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凝視那座熟悉的忠烈祠牌樓，卻發現照片前景的人物失去了頭顱，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這具被攝影師置入歷史場景的無頭肉身，彷彿是遊蕩在日本神社與國民黨忠烈祠這兩道歷史陰影間的幽靈。在曹良賓的攝影集《Becoming • Taiwanese》中，這些疊合了殖民信仰與威權規訓的矛盾地景，被轉化為一系列鬼魅般的視覺檔案；在這些既是紀念之地、也是失憶之所的廢墟裡，「成為台灣人」從來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輕鬆事，而是一場充滿斷裂與重組的艱難凝視。

牌樓與石柱上「成仁取義」、「國魂千秋」、「義勇壯山河」、「萬古功名留史冊」等標語，如同「反攻大陸」、「反共復國」、「殺朱拔毛」、「漢賊不兩立」等政治口號，對曾經活過國民黨威權與戒嚴體制的台灣人而言，再熟悉不過，銘刻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之中。現在透過攝影取景視角、影像模糊化處理、庶民活動等手法與元素，特別又對照當今國會多數黨傾中的政治局勢，這些曾經具有高度神聖性與絕對性的威權政治標語、口號或超我訓令顯得光怪陸離、突兀不協調，似乎被帶入一種陌異化、鬼魅化或廢墟化的情境。

編號71「雜訊」賦予無頭人的缺席動態的意涵，形同無頭的台灣人在經歷了政治與記憶鬥爭之後長出頭來。而名為「面向不可知的未來」的編號72不只長出頭，還多了一個人，他們觀看的位置更靠近威權象徵，高度也更趨於平行，更彰顯《Becoming • Taiwanese》身分與記憶的反抗性、集體性與未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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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政治身分認同與歷史記憶的典型影像檔案大多環繞著特定人物與事件的現場與在場，標示著如同「歷史上的今天」的紀實主義，從霧社事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受難者慷慨赴義或曝屍荒野、美麗島事件「警民衝突」和軍法大審、反核與反《刑法》100條、520農民抗爭，到野百合、太陽花、青鳥運動。要把曹良賓的《Becoming • Taiwanese》放入這一個台灣（人）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視覺檔案系列，恐怕是有困難的，如同《Becoming • Taiwanese》如何成為一個特定經驗或事件，多少具有不可言說的特異性，我們因此無法確切言說《Becoming • Taiwanese》這個圖像檔案見證了什麼。但我認為正是這種不可言說、不可能性構造了見證開放性的積極意義。

從具有解構色彩的哲學角度來說，攝影、歷史創傷與記憶和見證3個範疇之間存在一種平行類比的結構，都是事件和經驗發生的當下，尚未充分顯現、被理解，也尚未被賦予確切的意義。觀看者所面對的，是穿過他們的記憶和認知的鬼魅痕跡，無法納入自己熟悉的經驗，所依賴的辨別和情感認同機制似乎到達某種界限。攝影師、被拍攝者／物的真實經驗、觀看者的觀點、照相機的技術效應間存在充滿不確定性與複雜性的分裂與協商；觀視主體似乎在某種奇異的片刻中成了見證者，但無法宣稱自己看到了什麼或理解了什麼。具有積極意涵的《Becoming • Taiwanese》不也是如此？

紐約大學的文學與攝影學教授貝爾（Ulrich Baer）的《鬼魅物證：創傷攝影》（Spectral Evidence: The Photography of Trauma，2002，暫譯）以德國攝影師賴納茨（Dirk Reinartz, 1947-2004）的作品《依舊死寂：集中營舊址圖像》（Deathly Still: Pictures of Former Concentration Camps，1995，暫譯）為研究對象，特別是二次大戰期間波蘭境內的索比堡（Sobibór）集中營圖像檔案。

本以為我們會看到骨瘦如柴的囚犯、惡劣的勞動與生活條件等「標準的」集中營圖像，然而，這些景象並不存在。我們看到的是沒有任何可辨識的標記或任何吸引人的景象；加長的全景式的水平視野，層層樹木與雜草，和天空的比例製造出一種厚重深沉的效果，像是在召喚著觀者往前走進畫面深處一窺究竟，但觀者／見證者終究會發現空無一物，視覺慾望遭受阻撓，更難以產生任何情感與記憶認同。這樣的凝視不具有任何客觀紀實的位置與視角，被包裹於其中卻又不屬於那裡。整體而言，貝爾的攝影研究顯示「見證（大屠殺、歷史創傷或災難）」的艱難，以及歷史紀實主義的局限。

有關歷史記憶，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流行一種強調「往前看」、「放下」、「翻頁」的主流論述。然而，歷史幽靈並不會因為轉移視線和關注就永遠消失，威權符碼也還繼續纏繞在台灣的天空。那些不願理解、不被理解的，反而因為你不敢直視它們，而會以夢魘的樣態反覆帶回一次又一次的災難。

威權符碼、廢墟和幽靈一直都在，就看你有沒有勇氣凝視，畢竟becoming Taiwanese從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輕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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