我在書中引用美國大學對於長照研究做出的結論：「一個國家最好的長照保險，是一個女兒」，獲得許多共鳴。

獲得共鳴的關鍵，是超高齡社會來襲，長照議題放大了家庭內的照顧衝突，許多女性在社會的期待跟塑造下，成了承擔照顧責任的角色。而在藍領家庭中，長女往往更容易成為照顧者，在經濟跟生活中淪為弱勢。

因此，重讀《跨國灰姑娘》，在當代台灣至關重要。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新版）》，藍佩嘉著，鏡好讀出版

新版書中有3個迷人的亮點。

第一，藍佩嘉重訪馬尼拉的受訪者，帶讀者看20年來這群「灰姑娘」的人生轉變，他們經歷的階級流動、生命角色變化，更有受訪者有持續遷徙的經驗。

第二，是移工政策30年來轉變的討論，這部分相當精彩，從買方市場到賣方市場、仲介費引發的國際人權販賣爭議，以及留才久用政策真實狀況等，也能一窺大時代的變遷。

第三，也是數位科技浪潮下帶來的巨大轉變，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也讓當代移工能夠自我發聲，捍衛自己的權利，也能打破空間的藩籬。前陣子在Threads上有移工朋友發文找雇主，也讓過去欠債才能來台灣工作的狀態，透過社群媒體展現更高的能動性。

這3個亮點，帶我們看到幾十年來移工在國家政策、數位科技發展下的轉變，讓只是文字的法條及規範，有了鮮活的形象，促進社會對外籍移工的認識。

移工人數不減反增，是客觀事實。台灣社會從上到下不得不承認，台灣需要外籍移工，不只是短暫的、補充性的，更需要他們留下來。

事實上，這是一場戰爭，全世界的搶人大戰。

藍佩嘉在新版書中，針對台灣這20年來的移工政策進行爬梳整理，並告訴讀者一個殘酷的訊息：那就是台灣對於東南亞移工的需求上升，周邊的日本、韓國也是；而東協輸出國的快速發展，就業機會增加，國內的人才需求也提升。因此，對於東協輸出國的年輕勞動人口而言，選擇增加了，意味著台灣將不再是首選。

當台灣逐漸不再是東協輸出國年輕勞動人口的海外首選，社會又無可避免地需要移工滿足家庭照顧及產業缺工需求，這些社會客觀層面的議題，牽動著每個在社會生存的人對未來的想像及規劃。

值此之際，更應該敦促政府制定更好的移工政策，並且消弭對於移工的社會歧視，我們需要的是一起陪伴攜手打拚的夥伴，只有更具公平正義的政策，才能讓一切實現。

當我們明白「跨國灰姑娘們」為什麼來，怎麼留下，以及在當代政策轉變及社群媒體的使用下，她們的行為產生了怎樣的改變，才有機會在這場搶人大賽中脫穎而出，找到更多攜手合作的夥伴。

因此，政策制定的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工作者更應該看這本書，重新審視移工相關政策，如同書中最後提到的：

「在這個愈來愈整合、同時也愈來愈分化的世界裡，我們亟需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態度，來打破國族中心的地域主義和社會歧視的隱形界線。」

2017年，我前往越南工作。當地同事告訴我，無論在台灣或是在越南本地，越南人都知道台灣人對他們的歧視，這也讓他們如果有機會，更傾向選擇其他的外商公司，出國工作也選擇去杜拜、日本等更高收入的國家。而我自己也在工作的過程中，因為公司安排的關係，短暫時間需要住進雇主家。假日衍生的育兒協助及寄人籬下的不自在，以及雇主未幫我保工作保險的情況，在那一刻，我深刻地同理了在台灣的外籍移工。我們一直在遷徙，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彼此，以及公平對待。

（編按：本文由鏡好讀提供，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