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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威尼斯雙年展現場報導

威尼斯雙年展實習生手記:如果藝術導覽員是一座橋

唯一以「國家」為展出單位的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參展各國在此各自發展出獨特「導覽員/實習計畫」,號召愛好藝術的年輕人擔任藝術家與觀眾間的「橋樑」。去年底(2017年11月)甫結束的雙年展,台北巿立美術館也首度招收6位導覽實習生,前往威尼斯「台灣館」現場導覽,本文作者為該計畫成員之一,其訪談、記錄不同國家導覽員的故事,呈現出這場古老藝術盛典較少被關注的「後場」。

水都威尼斯的運河上,橫跨著許多橋樑。數百年前,橋上匯聚商人彼此交換情報;如今,每兩年夏季來臨前,橋上依舊熙來攘往,他們是策展人、藝術家、藝評人、美術館機構人員以及藝術愛好者,這些人全為了一個目的而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
威尼斯藝術雙年展自1895年創立以來,歷史已有百餘年之久,是最早創立的國際雙年展。第57屆於2017/05/13展開,在長達六個多月的展期後,於2017/11/26落幕。

自1895年開啟的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為世界三大藝術展之首。在這場長達6個月的展期裡,為將藝術家的理念傳達給觀展民眾,各國紛紛發起導覽員計畫,短則停留數週,長則可達數月,在不同的展館裡化身為實習生(Intern)、學人(Fellow)甚或是依據作品需要成為表演者。

儘管各館對此稱呼不盡相同,但他們卻帶著相同的使命:為藝術家傳達作品概念,並在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成為一座橋樑。以下便透過三個不同國家導覽員新鮮的眼光,折射另一種看待這場古老藝術雙年展的不同角度。

穿針引線的補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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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大會主題館《補裳計畫》的補裳人Benny(陳霈翰)。(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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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Benny(陳霈翰)與參與《補裳計畫》的觀眾對話。(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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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大會主題館台灣藝術家李明維《補裳計畫》作品。(攝影/余志偉)
補裳人:Benny(陳霈翰)

任職館別:大會主題館 任職展名:《補裳計畫》/李明維(台灣) 負責項目:與民眾交流、帶領民眾參與藝術作品

「請問你來自哪裡?」每次講解作品前,Benny(陳霈翰)會問現場觀眾這個問題。

圍著木桌或坐或站的人們,開始報上自己的國家,像個迷你聯合國。Benny的問候提醒著觀眾:儘管我們來自各地,此刻我們正齊聚一堂。

Benny是《補裳計畫》裡的補裳人,他的工作是替參與這項計畫的觀眾縫補一件衣服。與一般裁縫師不同的是,他不會選擇與布料相近的顏色,反倒挑選色彩鮮明、與布料大相逕庭的色線,因為創作這件作品的藝術家李明維強調,補裳並不是為了掩蓋布料破損的事實,而是去銘記並歡慶,藉此宣示「一件好事曾在這裡發生,一項禮物曾被給予,這件衣物甚至比原來更美好。」

這件美麗真誠的作品《補裳計畫》,是台灣藝術家李明維為911恐怖攻擊的創傷而作。當時住在紐約的李明維,因此失去了許多至親好友,大受打擊後,下意識地打開衣櫃開始縫補舊衣服,9年後他將這個動作轉化成為《補裳計畫》。

今年,威尼斯雙年展大會策展人克麗絲汀.馬塞爾(Christine Macel)所策劃的「藝術萬歲(Viva Arte Viva)」主題展,邀請李明維參展,而《補裳計畫》則成為了主展館Arsanale入門後的第一件作品。

整件作品由一位觀眾、一位補裳人、一張長桌、兩張椅子與滿牆色彩繽紛的線軸所組成。桌上擺著由觀眾提供、補裳人縫補過的衣物,未剪的線頭連結著各色線軸,在空中交織成千絲萬縷。

我在長桌旁的椅子坐下,告訴Benny:「我從台灣來。」

他笑著說:「我可以是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或是百分之一百的台灣人,看你怎麼認定。」看我一臉困惑,他解釋起自己的台灣外公、日本外婆,與曾在台灣服兵役並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香港父親。聽完他多元的出生背景後,不禁覺得「你是哪裡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而Benny身後交錯的彩色線頭,更像一幅呼應他成長背景、地貌豐富的出生地圖。

平時任職於奧克蘭美術館觀眾服務部門的Benny,負責導覽與教育活動,他說自己「就是喜歡跟人接觸」,常在沒人願意導覽時自告奮勇。當初《李明維與他的關係》巡迴展覽到奧克蘭,或許是因為見到Benny的熱情特質,讓李明維決定邀請他擔任此次《補裳計畫》的補裳人,而待在威尼斯2個月的時間裡,Benny已與上千人談話,縫補了上百件衣物。

此時,Benny拿出一本筆記本,裡面寫滿了觀眾的回饋,其中一篇留言是這樣的:

2017年9月28日 親愛的李, 我也在911事件失去了朋友,最近我則失去了我丈夫。跟癌症奮鬥5年後,他不得不離開我,還有我們持續39年的婚姻。當他在安寧病房時,我拿出我們所有的衣服,放到一個籃子裡,開始縫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但你美麗的裝置作品給了我答案。

Benny說自己在成為補裳人之前,沒想過每個人身上都藏著動人的故事,《補裳計畫》透過縫補衣物的行為,拉近人與人的關係,身為補裳人的Benny是穿針引線的中間者,不論來自哪裡,都因這件藝術作品裡的一針一線,彼此連結。

一名威尼斯街頭的黑人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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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英國館展覽學人(Fellow)Madinah。(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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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英國館展覽學人(Fellow)Madinah與觀眾導覽。(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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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英國館藝術家菲利達.巴羅(Phyllida Barlow)《Folly》作品。(攝影/余志偉)
展覽學人(Fellow):Madinah

任職館別:英國館 任職展名:《Folly》/菲利達·巴羅(Phyllida Barlow) 負責項目:維護展館、發展個人專題、撰寫文章分享於英國文化協會網站

英國館外豎立著巨大繽紛如棒棒糖的雕塑,戲謔著莊重嚴肅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展館裡,以木材、混凝土組合成的大型裝置占據整個空間,彷彿要滿溢出來。這名為《Folly》的作品,以魯莽、冒失、愚蠢的概念傳達對自由的追求與自由的瓦解,「試圖掙脫到建築物以外,似乎格外重要。想辦法把體內的東西流溢出去,這就是我要達到的效果。」

這世界的魯莽與冒失確實未曾少過,如同2017年初發生在威尼斯的一起意外:一位非洲難民掉進大運河中溺水而死,目擊的觀光客不但沒有出手相救,還將其溺水的過程錄影,影片中充滿種族歧視的話語。

這起事件,讓身為黑人的Madinah思考關於威尼斯的種族歧視問題。26歲Madinah是英國館10月份的學人(Fellow)。她剛從倫敦都會大學約翰卡斯藝術學院取得學士,參與了英國文化協會與數間英國大學合作的「學人計畫」,這個計畫的參與者以月為單位,在威尼斯雙年展期間進行研究或創作,每週Madinah有4天時間在英國館的展場裡維護作品,其餘3天則可發展自己的創作專題。

Madinah將自己的創作計畫命名為「黑皮膚,白社會(Black Face White Space)」,以自身在威尼斯遊走的經驗,探討黑人女性在白人為主的空間中,被高度關注也被徹底忽視的問題:被過度物化為性感的對象,亦或是被視為次等隱形的僕傭。

但她坦言,這過程讓她感到挫折,在威尼斯,即便她身上戴著雙年展的工作證,還是遇過有人在街上對她大吼、訕笑、指指點點,或被徹底的忽視。或許這還不是最糟的,甚至有人認為那只是Madinah的偏執,是她被自己的膚色限制住了。

Madinah透過極度個人、私密的日記,呈現創作想法,並在日記裡設定了一位假想的傾訴對象。她設定的假想對象,是殖民帝國主義時期,從南非被運到歐洲展示的莎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又稱「黑色維納斯」,1789-1815),莎拉巴特曼因有著豐臀與形狀特殊的陰唇,而被當作奇特人體展示,死後身體更被解剖製成標本展示於法國人類博物館,直到1970年代。

Madinah在日記裡,這樣寫給莎拉巴特曼(以下簡稱S):

2017/9/29 S,我想知道我的感受到底有多少是偏執。也許假裝它不存在或不影響我,就像是把它變成一種鬼魅。我是說,我真的很偏執嗎?離開飛機的那刻,我就感到自己被隱形了。 天啊莎拉,我好緊張。我以前旅行時,對於別人如何回應我的黑人身分,都沒有這麼緊張過,或著這樣說,我過去從來沒有認知到這樣的感受。我試著要忽視它,不要讓它麻痺我或是影響我要做的事。我從來沒這麼「清醒」過。我遠超過那些旁人的目光謾罵,忽略這件事就等同於跟軟性種族主義同流合汙。
2017/10/11 《給黑人旅者》 把頭壓低,或不 觀察,或忽視 徹底的清醒,或回到那個他們帶給你的箱子 清點那些注視跟評論,擁抱你的偏執-它就被確立了-或假裝遺忘 強迫自己再扮演一次快樂的黑鬼,沒有暴力時你該心存感謝

「黑皮膚,白社會(Black Face White Space)」不但批評了白人霸權社會的歧視跟偽善,也同時揭露黑人女性面對的恐懼與擔憂。Madinah的日記,承載了她對權力結構的批判,也讓她得以保有真實的自我。相較於這個世界未曾消逝的歧視,「藝術」是少數對Madinah保持開放的存在。

活在沒有國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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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安道爾館導覽員Manu。(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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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安道爾館導覽員Manu卸展現場。(攝影/謝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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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雙年展
安道爾館藝術家Eve Ariza《耳語》作品文宣。(攝影/謝宇婷)
導覽員:Manu

任職館別:安道爾 任職展名:《耳語》/Eve Ariza 負責項目:導覽、維護展館、統計觀眾人數、協助卸展

安道爾館的展覽手冊厚厚一本,分別印著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與加泰隆尼亞語四種語言。

這個鄰近法國與西班牙的國家,有著「袖珍小國」的稱號,面積僅1.7個台北市大,住著7萬多個居民,然而卻因滑雪勝地及開放的金融政策,每年湧入近千萬觀光客,成為了主要的經濟來源。雖然小國寡民,安道爾的人口卻十分多元,僅住著三分之一安道爾公民,其他則由西班牙、法國與葡萄牙移民所組成。那本厚實擺放在安道爾館內的導覽手冊,如實反映了當地的多語的特色。

位於威尼斯裡的安道爾館,也像安道爾公國一樣,小小的,只有一個展間。牆上擺滿9,000個陶杯,是藝術家Eve Ariza耗時6個月手工打造而成。滿牆陶杯以不同材質的陶土燒製而成,淺白、淡橘、焦黃到深棕,映射出真實世界裡各種膚色的人們;陶杯造型如耳,中心底部割開如唇形,彷彿滿牆的耳朵,傾聽人們的私語,呼應了這件作品的名稱《耳語》(Murmuri)。

任職於安道爾館的導覽員Manu,來自西班牙瓦倫西亞自治區,由於瓦倫西亞語為加泰隆尼亞語的分支,成長背景的優勢,使他具備了多語能力,於是順利獲得這次安道爾館的導覽工作機會──儘管他從未去過那個蕞爾小國。

Manu還有個身分是畫家,他筆下最常出現的題材是「鳥」。對Manu來說,比起行走陸地、被沉重包衭束縛的人類,鳥能輕易飛越邊界,這讓愛好自由的Manu為之著迷。說起Manu自在且熱愛結交朋友的開朗個性,從每次與Manu一起穿梭在威尼斯街道時就可得知,常常一條街走的漫長,因為得不時停下腳步與Manu認識的人打招呼,他甚至連超市收銀員的名字都知道。

我好奇擁有博士學位,曾在大學擔任過講師的Manu,為何想申請來威尼斯做短暫的導覽工作?Manu說:「我知道我不會賺什麼錢,但我會得到更多金錢以外的東西。」Manu不喜歡被邊界定義,他認為國家的概念是人為而成,你住在哪裡、吸收來自何處的養分,才是真正形塑一個人的原因

當歐洲正為著難民問題高喊著隔離與劃界,安道爾館展出的作品《耳語》試著以傾聽代替分割,傳達「邊界與分類,都是不必要的。」正如同Manu喜愛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那首歌曲〈Imagine〉一樣,「我希望像約翰藍儂的歌一樣,活在一個沒有國界的地方。」Manu說。

〈Imagine〉/John Lennon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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