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台灣外籍移工人數攀升與開放印度移工的議題，「外籍移工與治安問題」的討論又再次出現於政策辯論與媒體之中。在相關討論中，特定犯罪事件常被援引，將外籍移工與治安風險畫上等號，擔憂移工政策的鬆綁、擴大將對地方治安造成危害。但這類論述多缺乏實際資料的佐證。

過去數十年間的犯罪經濟學文獻，提供了一個相當一致且出人意料的結論：整體而言，移民與犯罪率的正向關係並不存在，甚至在多數研究中呈現負相關。本文以實證研究，探討移民與犯罪的關係、背後的經濟與社會機制，以及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政策意涵。

然而，台灣社會對於移民群體的了解仍相當有限，並多受媒體報導的選擇性框架所影響。尤其當外籍人士涉及治安議題時，其國籍身分常被突顯，外籍移工更是如此；反之，本地人犯罪則鮮少被賦予類似的族群標籤。這種報導模式容易在公眾心中形成「外籍＝風險」的認知捷徑，進而影響政策討論的走向。

若移民（工）整體而言較為守法，那麼何為部分移民（工）群體面臨較高犯罪風險的原因？學術文獻指出常見的理由有二：

歐美反移民政治浪潮的興起，通常並非移民客觀地帶來了更多治安問題，移民與治安風險的論述多因當時其他社會問題所催生。所得停滯、勞動市場兩極化、地區性的經濟衰退，以及對政治菁英的普遍不信任等，共同構成了反移民情緒的溫床。雖然台灣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的反移民政策，但隨著社會老化加劇、移工依存度上升，「移民治安威脅論」存在被政治化操作的空間。政策制定者應主動以實證論述填補論述真空。

相較於北美與西歐，東亞與東南亞脈絡下的移民犯罪研究仍相當有限，台灣本土的實證證據及研究幾乎付之闕如。透過檢驗台灣本地資料，除了能更真實了解移民（工）與治安風險的現況外，更可能準確提供未來政策相關指引。

利用警政署刑案統計、移民署外僑居留人數統計，以及內政部戶籍人口資料，本文比較了2018年至2024年間，本國與外籍人士的犯罪率趨勢。分析聚焦於4大犯罪類型：竊盜、毒品、公共危險（以酒駕為主）以及詐欺，此4類型犯罪約占本國人所有刑案的58%，以及外籍人士所有刑案的75%。在此，犯罪率表示每10萬人中，涉及此4類犯罪嫌疑人人數。

結果顯示，外籍人士的犯罪率不到本國人的一半。在研究期間內，外籍人士每10萬人平均約24名犯罪嫌疑人，本國人則約57名──本國人的犯罪率是外籍人士的2.4倍。且此一差距在整個研究期間內持續存在。

分犯罪類型來看，外籍人士在4類犯罪中的犯罪率皆低於本國人；其中差距最大的是詐欺（外籍人士犯罪率僅為本國人的23%）與竊盜（28%），差距最小的是公共危險（80%，主要為酒駕）。公共危險是唯一一個兩群體犯罪率較為接近的類型，也是外籍人士刑案中占比最高的犯罪類型（占外籍人士4大類刑案的42%）。

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外籍人口高度集中於工作年齡層且多為男性，以全體本國人口（含老人與兒童）為分母計算犯罪率，是否低估了本國人的「可比較」犯罪率？然而，上述比較在尚未調整年齡與性別差異的情況下，外籍人士犯罪率已明顯低於本國人。若將本國人的分母限縮至與移工年齡結構相近的15至64歲人口，兩者間犯罪率的差距只會更為擴大。此一趨勢與國際文獻的結論高度一致。

進一步利用縣市層級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在控制各縣市的固定差異及全國性的時間趨勢後，移民（工）人口的變化與當地犯罪率的變化亦未呈現統計上顯著之關係。換言之，移工較多的縣市，其犯罪率並未因移工人口增加而上升。初步的實證證據顯示，台灣本國與外籍人士間的犯罪率差距，可能較許多西方國家更為懸殊。這或許反映了台灣移工制度的高度管制性質：雇主綁定的工作許可、違法即遣返的制度設計，對移工群體構成了額外的守法誘因。

綜合前述分析，以下幾點政策方向值得認真考慮：

「移民帶來治安問題」是一個在情感上具有強烈動員力的論述，但在實證上卻缺乏支撐。過去30年的國際研究一再顯示，移民整體上並未使接收社會更不安全，大多情況下，移民（工）反而與犯罪率呈現負向關係。移民（工）組成的正向自我選擇、對長期定居利益的理性計算，以及制度整合所創造的正向機會結構，都是實證研究所支持的可能原因。

台灣的老齡化社會同時推升對製造業以及社福移工之需求、日益劇烈的全球人才競爭，以及亞太區域人口流動的深化，如何建立一套既能維護社會安全、又能善用移民（工）人力的制度框架，是無法迴避且迫切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