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想死嗎？還不趕快下來！」2023年9月7日晚間8點，急切的警告在台北市大直地區一處寧靜的巷弄反覆迴響著；緊接著是鋼梁斷裂發出雷鳴般的聲響，逕直傳入李紹鵬夫妻的耳中。

一片尖叫和喊嚷聲中，他們從公寓5樓向外望去，沒有火光和濃煙，卻聽到金屬凹折所傳出的尖銳噪音。兩人這才意識到：隔壁樓要塌了。趕忙抓了手機、錢包、鑰匙，逃離住了7年的家。

頃刻間，大直街94巷1至9號的公寓開始向下坍塌，伴隨著牆壁變形、玻璃破碎和金屬碰撞的巨大噪音，整棟建物像是被大地吞噬般，以肉眼可見的角度向前傾斜，鄰近的上百名住戶也被緊急撤離。

站在馬路上看著鄰近公寓下沉，34歲的李紹鵬心裡惦記著的是房裡的婚戒，畢竟才結婚一年，他不想就這樣失去愛情的象徵，但封鎖線將他和租屋處宛如兩個世界般隔開。他開始回想這起事故的發生，或許是有跡可循的。

李紹鵬回憶：

「大概在今年年初，走路散步時我就有發現，塌陷那一棟的建物本體和樓梯間是分離的，原本應該接在一起的地方有很深的裂縫，『手掌可以前後進進出出』那種裂縫。」

塌陷戶隔壁、也就是他們夫妻所在的建物中，每一層的樓梯也都有超過2、30公分長的裂痕，像是建築物被外力拉扯一樣。

「那時候就會擔心。但在大直，大家都很在乎自己的權益，不覺得這個地方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的確，在依據財政部2021年綜合所得稅申報統計資料所製作的「雙北捷運收入地圖」裡，此次事故的地點正好夾在台北捷運「劍南路站」和「大直站」中間。其中，「劍南路站」居民以95.6萬元的收入中位數在雙北地區奪冠，「大直站」也有84.1萬元的收入中位數，高居雙北前五名內。但，高收入並沒有就此將居民們帶離工安意外的泥淖。

早在今年3月起，一系列的陳情就已展開。根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統計，在3月8日及13日，分別接獲民眾經市民熱線1999陳情家中出現裂痕及管線破裂等，後續委由基泰建設聯繫民眾協商修復。

所謂的修復，是在數公尺大大小小的裂縫上塗上水泥。隨著建案連續壁工程進行，填補的水泥再次開裂，住戶在4月和5月再次向市府遞交書面陳情。5月底，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後稱建管處）按照「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後稱「損鄰規則」），請基泰建設、負責施工的福益營造，以及監造方王德生建築師事務所等人到場勘查。結果在6月21日出爐，損害責任歸屬的「初步認定書」裡載明「損害責任非屬施工造成」。

看著關不上的大門和白色磁磚上等身高的裂縫持續擴大，住戶集體拒絕在「初步認定書」上簽字。一紙公告貼滿了大直街94巷一半以上住戶的門口，內容寫著：

「請注意！近期因為基泰建設施工，導致本排公寓1樓住戶的室內／室外牆面已出現龜裂、牆面與樓梯之間也出現縫隙、室內房門也因建物傾斜而自動閉合搖晃。雖基泰建設宣稱施工期間已同步監測本排公寓穩定度，但顯然建物已發生傾斜狀況。」

2週後，台北市都市發展局正式將公文回覆給陳情住戶，依照建商給出的監測報告與勘查結果，判定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建築工程得繼續施工、「本局不予列管」。除了張貼公告作為無聲的抗議外，居民只能持續求助於當地的民意代表。

5月起，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陳怡君就陸續接獲8起住戶陳情，她也走進這些住宅裡記錄蒐證。在這些蒐證影片裡，樓梯鋼筋外露、牆壁滲水、磁磚龜裂、窗框扭曲、鐵門歪斜，類似的狀況不勝枚舉，不只是發生在坍塌戶所在的大樓裡，連鄰近和對面的住宅也有類似情況。

「根據我們取得的水單，塌陷棟對面雙號住戶的公共分攤水費表，一期用水度數從1度暴增到226度，且長達半年地上積水都沒有辦法擦乾，很難想像住戶怎麼可以忍這麼久，」陳怡君感嘆。

在部分住戶的牆上，基泰請人來替牆壁打針的抓漏痕跡還在，但地面仍然留有水漬；居民們也請來鐵工，試圖讓鐵門能正常開合，這是他們少數能做的努力。

「不是我們想要忍，是目前機制下，一般老百姓就是滿無助的。像前陣子派人做鄰損狀況評估，結果是建商自己球員兼裁判，自己講當然是沒事，有事怎麼可能會攬在自己身上？」

李紹鵬有些憤慨地說。坍塌事故發生後，他們夫妻兩人暫時搬往關渡的親戚家借住，每天要花費將近2個小時往返住處和上班地點。等到技師評估完房屋結構，即使心裡疙瘩還在，他們仍考慮搬回去，畢竟租房不是件一蹴可幾的事。

夾雜著憤怒與無奈，住戶們長達半年的抗爭沒有換回安全的保障，現行的「損鄰規則」反而讓建商得以頂著風險持續興建，最終導致塌陷發生。

面對現有法規上的疑慮，台北市建管處先是說明，工程興建期間造成鄰損是最為常見的事故，為了應對這種狀況，規範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開工前的「現況鑑定」，要求建方一定要找第三方公會去做鄰房的現況鑑定，作為未來發生問題的判讀基準。第二階段則是開工後的「損鄰鑑定」，這部分由建方旗下的監造建築師或專任工程人員來負責判斷鄰損成因是否與施工有關。

由於監造建築師或專任工程人員皆受聘於建方，是否導致機制運作不夠公允？台北市建管處發言人鄭大川在接受《報導者》訪問時坦承，「當初的機制在第二階段，只由建方這邊去處理，可能不是很妥適。」

然而，「損鄰規則」只是發生爭議時的短期處置方式，並未觸及整體營建工程存在的既有問題。我們訪問了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提供專業技術諮詢的四大公會：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和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他們一致認為，基泰大直坍塌事故的發生，更是肇因於「工程品管」上的嚴重疏漏，是「一連串的品管失控」才會導致本該有的監督機制失靈。

「只是在大直基泰的事件裡，從基層管理的角度上，一開始環扣就鬆了，」劉國隆說。作為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理事長，劉國隆過去曾承接過美國白宮宴會廳的規劃，在那段經歷裡，他發覺從水電、結構到交通運輸等，都有各自的技師和顧問公司，每一個環節都從各自專業出發，相互配合與監督，避免小處的問題持續累積擴大。

在台灣，現有的「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為公共工程設下許多管理規範。這個制度下，營造品管制度分為3級，分別是「一級品管」：施工廠商品質管制、「二級品管」：監造單位品質保證、和「三級品管」：主管機關施工查核，主軸在透過法規確保這類大型工程必須時刻受到監督，管制的對象則不包含私人工程。

但公安其實不應有所區分，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理事廖書賢告訴《報導者》：「施工的整個管理，不應該是公有建築跟私有建築有所不同。」大地技師公會理事長施志鴻也指出，現況是加上層層管制就會疊加成本，「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對私人建案而言是高標準，但那不代表不用重視品質管制，從三級品管的角度而言，基泰大直的事故就是每一層都失靈。

同樣以公共工程品管制度的標準來看待事故，劉國隆口中鬆脫的「環扣」，指的就是品質管制機制，而它並沒有發揮應有效果。

他向我們解釋，為了監督工程品質，管理手段上分為3個部分，也各自有對應的專業人員。其中，一級品管是現場施工廠商的內部控管，它像是金字塔的底層，由大量做板模、鋼筋等工作的「技術士」打底；往上是執行按圖施工、負責通報緊急狀況的「工地主任」，再向上則是「專任工程人員」，這類人須具有技師或建築師身分，專門解決專業技術問題，以及處理工地主任通報的緊急狀況等。一級品管的終點則是建案的承造人：營造廠，他們要承擔現場施工責任與問題應變。

二級品管中，由監造人負責查證建築材料的規格與施工品質。劉國隆指出，在台灣，監造人多半是由建築師來擔任；至於三級品管則是由中央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或各地方政府的建管單位來負責查核整體工程品質與進度。現有的營造工程多半是按照這樣三層分級的模式來進行管理。

在管理手段中，各階層人員必須將觀察到的問題如實呈報，交由專業技師來應對調整。因此在營造工程中，「監測」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蒐集得來的數據，施工人員可以第一時間就找到問題所在。

時常參與事故鑑定的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理事廖書賢告訴《報導者》，實務上，找到問題還要能快速反應，這靠的是不同專業間的協調，像是施工狀況要能達到跟設計圖相同的效果，負責畫圖的監造方和負責施作的施工方，兩者就要倚靠「監測數據」不斷來回調整。「現場你土挖下去，變化超出預期，那該不該先停工？開工要如何調整？怎樣做最安全？透過監測，重要問題會率先被凸顯，」廖書賢強調。

至於關鍵的「監測數據」從何得來，則是大地工程技師的專業之一。大地技師通常會規劃在鄰近建物設置「傾度盤」，用「傾斜儀」（Tiltmeter）測量建物傾斜程度；也設置地面上與建物上的「沉陷點」（Settlement Mark），再以「水準儀」測量並與基準值比較來判讀沉陷量。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理事長施志鴻解釋，透過儀器測量到的數據，便可訂定所謂的「管理值」，通常分為「警戒值」和「行動值」，這在工地現場是非常重要的指標。一旦監測數據達到「警戒值」，代表鄰房可能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傾斜，必須加強監控避免事態惡化；如果達到「行動值」，則應停止施工並啟動應變機制。

然而在基泰大直事故中，這些本該環環相扣的品管機制卻出了問題。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副理事長蘇模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該建案於2月20日開始施作連續壁後，在2月24日、3月22日、3月29日、4月11日都有到達停工標準，另外在5月、7月和9月的監測數據也都有超過行動值。

現階段被揭露的監測裡，受基泰建設委託的「儀大工程顧問公司」在7月26日報告中也指出，地面沉陷點與建物沉陷點皆已超過行動值，部分監測儀器也已超出警戒值，只是這沒有讓基泰就此停工。

為何監測數據沒有如實呈報？超過行動值為何不停工？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台北市建管處隨後要求基泰繳交今年1月至9月的完整監測報告，並交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及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進行判讀。

9月13日，初步結果出爐，三大公會均指出工地現場對於監測系統示警未有因應與積極作為，造成鄰地建物塌陷的災害發生。

實際上，失控的品質管制不僅凸顯在監測數據多次超過行動值上，負責判讀完整監測報告的土木、結構和大地等三大公會皆向我們證實，在3月、4月、7月中，皆出現監測數據「歸零」的狀況，且報告中並未提及歸零的理由。

長期擔任監造角色，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理事長劉國隆提出質疑，監測數據照例要一路從技術士回報給工地主任，再向上反映給專任技師，發現異常狀況就要通報、要緊急處理，那為什麼會有歸零的事情發生？從一級的品質管制到二級的查證都沒有發現異常嗎？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理事長施志鴻則從動機面去思考。他認為，負責監測的單位並沒有更改數據的動機，有動機去調整數字的只有建商，為了繼續蓋房子、為了不要停工。因為一旦觀測到的數據歸零，就會讓每個工序裡累積的鄰房損害可以重新計算。

對於上述觀點，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拱祥生也持同樣看法，但話說得更加直白：

「為什麼？監測報告的那個錢是跟營造廠去領的，我也講白了，營造廠或是建商經常還要求要改數據，這個也不是祕密，其實這個（基泰大直）就有啊。」

從幾大公會的發言，不難看出他們對數據調整的憤慨。受訪時，他們一致認為類似的作法正在傷害國家的施工環境，讓台灣的營建施工品質逐漸走下坡。「一旦出事，居民受害、政府受害，到頭來建商和工程人員的專業也受害，」施志鴻強調。

即便如此，監測數據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歸零？調整的理由為何？是否涉及《刑法》的「偽造文書罪」等？負責鑑定的三大公會告訴我們，這些問題仍舊沒有在基泰的報告中獲得解答。

《報導者》致電台北市建管處尋求答案，發言人鄭大川證實該案出現數據歸零等異狀，他也指出現階段除了將該案工程人員和建築師依照違反《營造業法》和《建築師法》移送懲戒外，相關資料也已經送交政風單位，後續由該單位配合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進行偵查，因此在司法程序啟動後，報告暫時不會公布。

另一方面，針對我們的提問，受基泰建設委託的監測單位「儀大工程顧問公司」，僅在「不方便回應」後掛上電話。記者多次致電、留言給基泰建設相關窗口，也沒有得到回應。

一邊在白板上繪圖示意，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理事長施志鴻一邊向我們解釋，現代建築多以高樓為主，為了增加安全性會建造連續壁作為開挖擋土的措施和基地主體的保護，同時能防範土層鬆動及地下水滲出；若遇到軟弱地層，也會再加入地盤改良加強地下開挖期間的穩固。

施志鴻也說明，基泰大直建案裡雖採用梅花型態的「地盤改良樁」深入開挖面以下，但這種做法對於軟弱黏土帶來的側面壓力不太有效。雖然有設置連續壁，但從連續壁深度到地盤改良的設計都太過樂觀。回顧事故的發生，在缺乏大地專業參與下，他認為該建案雖有一份漂漂亮亮、符合安全係數的計算書，卻沒有設下足夠的緩衝與防災考量，加上地盤改良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後續又強行土方開挖，就造成開挖區底部隆起與中間樁舉昇，水平鋼支撐折斷，連續壁也跟著被極軟弱黏土擠壓到變形、斷裂。

從此次的事件中，施志鴻也點出問題所在：

「從這個例子裡，可以發現中間最大的問題是省錢。連續壁要做多深應該是大地工程的專業，可是連續壁裡面要擺多少鋼筋是結構的專業，兩者密不可分。但建商想到的或許是最省成本的方式：連續壁能不能不要這麼厚、這麼深？那就全部交給結構技師處理就好。」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拱祥生認同這樣的觀點。他指出，目前法規只有建築物本體需要由結構/土木技師簽證負責，建物地下室工程卻不用大地技師簽證，這樣的規範讓建商省去一份成本，卻導致大地專業不受重視。現況就是由大地技師負責的「地質鑽探報告」，只有中大型工程才會比較認真做，使得地質調查報告不夠確實，衍生後續一連串問題。

「就好像連基本的身高體重都沒有，那你去做預判就是表面上的判式，」拱祥生批評。

本質上，這些對於成本的考量還是建基於建設公司是營利單位，而在近幾年的都更危老浪潮裡，對於成本的斤斤計較又再次被放大。

根據媒體報導，內政部統計至2023年第2季，全國屋齡超過30年的老屋數量已高達483萬戶，其中，台北市老屋比率更高達72%。在老化持續加速下，內政部資料也顯示，截至今年8月底，台北市就已經受理超過千件的危老重建計畫。

回過頭翻開基泰大直的建案資料，裡頭載明基地坪數為215.38坪。建築師公會告訴《報導者》，這樣的基地面積其實並不夠大，以容納各種公設、車道和建築本體而言，至少都要有250坪至280坪以上方正的基地才足夠；若要考量地下室開挖，更應該要有4、500坪比較正常。

劉國隆也說明到：

「地坪小是都更危老案件的常態。像基泰的狀況是麻雀雖小、但什麼都要，那考量到成本，施工會去找專業營造業來做嗎？有足夠預算讓專任工程人員待在案場裡做好監督嗎？這些都是問題。因為工地小，利潤就少啊，利潤少怎麼可能要投資那麼多？那你包括一級的品管、二級的查證、三級的督導，大家都辛苦。」

來自建築師的這些提問，一定程度反映了老舊都市現有的都更困境，更讓營造流程中部分的專業被捨去，在「品質管制」和「監測數據」的工具雙雙失靈的狀況下，最終招致了基泰大直塌陷的事故發生。

面對問題，台北市長蔣萬安在15日勘查民宅時宣布，即刻實施「六大損鄰規則」的修正，包括將現行的損鄰協調改由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及專業技師會同現勘，並增加公正第三方技師公會進行複核，認定時間由現行14日縮短為3日，一旦發現公安疑慮會立即勒令停工。另外，損鄰是否為施工造成也納入第三方專業公會的角色，一旦住戶不服，可要求第三方介入鑑定，費用由建方先行負擔等。

對於修法，北市建管處將自己定位為「協調平台」。接受訪問時，建管處認為公部門的任務在於處理建商和民眾之間的損鄰糾紛。這樣的做法立意良善，但包含都更危老基地過小無法整合、品質管制失控到特定專業不受重視，這些問題都未被觸及。建築、大地、土木等公會都認為，如果不從根源防微杜漸，問題只會愈來愈大，讓所有的專業人員愈來愈使不上力。

而對於失去了家的受災戶而言，留下的更是無法抹滅的創傷。

現在仍待在關渡親戚家的李紹鵬說，事故發生至今，他只要聽到一些細小的聲音或看到地面不平，心裡就會有些過度反應，擔心事情重演。

一位坍塌戶更在社群平台寫下自己的心聲：

「整個晚上，彷彿又回到那天逃下來的情景，腦袋不斷回想著家裡當時的情況，東西在那裡。光想著要拿什麼東西，那種壓力感讓身體不自覺地發抖，只能強壓著緊張，拿著紙筆列出物品的先後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