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時間,走沒有回程的路——專訪行為藝術家謝德慶
攝影

謝德慶,台灣屏東南州人,2017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參展藝術家。行為藝術教母Marina Abramović稱他為「英雄」,仰視他的人給他一身光環,謝德慶說自己是個逃掉的人。年輕時,他為了追求藝術理想輟學、離家,最終偷渡海外,選擇了一條沒有回程的路。他不願順從且熱愛自由的性格,卻在逃出去之後,安然走進自己制定的嚴格規則裡,用身體與生命實踐,以時間交換藝術。

穿過嘆息橋前的人潮,按下普里奇歐尼宮
​​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台灣館展場,位於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簡稱「普宮」。
的金色電鈴,一名工作人員在探頭確認不是被觀光客誤按之後,為我們開了門。敲打聲從門縫竄出,再過一週威尼斯雙年展即將開幕,大家都在趕工。
今天的他與昨天稍有不同,雖然照舊一身灰黑、腳踩軍靴,但鼻樑上多了一副黑框老花眼鏡。他的個頭不高,卻挺拔精神,用台語與佈展的工班大哥交代細節後,拿起擺在地面的裱框海報,準備打釘上牆。
海報裡,一個頭戴黑色毛帽的年輕男子,側身坐在1982年初春的紐約街頭,他剛挨過百年來最寒冷的冬天。磨成灰白的舊軍靴攀上褲管的破損,毛衣領口長出一張沾著泥污的東方面孔,31歲的桀驁眼神穿過海報,望向66歲戴老花眼鏡的他。
他們有著相同的臉。
年輕時,他曾取了一個英文名Sam Hsieh,用來隱匿自己的非法移民身份。彼時,在暴力與活力並存的紐約城裡,還沒太多人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其實叫做「謝德慶」。

「這個阿慶已經瘋了!」

1973年,是謝德慶留在台灣的最後一年。他從服完3年的兵役裡退下來,在台北市溫州街租了一間日式木造老屋當工作室。對這生長在屏東南州的小伙子而言,台北並不陌生,早在高二那年為了學畫,他輟學離鄉北上,進到畫家席德進的美術班裡。學畫的日子,老師說這學生有天份,很有塞尚的風格,雖然謝德慶心裡偏愛梵谷的炙熱多一些。
他知道可以去萬華買到不錯的美軍二手衣,學嬉皮留長髮的他也聽搖滾樂。美術班裡有個家住樹林的同學程偉光,對音樂特別有研究,不畫畫的日子他們就相約在家,從美國西岸的The Mamas & the Papas,一路聽到東岸的Bob Dylan,再聽往跨海的Beatles。程偉光的母親在戰爭時意外炸傷了耳,他倆把音響開得再大聲,沒被阻止過。
那時竄進島內的聲音,除了唱盤上的西洋歌曲,還有前衛又陌生的藝術詞彙。當新的藝術型態跨越傳統繪畫的界線,早在6、70年代的西方藝術圈裡延燒,還處在戒嚴氣氛下的台灣,只能透過有限的管道,嗅著越洋飄來的稀薄煙霧。
「60年代,幾乎所有團體活動最後都被稱為『偶發藝術』(Happening)
偶發藝術與傳統藝術著重技巧與永久的原則相悖,以表現偶發性的事件為方法,重現人的行動過程。
,這個名詞之流行,甚至連『至上女聲合唱團』(The Supremes)都以它為名,寫了一首歌。」安迪.沃荷的回憶錄裡,五光十色的描述當時的紐約藝壇。遠在台灣的謝德慶,耳裡雖聽過Happening,卻不真正清楚它是什麼,他只知道繪畫已無法再滿足自己,他需要找到新的方式,穿越藝術的牆。
那天,他從工作室二樓窗戶縱身一跳。
他請程偉光幫忙記錄整個過程,完成這件名為《跳》的作品。這一跳,不只斷了他的腳踝,也斷了他與繪畫的關係。這不再是傳統認知的藝術創作,不再是被塗在畫布上的顏料,而是一個概念、一次行為、一卷錄像帶與醫院的X光片,也是謝德慶尚未成熟卻奮不顧身的一場實驗。
隔年他跳了第二次,這次是「跳船」美國。
謝德慶出席在台灣北美館所舉辦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實習生計畫工作坊。(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出席在台灣北美館所舉辦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實習生計畫工作坊。(攝影/余志偉)
鐵了心要出國追求藝術理想的謝德慶,鎖定世界藝術中心的紐約作為目的地,並選擇了一個風險最高的路徑:他加入船員訓練行列,再隨油輪出海抵達美國費城。當船靠岸,他溜下船跳入美國土地,搭上一輛開往紐約的計程車,成為一個非法移民,再也沒有回頭。
「我搞藝術,繪畫我媽媽還能夠接受,但後來高中不念,去搞跳樓,然後又跳船去美國做這些作品,我的兄弟都說:『這個阿慶已經瘋了!』」摘下眼鏡,謝德慶坐在台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的休息室裡,談起這些往事。
2017年初春,兩個月後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即將展開,定居紐約多年的藝術家謝德慶、英國策展人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為了展前籌備工作來到台北,與北美館進行密集的工作會議,也開啟了我與謝德慶從台北到威尼斯的跨國採訪行程。
對謝德慶最早的認識,始於2008年在書店看到這本《Out of Now: The Lifeworks of Tehching Hsieh》。書封上,陰暗的房裡站著一個身穿整齊制服的平頭男子,正對著打卡鐘打卡,這幅影像擺在滿桌嘈雜的書封裡,顯得特別安靜無聲。好奇心驅使拿起這本厚重的書,裡面收錄了他在1978~1999年之間的6件行為藝術作品,每翻一頁都是時間流逝。
初見謝德慶本人,則是過了4年之後的事。那時中文版《現在之外:謝德慶的生命作品》剛剛發行,他應邀回台灣舉辦講座,這是在他離鄉多年後的第一次大型演講。那天下著雨,台下卻坐無虛席,他在台上談著自己與作品,言談有力,言語卻略顯斷裂,但特別使人感受到毫不修飾的真實,彷彿也只有「一個不善言說的行為藝術家」,才足以在他的人與作品之間,補上合宜的想像缺口。
等著採訪開始的下午,腦中還在翻找這些過往的片段時,謝德慶突然出現在北美館的休息室門口,他走路俐落沒什麼聲音,個頭不高卻背了一個幾乎半身大的深灰信差包,防水堅固到隨時往地上一丟也沒問題。眼前的他沒太多改變,就像才剛打完整點的卡,從書封裡的時空走了出來。
時間總是滑溜,一閃而逝,卻在謝德慶的作品裡,清晰可見。

在時間裡燃燒

1979年9月29日下午5點,一位負責見證的律師,把Hudson街111號裡一座牢籠上的鐵釘卸除,頭髮及肩的謝德慶步出籠子,與朋友們一一擁抱。這是謝德慶偷渡紐約後的第5年,也是他自囚在曼哈頓下城這座木牢的第365天。這一年來,他遵守著自己訂下的公開聲明:
我,謝德慶,計劃自1978年9月30日起,進行一項一年行為藝術表演。 我將把自己單獨禁閉在工作室一個11’6”×9’×8’的空間裡。 我將不與他人交談,也不閱讀、寫字、聽收音機或看電視,直到1979年9月29日結束自我禁閉。 我會每日進食。 我的朋友程偉光將照料我的每日飲食、衣物與清理垃圾。
當年一起聽搖滾樂的同學後來移民紐約,義務協助謝德慶完成這件名為《籠子》的作品。在解除一年不交談的限制後,謝德慶首先開口說了這兩句:
「我要謝謝我的朋友程偉光。」 「我終於完成偉大的藝術品。」
在這件行為表演開始之前,謝德慶安靜生活在紐約底層。他英語說得不好,也沒太多娛樂,到紐約第2年才搞清楚蘇活區在哪裡。為了維持生計,他在中國飯館裡洗碗盤打黑工,也跟著裝修師傅學蓋屋,他對木工很有天份,還把租來的工作室重新隔間,再分租給其他藝術家,賺些生活費。他做過幾件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
觀念藝術認為藝術是由藝術家的行為、觀念所構成,而非造形或空間,因此否定傳統藝術的實體作品,認為那使藝術侷限於有形。
作品,包括把自己淹沒在倒滿馬糞的汽油桶裡,直到無法憋氣;不斷吃中式炒飯直到嘔吐;或是站在不斷加重的石灰板前,直到累積半噸的力道將他重重壓倒,斷了他的鎖骨。
不論是早期的《跳》或是後來這幾件實驗性質的作品,謝德慶並不滿意,不只將紀錄文件親自毀掉,藝術形式也就此踩了煞車,「早期用身體做的作品,如果繼續下去,會有點走向『死』,等於死路一條,這是為什麼後來變成用『一年』,因為那條路再走下去不會有活路,會自我破壞,」謝德慶解釋著。
直到他步出籠子的此刻,謝德慶才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創作語言——透過延續的長時間,把身為非法移民的底層狀態、生而為人的虛度與箝制,從自我破壞走向自我建設,精準的轉化成為藝術創作。
歐美的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從60年代開始發展,作品多以幾分鐘到數小時的「事件」(event)作為創作形式。當謝德慶將創作時間拉長為一整年,不僅挑戰他自己的身體與意志,也挑戰藝術界的認知。任教於台南藝術大學的龔卓軍,認為謝德慶的創作有別於其他的行為藝術,在於它的徹底性:「太徹底了!因為完全沒有上下班的概念。」
「他當時在美國社會沒有身份、在美國的藝術圈也沒有身份、他自己又切斷了台灣藝術圈的身份,這幾重的『不可能』反覆疊加上去,最後在這個形式下逼出來的東西,是他用了整個生活跟生命,也可以說是一個賭注。」龔卓軍說。
南藝大教授龔卓軍。(攝影/余志偉)
南藝大教授龔卓軍。(攝影/余志偉)
從此「時間」成為謝德慶作品裡的主角。在完成《籠子》之後,他繼續做出強度驚人的長時間作品,並同樣替每件作品設下嚴格的規範:一年不間斷於整點打卡;一年生活在沒有遮蔽物的紐約街頭;一年與女性藝術家琳達・莫塔諾(Linda Montano),以8英呎繩子綁在一起生活,彼此不能接觸;以及兩件挑戰「藝術家」身份的作品,包括一整年不碰藝術,與長達13年做藝術卻不公開發表。
在旁人眼中看來是長期限制之下的痛苦創作,但他卻說:「若你看我早期繪畫就知道,我不是屬於壓抑型的,當我在做one year proformace(一年行為表演)時,我的精力都有把它燃燒完,所以裡面是有喜悅的。」
要進行這樣的行為表演,除了需要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更需要縝密規劃。以《打卡》為例,他規定自己必須每個小時準確打卡,意味著他的時間也將完全被打碎:白天不能到離工作室太遠的地方,夜晚的睡眠也將被迫不停中斷。在思考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後,謝德慶會在正式展開計畫之前,進行一段演練,好確認自己能否在設下的規則裡,持續進行一年的時間。
「如果測試完我只能做到30%~40%,我就不會去做;但如果可以做到70%,我才會去做。所以對我來說,這更像是個科學、像做實驗,如同一個宇航員上太空前一定會先在地球測試,以確保一切順利。」謝德慶常說自己的作品合乎他的性格,他絕非天馬行空的類型,而是謹慎務實的將創作想法不斷往前推進。
但謝德慶終究是人,會遇上不可控制的例外,也有難以避免的失誤。在進行《戶外》這件作品時,他在街頭遇上一名男子對他蠻橫動粗,最後還招來警察把他帶入警局拘留,這使得謝德慶在作品期間破例進入室內,待了15個小時。《打卡》這件作品中,他一共打了8,760次卡,其中有133次失誤,在這不到2%的失誤率裡,94次睡過了頭,39次沒能打在整點上(且大多只是零點幾秒的誤差)。
謝德慶笑說:「我自己訂的規則,也許我能最多打破3%吧!看打卡記錄時,你會發現有連續3個小時沒打到卡,對我來說,那3小時就是充電的時間。如果我能透過這種方式補充能量,我就能夠繼續下去做作品,做完接下來半年。」相較於百分之百的完美,這些的失敗與裂縫,卻凸顯了人的脆弱與力量,成為極具意義的存在。

地下狀態

從學校、家鄉逃出去、逃出傳統繪畫的限制,最後又逃出台灣,謝德慶說自己是個逃掉的人。「我是逃掉的人,適合做一個outsider(局外人),可以作為裡面的參考,這個角度適合我。我如果進去裡面,我就被吃了,變成什麼都沒有。」為了不被吃掉,他一路逃跑,連逃去美國都選擇非法移民這種無身份狀態。這身份跟著他,一跟就是14年。
屏東家鄉的母親愛子心切,曾請謝德慶同父異母的姊姊幫他取得合法身份,但謝德慶與姊姊感情不好,更不想欠她人情,資料都準備好了,他卻刻意不去辦。這一拖延,直到1986年美國總統雷根簽下《移民改革與控管法案》(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特赦了300萬名非法移民,法案通過後的第2年,謝德慶才終於成為合法移民的一份子。「那是天上掉下來的,我拿我不會覺得欠任何人情。」謝德慶在2000年接受中國作家蕭元採訪時,瀟灑且坦率的說。
任性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著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路,既不想屬於這裡,也不願屬於那裡,這種行在主流之外的地下狀態(underground),成為謝德慶的生命常態。
雖然當今的謝德慶已是國際聲望極高的藝術家,但翻開早期他在紐約創作時的台灣舊報紙,可見「謝德慶又要作秀」這樣語帶負面的標題。龔卓軍回憶起當年觸眼所及的報導:「報紙上主要的文化評論都很糟,台灣畢竟跟紐約的藝術氣候不一樣。有人說他精神有問題,憂鬱啊,或者說他故意炒作,嘩眾取寵,正面的評論不多,五、六篇裡面,大概只有一篇是比較正面的。」
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的陳愷璜教授,與謝德慶不僅是舊識,也是最早把謝德慶的作品透過教育,完整介紹給年輕世代的人,影響許多活躍藝壇的新生代藝術家。陳愷璜認為,早期台灣藝術圈對謝德慶的負面評價,其實反應出台灣美術運動晚熟的事實,「真正開始比較有台灣主體討論,大概要到80年代後期,社會開始開放、政治開始變動,人們也開始回應。所以我覺得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是很重要的分水嶺。」只是這條分水嶺的起點,距離美國1960年代開始發展的觀念藝術,仍著實晚了近30年。
北藝大教授陳愷璜。(攝影/余志偉)
北藝大教授陳愷璜。(攝影/余志偉)
當年的紐約藝壇,雖可散見對謝德慶作品正面評價的報導,但他一直不是「那個圈子裡」的活躍角色。一方面出於謝德慶的語言隔閡,一方面也因著他不善交際的性格。
謝德慶英語說得不好,不只發生在他剛到紐約那幾年,直到現在仍一樣。「我一直很stubborn(頑固),我都沒有去學語言,講的英文完全是半試探性的,就是我講出來然後你回應我,我再調整。」動物般的本能,一直存在謝德慶的血液裡。
「那時人家說畫畫還可能不需要英文,但你搞這種觀念行為,你就是英文要好。但你也曉得,我的作品沒用到多少英文,我的作品用的都是我自己本身,那方面才是我比較⋯⋯厲害或者擅長,我的語言不是屬於那種文字的,也不是body language(身體語言),我的語言是我要去實踐出來,那才是我的語言啊!」說不好英語的謝德慶,在創作上也捨棄歐美的藝術語言,建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系統。這反而使得他的作品從歐美行為藝術脈絡中,拉出一條獨特的路線。
許多人看謝德慶的作品會認為充滿理性,但陳愷璜卻認為謝德慶有著對感性的高度敏銳,並準確轉化為藝術。「人的生活都是瑣瑣碎碎的,當要提煉、純化成為簡單卻準確的思考結晶時,很考驗藝術家,很多藝術家做作品自己都講不清楚。德慶用他非常個人的言說方式,很貼近德勒茲講的『所有的創造性都是一種外國語』,裡面是帶有異質性、創造性的。藝術家使用自己的語言太重要了,而且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不是套用,而是你怎麼開啟創造性。」陳愷璜說。
談起自己不善交際的性格,謝德慶顯出少有的青澀:「比如當我去一個dinner table(晚宴餐會),按講我不應該坐在我太太旁邊,應該坐對面,因為你要跟別人social(社交),但我是比較希望她就坐在我旁邊,因為我不太願意跟陌生人講話。你曉得嘛,因為social也有一套能力,你如果不太會,就會感覺對方的頭不曉得要彎到哪裡去,會很尷尬啊!所以我不喜歡去,當然如果你多去認識人家,你就會更多被知道,但我覺得⋯⋯我性格⋯⋯我夠用,夠我自己用。」
這個口裡重複說著性格夠自己用的藝術家,他的地下狀態持續到2008年,進入了另一個轉折點。由英國學者Adrian Heathfield撰寫的《Out of Now: The Lifeworks of Tehching Hsieh》在這年正式出版,透過完整的藝術文件、訪談與評論,詳盡收錄了謝德慶自跳船美國後的6件作品,這個一向只做不說的藝術家,終於有了一份面向英語世界的完整介紹與論述。隔年,謝德慶受邀在紐約MoMA美術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進行個展,至此,那隻站在紐約藝術圈外的腳,總算正式跨入。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佈展《戶外》作品的物件。(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佈展《戶外》作品的物件。(攝影/余志偉)
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館長林平,談及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在當代藝術史上的轉變:「2009那幾年,這些重量級的美術館、學界都在思考如何讓行為藝術成為史學研究的一部分,這在過去是排斥、抗拒的,因為當年行為藝術就是不要被美術館收編,使它沒有辦法被市場化、被商業化,不讓美術館擁有這些物件。它這種反商業、反物質化的方式,也才會有當年Happening、Conceptual Art的發生。」因此林平認為,謝德慶近幾年在歐美當代藝術界逐漸取得能見度,是因著過去謝德慶長期實踐自己對藝術的承諾,並且遇上了對的浪潮,於是直達浪的頂端,清晰地被看到。
倫敦蛇型畫廊 (Serpentine Galleries)的藝術總監Hans-Ulrich Obrist,曾直接了當的問謝德慶是否還自認是個局外人?謝德慶沒閃躲的回答:「我以前是,精神與創作過程我都是個outsider,可你若問我的現實,我已經有MoMA、古根漢的展覽,書也出來了,我現在已經不是了。」但謝德慶又補上一句:「但我仍會用outsider的角度繼續觀看。」
也許對謝德慶而言,局裡局外雖可從作品被接受的程度區分,但他從來都還是他,「我分不清楚什麼叫體系裡面、體系外面,我比較不分這個,對我來講就是『藝術』,我比較沒有所謂的『藝術界』這個字,沒有在用『Art World』,而是用『Art』。我一生當中做的都是Art,把它做完。」

直到藝術做完那一天

千禧年的第一天,人潮聚集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耶德遜紀念教堂(Judson Memorial Church),一張黑色海報預告了下午兩點謝德慶將出現在此,公開報告他自1986年展開《十三年計畫》的最後成果。前一日,謝德慶剛過完自己的生日,也是他聲明「做藝術但不公開」的最後一天。
都說不公開發表了,難怪大家都在好奇,這個下午他究竟打算說些什麼?
每雙眼睛都在盯著謝德慶。在他開口之前,瑪莎・威爾森(Martha Wilson)
​​瑪莎・威爾森,紐約「富蘭克林熔爐文獻庫」(Franklin Furnace Archive)的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同時也是這場《十三年計畫》公開聲明的策劃者。
,率先替謝德慶朗讀了以下宣言:
“I kept myself alive. I passed the DEC 31, 1999”(我存活了,我度過了1999年12月31日。)
接著,謝德慶以英語宣告:” I, Tehching Hsieh, survived.” (我,謝德慶,存活下來。)
當年也在群眾裡的現任史丹佛大學藝術系教授佩吉.費倫(Peggy Phelan),回憶起當時發生的一段插曲:就在謝德慶宣告結束之後,一個50多歲的白人男子,語帶不滿的大聲嚷嚷:「我們也都存活下來了,這不是藝術啊!」尷尬之餘,有個女子為了緩和氣氛,對著觀眾提了一個把氣氛導向更為尷尬的建議:「我們來唱生日快樂歌吧!」也許是她想起謝德慶昨天生日剛過,又或許這確實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但謝德慶當場拒絕了這個好意。於是荒謬詭異的氣氛,就在謝德慶執意拒絕唱歌、而女子堅持要唱的一來一回裡,達到頂點。
或許,接受這個世界的吵吵鬧鬧,就是繼續存活下去難以避免的事情吧!那天下午除了這場插曲,謝德慶還下了一個決定:將從此不再做藝術。
早在1984年結束《繩子》這件作品時,他對下件作品已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因此他做了名為《不做藝術》的一年行為表演。在結束之後,他清楚自己已經回不到藝術那一邊,「我野心大,但我也沒有那個能耐野心很大,因為我只做6件作品,這就是我的能力。」於是在最後一件作品《十三年計畫》結束後,他便說自己不再做藝術,只過時間。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外看著自己的大型展覽海報懸掛起來。(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外看著自己的大型展覽海報懸掛起來。(攝影/余志偉)
在中國作家蕭元撰寫的《做壹年》書中,謝德慶清楚地談到他對做與不做藝術的看法:「有沒有做藝術對我來講都不重要,因為實際上一個人不必有藝術,也一樣活著,只有在你已經意識到什麼的時候,你才會做一點特別的動作,對不對?一個藝術家一直都有在做東西,而『有』的另一面『無』,卻往往被人忽視。⋯⋯一個藝術家獨特的一面,在我前面4件作品中,都已經清楚了,但一個藝術家無能的那一面,我也要展現出來,就是說,把它們同時展現在世人面前,然後把它拉平。」
一個不再創作的藝術家,還能繼續稱自己為「藝術家」嗎?這問題從他宣告不做藝術的那天起,就成為他的必答題。如同他為自己的作品設下規則,謝德慶在藝術上的每個決定,腦中早都有清楚透澈的答案。他稱現在的自己為「次等的藝術家」(sub-artist):「我不再稱自己是藝術家,當你自稱一位藝術家時,你必須做藝術,不能停止。但我仍然會繼續介紹我過去的作品,就像今天在這裡,或是之後到威尼斯,我都會繼續介紹。一個次等的藝術家介紹著二手的藝術文件,那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的原因。」謝德慶今年三月在香港藝術中心的講座上,如此回應一位台下觀眾。他清楚知道自己做出精彩作品的階段已經結束,如今選擇不做藝術,謝德慶擁有更多時間與自由。
不做藝術的這些年,除了受邀於各地進行演講與展覽,與謝德慶熟識的人,一定都會提到他的房屋裝修才華,「他很會做裝修你知道嗎?」謝德慶在紐約曾換過幾個不同的住處,陳愷璜幾乎都拜訪過,「他把房子修得非常好,我只能跟你保證,我覺得不可能有人看過後會說不喜歡。」
裝修不只是謝德慶的興趣,更是他在一年行為藝術表演期間的重要收入來源。從《籠子》這件作品時,就懂得把房子隔間分租維持收入,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早期到紐約時,也租過謝德慶的房子,「他會先把那些倉庫廠房很便宜的租下來,再自己重新裝修,租給艾未未這些人。白天去看都非常好,空間都很大,但艾未未晚上一去睡發覺不行,因為地板一直在震動,原來地下室是一個舞廳。」龔卓軍想起謝德慶笑著告訴他的這段趣事。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也自己動手參與佈展。(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也自己動手參與佈展。(攝影/余志偉)
包括房子的地點如何判斷,也都十分符合謝德慶性格。陳愷璜說:「當時那房子附近其實治安不太好,我就問他為什麼選在這裡。他說『這條街是最後的極限,再過去就不行了。』他就是在找那個極限點,他做事都是這樣,不是隨便決定的。」
謝德慶談起自己的謀生之道:「家裡雖然會給我錢,當時1塊錢美金對40塊,也很難給我太多,我本身賺的錢也根本不夠,但是我當時的房租可以把開支打到平,那很重要,因為做一件作品,一年不能做工又要花掉一年的費用,差不多要兩萬(美金),做一件作品身體也不行了,還要再去打工,那就是double(雙倍)以上,費用就更貴了。」如同他在藝術創作時的縝密邏輯,對於與創作有關的佈局,他也全盤深思熟慮。
在威尼斯的一場晚餐尾聲時,謝德慶與大家聊起他前幾年開在紐約的咖啡店,說起店內一切都出自於他的手,知道我們沒造訪過,他拿起手機點開幾張咖啡店的照片,開心的與我們分享在他不做藝術之後,這些繼續做著的事。

沒有了回頭路

與謝德慶最後一次訪談,是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開幕週忙完之後,我們返回台灣、他回到紐約,以視訊進行。開始之前,謝德慶為了確認如何把視訊聲音正確打開,費了些時間摸索,他笑說自己不擅長那些科技產品,又說等做完這個訪問,他就要去處理咖啡館裝修的事了。這些瑣碎的日常,也是他口裡常說的「把時間過完」。
我們最後的話題聊起他待了大半輩子的紐約城。「我為什麼要待在紐約,因為它讓我自由而且清醒。如果自我放逐有一個籠子,到處都有籠子的話,那紐約這個籠子也不壞⋯⋯。」聊著聊著,他突然自己提起回鄉的事:「當然我弟弟也是有叫我回去台灣,他說會照顧我,我就說,你年紀跟我差沒有幾歲,我老了你也不行了啊!」聽完,我們都笑了。
關於回家不回家,北美館館長林平記起一段她與謝德慶的感性談話:在威尼斯準備返台的前一天,她問謝德慶在外地這麼多年,會不會想回家?謝德慶說:「誰不想回家呢?但我既然做了這樣創作、做了這樣的選擇與承諾,我已經沒有任意要不要回家的權利了。」
逐漸模糊的視訊畫面,穿著黑色T-Shirt的謝德慶,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好幾歲。腦中浮現那夜的威尼斯晚宴,Danieli Hotel天台燭光終於在天色逐漸轉暗的八點,派上了用場,一明一滅打在謝德慶的側臉上。剛與朋友寒暄完的他,戴起老花眼鏡站在露台邊,手裡握著一張反覆摺過的紙頭,上面寫著舉杯時要唸的英語致詞。他反覆背誦,像一個準備上台宣讀畢業謝詞的高中生,甚至還要緊張,工作團隊裡的幾個年輕人,見他一臉專注,笑著鬧著簇擁,要他喝下手裡的香檳,一口也好,那時的謝德慶笑得像個少年。
少年從屏東離家踩著自行車沿東海岸一路北上,他不知道將要摔斷腳踝坐在溫州街的老屋空地、緊張等著油輪靠岸後偷溜下船、在打烊後的中國餐館搬起椅子打掃洗碗、對著木牢牆壁刻下計算天日的第365道刻痕、從紐約寒冬街頭裡的一只睡袋裡顫抖醒來。
他一路前行不看回頭路,一臉沒變,只有頭髮逐漸斑白。
謝德慶位於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播放的紀錄片。(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位於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內播放的紀錄片。(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作品列表

《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簡稱《籠子》(Cage Piece),紐約。(攝影/Cheng Wei Kuong ©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簡稱《籠子》(Cage Piece),紐約。(攝影/Cheng Wei Kuong ©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簡稱《打卡》(Time Clock Piece),紐約。(攝影/Micheal Shen ©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簡稱《打卡》(Time Clock Piece),紐約。(攝影/Micheal Shen ©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1-1982》,簡稱《戶外》(Outdoor Piece)。(© 謝德慶 藝術家吉伯特與萊拉.席維曼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1-1982》,簡稱《戶外》(Outdoor Piece)。(© 謝德慶 藝術家吉伯特與萊拉.席維曼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藝術/生活 一年行為表演:1983-1984》,簡稱《繩子》(Rope Piece),紐約。(© 謝德慶與琳達.蒙塔諾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藝術/生活 一年行為表演:1983-1984》,簡稱《繩子》(Rope Piece),紐約。(© 謝德慶與琳達.蒙塔諾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5-1986》,簡稱《不做藝術》(No Art),紐約。(©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一年行為表演:1985-1986》,簡稱《不做藝術》(No Art),紐約。(©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謝德慶:1986-1999》,簡稱《十三年計劃》(Thirteen Year Plan),地球。(©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謝德慶:1986-1999》,簡稱《十三年計劃》(Thirteen Year Plan),地球。(© 謝德慶 藝術家及尚凱利畫廊提供)
2017威尼斯雙年展現場報導
藝術・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