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註定拿不到金牌的藝術奧運,蛻變中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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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巨幅廣告,顯眼掛在5月的威尼斯國際機場入境大廳裡,這場被譽為全球三大藝術展覽之一的盛會,不僅是當代藝術脈動的前哨站,更是各國以藝術作為實力展演的競技場。累積12次參展經驗的台灣,作為場上的一份子,又正經歷著什麼樣的蛻變?

去年7月,台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公布謝德慶將代表台灣參展威尼斯雙年展,旅居紐約多年的謝德慶返台參加記者會,他帶著依然濃厚的台灣國語、精神飽滿但略顯緊張地說:「我對威尼斯雙年展印象,就像是藝術圈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各國會派他們的藝術家參加各個項目。我知道我是屬於跑馬拉松的,這個項目也就是我參加的項目,大家都希望我跑快一點。」
這位早年為了追求藝術理想而離鄉的藝術家,多次婉拒來自家鄉的展覽邀請,這次終於答應接下棒子,成為代表台灣的一名跑者。而謝德慶以「奧林匹克運動代表隊」比喻,更一語道出威尼斯雙年展這個以國家為展出單位、極具政治角力的藝術場域。

縮影政治現實的藝術場域

威尼斯雙年展前身始於1895年,承接自19世紀中開啟的萬國博覽會熱潮。當時歐陸強權無不以參與博覽會作為國力展示的途徑,第一屆野心勃勃命名為「威尼斯市國際藝術博覽會」(I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della Città di Venezia),在交通與傳播不如今日的年代,仍創下突破22萬人次的參觀紀錄。如今,這個與德國卡塞爾文獻展、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並列世界三大藝術展的盛會,在120年後的今天,觀展人潮已翻倍突破50萬人次。
從威尼斯機場驅車前往市區,沿著細長的「解放橋」抵達土地面積略小於2個台北市的威尼斯本島,一棟棟刻著國家名稱的「國家館」(National Pavilions),蓋在島上最東邊的綠園堡區(Giardini di Castello)。
威尼斯雙年展綠園堡區預展人潮。(攝影/余志偉)
威尼斯雙年展綠園堡區預展人潮。(攝影/余志偉)
自從1907年起,比利時在此興建第一棟專屬展覽館後,匈牙利、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強權國家,便紛紛加入佔地蓋館的行列;隨著冷戰結束與全球化加速,在綠園堡區裡擁有一棟國家館,也成為非歐美國家的努力目標。然而威尼斯土地有限,在南韓1995年搶下最後一個建館名額後,主辦單位便停止開放國家館興建申請,而未能順利擠進綠園堡區的國家,則各自在城裡尋找展出空間。根據官方資料顯示,今年已達86個參展國。
然而,台灣並不在這個數字之內。
1995年台灣首度以國家名義「台灣館」參展,選定了位於嘆息橋旁黃金地段的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簡稱「普宮」)作為展覽場地。歷經四屆後,卻因中國持續施壓予義大利主辦單位,在2003年被剔除在國家館名單之外,只得改以申請「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進入展會。此管道接受非營利藝術組織提出申請,並由大會策展人進行審核,今年除了台灣,還包括香港、澳門、威爾斯與蘇格蘭⋯⋯等,共23個單位以平行展身份參與。
台灣作為參與這場自19世紀就劃下起跑線的一名「外圍跑者」,跑進雙年展建構出的世界裡,才發現不論是地理上的有型疆界或無形的政經現實,都毫無意外地在這裡重複上演。威尼斯雙年展濃厚的「奧林匹克」味,也來自首屆開始的頒獎傳統。開幕當天,大會宣布「最佳國家館」金獅獎,落在同樣以行為藝術參展的德國館藝術家安妮因霍夫(Anne Imhof)頭上,古老的遊戲規則使得平行展被排除在評審眼光之外,這也意味著代表台灣參賽的謝德慶,無論跑得再快,依然無法在此拿下金牌。
今年受邀成為雙年展大會評審團之一的獨立策展人鄭慧華,她認為這種以國家劃分、以藝術較勁的形式,近年來雖多被詬病,大會內部也曾討論是否打破國家主義框架藝術的限制,但由於威尼斯雙年展已根深蒂固,短時間內想要突破與改變,仍是難度很高的事情。

兩年前首度嘗試 從群展到單一藝術家

既然選擇繼續參賽,持續思考如何提出呼應當下的主題與藝術家,則是承辦單位北美館每屆不變的課題。爬梳過去11屆台灣館的參展評選機制,歷經徵選藝術家、徵選策展人,到今年的提名委員制;參展組成也從最早的藝術家群展,到上屆改為單一藝術家參展,並延續至今。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的陳愷璜教授,回想10多年前的參展氣氛:「2005還是06年,那時黃才郎還在北美館當館長,曾找我討論幫謝德慶策展,那時就是想去威尼斯,可是那時候的威尼斯雙年展從來不是一個人參展,都是2、3個,甚至還有4、5個,因為台灣裡面擺不平啊!如果只有他去,另2個就吃味,3個去就3個都高興,但那時候很多國家館常常都是一個藝術家,甚至不一定是本國人。」
早期台灣藝術家國際參展機會有限,因此透過打群體戰的參展方式,盡可能多元呈現台灣的藝術面貌,成為那個時空背景下,最不引起島內爭議且順理成章的安排。直到2010年,任教於台北教育大學的林志明教授,曾提出以單一藝術家參展的建言,「我當時的理由是,威尼斯雙年展已不再是唯一的櫥窗,藝術家有非常多國際展覽的機會,所以可以嘗試讓單一參展藝術家(在威尼斯)有更多能量展現。」林志明說。
北美館長林平介紹台灣館歷史沿革。(攝影/余志偉)
北美館長林平介紹台灣館歷史沿革。(攝影/余志偉)
直到2015年,北美館終於嘗試以單一藝術家參展,在今年威尼斯雙年展的開幕記者會上,館長林平提出了她的看法:「最近幾年我們意識到,台灣當代藝術已進入成熟的生態,台灣戰後的第一代藝術家經過多年藝術創作的淬煉,具有足夠的能量迸發、產生魅力,因此從上一屆開始,我們推出了單一藝術家的展出模式。」
若從這兩屆參展藝術家,吳天章與謝德慶為例,確實是符合林平在記者會上提出的結論。而時任北美館展覽組組長的吳昭瑩,也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算是道出威尼斯充滿高度競爭的現實:「威尼斯雙年展雖然有7個月,但大多人都會擠在開幕那週去(指藝術領域人士與媒體),在短短一週要吸收這麼多,其實有一點困難,某種程度有點像速食的感覺。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強的藝術家還是會stand out(引人注目),所以不得不去考量我們是處在非常競爭的環境裡,當然也不是說針對這樣的環境去做,而是我們或許可以做一些調整。」
走進威尼斯雙年展現場,氣氛也確實如此。開幕前短短2天的預展期,湧入來自各地的媒體與藝術工作者,除了展前特定藝術家受關注程度影響看展人潮,隨時的口耳相傳、即時消息,也都將影響某個國家館或平行展場門外,是否即將大排長龍。
「如何才算擁有足夠競爭力」雖可以是各說各話的申論題,但若以現階段台灣館參展策略來看,除了考量藝術家自身實力與藝術成就,是否累積一定程度的國際能見度,至少將會是接下來幾屆裡,難以脫勾且不得不現實的評估考量。

謝德慶參展的時代意義

相較於2013年參展藝術家非台灣籍引發的風波與爭議,此次出身台灣入籍美國的謝德慶的出線,並未引起軒然大波。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李玉玲也是本屆提名委員,回想1999年她任職北美館展覽組組長時的一段往事:「我記得那時候有個義大利留學回來的年輕藝術家跟我說,『你應該推選謝德慶』,我那時只覺得不可能啊!他住在紐約,台灣藝術家怎麼辦?快20年前就有人跟我提了,他認為謝德慶一出來台灣館就一定會被看見,但那時會覺得威尼斯雙年展花那麼多錢,一定是要從台灣出來的『代表』藝術家。一隔快20年後,當大家提名出來時,(對謝德慶)都是高度認同的。」
不少人好奇提名過程如何進行,提名委員之一的陳愷璜說:「開完第一次會後,每個委員回家做功課,認為哪個藝術家或團體最值得推薦,就在下次會議裡提出,要寫報告的,好幾頁,不是嘴巴講一講就沒事了,要言之有理。」在第二次會議裡,陳愷璜與另一位提名委員的名單裡,同時出現了謝德慶,在9位提名委員各自闡述提名原因後,便進入第一輪投票,篩選至最後幾位進入深度討論,最後形成決議。
「我後來聽林平說,她之前參加過幾次,每次推舉人選的時候都會吵翻天,但這次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歧異,反而大家最後是在討論要怎麼去展他(謝德慶)的作品,或是如果推他出來有沒有其他衍生的事情,都已經在幫他想事情怎麼弄會更好,比較有建設性。」陳愷璜說。
2016年底,謝德慶出席在台北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宣佈記者會。(攝影/余志偉)
2016年底,謝德慶出席在台北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宣佈記者會。(攝影/余志偉)
謝德慶的參展,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時代意義?陳愷璜認為:「在這個時代,還跟藝術非常靠近的藝術家比重是很低的,大部分都跟小蜜蜂一樣,辛勤地在做工要賣東西,這種藝術家非常多。每天用腦筋、用時間在思考藝術創作,而不是做藝術品生產的藝術家,數量真的很少。所以這是一個反差,如果我們可以提出來一個非常有強度,不會有太大爭議,而且有代表性的台灣藝術家,我覺得可以讓人有非常不一樣的理解。」
在威尼斯開幕典禮上,文化部長鄭麗君說了一段感性引言:「我本來一度考慮要不要說話,因為我認為謝德慶老師的藝術,其實最不需要的就是政府的讚賞,因為國家這些概念,我想對謝德慶老師的藝術,可能都是一種窄化,但我身為部長,今天還是要謝謝謝德慶老師,能夠在這座舊監獄裡面,讓謝德慶老師,跟台灣重新相會。」

打進國際藝術社群 不再只求「被看到」

累積11屆籌辦經驗的北美館,儘管面對展覽大小瑣事依然戰戰兢兢,對林平而言心態上卻已不太不同。「我不想再用過去比較消極,或是委曲求全的看法,認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應該努力讓台灣藝術家『被看到』,我認為『被看到』這樣的概念是消極的,有點一廂情願。專業社群網絡才是台灣館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用消極的觀點,而是台灣作為文化藝術的實體,我們要進入到國際的交往圈裡面,跟大家對話。」林平說。
基於希望打開國際對話的自我期許,林平在觀察上一屆之後,首開先例在今年籌辦2項業務:策展與導覽實習生計畫、舉辦正式國際交流晚宴。
近年來,威尼斯雙年展預算約落在2千5百萬~2千6百萬之間,根據時任展覽組組長吳昭瑩預估,今年預計達2千9百萬。然而專業晚宴與實習生計劃的執行,在現行的政府預算裡難以運作,最後是靠著美術館之友聯誼會贊助約236萬得以實現,而今年的試辦成效,也將關乎未來是否能持續。
過往台灣館在開幕週之後,展場只剩當地聘僱的安全人員協助展品看管,不僅沒有任何導覽安排,更難收集參展民眾的反饋。本屆徵選了6位導覽實習生,接受策展人與藝術家面對面的工作坊訓練後,輪流前往威尼斯進行每天2場英語導覽,不僅讓觀眾得以深入了解謝德慶的創作概念,也協助館方收集觀眾意見,作為未來籌辦的參考。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在威尼斯著名飯店Danieli Hotel舉辦正式國際交流晚宴,與藝術領域的國際人士交流。(攝影/余志偉)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在威尼斯著名飯店Danieli Hotel舉辦正式國際交流晚宴,與藝術領域的國際人士交流。(攝影/余志偉)
談起西方藝文圈慣常透過舉辦專業晚宴派對,達到交流並累積人脈,長期耕耘國際網絡的獨立策展人鄭美雅,提起一個有趣且真實的事:「有個策展學校出給他們學生的題目是,去威尼斯雙年展,看在3天之內可以拿到多少Party的入場券。」顯然在藝術之外,還有許多隱而不見的網絡必須打通,鄭美雅認為,開拓國際藝術網絡沒有捷徑,只有持續不斷的累積。然而在過去的台灣館,這樣的交流平台卻是封閉的,對此曾任2011年台灣館策展人的鄭慧華特別有感:「當年的開幕晚宴是關起門來,只有台灣內部的人參與,不是像今年把門打開,接上藝術領域的國際人士產生交流。」
所幸今年終於有了起色,舉辦在威尼斯著名的高級飯店Danieli Hotel的晚宴上,嘉賓湧入,包括中國藝術家徐冰、2018利物浦雙年展策展人茱莉.羅馬克斯(Julie Romax)、韓國首爾國家當代藝術館館長巴特繆.馬力(Bartomeu Marí)、台灣藝術家李明維⋯⋯等人,皆到場向謝德慶致意。這是一場成功的派對,終於沒有無趣的長官致詞,賓主盡歡、氣氛熱絡,謝德慶更少見的在眾人前流露活潑一面,敬酒時刻開心地轉了一個圈。
告別晚宴與蜿蜒小巷裡趕場看展的熱絡場景,對早已回到台北的我們與回到紐約的謝德慶,「威尼斯」彷彿又回到了一個地理名詞。今年台灣館推出「謝德慶 做時間」展覽,接連獲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評選為「威尼斯十大必看展覽」,當媒體逐漸降溫的此刻,收到導覽實習生傳回熱騰騰的觀眾反饋:「這展覽絕對是本屆的亮點!」熱烈且真誠。
2017威尼斯雙年展現場報導
藝術・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