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坐過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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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1 從一個無法漂流的地方回來

文╱葉瑜娟
「我回來了!」當我還在釐清來電者是誰時,電話那頭「薛同學」既欣喜又焦急地吐出這四個字,帶著一點歷劫重生的悲壯感,讓我腦海忍不住浮現電影般的畫面──歷經太空漂流的主角終於回到地球,抱著甫脫下的氧氣罩,接受民眾的熱烈歡迎。
不過,45歲的「薛同學」既不是我同學,也不是太空英雄,他從一個無法漂流的地方回來,而在接到這通電話前,我們只認識了一個多禮拜。
一個禮拜前,我和同事參訪了有「天下第一戒毒村」之稱的台南明德戒治分監。這個專為毒品犯設立的監所遠離市區,受刑人住在被山環抱的小木屋舍房裡,睡的是上下舖而非地板,比起一般監獄,生活品質好了很多。戒治分監更以教誨課程取代一般監獄的工場作業,讓受刑人多了許多真正和教誨志工對話的機會,不過這個分監並不是每個毒品犯都進得去,只有刑期6年以下、身體健康且無重大違規紀錄者才有資格申請,最多收容240人。
當時,一身素色囚服的薛同學被幾位長官拎到我面前,一坐下來,我先問了他的本名,他有些疑惑地看著我、怯生生地猶豫著該不該說時,一旁的長官連忙說:「你寫『薛同學』就好!」結束訪談時,我留了名片並握了握他的手,當時心裡閃過「這張名片對他有意義嗎?」這個念頭,萬萬沒想到短短一個禮拜後會接到他的電話,見證他重返自由。
假釋資格出獄的薛同學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工作。(攝影╱林佑恩)
假釋資格出獄的薛同學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工作。(攝影╱林佑恩)
獲假釋資格出獄的薛同學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工作。當我們抵達店裡,穿著便服的薛同學直挺挺地站在店門口,起初我們並沒認出他來,還客套地問:「請問薛同學在嗎?」當他挺直腰桿答「我就是」時,我們才從如炬的目光及鷹勾鼻認出他來;事實上,他的五官相貌和印象中並無二致,和獄中不同只有穿著,還有一股先前沒有的自在灑脫感。 
「謝謝你們照顧我弟弟。」雖然我們實在沒有值得感激之處,薛同學的哥哥阿忠一坐下來就舉杯向我們道謝。而說起什麼時候發現弟弟開始吸毒,阿忠用食指及拇指比出一個堪比百科全書的厚度,誇張地說:「吼!10幾歲到現在,他紀錄都這麼厚一疊了!你現在問我怎麼講?」
阿忠的話並非誇飾。生長在一個有10個小孩、父母忙於工作的大家庭中,薛家的小孩從小就必須自己照顧自己,薛同學認為家裡缺乏溫暖而成天向外跑,國小畢業就進入夜總會工作,因而染上了毒癮,而從14歲因竊盜罪進入少年觀護所開始,薛同學的人生開始頻繁進出監獄,4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20多年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好幾次在獄中決心要戒毒,出獄後卻又控制不了自己,只能過著不斷循環的日子。
上一次假釋時,薛同學罹患了口腔癌三期,開完刀後醫生一句「還會再復發」讓他認定自己已經是個「沒希望的人」,出院後隨即開始使用毒品,在自暴自棄的情況下,薛同學很快又回到了監獄,一直到踏入戒治分監的那一天,幾乎已放棄自己的他才重新被拉了回來。
剛抵達戒治分監的那晚,薛同學獨自坐在舍房門口想事情,一位巡夜的主任正好經過,見了薛同學便問他移監來這裡的感覺是什麼。「我從以前到現在我關差不多快20年,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從來沒有遇到過說主動關心一個受刑人⋯⋯講實在的,我都家裡快要放棄的人了,竟然還有一個職員來關心快要被放棄的人!他只要稍微關心,給我的感覺就很溫馨。」
雖然進到明德戒治分監後,薛同學知道自己應該要戒毒,但在分監的前1、2年,「出去後馬上再找毒品來吸食」的念頭仍然揮之不去,真正讓他打消再碰毒品念頭的是一位慈濟的師姐。 
「她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因為這句話可能在我小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聽家裡的人跟我講過,她就像我的媽媽、就像我們的姊姊一樣,她只講了她會愛我們,就是這句話讓我很感動,那個時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出去一定要重新改變我自己的人生,那個時候以後,我對毒品的念頭就不見了。」 
薛同學提及的兩個轉捩點,或許對當事人來說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被薛同學牢牢地放在心上。對他來說,戒治分監的教誨方式跟一般監獄很不同,才讓他有機會遇到不一樣的管理人員及教誨志工,讓他能感受到被在乎、被尊重,也才找回了活下去的希望。 
出獄那天,他原本還擔心著家裡會不會沒人願意理他,結果分散各地的兄弟姊妹都特地跑來為他接風,而他心心念念的慈濟師兄姐們也將在近日來拜訪。得到這麼多的支持,薛同學像是為了回應期待般,絲毫不敢怠惰地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幫忙,而哥哥阿忠在一旁看著他送菜、招呼客人、結帳的模樣,忍不住嘆息,「這次感覺真的有差。」
但阿忠說完,仍不忘加上一句但書:「以後不曉得啦!」當我們問薛同學是否能在報導裡放正面照片,他也有些為難地說:「我好當然是很好,但假如不好,我怕會影響哥哥的店⋯⋯」他說,被關過的人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孤獨就容易胡思亂想。或許這就是每個更生人的必經之路,即使意志再堅強,仍舊時時擔心著哪天不小心又陷落了?
訪問的結尾,我用假設性的問題請他比較過去待過的幾所監獄哪所比較好,以及如果可以,想選哪所監獄?他沉思了半晌,露出為難的笑容對我說:「我可不可以都不要選,現在真的都不想了。」
本來以為他會回答戒治分監,看來,監獄畢竟是監獄。我開始為自己提出的假設性問題感到抱歉。想起他打給我的那通電話,話筒那端高喊「我回來了」時,其實我愣了一下,硬生生把原先要衝出口的「你出來了?」問句吞了回去,改成:「你回來了?」
是的,其實他一直屬於這裡,他告訴我他叫薛金發,而不是薛同學,他終於回來了。

2 戒咖啡都很難了,何況戒毒

文╱王立柔
這段日子以來,我們訪問到的更生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曾吸毒的,一種是不曾吸毒的。我們發現,不只是一般民眾對吸毒者的道德批判非常強烈,連沒有吸毒的更生人也看不起吸毒犯,他們認為吸毒是「沒有自制力」的行為,非常不入流。 
監獄裡關最多的其實不是殺人、搶劫或性侵犯,而是毒品犯。(攝影╱林佑恩)
監獄裡關最多的其實不是殺人、搶劫或性侵犯,而是毒品犯。(攝影╱林佑恩)
犯罪亦有階級,吸毒犯的地位頗低,監所關注小組成員陳惠敏說,即使對殺人者,就算是無差別殺人者,大家都不會認為毫無理由,「我們會問他動機,有一個他小時候是不是怎樣怎樣的想像,對於用藥者卻非常去脈絡化,頂多說他意志力薄弱、誤交損友,都是對人格的審判。」 
受到這麼強烈的負面觀感,我們訪問的3位「前」吸毒者反而表示可以理解,他們推論說,這可能跟吸毒案件有時連結到其他犯罪有關。
「我們可以為了錢做很多事情,只要能弄到錢都可以做。」曾經吸毒近10年的周宜賢最初很享受毒品帶來的幻覺和自由感,最後卻因為抗藥性的緣故,完全得不到快意,反而時常浸淫在沒錢買藥的恐懼,「只要快沒藥了,我就要開始想等一下又要去騙誰,等一下要去搶誰?每天就在這種狀態裡面。」 
他可以理解為什麼新聞上有吸毒犯搶不到幾百塊,一瞬之間抓了狂,掄起刀子就殺人了。很多由吸毒衍生的案件,其實都是因為需要錢,他窩過那個著魔似的位置,「連家人看了都會怕」,勒戒所對他來說也沒什麼用處。 
「我在勒戒所待了40幾天,精神醫師大概會打3次分數,每個禮拜一次。那個制度沒有用,只是空談,他會問我們要不要開一些藥,安寧、抗躁鬱的,但大家都很聰明,老鳥會教菜鳥千萬別說需要,那代表還有毒癮。」 
「我們那時都是早上6點多起床,吃早餐,打掃,接著靜坐3堂課,吃午餐,午休,再靜坐兩堂,下午3、4點輪流洗澡,吃晚餐時洗衣服和晾衣服,晚上再靜坐兩堂,晚上8點以後才可以自由時間,寫信看書什麼的。靜坐時很無聊,就是坐在那裡放佛經。」 
另一位有吸毒前科的王勝得發出同樣心聲,「勒戒所根本談不上什麼方法,還不就是以犯人方式對待我們,對外粉飾太平,說是有心理輔導、上課⋯⋯但只不過是身體上一個戒斷而已啊,環境沒辦法接觸到,可是打從心裡沒得到一個解決方法。吸毒是內在出了問題,才會往外找尋。」 
勒戒所和監獄,是吸毒三部曲的頭跟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998年通過,取代舊的《肅清煙毒條例》,意味著政府將使用毒品者認定為「病犯」,顧名思義是「病人」及「犯人」的雙重身分,吸毒遭查獲後,會先到「勒戒所」進行觀察勒戒,如果被判定有繼續施用的傾向,就會被裁定入「戒治所」強制戒治。若戒治之後抓到再犯,下一步往往就是「監獄」了。
(資料整理/葉瑜娟,製圖/殷子衿)
(資料整理/葉瑜娟,製圖/殷子衿)
事實上,監獄裡關最多的其實不是殺人、搶劫或性侵犯,而是毒品犯。以2014年為例,毒品犯占了全部受刑人的47%,意即接近一半,其中又有36%是純施用毒品,沒有販賣、運輸或製造。而從官方提供的2009~2014年的資料來看,純施用毒品的受刑人離開監獄後,再犯率高達二分之一,且半年內就回籠的人最多,超過半年未滿一年的次多。從勒戒所出來的人,再犯率則是34.5%,平均一年出頭就再犯。從戒治所出來的人,再犯率43.7%,平均一年半以內再犯。 
毒品犯已經不少了,其中不少又再犯,造成監獄嚴重超收,不僅升高戒護人員的壓力和管理困難,受刑人處於密集人群的緊張關係裡,出獄之後也可能造成更多危險。「再犯」問題是教化警訊,也是俗稱的「越關越大尾」,綜合多位更生人受訪者的說法,監獄內受刑人互相交流的資訊,簡直可以做成一本犯罪學程的共筆,各地藥頭風雲際會,不怕出獄以後無藥可買,甚至還有把電話號碼抄在內褲裡,出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的。
我們參訪桃園女監時,裡面就有70%的受刑人是毒品犯。教化科長無奈地說,超收問題牽涉到整個刑事政策,將吸毒者關起來只是「延後問題」,如果生理及心理的藥癮沒有真的戒斷,即使在獄中說要改,一出獄回到原本的生活圈,還是一樣會再犯。一旁的作業科長更打趣說,「人都有慣性。戒咖啡都很難了,何況戒毒!」
這類論點可以體現在剛才提到的周宜賢、王勝得,以及另一位「前」吸毒者趙華謹的故事裡。他們3位如今戒治成功,都不是靠著矯正機關的管束,而是因為一個基督教背景的民間組織「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 
「戒毒是要教他怎麼生活,會了怎麼生活之後就不會去吸毒,就能健康地過他的人生,否則他就用原有的生活模式去過原來的日子⋯⋯吸毒者在復育中心至少一年,到第一個階段時,我們會去評估他下一個階段,適合到社會企業還是留在復育中心?如果已從心靈改變,能看到他人的需要,我們就幫他規劃。」 
身形精瘦、斯斯文文的趙華謹這樣說著。他曾經吸毒20年,後來婚姻破裂、自殺未遂,全身80%灼傷,他更加自暴自棄,繼續吸毒,9年前來到趕路的雁以後卻成為新造的人,目前留在復育中心(戒毒村)工作。 
其實,趕路的雁也實施集中管理,讓前來求助的「學員」住到北投山上、附近居民俗稱的「戒毒村」,管制通訊、金錢使用,每天有固定作息和課程,早起敬拜、唱詩、禱告,並學習如何解決人際衝突,作息方面聽起來與監獄異曲同工。但趙華謹說,這裡與監獄相異在於,這是大家約定好的,是一群願意被約束的人,而無形的約束遠比有形的約束更有力。
趕路的雁也視學員狀況開放管制,像是到了社會企業工作的人,就擁有屬於他們的另一個居住空間,身上也可以帶錢、帶手機,這時就算是自律管理的查驗期──「漸進式」地讓學員與社會重新連結,就是與勒戒所、戒治所和監獄最大的差異。
趙華謹曾經吸毒20年,9年前來到趕路的雁以後卻成為新造的人。(攝影╱林佑恩)
趙華謹曾經吸毒20年,9年前來到趕路的雁以後卻成為新造的人。(攝影╱林佑恩)
但趙華謹也不諱言,並不是每一個人來到趕路的雁,最終都能戒治成功,「很多人都是一年到了選擇離開,但如果無法真正實踐在這裡所學,很容易就偏掉了。例如我們在這裡不能抽菸,有人一下山就抽菸,可能第二件事就喝酒了。可是如果真的知道這些會傷害自己身體,就不會去做,因為都是連在一起的。我們的信仰裡說『我有不犯罪的自由』,意思就是我可以不去做。」
離山以後,江湖全是自己的了,是無窮無盡的修煉場,這一點3位受訪者都很明白,在他們熟悉的經驗裡,山並不是山,而是監獄、勒戒所,過去多少次進出,總是一碰到舊的生活圈、朋友圈,又立刻淪陷。趙華謹最後一次出獄後,痛下決心祭出非常手段,連家鄉都不回,直接躲進一間旅社直到山窮水盡,才撐到向觀護人報到的時刻,也才有契機被轉介到趕路的雁。 
也就是說,若不是刻意想辦法換掉整套人際網絡和生活方式,也找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持系統,很少人可以不在「更生」這條孤獨的道途上折返。也因此,深深體會過這一點的王勝得說,身心靈的自由得來不易,他選擇留在趕路的雁工作,希望幫助下一個人。 
「我相信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想要吸毒,是每個人面對問題時,呈現出來的態度不一樣,處理方式就不一樣。可是世界不會看你的需要,會看你錯就是錯,罪該萬死。但事出必有因,我們會去看到他的需要。這個信仰就是這樣,什麼叫憐憫?憐憫就是看到這個人的需要。」
這一天,眼前3位曾經在矯正機關失去自由的人,像是說好了一樣,都在各種時刻提到各種擁有過或遺落過的自由。吸毒產生幻覺時的自由。身心靈的真正自由。不犯罪的自由。 
自由有高低之分嗎?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喪失這種自由就能恢復另一種自由?沒有標準答案。但不禁想起《我的自由年代》裡一句話,「你對自由有多大的理解,就擁有多大的自由。」 
在離開勒戒所和監獄的很長一段時間後,周宜賢、王勝得、趙華謹(終於)都自由了。

3 孔子在不在監獄?

文╱葉瑜娟
經過安檢、推開鐵門,一尊刻著「有教無類」的褪色孔子像在高雄監獄的中庭迎接我們,附近還有整齊的矮仙丹樹叢、歌頌親情的動物雕像。
「這根本是學校嘛!」我忍不住小聲碎念。 
「監獄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學校啦。」陪同參訪的教誨師停下腳步笑笑地說。而獄所人員也確實都以「同學」代稱受刑人。 
(資料整理/葉瑜娟,圖表製作/殷子衿)
(資料整理/葉瑜娟,圖表製作/殷子衿)
看著一個個理著平頭、穿相同服裝的受刑人,像極了一群國中生,但是當監所人員介紹同學們一天行程的時候,我開始覺得他們沒那麼相像了。「基本上就是6點起床開封、8點進工場作業、12點吃飯、下午2點再進工場作業、5點收封、9點就寢。」咦,怎麼每天都在做工,沒有專門的上課時間嗎?那監獄要如何像學校呢? 

監獄教誨 受刑人很無感

監獄裡的教化課程稱為「教誨」,聽來教條,卻是獄中少數能讓同學與外邊社會有些接觸的活動。教誨師具有公務員身分,就好比監獄中的老師,要負起陪伴及教化同學的責任,不過在教誨師普遍不足的情況下,監獄裡的教誨課程很大一部份靠著外來的志工支援。
然而,在同學的課表中仍然看不見充足的教誨時間,「我們會定期安排團體教誨及個人教誨,」監所人員這樣說明,但他們無法準確說出所謂的「定期」到底是多久一次。實際上,目前一般監獄中除了性侵及家暴犯有明確的團體諮商時間外,其他受刑人都只能「不定期」地接受片段的教誨。 
我們訪問的6位更生人裡,有5位被問起從前的教誨情形時,講不出太具體的課程。 
「團體教誨都是宗教教誨,大概一個月一次吧,就到工場裡宣講,他也不管你是佛教還基督教,反正就丟在一起上課,就一直叫我們要念經,還會說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好的。」曾蹲過7年苦牢的陳修將無奈地說,他說大部分同學都有曲折的人生經驗,如果教誨志工無法同理,對同學的幫助有限,某次他甚至碰到了靈修團體到監獄來,「就放一杯水在那,說什麼念了這句咒語,這杯水的能量就改變了⋯⋯」 
至於個人教誨,陳修將沒什麼感覺,「我不敢說沒有好的教誨師,但絕大部分來只是問,『你這個月要假釋知道嗎?』真的比醫生看診還簡單。」另一位更生人王勝得也直言,「平常跟教誨師溝通時間不多,一個教誨師怎麼應付100、200個人?教誨師來問一問,知道有你這個犯人就好了。」 
其實教誨師不見得都不用心,但在大部分的監獄中,一位教誨師要面對400個同學,即使再有熱忱的教誨師也難以全力傾聽400個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更不用說給回應了。而提到教誨失靈,監所人員也是滿腹委屈,時常發出「小時候1個老師教40個學生都教不好了!現在我們1打400怎麼教?」的感慨。
然而在高雄監獄參訪時,一路陪同的教誨師很了解「才藝班」裡的每位同學,可以講出誰身上有哪個案子。才藝班聘請外面的老師來上課,目的在於幫助受刑人陶冶性情,但不管是哪一個監獄,才藝班的名額都只有20、30人。參加資格是什麼?我們訪問過的多位更生人表示,監獄裡的運作非常官僚,才藝班有時是抓人湊數,也有的是靠關係,或當了幹部以後,把上面傳下來的資訊中途攔截,真正想報名的人不一定報得到。
當才藝班的同學靜靜地作畫、製陶、烘焙,自成一個祥和的環境時,其他幾千名受刑人一整天在工場,做著單調、機械化的作業。
我們前往台南監獄參訪時,獄方花了許多時間展示才藝班裡漂亮的陶器、栩栩如生的水彩畫,等到我們提出參訪工場的要求時,態度卻猶豫起來,最終才答應。
監獄的「教誨」課程,是獄中少數能讓同學與外邊社會有些接觸的活動。圖為受刑人床底。(攝影/林佑恩)
監獄的「教誨」課程,是獄中少數能讓同學與外邊社會有些接觸的活動。圖為受刑人床底。(攝影/林佑恩)
而走進其中一個螺絲加工的工場,那是跟才藝班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近百位受刑人坐得筆直,面無表情地動作著手指,空氣瀰漫緊張氣氛。那個畫面,好像沒有顏色。 

被當廉價勞力使用 活得沒有尊嚴

「你們現在在百貨公司拿的紙袋,10個裡面有9個是受刑人做的,唇蜜、睫毛膏什麼的,受刑人也做,是外面的廠商拿進來代工的。」陳修將回憶著監獄工場生活,對我們解釋著。然而,受刑人在裡面就算一天做到180個紙袋,一個月實際領到的勞作金只有200多元。 
在監獄外面的世界,200多元只是2個小時的最低工資。為什麼受刑人的收入這麼低呢?其實錢在抵達他們戶頭之前,還先付了監所人員的獎勵金、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生活設施改善費、監獄作業基金⋯⋯雖然金額有限,無法完全撐起監獄的運作,至少受刑人不是外界想的「全靠納稅錢養」,他們必須自行負擔餐費,花自己的錢購買內衣、棉被、牙刷和牙膏等日常用品。
(資料整理╱葉瑜娟,圖表製作╱殷子衿)
(資料整理╱葉瑜娟,圖表製作╱殷子衿)
當然,勞作金總有不夠用的時候,有些人靠著家裡接濟,心裡越來越沒有自信和尊嚴。在這樣的環境裡,大多數人都想趕快假釋,但「假釋」這件事又讓受刑人更相信弱肉強食的冷酷邏輯,是這個世界的真理。

想生存 就得有權有勢?

前立委顏清標的假釋案殘酷地應驗了這套邏輯,好幾位更生人談起假釋總喜歡提他作例子。這位「知名受刑人」因貪汙罪入獄,原先7年的徒刑僅服刑1年多便提出假釋,且短短1天內便跑完所有流程,只花4天便離開監獄。對比之下,一般受刑人少有申請一次就通過假釋,既不曉得假釋委員會由哪些人組成,也無法當面陳述心態,倚靠的僅僅是不一定熟悉的教誨師所打的一個分數。 
其實不只顏清標,監獄裡許多口耳相傳的「知名受刑人」傳說,好比王令麟曾偷渡女人進去、陳水扁服刑後才開始有熱水澡洗⋯⋯儘管熱水澡的說法查證後並非事實,「王令麟的女人」也仍然只是都市傳奇,卻反映出受刑人已經根深蒂固的不平衡感──有權有勢才配活得像個人。
誰配活得像個人?常見的一種說法是「監獄就是生活過太爽,才會有越來越多壞人」,似乎在說受盡屈辱的痛苦制約才能使人不再作惡。但長期與受刑人互動的學者陳惠敏觀察到,許多受刑人在進監所前都是沒有自信地度日,容易放大他人的每句話及每個眼神,就像跟正常社會「隔著一層看不到的監牢」般,因此若要幫助受刑人與社會和好,讓他們獲得被肯定的感覺其實相當重要。
陳惠敏所說的「沒有自信地度日」是什麼意思,待過7年監獄、當初從國中畢業後就成為黑道的陳修將最知道。陳修將回憶自己的家鄉有一條龍蛇雜處的妓院街,從小去同學家寫功課吃飯,大人就在一旁賭博喝酒,學校老師越把他當壞學生看待,他就越想做些讓人關注的事情,這樣的他從小就覺得自己跟社會格格不入,只有在自己的圈子裡才是個正常的人。
65歲的阿強也有類似的經歷。談起怎麼踏進黑社會的,阿強說自己老家在南投鄉下,高中轉到台中去念便碰上霸凌,因為他是「鄉下來的」。也因此,阿強很喜歡拿《艋舺》男主角與自己對照,兩人同樣都因為被霸凌而開始混幫派,阿強後來還幹過盜匪、恐嚇,有23年的時間耗在監獄裡。
「獄政教育是仇恨教育啦!」在阿強眼裡,監獄徹底顯露出人性醜陋的一面,是個「把人越關越壞、越反彈」的地方。他不能理解,既然這是一個矯正錯誤的地方,為何獄中管理員常常說一套做一套,私下貪汙什麼的樣樣來?為何權勢者就能享受特殊待遇?雖然說受刑人不服監獄處分時,可依照《監獄行刑法》經由典獄長向監督機關或視察人員提出申訴,或者在視察人員蒞臨監獄時自行提出,但這種球員兼裁判的遊戲規則顯然不太實際。
不服管教的阿強曾被關禁閉,也逃獄過,但越被壓制,心中的怨恨也越深。阿強最後一次出獄後一度生活困頓、變為街友,有天夜裡遭人毆傷,送醫急救。儘管淒慘,他也因為這起事件認識了一位善良的社工張獻忠。張不僅用社會局「以工代賑」的方案協助阿強,還鼓勵他上課,考取萬華區街遊導覽員,找回與社會的連結。 
受到「愛的教育」後,阿強竟然不再走回頭路了,對張獻忠更是心服口服、死心塌地,直叫他「老大」,逢人便誇他好。阿強變了,不再是過去那個一心只想與獄警硬幹、拚了老命也想逃的阿強,過去那些與阿強鬥法的獄警或許永遠都想不到,只想當「老大」的阿強竟然被一個最不像「老大」的人收服了,這個老大用的方法卻非移監或關禁閉,而是給阿強足夠的尊重與肯定。
這讓我們想起參訪監獄的過程中,曾有一位獄方人士一邊打開多達三層的厚重鐵柵門,一邊驕傲地說「在台灣一個戒護人員平均要管14位受刑人,比日本跟美國的1:3高太多了,所以我們動用了大量的硬體設施來作防備。」幾乎所有的監獄都有這「三層鐵柵門」的設計,必須關上這一扇,才能打開下一扇,進高雄監獄時我們便是這樣進入戒護區的。而那天離開時,穿過第一扇門再回頭,中庭的孔子像就落在縫隙裡,看不清楚了。

4 寧可跑路的人

文╱王立柔
農曆過年前一個多禮拜的夜晚,我和同事抵達了中部某縣市,跳上了「帶路人」的車,要去尋找一個人在江湖的道上兄弟。 
這個帶路人從10幾歲開始混角頭,前幾年出獄後告別前半生,如今有了合法的穩定工作和相愛的太太,平時喜歡看書寫東西,活脫脫是個文藝壯年。年少時的生活圈離他很遠,很淡了,但人與人的際遇是那麼奇妙,他偶爾仍會認識一些「為非作歹」的朋友,例如即將碰頭的這位受訪者。儘管他們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卻仍深深信任著彼此。
「他現在在辦事情,我們直接過去那附近找他。」帶路人說。 
「好。」過了幾分鐘我忍不住追問,「他是去收保護費嗎?」 
「不是啦!」帶路人笑了起來,我才意識到自己真是電影看太多了,本來還想問械鬥呢。 
「所以我才說,你們如果要跟訪道上兄弟兩三天,最後一定會覺得很無聊,他們平常的生活其實就跟一般人沒兩樣。電影才一個多小時,濃縮的是多少年的事情,兄弟如果真的每天都在槍戰,一下子去找仇家,一下子搶劫的,大概會瘋掉吧!」 
我開始把腦袋裡灑狗血的想像一層層脫掉,直到我們全都坐在一間連鎖咖啡店外的露天座位,原來的想像又脫掉了一層。這位「兄弟」的膚色偏白,方頭大耳,戴一副黑框眼鏡,穿著簡單的棉質T恤和羽絨外套,在這個微冷有風的晚上,他給人的感覺簡直就像個普通的研究生寫論文寫到煩,拎了鑰匙出門買鹽酥雞。
「小甜甜」18歲那年跟著朋友混,因為好玩改造槍枝、持有槍枝而首度入獄。(攝影╱王立柔)
「小甜甜」18歲那年跟著朋友混,因為好玩改造槍枝、持有槍枝而首度入獄。(攝影╱王立柔)
為了探討更生人問題,匿名採訪才可能取得這位「兄弟」信任。我首先請他想一個報導用的化名,帶路人開玩笑建議「小甜甜」,他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似乎隨便我們叫他什麼。
「小甜甜」18歲那年跟著朋友混,因為好玩改造槍枝、持有槍枝而首度入獄,後來又因為重利罪(俗稱的「高利貸」)和恐嚇罪而入獄,兩次加起來坐過7年的牢。
二度出獄之後,還有沒有第三次?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意思是小甜甜幾年前應該又要入獄,但他跑路了,直到今天還處於被通緝的狀態,狡兔三窟地過著生活,需要身分證字號時就背別人的,靠著放款、簽賭維生。 
雖然小甜甜所犯不是殺人放火的案子,也沒有受害人,得知自己與一位「通緝犯」坐在一起,感覺仍然太過奇異,讓我起初只問得出蠢問題。
「你怎麼知道自己被通緝?是會通知你嗎?」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判完刑就跑掉了啊。」 
算起來,小甜甜這段亡命生涯都快比這個案子的刑期長了,變換一個身分或多個身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了一個謊就必須圓更多謊,但小甜甜寧願如此,也不願回到監獄裡。他對監獄的描述,最直覺的一句話就是「一生中最不想去的地方」。 
「沒有自由就受不了啦,也沒辦法賺錢去照顧家裡人,我以前在監獄裡的工廠當作業助理,一個月才375元。」很畸零的數字,小甜甜卻連零頭都記得這麼清楚,這既是監獄生活深刻的烙印,也跟他非常重視錢的個性有關,他在2個半小時的談話裡至少7次強調錢的重要性,而他的案件也都跟錢有關。 
「我從小就單親,怎麼會不知道錢的重要?在這個社會上,錢最重要,沒錢跟人家講什麼都沒用!」 
談到生存的現實,一直沒有太多表情的小甜甜終於越來越激動,「其實監獄跟外面的世界也沒什麼分別,有錢、有背景的就可以過好,這個社會哪有天理?大財團賣毒油也是危害多少台灣人耶,這難道不是壞事嗎,人家買毒品至少還是自願的。有錢的人、沒錢的人,命運為什麼差這麼多?」 
這一句鏗鏘有力的質問,就像小學生在午休時間吵鬧,被風紀股長在黑板上畫叉叉,最直接的反應常常是:「他也有講話,為什麼只記我,不記他?」過濾掉其中耍賴的成分,這也確實是筆直指向「不公平」的精準質問。如果這類問題的答案一次一次失落,人對於世界的認識會不會也越來越扭曲? 
「監獄沒辦法把人關『好』,只是把人關『老』。」這是小甜甜的注解。事實上,我與同事在他之前訪談過6位更生人,好幾位都提到有管理人員縱容受刑人打受刑人的情形。那樣的環境聽起來似乎無助於釐清善惡,只是有權力的惡人在處理沒有權力的惡人,這一切又都在非常侮辱人的默許之中進行,激起人心的叛逆:如果你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憑、什、麼、我、要、當、好、孩、子?
然而,就算一個人對於人生的運作已經有了堅固的定論,也不代表他就是平靜的。
小甜甜半開玩笑剖析自己「活潑開朗、內心空虛」,又凝著臉告訴我「沒有一個跑路的人是快樂的。」通緝案件陰魂不散,他與女友的小孩快出生了,到時候資料上連父親的名字都不能填。大多數時候他也不知道有話能跟誰講,可以向女友說的只是少部分,基本上自己酒醉哭一哭,明天生活還是要過。 
但如果這起被通緝的案件消失,他會快樂嗎?小甜甜思索了幾秒,沒有正面回答,「我看有些『混』得很好的人,也是在那邊空虛空虛,不知道在空虛啥啊。」 
小甜甜有點「卡住」了,他想要金盆洗手,做個像投資那一類的正常工作,也很羨慕坐在身旁的帶路人,如今過著大眾眼中的正常生活,但他一方面被通緝,一方面又說現在的狀況不允許,身上還有巨大的貸款,只有放款、簽賭這種營利手段才撐得起來。 
趁著小甜甜去上廁所,前半生與其相似的帶路人,以他親身走過一遭的感觸去解釋何謂「人在江湖」。帶路人打個比方說,就算今天有個生意成功的親戚跑出來,讓小甜甜到公司當個月領10萬的經理,叫他「從良」,他可能還會卻步不前。
「假如從你開始懂事、有自己的思想時就在過這種日子了,然後你的想法也都是在這條路上,現在突然叫你走別條路(從良),有時候不是願不願意或甘不甘願的問題,就是會怕,因為那個是陌生的。雖然在同一個時空裡,但那種生活方式或心境、生活圈是陌生的,完全不一樣。就像你現在過你的生活,突然把你丟到『兄弟』的圈子裡,你也會很惶恐,『我現在到底要幹嘛』?」
小甜甜回來了,我立即丟給他這個假設性問題。他想了一下,務實地說「我可以啊,如果這個公司有辦法維持的話。」帶路人嘴角竊笑,「是喔,那你明天來我公司上班可以嗎?」小甜甜不了了之地笑了,兩人推鬧一番,所有關於金盆洗手的暗示和期待也都不了了之地笑掉了。 
是的,小甜甜還沒準備好,小甜甜真的「卡住」了。告別我們,他又跳上那輛價值不菲的汽車跑路去了。不曉得有沒有那一天,小甜甜也轉成了帶路人的角色,當上一個有名字的爸爸?
這答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吧,我能夠知道的僅僅是,在整晚訪談最後的最後,他突然決定把化名改為「大器」,大器晚成的大器,並沒有解釋為什麼。

5 一場共同的試煉

文╱王立柔
(攝影、影片製作╱林佑恩)
「獄政改革其實很重要,如果現在不願意多花點時間去做的話,那就是不停地輪迴,監獄永遠人滿為患,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天下午,受虐殺男童王昊的姑姑王薇君端坐在一張咖啡桌前,平靜地說出這段話。她此刻的模樣和我印象最深刻的樣子已經不同,3年前,王昊案主嫌劉金龍從死刑改判有期徒刑之後,她在記者會上聲音嘶啞地崩潰痛哭,粉底斑駁,一雙紅眼睛吊著兩隻黑眼袋。 
時間不一定能療癒傷痛,卻讓王薇君的傷痛開出花朵,獲得新的領悟,「當我一開始是個被害者家屬時,沒有辦法想到這麼遠、這麼深,可是後來協助兒虐案件時,我看到每一個案件裡其實就是兩個破碎的家庭,不管被害或加害。那我們要怎麼讓這些事件減少?」 
從創立兒童權益促進會這一點來看,就知道王薇君的性格相當務實,正因為務實,她也認為應探討這個社會的「再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才能真正改善社會。 
「我覺得監獄不該只是把人關在裡面、限制自由而已,說這樣就叫得到懲罰。這樣是得到懲罰,但他們在得到懲罰、跟社會脫節的這段時間,矯正署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出來是一個可以被社會接納、重新做人的一個人?」 
她提到了一個重要的關鍵詞:矯正署。或者說:矯正。就好比銀行是一種金融機構,監獄是隸屬於法務部矯正署的「矯正機關」,這意味著「改造」而非「隔離」犯罪者才是它最初衷的功能。 
「如果我們的司法只是懲罰的功能,其實它的意義就變小了。」王薇君的想法相當素樸──既然犯罪者有不夠好的地方,那麼監獄就應該幫助他變好!她很希望監獄能使受刑人「重新去認識過去的那個自己」,包括認識自己的罪。但她認為目前台灣監獄主要還是隔離的功能,「感覺就只是一個限制自由行動、想要懲罰一個罪犯的地方,只有這樣子而已,我覺得沒有什麼讓我感到比較有新意的。」 
王薇君也想像受刑人經過漫長的隔離,出獄時可能相當恐懼,很難融入社會,「他們這種人很容易被人家潑冷水,『哎呀聽你講一講,狗改不了吃屎,過兩天又開始了,』可是如果一直潑他冷水,他很快就會變成你所要的那個樣子。」
社會眼光的確是更生人回歸主流社會的門檻。從事殯葬業的更生人陳修將說,大部分更生人都是假釋出獄,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也時不時要找觀護人報到,假請多了,公司自然知道更生人的身分,鄙視、異樣的眼光便會接踵而至,意志力不夠強的人很容易就打退堂鼓。不過,陳修將一方面這樣分析著,一方面又懷抱著某種贖罪意識,認為這些磨難對「犯過錯」的人來說也是該受的。
但跳脫出「活該」與否的問題,長年輔導家暴、性侵犯的諮商師王臨風提出的觀點則是,「假如我們整個監所、矯治、教化就是不斷提醒他『你是壞人、你是壞人、你是壞人⋯⋯』那他真的做壞事的時候,也沒什麼好訝異的了。」
王臨風不把犯罪行為看作一種與生俱來的疾病,而是看作「有一個人做了一個選擇,那個選擇違反了現在社會主流的規範。那我們要通過他的生命經驗裡來看,什麼是他選擇,什麼是他不能選擇的,而他相不相信他自己其實可以當好人?」
王臨風認為,假如一個人已經失去自己可以為善的希望感,那他更不需要為善,所以他傾聽受刑人的故事,引導他們從生命經驗裡發掘自己曾經是「好人」的片刻,以便未來在關鍵時刻可以選擇要壞或要好。
不過,王臨風的觀點並不是主流,現行體制採取的仍然是「疾病觀」,將特定類型的犯罪如家暴、妨害性自主罪視為一種病,強制這些受刑人接受輔導和治療。雖然這給了部分受刑人機會,讓他們碰到像王臨風這樣的諮商師,但那也只是少數,因為一般類型的犯罪者就算想接受輔導也沒有辦法。
至於王臨風口中的「要壞或要好」是什麼,在一些更生人看來,所謂的「好」其實也就是過著平凡的日子,有最平凡的夢想。一位曾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而服刑6年的更生人阿奇,過去5年都在高雄一間KTV工作,跟同事們像個大家庭一起打拚。說起那段時光,他毫不遲疑地形容「很開心」,「我從14、15歲就跟著兄弟在混,從來沒過過所謂正常的日子。」
郭明賢(左一)的KTV雇用背景多元的員工。(攝影╱林佑恩)
郭明賢(左一)的KTV雇用背景多元的員工。(攝影╱林佑恩)
特別的是,除了阿奇之外,這間KTV老闆郭明賢還雇用過好幾位更生人。很多人對於犯過罪的人提防都來不及了,有些職業還要求「良民證」,他為什麼願意給更生人機會呢? 
我坐在他的KTV包廂裡等待答案。61歲的「郭董」踱了進來,身穿一襲類似功夫裝的敞襟深藍長衫,像一個大家族的老爺子,腰桿直直的,眼神晶亮,不怒自威。看見訪客,他不搞那套老江湖的拉手招呼、噓寒問暖,只是定定的,像在觀察什麼。 
他不是一個複雜或油滑的人,坐下來先解釋他倒不是刻意雇用更生人,只是刻意雇用社會上比較邊緣的人,其他還包括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出身的孩子、精神障礙者、智能障礙者、跨性別者與同志、原住民⋯⋯。
事實是,郭董根本很少用「更生人」這三個字,若不是要談這個話題,他不太引用這個標籤的,更不是出於憐憫才雇用他們,而是出於謙卑,「我希望讓他們有一個夢想,不必再驚慌地過日子,並且有可能過得跟我一樣,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很棒、都比我強。」 
郭董對待「更生人」的理念非常簡單,「當一個人被尊重的時候,他會看得起自己,那你再給他一些擔子的時候,他就不會覺得重。」一位員工張文仁也說,他起初不曉得有同事是更生人,知道後才發覺,「更生人反而會放下身段,會想說好好在這邊表現,把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不似他遇過的一些老廚房師傅,認為備料什麼的是「女人做的事情」,不願意做。
但不可諱言,郭董其實也有「失敗」的時候,曾有兩個具吸毒前科的員工屢屢撒謊翹班,借錢買藥,最終走了回頭路。 
「你不會覺得被辜負嗎?」我忍不住提問,卻得重複兩次才讓他搞懂意思,隨即看見他的臉洋溢不可置信的笑容,「不會啦!那把自己看太偉大了。他來這邊也不是領乾薪,不管做得好不好,多少有貢獻⋯⋯能讓他留下來當師傅,算我們撿到。」 
才明白這是一個最笨的問題。這間KTV裡的所有人都在互相學習和啟發,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那麼不對等。有沒有可能這間多采多姿的KTV其實就是社會的縮影?他們通過了彼此的人生,互相都在試煉,互相都在施受,沒有一件事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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