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黃信堯到雲林口湖鄉拍《帶水雲》，以流動的影像風景畫，帶入地層下陷議題。拍攝紀錄片的日子，從台南七股開車，走台61線（西部濱海快速公路），路途經過將軍、北門、布袋、東石，最後才會到口湖。從七股到口湖之間來來往往，黃信堯起心動念，拍攝自己的居住地。隔年 8月，《帶水雲》拍攝結束之後，黃信堯便開始籌備拍攝《北將七》，以「北門、將軍、七股」三地為題，展開對家鄉的拍攝計畫。

什麼是家鄉？「當我開始拍攝《北將七》的時候，我其實才在七股住了4年，」黃信堯回憶，自己直到2005年拍完《唬爛三小》，才舉家搬到七股定居。「我從小到大，搬過20幾次家。小時候在台南市區來來去去，之後來台北念大學，也搬了好幾次。直到搬到七股，住了17年。」在他小時候的記憶，搬家是生活常態，直到在七股買地、蓋房子，才對七股有感情──這裡或許是自己會長期居住的地方。

「我的家鄉在哪裡？」年輕時，黃信堯常在想，自己是台南人，但對不斷搬家的自己來說，家鄉具體上是在哪裡呢？從對城市的概略想像聚焦，在七股生根落地之後，他萌生想法，可以用攝影機關注「家鄉」的生活樣貌。

「早期概念非常抽象，我中間拍其他片子，過程不斷被影響、也常停下來思考，該怎麼繼續拍，」黃信堯自承，自己不是計畫縝密的創作者，常常需要靠直覺判斷。在2015年，黃信堯走訪日本與那國島拍紀錄片《雲之国》，他形容，自己當時對於拍攝一籌莫展，直到打開心靈的雷達，聽見與那國島與他對話，才順利完成作品，「島嶼有很多委屈，想要訴說，卻沒有人聽見。對我來說，當時是那座島在告訴我，該怎麼拍電影。」

這樣的創作想法，在《北將七》依然成立。「電影一路拍了12年，我感覺『它』會告訴我怎麼拍，但我很難講『它』是誰，可能就是北門、將軍、七股這片土地。」黃信堯相信，萬物皆有靈，只要將自己的身體投入當地，頻率契合，就能聽見土地的聲音。

「你在幹嘛？」 「沒啊，看人家收牛蒡。」

180分鐘的《北將七》，是台南一幅悠長平和的活動風景畫，黃信堯記錄時光緩慢流動的日常，還有在地人的生活步調，理所當然，也有他觀察當地人文活動的個人趣味。電影中的片段組織，多半來自隨興所至的有感而發。

「有天，我開車經過台17線省道，看到有7、8個人在某地聚集。第二天，我又開車經過，發現同一個地方，人數變成幾十人，我當下就感覺很有趣，想知道他們在幹嘛，開車折回去，原來是一群賞鳥人，他們發現稀有的蜂鷹在當地出沒⋯⋯。」

之後，這群賞鳥人的閒話家常，就被剪進作品當中。黃信堯說，自己與拍攝對象大多是萍水相逢，也有些人看到他在當地拍攝，就主動跑來與他搭訕。

電影開場，有顆兩分鐘的長鏡頭。一個人從遠處慢慢走來，快要抵達攝影機所在位置，卻又原地折返，走回漫漫長路的另一端。談到這顆鏡頭，黃信堯笑說，他當初也是一頭霧水，只是遠遠看到一個男子在荒涼處走動，讓他產生好奇心，至於為什麼那人最後調頭折返？「因為我的攝影機在拍，看到攝影機，他就往回走了。」

在創作早期，他會將這些「攝影機與拍攝對象發生互動」的鏡頭剪去，直到後來，他慢慢覺得，就算自己是在地人，但當他以拍攝者身分來到現場，就永遠是外來者。於是，他不再避諱攝影機存在，保留互動瞬間，還有被攝對象跟攝影機的關係。

「直到現在，我其實也不知道那個散步者是誰，」黃信堯笑說。

以幽默趣味與荒謬人生、環境相對，一直是黃信堯電影裡鮮明的風格。《北將七》一景，是路邊的芝麻田，上面插了數支候選人的競選旗幟，黃信堯解釋，這些旗幟是用來趕鳥，類似稻草人，風一吹動，旗幟隨風飄揚，鳥就不敢下來吃農田裡的芝麻。他自承，這就像《大佛普拉斯》片段，副議長的帆布海報，最後蓋在菜脯家漏水的屋頂。選舉結束之後，道具被拿來廢物利用，也成為窺看台灣政治文化的一扇小窗。

拍劇情片跟拍紀錄片，有什麼不同？黃信堯談到，自己如果是學劇情電影出身，可能就不會拍出《大佛普拉斯》，自己在電影中使用旁白的方式，也不是來自「正統的」電影想像，「創作會互相影響，譬如布紐爾（Luis Buñuel Portolés）早期的《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1929），比較像實驗電影，非常先鋒，可以影響未來更多電影創作。」美學很重要，黃信堯認為，創作不能只談議題不談美學，他用紀錄片創作經驗，影響自己對劇情片的拍攝，但談到個人美學的最大期許，他希望能夠永遠「保持不同」。

黃信堯提到，他與每一個領域都有距離感，很難用任何一種身分來界定自己。「拍劇情片其實滿辛苦，因為我沒有真的學過，我的個性又比較奇怪⋯⋯，」他笑談，拍攝劇情片，許多事是由監製鍾孟宏在張羅；而現在的自己，雖然也還在進行紀錄片創作，但與「紀錄片圈」似乎也有點疏離。

談創作理想，黃信堯更希望自己能成為跨越不同媒材的藝術家。他提起台灣行為藝術家謝德慶的行為藝術作品《打卡》（1980-1981），以一年為期，每小時打卡一次，一天打卡24次，微小的行為，極端實踐之後可能自成意義。黃信堯說，自己不想只停留在劇情片與紀錄片的世界，他近年開始嘗試表演，未來若有機會，也希望去拍VR、XR，甚至挑戰行為藝術、裝置藝術。「我希望，創作本身能先於媒介，」黃信堯表示，希望自己突破框架，不受限於電影導演身分。

黃信堯也朝這個方向開始嘗試各種可能，正與製片人蔡之今合作，製作《北將七（三頻道）》版本，用三面銀幕同步放映，預計在美術館展出。「我希望三頻道版本，跟單頻道版本能夠互相對話，三面銀幕同時播放，對我來說，像是一個對夢境的想像，跟單頻道效果不同，」黃信堯提到，單銀幕的播放像是眼睛所見所聞，但三頻道放映，可以更實現自己心中對創作的感受。

將《北將七》帶進美術館，對黃信堯而言，是希望讓電影像是一個時間切片，觀眾進來、觀眾離開，可以看30秒就走，也可以看完3個小時。「就像是你今天去宜蘭玩，看到一位農夫，你跟他聊聊天、看他種菜，之後你會離開，但那個時間點，你就在那裡，」黃信堯認為，這個過程是自由的，就像旅行、像是生活的片刻。

旅行不只局限在北將七，電影最後，黃信堯在片尾字卡放上2012年5月拍攝的超級月亮，問起原因，他說：

「你不覺得很漂亮嗎？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去月亮上面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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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的拍攝跨度，《北將七》最後收束於光電板的開發計畫。黃信堯提到，不同於北部建設快速、地景變化樣貌大，台南生活步調轉變比較慢，拍攝的過程也較少感受時間流動。最後決定結束《北將七》拍攝的轉捩點，來自近年太陽能光電板進駐台南的開發計畫。

「發展太陽能，大家會說比較環保，但它與當地農業發展其實是衝突的，太陽能板需要清潔，清潔劑會影響農田往後的使用。」談到綠能議題，黃信堯心情複雜，太陽能發電是對環境傷害較小的發電方式，但到頭來，它對台南的地貌影響仍然是難以回溯的。

地景地貌開始有明顯轉變，政府推動荒廢農地裝置太陽能板之外，很多民間人士，也開始自發在農田裝置太陽能板，「廠商紛紛進來遊說，現在也可以看到光電公司的人，在那裡跑來跑去，」對於當地人士的反彈聲浪，黃信堯的態度也比較無奈，「這件事的發展方向不太可能扭轉，很難有社會輿論支持他們。」話鋒一轉，他認為，對於台灣優惠工業發展的能源政策，若沒有從源頭檢討，在當下只能看到狹隘面向。

電影最後，也有一段空拍鏡頭，記錄下台南景色，還有太陽能板進駐之後的農地樣貌。黃信堯在本片與《捕鰻的人》聲音設計師澎葉生（Yannick Dauby）合作，用空拍機飛行時自然發出的機具聲音，設計電影尾段的空拍鏡頭，保持電影中不採用配樂的想法。「一般空拍畫面都會用配樂，我原本想過用其他現場音效代替，但是Yannick認為直接採用機器本身的聲音即可，我就放手交給他去做。」因此創造出電影尾段在聲音呈現方面的特殊設計。

除了綠電影響之外，黃信堯談到在2021年去世的父親，還有失蹤的愛貓「喵b」，表露出多幾分感性，「貓失蹤之後，我找了很久，甚至還有媒體朋友幫我轉發，但都沒有結果。」訪談過程始終語氣輕鬆的黃信堯，在談到愛貓的時候，流露不加掩飾的別離傷感，「很難過，沒辦法再帶他出去玩。片子裡也有喵b的畫面。」

父親離世，愛貓失蹤，黃信堯提到，時間點剛好吻合，確實帶有一點感傷。人事已非，北門、將軍、七股三地也因開發進程，地景變化不同以往，但黃信堯強調，《北將七》終究只是他自己的主觀採集，他的走訪、他的選擇，沒辦法做為保留生活樣貌的完整呈現，「它不能完全吻合一個印象，思考這件事情也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作品，它只能是這個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