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又溫馨的劇情老少咸宜，有年紀的觀眾容易被劇情中的生離死別打動，年紀輕的觀眾也能從流暢且笑中帶淚的故事轉折中找到共鳴；溫暖且明亮的色調，和貫穿全片的柔美音樂，以及正向的劇情走向，即便日後回想，還是會在腦海中縈繞著那些劇中人物的悲喜交加，以及這些女性的堅韌身影。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背景設定在女子監獄，故事的開場先聚焦在長期遭受家暴而殺害丈夫入獄的李惠貞（陳意涵飾演），她在監所中生下女兒芸熙，但在裡頭究竟要如何養兒育女，就成了貫穿故事的主軸，也勾起觀眾滿滿好奇，導演從這時就慢慢鋪陳淚流滿面的親子議題。

韓國電影早就擅長此道，《7號房的禮物》就已經示範過如何讓人鼻子紅通通地離開電影院，而作為改編自韓國電影的《陽光女子合唱團》也不遑多讓。劇情的進展，讓大家逐一認識到這一群女受刑人，即便各自犯下的案件輕重不一：有被家暴、被不斷性侵而反擊的殺人犯行；也有為賺快錢的販賣毒品跟詐欺⋯⋯各自帶著標籤和傷痕來到這個困頓的所在。

在這不到幾坪的天地中，除了身為母親的李惠貞要照顧小芸熙外，同舍房的楊玉英（翁倩玉飾演）、阿蘭（安心亞飾演）和阿珮（孫淑媚飾演），以及最後進來舍房的劉宥芯（何曼希飾演），都一起承擔著照顧的責任而變得親密。背負不同過去的天涯淪落人，雖然剛開始因為陌生、猜忌而產生衝突，但得知彼此境遇後化解誤會，成為了彼此的家人。

隨著芸熙慢慢長大發現在眼睛上有治療的需求，李惠貞只能下定決心將芸熙出養，為了讓女兒在離開前記住自己的聲音，她藉著監所的節慶活動提議組成合唱團。在悠揚的歌聲中，這群被社會遺忘、各懷傷痕的女性，在歌聲中學會放下恨與憤怒，唱出了一段關於原諒、母愛與重生的動人樂章。

然而，這項在監所養育幼兒的措施固然立意良善，在執行面上卻存在不少值得改進之處，如目前監所普遍空間不足，導致在監所長大的幼童活動空間受限，以及監所矯正人力，單單是戒護人犯工作就非常繁重，要再編制更多人力去注意監所內的幼童，就算有心也缺乏相關專業背景，就有論者指出在監所內的幼童，如果無法落實幼兒發展評估，則錯過需要早療介入的情況比比皆是。在呼應兒童最佳利益的潮流下，如何爭取在監所內有更多空間去安置幼童，甚至引入專業幼教老師在學齡前給予孩子需要的成長課程，都是一個嚴肅且必須持續落實的課題。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鏡頭色調很溫暖，圍繞著照顧芸熙的情節也觸動人心，而芸熙的出養和玉英罹癌的逝去，這些生離死別的轉折都催化了票房，讓人剎時忘記這群人是受刑人，反而更像是一部女子宿舍中的故事。實則，拿掉這樣的濾鏡之後，現實的監所會是什麼樣子？那些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或許可以帶我們略知一二，知道受刑人歷經怎樣的壓迫，又付出什麼代價來讓修法的齒輪開始慢慢轉動。

最終於翌日清晨，高雄大寮監獄歷經長達14小時的緊繃對峙後，隨著幾聲劃破黑夜的槍響，迎來了最悲劇性的終局──6名受刑人深知已無路可走，他們在飲下最後的高粱酒後，選擇舉槍自盡告別，用最激進也最卑微的生命作出控訴，面對制度的冷酷與復歸社會的絕望，他們如同被遺忘在社會的一隅，眼前的刑罰並不可怕，無愛的未來才讓人更顯絕望。這起悲劇也直接暴露了當時監所管理的嚴重漏洞，並成為推動後來台灣獄政改革與法律修正的重要契機。

在獄政改革上，勞作金議題很難不被提及。為何這會成為受刑人心中最容易過不去的門檻？因為勞作金偏低是長期以來存在相對剝奪感最重的環節，根據調查，受刑人的勞作金平均不到1,000元，有部分受刑人因為進到熱門的名產工廠，如受大眾消費者喜愛的蛋捲、醬油、巧克力加工，可以領到近30,000元的勞作金，但這仍只是少數，大多數仍以折紙袋、組裝螺絲這樣高工時、低價值的勞動為主。在監所中基本生活會有不少開銷，不是像外界以為不用費一分一毫，在基本的吃、住外，還有一般的內衣褲、電池日用品開銷，如果受刑人家中沒有固定寄送費用，微薄的勞作金根本不足以支應獄中開銷，通常變相就是替其他受刑人提供勞務來賺取費用。

經濟上如果本處於弱勢的受刑人，在監所中只會更被放大這樣的處境，甚至逼得受刑人向法院提起救濟，坐實「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譏諷與無力感。

《陽光女子合唱團》輕輕帶過監所生活的不易，呈現一群女性的故事，還有音樂帶給受刑人的正向與改變。回望監所受刑人權益的來時路，且行且艱辛，還有幾乎已經被社會遺忘、發生在大寮監獄的暗夜槍響，這才能走到現在修正後較能符合人權的法制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