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宏興遠洋喋血案十年

哭到想逃跑、喝酒發洩、和雇主一起吃安眠藥⋯⋯

他們難以描述為何痛苦──近7成移工陷「失語」壓力,心理健康亮紅燈
2023年10月29日,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於萬聖節前夕在台北車站發起小型遊行,呼籲國人重視移工權益。(攝影/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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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規模開放東南亞移工已32年,目前全台近75萬人,由於語言、文化的先天隔閡,東南亞移工在抵台工作初期,因語言與適應新環境而累積的情緒,都曾讓他們體驗過「失語」的滋味。無人可訴說煩惱與來自雇主的壓力,常成為壓垮移工的稻草,在過去30餘年間,不少憾事便由失語衍生。

如今移工的心理健康,漸成人權團體與心理學界關注的新目標。根據勵馨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調查,近7成移工處於壓力環境;台大醫學院的多名精神科醫師也研究發現,超過4成看護工有睡眠困擾,進一步影響了心理健康。這些移工的心靈職災從何而來,又該如何化解?

耶誕節前夕的台北監獄某會議室,20多名曾經身為移工的越南籍受刑人齊聚一堂,一位接著一位,陸續接受同為越南籍的神父阮文雄的輔導。每人與阮文雄的洽談時間僅10分鐘,卻是他們赴台工作後唯一感受到「被傾聽」的時光。

阮文雄今年65歲,身兼神父、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兩項職位,自1991年來台服務後,他一直站在台灣的土地上,支援生活遭遇困難的東南亞移工。2005年一群越南看護工集體控告仲介性侵,阮文雄花了12年陪伴她們至勝訴;201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阮文雄也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分組會議的20名專家委員中,唯一非台灣籍的成員。

就在當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阮文雄決定走入監獄,關注移工受刑人的心理健康。長年面對接應不暇的求援者,他想知道,到底在制度之外,還有哪些看不見的問題,讓移工的心靈陷入困乏、憂鬱,甚至失手犯罪。

「睡得好嗎?有食慾嗎?」移工受刑人陷入語言與心靈的雙重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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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站在救援移工的前線,神父阮文雄也曾感到無力、焦慮,於是他選擇進修心理學,學習更多可用於助人的知識。(攝影/楊子磊)
長年站在救援移工的前線,神父阮文雄也曾感到無力、焦慮,於是他選擇進修心理學,學習更多可用於助人的知識。(攝影/楊子磊)

每1至2週一次的監獄聚會從2018年正式啟動,在獄方同意下,阮文雄和教會社工帶著存滿越南電視新聞、卡啦OK伴唱帶的隨身碟,用大螢幕播放供受刑人解悶。同時,阮文雄會邀請受刑人一對一談話,仔細釐清他們的煩惱來源。

剛開始,阮文雄詢問移工受刑人「最近過得好嗎?」對方常回以微笑,請他不要擔心。在阮文雄眼中,這些人明顯有心理困擾,卻始終不願開口。於是阮文雄換了方法,改問「最近晚上睡得好嗎?有食慾嗎?」再從受刑人的回應中進一步挖掘原因。

除了神學院學歷外,阮文雄曾在2010年赴澳洲攻讀成人心理學碩士,原因是發現「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須掌握更多知識,才能回應移工們的求助聲。在探監聚會期間,阮文雄便會用上心理學相關基礎,引導受刑人思考,找出他們未曾察覺的憂鬱。

沒有食慾的原因通常是想家,睡不好可能是在擔心家人的生活過不下去,阮文雄仔細釐清了受刑人壓力來源,發現他們受到良心譴責,既對犯罪感到後悔,也自責「不再是一個勞動力」,無法扛起家庭的經濟需求。

阮文雄接觸的受刑人中,曾有一名個案在長年監禁下產生精神疾病,飽受幻聽所苦;但監獄裡沒有外語心理諮商,他只能向精神醫師領藥吃,病況未見好轉,直到阮文雄發起定期聚會,這位受刑人的狀況明顯和緩。

也有受刑人對阮文雄懺悔:「神父,您出現的太晚了。」對方懊惱向阮文雄說,如果當年有人願意陪他說話,他應該不會喝酒誤事。

這場聚會不只聊心理困擾,許多受刑人也拜託阮文雄聯絡原鄉的家人,或處理獄外尚未解決的法律訴訟;久而久之,連其他國籍的移工受刑人都會來參加,他們用著在監獄中學到的粗淺中、英、越文向阮文雄求援,服務不分國籍和信仰。

因為阮文雄能用外語深入對話,他還進一步發現,許多移工都來自脆弱家庭,「失語」不只有語言問題,大多數移工很年輕就離鄉,這輩子從未體會過何謂「被聆聽」。

他說明,東南亞國家對心理健康缺乏關注,移工普遍未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自我覺察的能力較低,「他們無法清楚描述『我為何痛苦』。」這是過去談論移工議題時,台灣人較少看見的困境。

「很多移工們擁有成人的身體,可以出國、養家,心靈卻尚未成熟。」

阮文雄也直言,部分越南移工休假時會聚在一起喝酒、賭博,甚至濫用藥物,「這其實是情緒問題,我想不只越南,其他國家的移工心理狀態也是。」移工用靠傷害自己的方式發洩心理壓力,讓阮文雄萬般不捨,於是他的電話隨時為求援者敞開,避免「漏接」。

近7成移工自感壓力,心理健康成為人權倡議新目標
全台近75萬東南亞移工的心理健康,漸成移工團體與心理學界關注的新目標。阮文雄是從監獄獄友的關注起步,勵馨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則在2022年對531名一般的移工發起「移工勞動現況及心理健康調查」,該調查以「凱斯勒心理困擾量表」(K10)
凱斯勒心理困擾量表 (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簡稱K10)為心理學界廣泛使用的初階調查方法,受試者需依題目勾選分數,最終計算出其心理疲勞及抑鬱的程度。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全體填答移工有67.4%處於壓力環境,其中14.3%為極高壓力者,需要專業人員的諮商和協助。

參與調查的150位產業移工、381位看護工中,看護工遭遇情緒困擾的比例高於產業移工。勵馨基金會進一步詢問他們為何憂鬱,多人提及,雇主要求他們在休息時間不可使用手機、休假無法出門,甚至得24小時待在被照顧者身邊,顯示照顧壓力跟責任感令移工心力交瘁。

而在公共衛生領域,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宜明、簡意玲等人也於去年(2023)研究台灣看護工的睡眠品質與精神狀況,並透過移工倡議組織One-Forty蒐集到220份樣本。他們發現,超過4成受試者有睡眠困擾,約6成5認為「照顧工作壓力很大」。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祕書長黃姿華分析,看護工的生活與工作密不可分,對內難以和台灣家庭產生情感連結、對外缺乏交友圈,是憂鬱情況高於產業移工的主因。她曾幫工會會員詢問心理專家該怎麼解決,得到的答案是「遠離壓力環境」,這讓黃姿華非常困惑,「看護工就和她負責照顧的家庭住在一起,24小時無法離開,要怎麼遠離?」

除了高強度工作,有不少看護工無法處理被照顧者離世的失落感,也是黃姿華常見的壓力來源。黃姿華強調,看護工貼身照料病患,自然會產生情感連帶,並對死亡悲傷:

「家屬之間能互相分享情緒,淡化痛苦,成為彼此的支持系統,而看護工常被排除在外。」

此外,被照顧者病逝,就是看護工失業的起點。黃姿華發現,看護工會一邊心想:「我要趕快找下一個雇主,我沒有時間停留在悲傷裡。」到了新的家庭後開始不自覺低落,嚴重者甚至出現幻聽,這在缺乏經驗的看護工身上尤其嚴重,他們無暇自我察覺,習慣無視心靈傷口,等待傷口自然結痂。

同樣扎根桃園市的另一移工組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長期協助受暴、受剝削的移工,並設立3間庇護中心,讓移工在合法轉換雇主期間有家可歸,而群眾協會創辦人杜光宇多次遇到移工被轉介至庇護中心安置後,才發現對方有情緒障礙。

杜光宇說,曾有一名印尼看護工入住後因不明原故拒絕進食,最後暈倒就醫。還有另一名越南籍工廠工人則是拒絕說話,不斷妄想有人想傷害他,甚至把刀藏在枕頭下,協會只能請警方協助送醫,這名越南移工最後被診斷出思覺失調症,而杜光宇無能為力。這些經驗讓他開始關注移工心理健康,希望在情況惡化前,提早為移工提供協助。

諮商心理師眼中的移工心理困境:不只勞動之苦,還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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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0日,由多個勞工、人權團體舉辦的移工遊行行經台北市,他們呼籲擴大「直接聘僱」,由政府制度保障雇主與勞工雙方。(攝影/楊子磊)
2023年12月10日,由多個勞工、人權團體舉辦的移工遊行行經台北市,他們呼籲擴大「直接聘僱」,由政府制度保障雇主與勞工雙方。(攝影/楊子磊)

由諮商心理師邱逸芳創立的「台灣多元文化諮商協會」正試著改善此現象。邱逸芳還記得,曾有一位移工自己上網搜尋資訊,找到提供英語服務的邱逸芳,再用短暫的休假時間搭車來台北看診,「她覺得非常不快樂,是不是就快生病了?她想知道讓自己憂鬱的原因,」邱逸芳說。

這是邱逸芳執業十餘年,第一位主動拜訪諮商所,並願意用自費心理諮商求援的移工個案,對方來自菲律賓,平常在桃園的工廠上班。透過追問,邱逸芳逐漸意識這位移工的創傷有多重原因:工作環境長期高壓、沒有可分擔情緒的好友,又背負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

像是抓住救生繩,這位移工向邱逸芳坦承,她其實不想出國工作,但身為長女,全家都得仰賴她的收入,「逼著她在自我實現和家庭要求間掙扎。」邱逸芳表示,這些造成壓力的細節需要專業人士引導,個案才能釐清憂鬱來源,進而說出口,展開下一步療程。

接觸更多移工後,邱逸芳還發現,移工通常是原生家庭的長男、長女,由於父母多半忙於工作,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往往成為家庭的「替代性父母」來照顧弟妹;成年後再替代老衰的父母出國求職,扛起照顧上下兩代的責任。

「20多歲來台,應該是最有夢想的年紀,但他們不論在家庭或工作中,都沒有任何個人空間。」

邱逸芳說,這群人先因家庭關係受挫,又在職場中成為失語的底層勞動力,她曾聽過多名移工感嘆:「為什麼是我?」

邱逸芳指出,移工的休假日、預算都有限,要讓他們逐漸挖掘出憂鬱成因的難度較高,「但可能我們就只有這麼一次對話機會,只有這次機會能幫助他。」

進行諮商期間,邱逸芳也反思,「自己若不夠理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的社會風俗,諮商師很難做出適當的判斷與回應。」她舉例,西方人尋求諮商時,很少談到「不孝」和「面子」兩種議題,這些卻是最常在亞洲人身上發現的共同掙扎。

此外,菲律賓移工的英文能力較佳,因此能流暢和邱逸芳對談,「如果是不會英文的越南、印尼移工呢?」他們普遍缺乏被聆聽的機會。邱逸芳說,若仰賴缺乏訓練的第三人在場翻譯,既違反了心理諮商的保密原則,也影響諮商師和個案對話的順暢度;在一場諮商中,個案的表情、肢體、呼吸節奏,都是諮商師判斷個案狀況的依據,如果翻譯無法掌握從旁協助的方法,「情緒和雙方的情感連結容易斷掉。」 邱逸芳認為,台灣急需培育專業的心理諮商翻譯,以及了解東南亞文化的心理從業人員,她也期待有更多新住民二代成為未來的多元文化心理師。

地方政府為移工提供免費心理諮商,兩年來為何無人申請?

其實台灣已有地方政府關注到移工的心理健康議題,開始培訓通譯為此做準備。目前全台行政區中,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曾於2018至2020年間開辦「心理諮商通譯」培訓,學員需在14堂課,總計42小時的培訓中認識心理健康、心理創傷,學習自我探索等基礎課,再接著進行輔導技巧演練;參與者也不限於新北市,還包含桃園市及台北市固定合作的多名通譯。

計畫上路期間,至少有60名東南亞通譯接受培訓畢業。新北市勞工局股長王俐雯說明,當移工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或透過移工組織求援時,若任一管道發現移工曾遭遇性暴力、人口販運或有心理健康狀況,便會由這批受訓合格的心理諮商通譯負責處理。

但計畫落幕4年後,曾參與課程規劃的杜光宇指出,心理諮商通譯的使用率非常低,「很多受過訓的通譯領了證書卻用不到。」 認為主因是該管道缺乏宣傳,制度也不符合移工需求。

「通常移工發生問題後,仲介就會把他們送回母國,再換一個新的工人來,」杜光宇強調,多數移工害怕失業,會選擇隱瞞自己的心理壓力,他們也不瞭解何謂諮商,習慣把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畫上等號,害怕被雇主認為「他生病了」。

王俐雯坦言,新北勞工局自2021年起為移工提供1至2次的心理諮商全額補助,目前2年多來卻是「零人申請」。她透露,雖有願意接受服務的移工透過社福團體聯繫政府單位,最後因移工當事人無法請假而作罷。

王俐雯說,由於移工心理諮商牽涉語言和文化差異,台灣籍的心理諮商師若要克服此難關,恐怕得花上多年,因此勞工局才會先將東南亞通譯視為培訓對象。她表示,假設移工的求助起點不是勞工局,而是直接求助醫療、社政、警政體系,他們會盡量呼籲各局處向勞工局申請支援,出動這批受過心理諮商培訓的通譯。

杜光宇主張,政府應為移工成立類似「張老師」和「生命線」的心理諮詢專線,並讓完成受訓的通譯擔任窗口。他說,這項服務必須首重匿名性,才能讓移工安心撥打,其次要在移工晚間下班、假日休息時也能提供服務,「他們只有這些時間可以打電話。」

杜光宇也建議,勞動部應要求各單位在製作移工訪談筆錄、關懷訪視時,以受過心理諮詢培訓的通譯為「首要選擇」,這批人修習過專業技能,可以成為受創傷移工的精神支柱。

「忍耐過來」的移工,逐漸長出相互扶持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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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鹽埔漁港旁停放著外籍漁工們的電動車,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步調;東南亞各國移工來台30餘年,也分別有著不同社群,諸如移工足球隊、舞蹈班、寫作課等。(攝影/楊子磊)
屏東縣鹽埔漁港旁停放著外籍漁工們的電動車,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步調;東南亞各國移工來台30餘年,也分別有著不同社群,諸如移工足球隊、舞蹈班、寫作課等。(攝影/楊子磊)

台灣開放東南亞移工的32年間,制度的改善緩慢前進,移工也在這塊土地不斷深耕,長出自己的互助社群。來台近12年的印尼看護工英塔利(Indri)是移工界知名人物,她在工作之餘攻讀空中大學畢業,中文能力佳,常擔任印尼移工和台灣NGO間的溝通橋梁。

但成為助人者之前,英塔利體會過失語的滋味,英塔利在台灣的第一位雇主禁止她自行出門,且三年一簽的合約期間,從來沒有休假日。那段日子裡,倒垃圾是英塔利唯一的放風時光,即使空氣參雜了臭味,對她而言,這仍叫家門外的味道。

多虧這短短幾分鐘,英塔利發現樓上住著另一位印尼看護工,於是她決定寫信,趁垃圾車抵達時塞到對方手上,「剛開始我寫信給她,明天倒垃圾時,換她回信給我。」兩人相隔三層樓,都剛來台灣不久,便透過文字愈聊愈多,把那些無法說出口的話,對工作的不滿、對故鄉的思念填滿信紙。

12年後的今天,移工使用手機已成常態,他們透過網路互相傾訴,不必再靠實體通信。英塔利說,許多在台移工會自拍影片傳上社群媒體TikTok,樂於分享自己的生活,若發現其他人遭遇困難,還會去影片中留言提供協助,簡單的鼓勵或發發牢騷都好,這些平台就像移工的虛擬祕密基地。

當年互傳信紙的夥伴,陪伴英塔利撐過來台的第一哩路;但身為過來人,英塔利仍強調,與朋友吐苦水「只是舒解管道之一」,較為嚴重的心理困境,依然需要專業人士協助。

來台9年的印尼看護工Vicky和英塔利有過類似經驗,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惡劣對待。當時剛來台不久的Vicky身處高度壓力中,沒有其他求助管道,唯一的發洩方法就是哭,「如果以前沒有忍下來,我可能也會逃跑,成為失聯移工。」

所幸後來遇到好雇主,台灣生活也步上軌道,Vicky心想,她不希望其他同鄉人走過一樣的辛苦路,便加入印尼移工聯盟SBMI(Serikat Buruh Migran Indonesia)服務,更在2022年成為SBMI台灣分部的幹部。

SBMI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東地區設立多個據點,替全球的印尼移工處理勞資糾紛,也聯絡情感。Vicky的雇主十分支持此事,曾讓她請假一星期,飛去泰國參加亞洲移工論壇(Migrant Forum in Asia)主辦的NGO幹部培訓。

如今,Vicky在網路上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成為在台印尼移工的求援熱線,把休息時間奉獻於助人,不求回報。對Vicky而言,幫助同鄉人的時光,總讓她緩解離家多年的鄉愁,也像是與過去落淚的自己對話:

「以前沒有人救我,現在我們可以幫忙別人,這樣很幸福。」
預防勝於治療,台灣雇主也能是心靈支持的第一道網

Vicky和英塔利都花上多年時間,也遇上好雇主,才能從心靈職災痊癒,那需求更迫切的移工,該向哪些民間資源求助?這對家庭看護工工會祕書長黃姿華也是新挑戰,從去年起,數個移工團體都開始討論此事,並互相轉介有意願接受心理諮商的移工,目前黃姿華已有一個成功案例。

這位看護工的雇主是一名獨居婦人,兩人窩在家裡生活,幾乎寸步不離,在失眠夜裡,她們甚至會一起吃安眠藥,等老太太先睡著,再換她服用。兩人都知道這情況非常不健康,於是雇主主動聯絡了看護工工會,希望工會協助這位個案。

「我覺得雇主是願意關心、在乎那名看護工,所以雇主自己也非常疲憊。」黃姿華還記得這位電話另一端心有餘、力不足的聲音,雇主已經瀕臨放棄,產生了解雇念頭,但黃姿華不希望走到這步,盡力找到了適當資源。

2020年成立的「聽你說」移民工法律暨公共衛生諮詢平台在此時伸出援手,他們與心理通譯、諮商師合作,提供移工每次1小時、3次免費的諮商服務。於是黃姿華成功為這名看護工媒合了擅長英文、並願意免費服務的諮商師;更重要的是,這位諮商師可使用遠端服務,看護工不必請假出門,不用擔心老太太的健康,也能在家和諮商師通話。

諮商過後,黃姿華發現這位看護工的身心狀況的確好轉。但黃姿華仍強調,心理諮商只是讓移工免於崩潰的最後一道網,第一張網則是「雇主的理解」,唯有勞動環境改變,讓更多雇主願意重視移工心理健康,才能預防勝於治療。

這些年,社會上開始意識到「移工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活生生的人」,但對長期在台工作,從事密集照護與勞力工作的移工們,當遇到了身心狀況,不能只仰賴原鄉工作者或有或無的互相支援,移工們的心靈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關注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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