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常常是民間團體舉行記者會的地點，多數都是在柵欄外的人行道召開。不過，這一天的記者會相當特別，是在柵欄裡面的立法院廣場舉行。

2025年12月16日早上，約50名國會助理在立法院大門口前高喊口號，平常總是身在幕後的他們，這天卻是鏡頭前的主角：要求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撤回與國會助理權益相關的修法提案。不久後，陳玉珍也來到現場，但雙方互拚大聲的「對話」最後仍是不歡而散。

陳玉珍提案修正《立法院組織法》（下稱陳版），將國會助理薪資從原本立法院直接匯到助理戶頭的方式，改為全部交給立委統籌運用，且免付單據核銷。外界質疑這項修法難以監督金錢流向，本來要給助理的薪資恐會流進立委口袋，等於立委修法自肥；助理薪資也變成全部操之在立委手上，失去保障。3位民進黨立委助理發起連署要求撤案，在記者會的前一天就有多達250多人連署，其中藍綠白三黨助理都有。

陳版提案發酵後引發巨大爭議，國民黨急踩煞車，不再強推，而同黨立委牛煦庭則提出另一個《立法院組織法》修法版本（下稱牛版）。牛版也是這個會期唯一逕付二讀的版本，並在2026年1月30日立法院會期最後一天壓哨三讀通過。

依照《憲法》，立委職務包括立法權、預算審查權、人事同意權。而國會助理就像是立委的延伸，主要協助立委制訂法律、寫質詢稿、審查預算跟選民服務。

40年前的立法院還沒有助理制度，但隨著立法工作愈來愈需要專業人力，1985年起立法院決議增列「助理研究補助費」，立法院給立委補助費後再由立委發薪資給助理：直到1992年，國會助理才正式納進《立法院組織法》的條文，薪資也變成立法院直接匯給助理；1999年，國會助理被納入《勞基法》範圍。此後，國會助理制度僅有調整人數跟微幅調薪，並無重大調整。

國會助理人數不多，但工作內容對社會影響很大，如何提升國會助理的專業能力，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然而，從助理工作的待遇保障跟各種制度的欠缺來看，很難期待國會助理完全發揮專業協助立委，在社會觀感中更難說是一份「好工作」。

「這份工作有趣在於，我們會接觸各領域的專業人士，看到他們工作最精華的部分。有時候開完會閒聊，他們都以為我們助理至少領7、8萬，但其實我們就領3、4萬而已，」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助理，在國會待了快10年的怡玲（化名）這樣說。

由於立法院並沒有公布各立委聘雇助理人數、薪資等資訊，外界只能在NGO「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簡稱公督盟）定期調查數據中了解趨勢。但該調查並無強制性，僅有50%的立委有回覆相關資料，其中又以民進黨立委為多數。

《報導者》根據公督盟資料，整理立法院第八屆（2012～2016）第四會期到第十一屆（2024～2028）第三會期的立委自主揭露資料，發現幾項趨勢：

．區域立委助理人數較多：公費助理可聘僱人數為8至14人，整體平均每個立委聘僱的助理人數是10.4人。區域立委因為有地方選區業務，助理人數平均為10.8人，比不分區立委平均多1.5人。

．實際負責法案的助理很少：區域立委助理留在國會的不多，平均僅不到5人，其中負責法案的更少，僅有3.2人。

．約1成助理是立委三等親親戚：是否聘請三等親當助理涉及利益輸送，是公督盟最早進行調查的項目。根據資料，每個會期平均有12％的立委會聘請三等親內的親戚做助理。

國民黨籍區域立委助理胡孟瑀指出，區域立委通常只有3、4個助理在國會辦公室是常態，其他都在選區做選民服務。若是不太提法案的「佛系立委」，國會辦公室甚至只有1、2個助理，不太會審法案，主要功能就只有負責接電話等行政事務。

草擬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林月琴修法版本的助理曾浚豪就說，立法院的工友和司機有會期、子女教育、結婚、生育、進修補助等各種津貼，會期津貼每個月有1萬多元，但是，「這些津貼，助理一個都沒有，我們的實質薪資算起來可能比司機還低。」

外文系畢業的劉家凱，2016年退伍後擔任區域立委的助理。一開始他在南部選區工作，月薪2萬8，清晨5、6點就要出門，跑紅白帖和各種會勘，因為沒時間喝水上廁所，才做不到3個月就得了腎結石。身體出狀況後他調來台北國會辦公室負責法案，雖然不再像過去要東奔西跑做選服，但法案工作極具專業性，讓他一度很難適應。

國會助理的薪資雖有成長，但跟近年來業務膨脹的速度不成正比。

台北市國會助理職業工會（簡稱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理事郭健國說，20年前的國會法案助理以紙本公文、法案條文整理、應對傳統媒體為主，但10年前開始，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平台成為主戰場，助理開始同時處理社群貼文、圖卡、議題設定、即時回應；選民服務案件量與複雜度上升，常常有跨部會、跨縣市的陳情，助理常同時要具備政策研究、法制、媒體、社群、危機處理、民眾溝通等多工能力。

國會助理工作繁雜，且難以預測。劉家凱說，幫委員寫質詢稿是助理主要工作之一，但委員會要排審的案件都是政黨折衝結果，常常在週五下班前才知道隔週一要質詢哪些機關，他常常就得週末來辦公室寫質詢稿。

怡玲也說，自己常忙到晚上7、8點，每日工時接近12小時，準備質詢稿時更直到凌晨才下班。她無奈表示，助理除了肝要好外，心臟也要很強，立法院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協調很久，總算達成共識後也會在下一秒全部翻盤。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也說，他在國會10幾年來感受最深的是，選民需求愈來愈多元，除了選民服務外還要看立委社群媒體的表現、以及對議題表態。助理除了要會寫法案、預算、質詢，還要會剪片、經營自媒體、處理網路輿情，幾乎是24小時待命。但立法院的預算有限，又缺乏職級分類，很多助理人才外流，若無法給予保障，國會將淪為人才訓練所。

我國中央政府目前有35個行政機關，根據行政院人事總處資料，2025年台灣編制內公務員約有14.7萬人。若以公督盟蒐集的數據來看，每個立委平均在國會辦公室配置5.4名助理，那麼，整個立法院在監督行政部門的助理大概只有610人。

胡孟瑀就說，部會一個科裡面約8到12人，大概就是一間國會辦公室2到3倍的人力，而區域立委助理負責寫質詢稿的通常不超過3人。助理不一定有相關部會的專業，也沒有時間寫質詢稿，甚至有助理還會先要求行政部會私下提供質詢的題目，這等於是大大削弱監督行政力量。

黃牧毅在大學念法律系時，就對修法很感興趣，曾修過學生會的法條，現在是國民黨立委牛煦庭的法案主任，這次牛煦庭提出的《立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就是他去年（2025）年初開始草擬的。幾年前考到律師資格後，黃牧毅並沒有選擇當執業律師領較高的薪水，而是留在國會工作。

黃牧毅很納悶，法律系畢業生總以律師、法官、檢察官等職業，或是以行政部門為職涯目標，很少人會以國會助理為目標，但明明立法就是國會助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進到國會工作後，有感於缺乏法律專業才到科技法律研究所念書的劉家凱也有同感：「大家都以為只有立委才能立法，但其實法條都是助理在寫⋯⋯，研究所老師上課都說『這法律立得不好』，但也沒鼓勵學生進到國會把法立好」。

「立法院跟立法委員，誰才是國會助理的雇主？為什麼？」若拿這個問題去問國會助理，每個人的見解可能都不一樣。

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立法院助理由立法委員聘用，但依《勞基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均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也就是「雇主是立委個人、經費是立法院公帑」的結構。

綜觀其他國家，處理國會議員跟助理的關係各有不同。曾擔任過國會助理的律師黃任顯說明，日本國會的公設祕書需要考試認定資格，身分屬於公務員，有專法規範待遇跟福利，每位議員能配有3名公設祕書，若需要其他人力就只能私費聘僱；美國的議員助理則被視為是聯邦雇員，享有特定的福利，但聘僱仍由議員決定；德國的議員助理則非公務員，議員跟助理之間是屬私人聘僱。

黃任顯說，台灣目前最類似德國制度，認定助理的雇主是議員，但德國的配套明確，原則禁止公帑聘用親屬作為助理，避免利益輸送。台灣則沒有相關規定，三等親可以當助理，也沒有要求要揭露資訊。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進一步說明，德國聯邦議會有分為議會直接聘僱跟議員私自聘雇兩種助理。議會聘僱的助理組成員工代表會，可行使勞動法保障的權利；私自聘雇助理雖沒有員工代表會，但仍組成類似的團結組織，10年多來爭取權益，就有黨團跟助理們簽訂類似團體協約的協定，調薪比照公務員。

林佳和說，因為德國是議員和助理締結勞動關係，所有微型企業會遇到的問題，議員辦公室都會碰到，像是工作內容和雇主事務容易混淆。為此，聯邦憲法法庭在2017年還曾判決，要求議會助理只能專注於議會內的工作，議員不得要求助理從事其他事務，如參與選戰。

台灣國會助理的問題關鍵在於，立法院、立委和助理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模糊不清，沒有明確制度也難以被監督。立法院113個立委辦公室就像是113間員工數10人左右的微型公司，每一間公司的制度都不同。

立法院助理一年一聘，助理的聘書是跟立委簽訂，立委決定助理薪資、終止契約、調動職務，但付助理薪水跟投保勞健保的卻是立法院用公帑支付。郭健國說，雇主依法要有的職業訓練、職災預防、職場霸凌／性平申訴等等義務，卻常常落在各辦公室自由裁量，缺乏一致標準與救濟機制。

一般雇主應負擔雇員的酬勞也包括資遣費，但立法院每年編列的預算有助理的薪資卻沒有資遣費。某位國會助理曾因「立委老闆」未屆滿任期就離開立法院而失業，他和同事們很幸運地拿到了資遣費，因為這筆錢是立委自掏腰包。

類似處境的邱子安就沒這麼幸運。他上一份工作是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劉書彬的助理，他選擇公開貼文指控劉書彬霸凌後自請離職。當時邱子安很感嘆，職場霸凌防制的法案都是國會助理在討論跟草擬，「我們都很清楚如何幫陳情人走程序爭取權益，但換成我們自己遇到時，卻很難自己對抗老闆（指立委）」，好在後來黨團協助他進行申訴。只不過，才轉到同黨立委張啟楷辦公室工作沒多久，因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兩年條款」請辭，他又失業了。這次會不會有資遣費，是立委還是黨團要付，他仍不知道。

為什麼立法院有公費助理40年以來，難以修法讓助理制度化？

牛煦庭辦公室主任曾一誠擔任國會助理10多年，他舉例一個半開玩笑的情景：兩個國會助理互相在抱怨自己的工作，希望透過修法實質改善待遇，但卻又不敢跟掌握自己工作生殺大權的立委講，於是只能互相跟對方說「你叫你的老闆去提修法！」結果兩人都不敢提，還是維持原狀。曾一誠認為，助理是最懂得修法的一群勞工，真的要想改變，就要靠助理自己行動。

郭健國分析，立委修法幫其他產業加薪沒問題，但修法幫自己的助理加薪就容易被放大檢視，讓單純的勞動權益變成政治道德審判，這讓多數立委選擇更趨保守。就算修法提案進入議程，也會被不同黨派當成政治攻防工具互相牽制，讓不反對改革的立委更不願積極表態，導致改革長期陷入停滯。

當助理的待遇保障跟不上，專業人才難進入國會，立法專業與形象沒有提升，更難說服社會修法提升待遇，國會助理制度改革就這樣長期陷入惡性循環。

如何打破僵局？張宏林說，若要談助理人力跟待遇，立法院公費助理員額相比其他國家其實不算少；但現況是外界對於立委有幾個助理、花多少錢聘助理都不知道，再加上很多立委好幾個會期連一個主提的法案都沒有，「不免讓人質疑，立委這麼爛，助理都沒做事，為何還要加薪？」

公督盟長期進行立委自主揭露，張宏林強調，提升國會助理的待遇跟保障，很重要也都可以討論，但「揭露資訊是第一步」。黃任顯舉例，美國認為議員助理工作上會接觸許多國家機密，相對應就會要求揭露姓名甚至是薪資作為監督。

根據公督盟資料，過去只有一半的立委願意自主揭露（助理人數與平均薪資）。曾一誠說，大部分助理不願揭露自己的姓名跟薪資，一是助理自認非公務員、只是立委聘雇的勞工，不應受太多限制；二是助理比較像「過渡性的工作」，勞動條件不佳，若還要附加額外義務，還不如換個更自由的工作。

整體而言，立法院、立委和助理之間的權利義務急需明確法制化，否則改革腳步恐彼此牽制。

回到這次修法，朝野各黨團都支持提升助理待遇，但仍無法達成共識，爭議就在於：立委助理費貪汙案是否因而除罪化？

就在數十名助理開記者會要求陳玉珍撤案隔週，新竹市長高虹安在立委任內的助理費貪汙案二審宣判，高等法院撤銷原本一審貪汙有罪判決7年4個月有期徒刑，二審改判無罪，因為法官將助理費視為「實質補助」性質，立委得「彈性勻用」。判決出爐隔天，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召開助理費法制化公聽會，出席的多名學者專家都認為，若採陳版跟法院見解，將本應給助理的錢先給立委卻無法有效監督，等同變相幫立委加薪，是法治倒退。

在陳版爭議後，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也提出版本，要求助理比照立法院約聘僱享有同等福利。工會理事長、國民黨林思銘辦公室主任李永誠說，助理費運用需要更有彈性，例如助理出差交通費現在沒有補助，要立委自掏腰包，若能在助理費總額中做一定限制的流用，實務上也能減少核銷的困難。

牛煦庭提出修法版本後，民進黨立委林月琴、蘇巧慧也相繼提出版本，林月琴版本增加會期津貼、子女教育、進修等補助外，要求立法院公告助理姓名等資訊並揭露親屬聘雇關係；蘇巧慧版本則加入心理諮商預算。除此之外，民進黨立委許智傑在2023年就提案《立法院公費助理任用法》，是目前唯一跳脫組織法的專法版本。

然而，所有的版本都沒有在委員會內細緻討論。在藍白立委多數優勢下，僅有牛煦庭版本逕付二讀，並在一個月冷凍期過後，排進黨團協商跟最後的二三讀。

立法院延會會期最後一天，院會下午接連通過《住宅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修正案修法後，晚上進行《立法院組織法》的二、三讀。

牛版中最爭議的部分在於把「立法委員補助費」文字入法。原《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規定，助理費「均由立法院編列預算支應之」，但牛版改為「立法院應每年以公務預算編列下列立法委員補助費用」，其補助費用共有8項，依序為辦公事務費用、助理工資及依《勞基法》雇主負擔之相關費用、助理專業加給、助理資深加給、助理實施健康檢查及文康活動費用、助理年終獎金、助理在職進修費用、助理撫恤金。

10多名民進黨立委輪番發言質疑，把給助理的費用寫成立法委員的補助費，恐會讓本來要給助理的費用，最後流進立委自己的口袋，反而讓助理少了保障。這項修法也可能會讓法院認為，助理費性質本就是要給立委，讓立委助理費貪汙案合法化。

牛煦庭反駁指出，這屆立法院第一會期才通過行政院提的《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案（簡稱《民代支給條例》），當時能無異議通過，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重點是幫議員助理加薪而非除罪化。此外，按照主計總處用途別說明，助理人員的待遇本來就是補助，「按照現行法條，或是民代支給條例修正，它（指助理費）不是補助，什麼才是補助？」

牛煦庭也強調，因為這些補助費用都是「由立法院代理立法委員給付」，所以錢不會進到立委口袋，助理的薪資一樣是由立法院直接匯到助理戶頭，就是維持現狀。

民進黨立委蔡易餘和沈伯洋則批評牛煦庭誤導，《民代支給條例》寫的是「助理補助費」而非「議員補助費」，但牛版卻是「立法委員補助費」而非「助理補助費」；《民代支給條例》中還要求議會建立內控機制，保護助理權益，但牛版並沒有任何監督機制；沈伯洋更質疑，「若（助理費是立委的補助）是現行機制，那為何還要修法？」

藍綠立委輪番上台發言卻沒有共識，《立法院組織法》修法僅花兩小時討論，最後在藍白優勢人數下表決三讀通過。

此次修法會不會「變相幫立委加薪」，藍綠各執一詞，法界也沒有明確答案。黃任顯認為，助理費由立法院代付的規定不變，錢不會進到立委口袋，修法條文也把立委是助理雇主的關係明確化；林佳和則認為，修法仍像在打迷糊仗，離完全確認補助費的定性還是有段距離。

前任與現職國會助理們也持不同看法。邱子安認為，執行和用途都要看會計科目，助理薪資在主計總處會計科目裡本來就是人事費，不會因為法條寫成補助費就變成補助給立委的錢，修法後明定補助項目，讓法官反而更有依據，減少助理費被貪汙的模糊空間。

劉家凱則擔心，修法前就已經有像高虹安案二審的法官認定助理費是立委補助性質，修法後更有可能發生立委要求助理回捐薪水的情況，等於是幫立委加薪。現任國會法案助理林沁也擔憂，「立委補助」的操作空間很多，「跟到好老闆還或許拿得到原本的薪資甚至加給，但跟到壞老闆就不一定拿得到。」

至於助理待遇是否真能提升？劉家凱持樂觀態度，認為這次修法是最快但也是最低限度的改革，值得等待下屆開始實施後觀察成效；怡玲則擔憂，助理的相關加給雖變多，但因（立法院對）助理本薪沒有下限規定，實務上很有可能本薪被立委拉低，靠其他加給來補足額。雖然帳面上助理拿到的錢是一樣的，但本薪變低代表年終獎金、退休金、資遣費、就業保險等都會變少，「多的錢本來希望是給助理加薪，結果可能一樣甚至更少，老闆再拿剩下的錢去聘更多助理。」

撇除修法內容，林沁更強調，從程序面來看，這部法案從提出到三讀，僅在朝野協商跟表決當天進行討論，完全沒有在委員會充分討論，「如果是下屆（2028年）才要實施，不懂為何要趕在第四會期最後一天通過？」

牛煦庭則認為，國會助理權利義務值得用專法更清楚定義跟規範，他們也有專法版本，但現在先透過《立法院組織法》修法，是最快能提升助理待遇的第一步，希望之後能朝訂定專法方向，更加完善助理權益。

此次修法的各項效應，有待兩年後下屆新立委任期開始驗證。然而，國會助理各項法制化的立法工程、社會溝通對話，顯然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及凝聚各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