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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一起生活,就不會寂寞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一處位在岩手縣寺廟裡的災民收容所。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一處位在岩手縣寺廟裡的災民收容所。

【作者談書】

這篇〈一起生活,就不會寂寞〉是《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第一章的最後一節,換句話說,是我對311災後3年採訪,劃下的小小句點。

《日常的中斷》是我花上10年時間在災難現場體驗耕耘,而生成的著作。整本書的大結構是根據地理區分為:311海嘯後的日本東北、汶川地震後的四川與南亞海嘯後的印尼亞齊,但其他災難如阪神地震、921地震、唐山地震甚至莫拉克風災或多或少穿梭其中,讓不同災難之間互有照應。我想描述的是,災難過後,不論災區或災民,自有其主體性,即使媒體撤退、世人遺忘,他們仍積極努力日常的過程。

這其中,311的印象還留在大部分台灣讀者心裡,但除了「台日友好」之外,似乎只有「福島」(核災)還被討論與記憶­。但除了核災爭議外,福島還有些什麼可呈現的呢?於是,我寫了一個「老人公營住宅」的故事,這個公營住宅是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協助興建,藉著當地傳統的「長屋」設計,讓老人家們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扶持。而福島南相馬市政府之所以會有這種計畫,也是源於當地的歷史與文化。

災難過後的重建,絕對不能忽略當地原有的文化特性與習慣,否則就是第二次災難。

而這也是回應1995年阪神地震過後,因為考量不足的安置重建計畫,造成「孤獨死」現象的反思。在《日常的中斷》中「311」這部分的章節,我呈現的是重建的瑣碎與漫長,日本政府不願也無法制訂一個快速的重建計畫,倉促解決諸多問題。所謂「重建」,就是細細瑣瑣的考量,不會有任何故事性,自然也不是蓋好房子、鋪好路就算了的災後行事。它是要確保人們可以健康、安穩地留在當地,即使不是「回到過往」,也是要重建一座能夠安居、共同生活的城鎮。

再過一週就是3月,北國也將踏進春季。岩手縣的天空藍得發亮,地面積雪也閃著光,明明是讓人從心裡發暖的大好天氣,空氣卻刺骨沁涼。融雪時刻,就是這般曖昧尷尬,就跟三陸海岸一樣,明明就在重建的路上,生活卻仍像困在雪地。不進不退,不得一個清爽。
一位年長的婦人站在組合屋前,看著雪堆,發了一會兒呆。她分配到的組合屋是第一排,門前就是大片停車場,不管誰來,都會在她門口停留,或許重建將近尾聲,來客也日趨減少,但紅十字會志工仍會不時到訪,陪伴他們等待新生活。
這個時候,有5、6位穿著運動夾克的中老年人,就在她屋子前伸展身體。鮮豔的顏色在大片雪白裡暈開。他們跟婆婆一起,在這組合屋群裡一起迎接兩個四季。有些人正等著公營住宅,有的人則有別的安排,總有一天,他們都會離開這個地方,過著各自的生活。或許不再相見。
「來!動一動。」幾個穿著藍色背心的志工帶領這些組合屋居民暖身。
「人好像不太多呢。」太田正孝嘟噥了一聲,再擺了擺手肘後,往組合屋後方那座山指了指:「今天太冷了,我們不要走太遠,走到那個山腳下就行。」眾人立刻點頭稱是,跟著他的指揮,雙手輕擺,雙腳輕跳著。
1950年出生的太田正孝,家在盛岡,退休那年剛好遇上地震。盛岡位在內陸,沒有什麼災情,但作為岩手人,他看到新聞後,怎麼也無法在家安靜待著,便主動前往紅十字盛岡分會詢問有沒有幫得上忙的地方。從那時起,他每週固定參加志工活動3、4天,帶著22名志工不斷巡迴各組合屋間,試圖透過不同活動來加強人和人之間的聯繫。
這日的室外活動是健走。太田正孝叮嚀幾句後,大夥兒便一邊聊天一邊揮動雙臂愉快出發了。紅的藍的黃的運動外套像波浪一樣在組合屋間穿梭,在雪地裡閃爍,在組合屋的盡頭淡去。另一名年輕志工朝剷雪的婆婆招招手,邀請她加入,她面無表情,趕緊躲進屋裡。
一個小時後,剷雪婆婆出現在公共聚會所。這個聚會所在組合屋的最前排中央,門上貼著的月曆,以藍色和紅色字體標示紅十字會志工活動時程。屋內是和式地板,暖氣趕走了屋外的抖寒,我們脫鞋入座時,已有幾個婦女在圓桌前聚集,或泡茶,或擺盤,準備提前慶祝女兒節(註1)
西曆的3月3日是日本的「女兒節」(雛祭),每到這一天,有女孩子的日本家庭都會擺放「女兒節人偶」(御雛樣),以祈求女兒幸福健康地成長。這一天,日本女孩子會穿和服,在人偶台前吃菱餅度過,親朋好友也會一起吃些花壽司或喝白酒(桃花酒)慶祝;受邀的客人則會準備好用和紙做的桃花、紙鶴、扇子、金魚等吉祥物等贈送給小女孩。
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剷雪婆婆,見她步伐輕輕,走到最內裡的角落坐下,內心某個角落的結鬆落一般,竟吐了一口氣。等她坐定喝茶,我旋即想起採訪責任在身,轉頭詢問加藤由美子:「這麼早就慶祝女兒節啊?」
「我們會為喜歡戶外活動的人考慮,但喜歡靜態活動的也有地方去。我們每週固定設計些活動,想辦法讓災民願意走出家門,與鄰里互動。」加藤由美子是日本紅十字會東京總部的工作人員,負責協調、安排台灣紅十字會援建的事宜,這段時間也帶著我們一一檢視、探訪台灣捐款與援建的進度成果。
災難發生到現在,加藤由美子不斷往返災區,只因為「放不下」。當我讚嘆她的耐心與付出時,她連忙表示這沒什麼,「畢竟,這是我的工作。」
「已經3年了⋯⋯。」我頓了頓,「妳認為,日本社會還關心這場災難嗎?」(註2)
本章節提及的災難,指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
「當然。」加藤由美子無絲毫猶豫,「當志工的人或許已經變少了,可是,媒體仍會報導,大家都還是掛念著。像我的朋友,他是普通的公司職員,每個月都還會花上2、3個週末到宮古市,3年了,還是繼續。怎麼說呢,我們都已經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了吧。」
她轉頭看了看那些婦人們:「重建還沒有結束,我們的工作也走到一半。」

「里仁為美」的災後重建設計

在我們不注意時,染著粉紅顏色的櫻花茶點糕餅早已擺滿餐桌。20多位長者陸續進屋,在幾個方桌間擠湊聊天。幾個年幼的孩子則靠在老人的身邊,低頭玩著玩具。祝賀詞之後,大夥兒唱歌,舉杯祝賀,大啖散壽司;孩子們這時已移到邊桌畫圖剪貼,發出高頻的笑鬧聲。
64歲的大公好子對剷雪的婆婆招了招手,大聲詢問她要不要再喝杯茶。從活動開始前,大公好子就沒一刻得閒,又端盤子,又倒茶,也不忘到處寒暄,帶動氣氛。我只能趁活動即將結束,她也得空坐下之際,向她攀談。
大公好子態度大方,毫不介意我這突來的採訪,很俐落地說完自己的故事。311地震發生前半年,她就已失去丈夫,海嘯又奪走她3個兄弟,接連失親令她痛不欲生,幾乎失去生存意義。但許多人鼓勵她,說亡者一定會希望她保持原本快樂的樣子,這才逐漸擺脫傷痛。為了宣示振作的決心,她自告奮勇擔任組合屋的居民委員,聲稱自己能好好照顧組合屋居民,也會想辦法讓組合屋氣氛活絡。
「我不希望大家一直不快樂、不好好過日子。」她說自己有一子一女還有一隻狗,已經擁有很多,便想鼓勵沮喪的其他人打開自己的心房,「只要學著換個角度想,感受可能就會不一樣。」
坐在旁的婦人聽著大公好子說話時,不時點頭:「我也有隻狗,如果不是這隻狗,我可能無法活下來。」海嘯來臨時,她為了不想放棄狗,抱著牠拼命逃、才逃離海嘯。「我們一起生活,就不會寂寞。」
這時,健走完的居民,也回到這裡與眾人同歡。將自己塞在角落的剷雪婆婆,臉部線條比稍早略略鬆動,心情像是變好,就和屋內氣氛一樣。太田正孝站在門邊與其他志工談話,不時望望屋內。
「好多住戶參加。」我走向太田正孝。
「會參加的還是那幾個。」他解釋,或許因為心理創傷,再加上環境變化,災民總是十分壓抑,很少說話,別說宣洩情緒,連吐露心情都無法。「健走時,這些人可以自然交談,可是,只要一面對面,就又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就連夫婦也一樣。所以,我喜歡帶他們運動,不但可以活動筋骨,還可以抒發壓力,增加交流。我想,這就跟運動競賽帶來團結與聯繫一樣,當關係拉近,心情會比較好,也就能傾訴煩惱。」
日本紅十字會對災後重建有一套自己的方向。他們認為,重建不意味著「回到原來的生活」,而是要將資源應用在不同生活的打造,好建立一個自立的社會。因此,援助重點多在軟體重建和心理復原上,甚至將「里仁為美」視作目標。日本有太多災難,這些災難重建經驗讓他們體認到:保持社區功能,避免孤立是很重要的。運動,便是其中一個設計。
「可是,參與健走的長者中,只有一名男性。」我往屋內指:「這裡頭也不過兩、三位男性。」
「是的。」他說,無法打開心防、甚至足不出戶的災民,確實以男性居多,「他們也容易成為『孤獨死』的案例。失去親人、沒有工作,又不想出門,整天喝酒度日,最後就孤獨地死去。」

災區孤獨死,日常的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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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東日本大地震後宮城縣災民走在街道上。(攝影/AFP PHOTO/TORU YAMANAKA)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宮城縣災民走在街道上。(攝影/AFP PHOTO/TORU YAMANAKA)
「孤獨死」是日本社會的特有現象。所謂的孤獨死,意指獨自居住、無人陪伴照顧,因此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在住所死亡、孤獨離世。阪神地震後,頻繁發生的孤獨死案例吸引了媒體注意。第一個提及「孤獨死」的,是讀賣新聞大阪分社,編輯部在發現3個案例後,於1995年6月9日首次發出報導:「組合屋內一位67歲男性孤獨死,死亡已經2、3週。」10天後,朝日新聞也刊登這樣的新聞:「明石的組合屋中一位71歲年長者病死,死後2、3日才被發現。」這則報導發出後的5個月內,光是明石這個地區組合屋內孤獨死的案例報導已累積6件。
換句話說,「孤獨死」是阪神地震後才被媒體創造出來的詞彙。專家認為,這議題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造成流行有很多外在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詞彙與概念,讓那些失去親人、住所,並承受殘酷逆境的災民產生共感——「孤獨死」這三個字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哀切。
媒體不斷披露死訊,卻從未深究這些死亡故事的發生與原因,每起「孤獨死」訊息,便都以一個人幾歲在哪裡死亡的純淨資訊呈現;這些人死前孤獨,死後也是寥寥幾語,不過就是「議題」的輔助。沒有人能從這裡讀到構成「死亡」的那些綿密原因,僅能哀嘆:啊,又一個人死了。
孤獨死案例接連傳出那段時間,額田勳的「希望診所」才開幕不久,當他讀到媒體的煽情敘述、細描遺體被發現的細節,甚至強調屍體白骨化的意象,只覺報導淺薄無意義,決心自己調查這個問題,並加強組合屋災戶巡視,防止孤獨死情事發生。「這個時候,貧困且獨居的慢性病患者,會因病痛而無法工作,又因失去工作導致生活崩壞,最終陷入惡性循環而死去。這是災區特有的壓迫性氣氛。」
額田勳是神戶人,原本致力於研究腦死、器官捐贈的醫療工作,這場地震轉換了他對生死的態度。災後隔日,他在重災區無目的遊走,走過道路、醫院、遺體安置所,看著無數孩童無辜犧牲,便對自己過往的生死觀產生強烈的自我批判:「瓦礫下的那些受難者,應該可以將他們每一個都想作社會上的弱者。以前,我會認為沒有所謂的醫療不平等,因為,某種程度上,死亡本身就是平等的。但當抱持這種態度的我,目擊到死亡的不平等時,確實受到強烈衝擊⋯⋯。」他決定去當志工。
有一天,當他結束組合屋的志工工作,在深夜裡走過禁止通行、毀倒的高速公路時,不禁想著:「那些住在組合屋裡的人,恐怕都有著等著被解決的、嚴重的生死問題啊。」為了瞭解災難犧牲者死亡原因,也為了傾聽倖存者的聲音,額田勳在災區最大組合屋群的一角開設診所,希望通盤性解決、瞭解災民的生理心理問題。因為,這個地區多是經濟弱勢。
他在書中記下許多生動的案例,例如谷口先生——谷口夫婦很早就移入神戶,這座擁有150年歷史的城市,是由他們這樣的外地人所創建的,在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他們就是城市渴求的外來勞力。像他們這樣毫無經濟能力的年輕夫妻,一般會選擇住在西神區,這裡戰前就是住宅區開發預定地,但一直到1982年西神住宅區開設後才真正開始發展。為了闢建住宅區,政府財團削了周邊的山,拓出街道,擁抱了大量的新移民。
這對夫婦在西神區一棟昭和30年代建造的文化住宅租屋,是有著六疊與四疊半榻榻米的兩房屋子。這樣的大小對這對年輕夫婦剛好,但當孩子陸續出生,就顯得擁擠。儘管谷口太太一直要求搬家,但谷口先生都不接受,他精算那些收支,想著那些省下來的錢能讓兒子補習、上私立大學,何必要買房?
1995年1月17日早上,人在外地的谷口先生歷經艱難返家時,家裡已是一片灰燼。強震擊倒本就脆弱的房子,烈火一把就將這殘破收拾乾淨,谷口先生在現場抱著妻子的遺體時不停痛哭:「很痛吧,很苦吧,很熱吧?」不管是將妻子的骨灰放進骨灰盒,還是在組合屋時對著佛壇上骨灰盒祭拜時,他都沒停止過喃喃自語。他曾經無法理解家裡為什麼沒有喪命戰場的父親骨灰,甚至因此嘲笑母親,但現在他完全理解那些「沒有辦法」,確實是「可悲」。
谷口先生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醉後再將自己淹泡在眼淚裡。他常會看到火焰,耳鳴也不時發作。有時,他在商店街走著,會無來由地恐慌,放聲大叫:「妻子不在了。」因為,看到妻子在雨中發抖、火焰隨行的景象時常出現在他眼前。「我真是沒出息啊!沒出息啊!」谷口先生不停訴說後悔,後悔自己為何不答應妻子的要求,為什麼要繼續住在這麼危險的老舊木造房子?妻子這一生到底過的是什麼日子?他為什麼沒辦法讓她的生活過得好一些?除了痛哭與酗酒,他什麼都不想做,也不會做。阪神地震發生那年的夏天,他在組合屋的簡易浴槽裡昏迷。因心臟麻痺送醫的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前,還是說著那句話:「沒出息啊,我家都沒了。」
在西神區開立診所的額田勳,見證谷口先生痛不欲生的模樣,甚至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除了谷口先生,這個地區大多數潛在的孤獨死個案,都受到額田勳的看照。他因此發現孤獨死案例有共通性:多為獨居的無業男性,罹患慢性病,年平均收入100萬日圓以下的低收入者。
儘管像谷口先生這樣藉酒消愁的例子不少,但在媒體報導中,孤獨死死者卻只呈現酗酒且酒精中毒的形象。額田勳對這點不以為然:「確實,酒精中毒的個案很多。阪神大地震對於中下階層、弱勢的打擊特別大,他們在地震前或許就有酗酒的問題,人際關係遭到破壞而獨自生活,生命受到威脅。但是,我們應該要知道,他們本來就因身殘、貧困而背負許多重擔,而這樣的人卻常受嚴厲批評,稱他們的遭遇都是自作自受,是無法適應社會的怯懦藉口。」
當媒體加強災難孤獨死的刻板印象時,額田勳不斷試著解釋多樣性:有些患者因環境變化而病情惡化,有些突遇人生劇變、治療中斷或死亡威脅而突然死去,這些人和「與他人疏離的獨居老人」不同,他們有親人可談話,也有家族能依賴,「『災區孤獨死』和『城市獨居死』,兩者的概念常被混淆,必須要好好釐清。」
無論如何,對那些無法回復原來生活、無法回到原來社區的災民來說,「鄉愁」是難以排解的,對年長者尤是。高齡災民有時會對額田勳說:「跟戰爭比起來,地震真的很可怕,讓人很難受呢!」這讓他覺得,即使經歷過戰爭的長者具備了面對逆境的忍耐力和智慧,但災後的處境還是讓他們難以承受。因此,他總是不斷發出建議:「重建過程中,要格外考量到長者的需求與環境。」
額田勳在2012年去世後,家人在他的遺物中見到一份手稿,是他為311而寫的建言:
各地區的漁業水產加工業農業等將來的雇用與生活性支援,要伴隨著房屋重建繼續下去,因為從經濟困窮中脫離才是真正的重建。與重建期的所謂福祉的技術相比,這種生活再建與人命的問題更應該被看重的⋯⋯,阪神地震時,許多孤獨死的死因,不是醫學上問題,而是社會性問題⋯⋯。因此,我們這些醫療社福團體,應該要確保生活再建過程中的照護才是。
這篇手稿被收錄在311災後重新出版的《孤獨死》一書中。書中的最後一頁,額田勳以下面這段話作結:「從弱勢的處境中,可以看出社會的本質。從本質上探求人的重建與共同道路,是阪神地震給我們的教訓,災難不會真正結束,還未結束。」

避免組合屋生活成為二次災難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不久,還在救災之際,就有許多專家著文提出警告:重建開始前,一定要考慮到孤立的問題,震災前的人際關係一定要保留著,同地區的人也要安排在一起。阪神地震的經驗讓很多人瞭解,重建與遷移衍伸的社會問題將會是第二次災難。
就像阪神災後10年,社會以為重建完成,而災民也都遷入公營住宅,一切都像上了軌道,神戶地區仍然有高比例的孤獨死案例(註3)
從2000年組合屋全部撤除,到災難屆滿20年,神戶地區已有897起孤獨死的案例。
。同年1月《朝日新聞》的調查指出:神戶復興住宅中居住的長者中,有4成在該區沒有朋友,有3成表示至今只要地震就會感到不安,「迎接高齡化社會的現在,以年長者為核心的社群仍十分缺乏」。
造成孤立的原因和災後重建政策有關。日本政府採取的異地安置政策,將部分災民從神戶市分配到兵庫郊區;重建區的經濟資格審查,促使有經濟能力的年輕人逐漸搬離,或因不符補助資格為由不允續約⋯⋯,在在讓復興住宅區走向高齡化、獨居化、孤立化,進而加劇、集約復興住宅中孤獨死的現實。
重建所造成的惡性發展,昭然若揭:災難摧毀了十年、百年以來建立的鄰里關係,一群不認識、不熟悉、失去財產與親人的災民,被迫圈進毫無隱私的收容所內,再遷到組合屋,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與關係;一段時日,勉強在創傷中破了冰,有了感情,又分散到其他的永久屋去,再重新適應⋯⋯。孤獨死的發生,便容易理解。
然而,即使累積許多經驗教訓,311災後兩年,統計數字仍顯示受災三縣孤獨死和家庭暴力案例劇烈增加:災區需要緊急介護的高齡者多達3萬,比2011年同期增加16%;孤獨死案例超過54件,且40、50歲的中年案數增加。就在我重訪東北的這一年,案例數甚至翻倍,超過121件,過半超過65歲,男性占7成之多。日本媒體因而指出,孤獨死雖是日本普遍現象,但重建區內的孤獨死卻反應另一個問題:「災後身心創傷外,倖存者亦須面臨新環境的適應以及社會壓力的挑戰,這些負面因素都是孤獨死在重建階段比例升高的原因。」
環境變化固然是高齡者死亡率攀高主因,但組合屋也是個聚集各種不同人群的「病舍」——在這種生活範圍僅有三公尺的空間,因核災或震災失去工作的災民,每日只能在家自嘆自嘲,如果本就罹患慢性病,身體惡化速度就會增快——從生理與心裡上看,組合屋都不利於健康。
即使能熬過組合屋生活,災民還得應付各種煩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組合屋的人際關係又斷了怎麼辦?公營住宅的租金付不出來,能不能繼續住在組合屋等等⋯⋯。災後自殺率的高峰,大多出現在避難所到組合屋,或是離開組合屋的兩個時期,被留下來的那方災民孤立感加深,容易絕望。因此,當人們以為重建完成、生活步入穩定期,災難就能結束,但證據卻完全否定這樣的樂觀。

將高齡與弱勢者的需求放在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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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東日本大地震後岩手縣一處災民收容中心。(攝影/AFP PHOTO/TORU YAMANAKA)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岩手縣一處災民收容中心。(攝影/AFP PHOTO/TORU YAMANAKA)
日本東北地區終究不是神戶這種疏離且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但阪神教訓不免成為東日本大地震重建的借鏡,地方政府紛紛針對老人與弱勢興建復興住宅,避免興建樓房,也注意到鄰里關係的維持。
福島縣相馬市便是重建區的典範。相馬市長立谷秀清本是內科醫師,災後,他擬定從生理、心理健康為出發點的重建政策,將高齡與弱勢者的需求放在前位,甚至特別強調:「完善照護服務,讓長者不因孤單而自我結束生命」。因此,在組合屋興建之初,就優先考慮原有的社區組合,還在組合屋中組成小組,選出組長、戶長等代表,作為照顧者與協助者。另外,相馬市拓寬公共空間,讓這些公共空間與高齡者活動的公園合併。災後5年,即使福島縣出現34個孤獨死案例,相馬市一個都沒有。
相馬是一個與神戶截然不同之地:神戶歷史不過百年,是個港埠城市,自古以來居住在此不過數萬人,外國人就占據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故有「流離者」城市之稱;但相馬自鎌倉時代開始就一直是相馬家統治,不論伊達正宗、豐臣秀吉或德川家康都無法滅掉這個領主勢力。為了存活下來,相馬家族對該地人民付出許多,也產生了強烈的凝聚力。戰爭無法摧毀他們,天災自然也不行:江戶初期,相馬地區遭到兩次大海嘯襲擊(註4)
分別是1611年的慶長大海嘯、1616年的元和大海嘯。
,但即使家園毀損,傷亡者眾,居民卻從不認輸,也沒有拋棄家園的情事發生;1780年代的天明大飢荒讓此地餓殍遍野,人口大減,他們還是守住這塊土地。
這種種試煉成就了一個成熟的地方社群。相馬住民與地方連結性強,至今還有跟伊達家對抗的軍隊訓練等活動,都是回應了歷史,也強化地區認同——他們甚至把核災看成相馬領主的試煉,東日本地震自然無法動搖相馬人的在地性,他們共同面對考驗,也讓社區機能有效發揮。
我們從清早大雪紛飛的福島車站,抵達到相馬市時,已接近中午。50多公里路程,原本一個半小時能到,卻因路上積雪,道路險阻,硬是花上兩倍車程,才能到達「狐穴井井戶端長屋」。這時,相馬市役所的公務員已站在門口迎接,長者們則在交誼廳等候多時。
災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提供幾棟老人公營住宅援建資金,狐穴井井戶端長屋即為其一。所謂的「長屋」是50年前日本守望相助的社會居住型態,相馬市規劃老人公營住宅時,就將舊時建築設計列入考量,提供每戶約12坪的空間,除獨立的臥房、衛浴等設備外,更強化住戶集會、活動、用餐及洗衣的公共生活空間,讓老人們相互交流、照應。狐穴井井戶端長屋在災後2年落成,共有9名長者入住,平均年齡有72歲之高。
這天,除了一位住院的長者以外,其餘8位長者坐在交誼廳大桌,以靦腆的微笑迎接我們,聊起天來也帶著羞怯,聲音輕輕,句子短短,但笑意濃濃的。他們偶把身體往前推,彷彿想說些什麼,但又收了起來。
最後,他們決定推派最年長的木幡幾子發言。這位85歲的婆婆是長屋的戶長,也像是眾長者的大姐一般,語氣溫柔。「在這裡生活很愉快。」這是她的第一句話,而後像是進行簡報一般,說起老人們的日常作息:他們每天5點多起床,而後打掃、做體操,再吃早餐,隨即各自去買東西、搭免費接駁車去看醫生,還有各種休閒活動。
「星期一早上還有卡拉OK喔。」一個婆婆忍不住舉手補充。
「哇。」我們一起大叫,「早上唱卡拉OK啊?」
「對對,我們還會一起去上舞蹈課。」另一個婆婆雙手舉起:「星期四是傳統舞蹈課,星期五會去公民會館跳夏威夷舞。」
「夏威夷舞?」我們又叫了,「就你們幾個?」
「不只我們,我們以前的鄰居也都會來。」她們趁著這個團體活動,與過往鄰里敘敘舊情。
「你們好忙啊。就跟上學一樣嘛,好青春。」
婆婆們害羞低頭,抿嘴笑了。
眾人談談笑笑之間,行動便利商店的貨車就出現在門口,老人家領我們一起去購物,說這車兩天來一次,提供他們所需的日常用品。而午餐也幾乎同時送達,他們轉身回屋裡,準備拿便當時,竟都順手塞給我們一包零食。
長者們會在屋裡自己做飯,市役所中午也會提供免費送餐服務。「一開始,每個人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這樣就失去了老人公營住宅的用意。如果我們提供午餐,他們就會走出來,一起用餐,相互交流。」相馬市建設課長伊東充幸解釋送餐的意義:「但是,這個長屋的老人家們不太需要,因為他們平時就會在公共空間交流,彷彿家人一樣。像今天缺席、住院那個伯伯,平時會釣些魚作菜給大家吃,他的廚藝很好。」
「這裡已是超高齡社會,社會福祉投入非常重要。」伊東充幸表情認真。相馬市老年人口原就有28%之多,有99位長者因為海嘯而失去所有親人,只能獨自生活,景況令人擔憂。市役所便決定興建多棟老人公營住宅,提供失親與沒有住所的長者居住,讓他們能夠互相照顧。
「住進來需要什麼條件嗎?」我問。
「在老人公營住宅居住的條件是獨身、沒有自宅,年滿60歲。」抱著一疊厚厚資料的伊東充幸趁長者取餐時,抽出幾張文件向我們解釋,這裡平時會有志工來做健康諮詢,也有看護來照顧大家,「這空間讓長者都能自立生活。」
日本有老人年金,但其他人怎麼生活呢?「的確,現在福島乃至於相馬市的產業都還沒恢復,不知何時災民能自立。」伊東充幸說這塊土地多是農漁業,如今土地鹽化、禁漁,只能靠東電補償金生活,在外面謀生的人恐怕比在長屋生活的長者還辛苦。

人與人的關係,是世上最好的生命線

長者們拿著便當打斷我們的談話,拉我們進他們的房間坐坐。年紀最輕的鈴木悅子在我們圍在桌旁時,便顯得迫不及待,咧著一張嘴笑望我們;領完便當,她立刻打開門邀請我們進入一個堆滿生活用品、夏威夷舞衣和漁網的房間。這空間透露了這位76歲婆婆不拘小節的一面。
「這種漁網只有20個人會做,幸好丈夫生前有教我,讓我現在能靠著編漁網掙點錢花用。」她順手拿起電視機前的漁網,拉開網目:「每天我會花上2~4個小時做這個,邊看電視邊做,才不會寂寞。這一大捆可以賣到5千日圓。每個月可以賺5萬。」
鈴木悅子32歲喪夫,之後在救生公司工作25年,獨立扶養兩個孩子。住家未受海嘯波及,卻被震毀。獨居的她靠著一個月10萬日圓的年金生活,花費大多用在公營住宅的1萬租金上。但她也說,政府補助四分之一,還有送餐服務,幾乎花不上什麼錢。
「福島不是不能捕魚嗎?為什麼還編漁網?」
「輻射害漁民不能捕魚,人生都亂了序,什麼都不能做。海嘯後,福島沿岸禁漁,我也就沒工作,但今年開始有漁網店委託我編織捕鰈魚的漁網,可能漁民都期待5月能出海吧。」
我們注意到房門入口陳列一張照片,好奇詢問。
「這是替哥哥與姪子、姪女做法會的照片。」鈴木悅子見我們疑惑,絮絮地說著家人的故事:哥哥是個很厲害的漁夫,非常照顧她,姪女也很溫柔,51歲姪子在東北電力公司當部長,育有兩個讀大學的兒子⋯⋯「那天,姪子難得回家,遇上海嘯,開車載父母逃難,卻來不及⋯⋯。」
說起話來眼睛帶著光的鈴木悅子,這時像關上電源那樣,暗了下來,幾秒無聲,「家族裡,我是頭腦最差的那個⋯⋯」她敲了敲頭,像是責備自己為什麼是活下來的那個人。
「怎麼會?活下來很好,活下來,才有人記得他們。」在場眾人忍不住摟了摟鈴木悅子,將她逗笑了。
那場海嘯讓鈴木悅子失去12個親人,親族屍首有些尋回,有些沒有。災後兩個月,她為家人舉辦了一個法會。「我現在每天早晚都對這張照片說話,跟他們聊聊自己的生活。」原本絕望沮喪的她,住進這個長屋後,得到許多安慰與支持,「我每天期待著這城鎮早日重建完成。每年311我都會去掃墓,跟他們報告組合屋的日子,請他們安心。我說,現在我有9個親人,我現在很好,能活著又能自立,很感謝。」
就在她擦拭眼角眼淚時,我想起額田勳寫過的話。他說:「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生命線。即使是每日操練的日常,單調的生活,卻也是住民相互扶持的人際關係基礎。」
我們必須要離開了。其他長者一邊送我們上車,一邊強調:「我已經把這裡當家,大家都是家人,我們一起住進來,死也要在這裡一起死。」
在車上,我們不停向老人家們揮手,用笨拙的日語說:「要保重喔,要開心喔,要活到100歲喔。」
隔著車窗的他們,無法聽到我們說些什麼,但看著我們誇張的手勢時,有些人擦起眼淚,有些人帶著微笑,舉起手,用力揮動。其中一個始終沉默,避開聊天機會的婆婆,則將身子掰彎至90度,深深地鞠了個躬。
(編按:本文為阿潑《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書摘,經八旗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文內小標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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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八旗文化出版社)
(圖片提供/八旗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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