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高，地不低。 所以我們平等地站在地上。 (ท้องฟ้ามิได้สูง แผ่นดินมิได้ต่ำ เราจึงเหยียบยืนบนผืนดินอย่างเท่าเทียม) ──Ramil

那時Ramil與友人組成藝術組合「artn't」，以行為藝術作為反抗。組合名稱是「art not」（不是藝術）的縮寫，從命名起便可見其反叛挑釁，雖然Ramil不這樣認為──「爭取自由是人的本性。」那年他23歲。

「那兩年，我知道我所對抗的，不只是軍政府，我還在對抗這國家的古老皇權，以及寄生於這古老皇權的網絡體系。」如今的他，身上背負著十宗政治罪，包括聲稱為保護皇室的《刑法》112條。

到底這「皇室」，為何如此需要受「保護」，觸碰不得？

Ramil給我看一張舊新聞照，完美論述了皇室肖像如何在這國家用作國族身分情結的建構：「從小，我就活在拉瑪九世（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巨大的理想形象底下，我被教導，沒有任何人和事，不在他足底之下。」相中小孩可說是7,000萬在皇室面前自動矮化及卑賤化的泰國人的化身，後來接受媒體訪問，已是一名37歲公務員的他說：「有機會在國王陛下面前跪拜，我認為是對自己和家人最大的祝福。」

可是到了2025年的今天，古老的宮廷戲還在持續上演，皆因熱衷其中的，並非只有皇室本身，更多時候是那些需要皇室的「愛」庇佑加持的特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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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聖誕前夕，Ramil全身塗白，近乎赤裸地，遊走於清邁大學校園裡，在不同角落用紅漆寫下「112」。雖然沒有加上支持或反對的字句或符號，但校方人員對他窮追不捨，隨著他所到之處將字抹去。演出名為《妥協的終結》（End of the Compromise），是回應拉瑪十世瓦吉拉隆功（Vajiralongkorn）那句「名言」：Thailand is a land of compromise（泰國是妥協的國度）──

就在Ramil演出一個月前，當街頭上抗爭者與警察對抗烽煙四起，自2016年繼位後逐步將國家拉回1932年前絕對專制的拉瑪十世，被充當皇后的第三任妻子牽挽著，接受在大皇宮前跪了半天的黃衣群眾的歡呼擁戴。在一片「吾王萬歲（ทรงพระเจริญ）」的叫聲當中，一名英國記者上前問：「這些人愛你，但你跟街上那些要求改革的人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沒有要評論的。」 「會有妥協的空間嗎，先生？」 「泰國是妥協的國度。」

「演出的重點，不在我過程中寫下112，而在其後所發生的──若他們真心認同這條法律，為何急於將字擦去？」Ramil說。

2021年初，artn't把印有「112」警察傳票的衛生紙捲，放在多個不同公眾場所裡，稱之為《112的屎到處都是》（112's Shit Everywhere），上頭寫著：

印有112傳票圖樣的優質紙巾 如果有人在任何地方發現這樣的一卷衛生紙，您可以隨意取走並用來抹走汙垢。 但如果您是警察要把它拿走，想告訴你，我們還有許多！

後來有律師對Ramil說，警察真的拿走了許多衛生紙卷，「一整個房間都是！」artn't被控違反《公共清潔法》，雖然他們堅持那是公共藝術作品，不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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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參與抗議示威的人都知道，走出來，就代表與政權作對了，隨時可能受到權力的反撲。但我想沒人有切實想過，到底會發生什麼。」

很快artn't便知道，在等待著他們的是怎樣的「關注」。2021年3月21日晚上，兩名穿著制服的警察，走進清邁大學藝術學院，那時Ramil正在裡頭的空地上創作。「警察來到大學，請問所為何事？？？」他在Facebook直播中質問二人。二人回說是「正常巡查」。一般大學校園不會有警察「正常巡查」，再者，他們明顯盯著地上的作品。

翌日，藝術學院院長帶著教職員們，走進學生工作室中，將作品放在黑色垃圾袋內並帶走。學生急急前來阻止，可最終還是有作品不見了。隔天大學發出聲明，說「有一群人未經准許使用學校場所」，那些「物件」有「不妥」，「觸犯法例」，校方有責任「保護學校聲譽」，所以前來收拾作品並「代為保管」。

不見了的作品包括artn't的一面「國旗」，中央代表皇室的藍色被抽取掉，取而代之放上一個雙手被綁起的人形玩偶──象徵人作為國家主體存在，同時又被政權壓制的困境。那時每逢示威，包括2021年3月14日那場後來被引用作控訴理由的反帕拉育集會，artn't都會帶這到場，讓參與群眾隨意抒發，所以上面寫滿抗爭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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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amil和夥伴收到《刑法》112條傳票那刻就證實了：是校方親手把學生作品作為「罪證」送給警察。

關於112條，由於刑罰嚴苛且常濫控濫判，一般被告面對指控的對策就是認罪求情，刑期通常得以減半，然而artn't拒絕。

2021年5月11日早上，Ramil到警署應訊。警署前放置了一排鐵馬包圍入口，30多名軍裝及便衣警員嚴陣以待，同場亦有幾十位artn't支持者。眾目睽睽下，Ramil跪在地上，脫去上衣，拿出剃刀，在左邊胸口割出血紅的「112」。警察上前抓著他的雙手，叫他別傷害自己；掙扎中，Ramil叫喊：「先讓我完成！」

「人會感到痛，也應能感受他人之痛。我用我的身體，所展示的不是我肉體的痛，而是他人心裡的痛。」 「叫那控告他的檢察官來看吧！」一位支持者叫喊道。 「人們明白，傷害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這個政權。⋯⋯我參與政治運動，因我感覺到痛；我寫詩，因我活在痛苦裡；我做藝術創作，因我感到痛。我們想改變社會，因不想有人再要承受我們所在受的痛苦，不是嗎？」

演出中，他跟前放著一本書，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書中宣告上帝已死，人類當超越自我，成為自我的道德主人。

那段期間，Ramil成了警署常客，距上述行動不過兩個月，他因著另一場在Tha Pae城門廣場的一場集會被起訴。自2020年7月18日曼谷展開「自由青年」運動後，清邁在當月29日舉行第一場響應活動，稱作「清邁也不會容忍（#เชียงใหม่จะไม่ทนtoo）」，參與者有數百人，當中30多人一年後被控違反《刑法》第116條煽動叛亂罪、緊急法令以及防疫條例。那天他們浩浩蕩蕩地，一同到清邁警署應訊。

在清邁警署前，在一眾警察的「恭候」及媒體的鎂光燈下，Ramil將一桶白色油漆往頭上淋，接著近乎赤裸的身軀瘋狂扭跳，嚎叫，然後剎那間，嘔吐出藍色的液體。那震撼的政治寓意，不言而喻。

演出中的他如同一個巫，一個靈媒，那些加諸他身上的罪名，彷彿成就了他的發聲，傳達的不是什麼神明的話，而是活在地上的人心底的呼嚎。

那些天上的神祇，從來不會對地上的人憐憫同情。 ──Ramil

或許Ramil的「極端」行為，只是對這瘋狂國度的些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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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黑色五月」過後，人們意識到，國王已垂垂老矣，未來再發生政變，恐怕不能發揮什麼作用，於是，1997年泰國出現了史無前例地體現民主精神的《憲法》，起草者同時提議成立憲法法院、國家反貪腐委員會等一系列獨立監督機構，以制度替代皇室作為「民主制度守護者」的角色。這些監督機構設定為無黨派，獨立於議會（立法）及內閣（行政）外，原意為發揮權力制衡作用，但也代表這些監管機構不受政治監督，即使理論上他們仍需承擔刑事罪責，並且會因嚴重犯罪而被彈劾。

1997年的憲法改革，造就了民粹主義的戴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泰國前總理）勢力崛起，威脅到皇室、軍方及傳統統治菁英的權勢；直到2006年，社會上反戴克辛運動激進化，並且出現一個論調：1997年《憲法》所賦予的民主，乃催生出戴克辛這「政治惡魔」的根源；因為普羅大眾是愚昧無知，故此，忠於皇室、國家及佛教的「道德好人」統治，比「外國輸入的」民主政制更適合泰國。實情是，那些沒有民意授權的傳統菁英，在為自己造就道德高地，他們透過把持因1997年《憲法》成立的一系列獨立監察組織，破壞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欲將國家拉回威權主義，重新操控在手裡。

自1932年人民黨發起革命，軍方至今一共發動過14次政變奪權；直至20年前，保守勢力開始改變策略，以省力不見血的憲法政變（constitutional coup）或「司法政變」（judicial coup），取代或配合軍事政變。2006年5月底，憲法法院推翻4月大選結果，顯示司法體系正式成為反民主陣營的同謀；同年9月，繫著黃色絲帶的坦克駛上曼谷街頭，以「道德的」軍事奪權，推翻「不道德的」民選政府。自此，法制成打壓異己的主要工具，憲法法院成為可隨意出擊的政治特務，包括七度解散「不道德的」政黨，意圖製造民主選舉及政黨政治的「汙穢」形象，合理化威權統治。這些本應守護憲政的獨立組織，行事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藐視民意，是因為他們清楚知道，他們勢力龐大且不受管控，大多數人只能屈從，乖乖聽話就範。

當有天我們只剩下我們的身體，我們還能做什麼，去延續人生希望？ ──Ramil

或許，那兩年上街的年輕人並不知道，除了帕拉育政府及皇室，法庭也是他們要面對的「敵人」。2021年2月，暱稱 「企鵝」（Penguin）的學生運動領袖巴利（Parit Chiwarak）被捕並被拒保釋；4月，他在獄中絕食抗議，46天後送醫。他的母親在法院第十次否決其兒子的保釋請求後，在法院前面對媒體鏡頭，剃頭抗議。

「我一再問自己，是什麼迫使一名母親到如此地步？」「母親」是Ramil的痛處，在養父的暴力下長大的他，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我母親是典型的亞洲母親，為我做盡一切，每天辛苦工作，用愛撫養我長大。」

「我想起一齣講述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如今仍然在爭取公義的，大概就只剩下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吧？」

Ramil決定要做點什麼。5月1日，artn't夥伴在清邁大學大門口進行「Stand to Stop Imprisonment（ยืน หยุด ขัง）」默站行動，抗議拘禁民主運動人士。而他自己，則爬上校門牆上進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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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來到，拍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張拍到Ramil的右腳指向天空，而他身後是巨大的拉瑪十世肖像，於是Ramil身上又多了一項「冒犯君主」罪。

法院需要處理Ramil的演出意圖。演出沒有任何文字或語言，檢察官於是請來一名傳統泰國舞蹈學者。這位「學者」說，Ramil某些動作是模仿象徵皇室的金翅鳥（Garuda），而他用腳指向泰國國王肖像，這於泰國舞蹈中是不恰當的。（Ramil所習的舞踏，起源正是日本二戰後，新一代青年對傳統體制的反抗。）

另一「專家證人」是一名省文化部官員，他說，泰國社會對「文化」的普遍認知是「美好的」，所以Ramil在皇室肖像前的演出，不符合泰國社會對文化的定義；因泰國社會整體視皇室為「美好的」，所以Ramil的行為是對皇室「不敬」的表現。

「於法庭中為自己的創作辯護，實在是一場行為藝術表演。」

那時紀錄片工作者Supamok Silarak對Ramil的演出很感興趣──「從當中我看到了生命與詩」，當天整個過程他都有拍攝記錄，湊巧可用來作呈堂證供，證明演出並非如控方所描述的模樣。一年後，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不起訴。在法庭上，Ramil和檢察官進行了一場關於皇室的「愛的答辯」。

「檢察官問我：你敬愛（เคารพรัก）國王嗎？我說：國王已受到泰國人的敬愛了。」 「我不是在問泰國人，我在問你。」 「噢，難道我不是泰國人了？」

Ramil的「狡猾」，在於出身南部邊境馬來裔穆斯林的他，正是曼谷政權經年透過各種軟硬手段要同化成「泰國人」的對象。「騙誰都可，但騙自己不行！」他笑呵呵地復述自己庭上的「詭辯」。「他們還在自欺欺人地製造全國人都愛皇室的荒謬論述，就算到處都是批評聲音！」

「不愛國王不行嗎？」我忍不住問。

「就是！泰國人可以不愛國，但不愛皇室不行！」

對於強迫的「愛的論述」，香港人這幾年太感同身受。什麼為愛，什麼為之不愛，為什麼要愛？──在這後殖民時代，我們的自我論述、我們主權還是被剝奪，還是掌握在當權的壓迫者手裡，以他們強行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愛」的定義，去合理化他們所建立的權力體系。

我曾在北大年府一所廢棄的橡膠工廠裡，看到牆壁上以細小的字跡寫著「愛父親」（รักพ่อ），旁邊是一個塵垢滿布的拉瑪九世肖像掛曆，及一個小神壇。我可以想像，曾幾何時在這裡日以繼夜工作的橡膠工人，寫下這些字時的心情。在泰國，人們常用「父親」來借代那位在位70年的國王，或許於某些人心目中，他真的宛如父親，甚至是神一般的精神寄託，不愛，就等同「大逆不道」。

「差不多每個被控112條的人都會被問及同樣問題，每個人都要回答『愛！』有些人會故意諷刺地說：非常愛！最愛他了！」

可惜Pornchai後來還是因為4則Facebook貼文被判刑12年。 Ramil比較幸運，目前為止的審訊只判罰款或緩刑，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好運什麼時候會用完。

認識Ramil是在2023年，那時還是泰國政治菜鳥的我，首次經歷了泰國選舉政治雲霄飛車的過程。5月14日，前進黨於大選中獲勝，我像也參與投票似的，滿心歡喜地恭賀我的泰國朋友，他們卻一片回以「別開心得太早」的表情符號。7月13日，新一屆國會就那時的前進黨黨魁皮塔（Pita Limjaroenrat）的總理資格進行投票，我坐在電腦前追看直播：贊成，不贊成，棄權，缺席（還是沒法出席？）。

最後，明明手握1,400萬選民意願，卻因為不能從軍方掌控的250人參議院裡取得足夠票數，皮塔硬生生地被剝奪總理席位，前進黨亦由原本的執政地位打回反對黨的位置；那些辛苦贏得的民心寄望，就這樣被橫蠻地抹煞掉；那些選前發生在電視上、網路、政治集會裡的精彩國家治理辯論，原來同是國王的新衣，只是一場「多元民主政治參與」的戲碼。

皮塔後來在一個訪問中說，曾有參議院代表向他表示，只要他願意放棄一些原則，如修改112條的主張，便會把足夠的票投給他。可這種魔鬼交易他不願意，他不是沒有前車可鑑。他引用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Honesty is expensive. Don't expect it from cheap people.（誠信可貴，別寄望於卑賤小人。）其後劇情峰迴路轉：曾一度在曼谷街頭鬧得翻天覆地誓不兩立的紅黃兩派竟然結盟，成為一個不倫不類的政治怪胎。結盟的結果是：紅衫軍得以換取「爸爸」戴克辛回國，及取代前進黨成為執政黨；黃衫軍因而得以打擊他們的新政敵，並繼續擁權。至於橘色力量，看似失敗收場，但我認為他們超成功地向全世界示範了，什麼叫擇善固執：堅持理念，保護民主精神，信守與選民的承諾，比短暫贏得進入權力架構的門票更重要；與其彎腰走捷徑，寧願與人民一起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霸權結束的一天。

舊的劇本新的戲碼，保守勢力再度將改革的力量打入輪迴。上一回他們這樣做，是在2020年2月解散前進黨，今次的判決可謂更讓人心碎憤怒，卻未能再度激起巨浪，皆因曾掀浪的，如今都因著112條，坐牢的坐牢（如人權律師阿農〔Anon Nampa〕），潛逃的潛逃（如學運領袖之一巴利〔Parit 'Penguin' Chiwarak〕），死的死（如反君主制運動人士湼蒂波恩〔Netiporn 'Bung' Sanesangkhom〕）。

他們會趕盡殺絕，即使知道那是殘酷的。 站在地上的凡人， 一個一個地死去。 他來了，帶同他的夥伴，全副武裝。 各地運動戛然而止。 恐懼在人們心裡蔓延， 友伴離逝，化作塵土。 ──Ramil

雨季的清邁沒什麼遊人，顯得這棟山上的渡假屋特別清靜。我們喝著咖啡，Ramil語調輕鬆，即使他在才剛剛躲過一劫──年前控方就一起112條案件的緩刑判決提出上訴，一年後法庭維持原判，這刻他才得以悠然地坐在我面前。那是2024年9月底，我們第三度見面，那時我們還未知，我們在屋裡談天說笑時，彼方已暗地裡準備好新的一發子彈。

「這是我參與集會時很喜歡念的一首詩，詩句總是縈繞在我心頭。我16歲時偶然遇到詩，然後詩成為我生命一部分。 我1997年出生在陶公府（Narathiwat）的哥樂河（Su-Ngai Kolok），在素麒麟（Sukirin）長大。我對家鄉充滿回憶，雖然我不敢說那是愉快的。 在那地方，人們與中央政權對抗。我看到政治鬥爭、爆炸、死亡，及宗教對立的假象。」

陶公府是泰國南部最邊境省分，與馬來西亞一河之隔，用小船便可以渡過。與北大年府及也拉府（Yala），常被合稱為「Deep South」。所謂的「深南」，是以曼谷為中心之最南部地區，歷史上屬於北大年蘇丹國（Patani Darussalam，1457-1902），目前約8成人口以說馬來語為母語及信仰伊斯蘭。數百年前，北大年港灣因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區內、東亞及歐洲的商人來進行貿易，國力繁盛，在4位女王在位期間（1584-1650），是馬來群島一帶最富庶港口之一。

直至1786年，暹羅的前身大城王國往南擴張勢力，北大年被擊敗，此後逐漸衰落。1909年，其時殖民馬來亞的英國政府與暹羅簽訂《曼谷條約》，將北大年國土瓜分納入兩國邊界內，北大年北部自此成為泰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對於200多萬信奉伊斯蘭為主的北大年人來說，泰國國王神話始終不奏效──雖然皇室肖像還是鋪天蓋地。奉行佛教的政權，在這方土地所受到的質疑和挑戰，百多年來從沒終止過。

拉瑪五世統治期間（1868-1910），以曼谷為核心實施中央集權；1932年人民黨上演革命，暹羅變成泰國後，時任總理鑾披汶（Plaek Phibunsongkhram）為「現代化」國家、「文明化」國人，實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強行將全國人（包括各少數族裔）籠統地套在一個統一的「泰國人」身分底下；位處邊境的北大年人傳統的宗教文化及身分認同因而受到打壓。北大年人渴望自治，中央卻派遣外地官員來高壓治理。泰國歷史學家Charnvit Kasetsiri曾形容深南地區為「泰國的西伯利亞」，是低水準官員投閒置散之處；這些來自外地信奉佛教的官員，不理解本地宗教文化語言，卻以一種紆尊降貴的姿態，無禮對待本地人，治理水準低劣，日積月累的不滿，最終顯化成暴力衝突。

這一連串暴力衝突，揭示出中央草菅（穆斯林）人命，然而當年戴克辛的反應不是竭力改善治理，而是大派軍隊進駐鎮壓，強行實施《戒嚴法》、《緊急法》及《內部安全法》，這些被前總理艾南（Anand Panyarachun）批評為「licence to kill」（持牌殺人）、凌駕一切人權保障的法令，直接將南部3省捲入黑暗時代。戴克辛在2006年被軍方拉下台，但他所留下的惡法，至今仍被軍方「善用」：這些年來，暴力事件受害者及家屬被跟蹤監控、突擊搜查、無理扣押，甚至酷刑虐待、濫控濫判；有人不堪壓力離開家園，有人忿忿不平投身武裝起義與政權對抗，留下的北大年人，活得有如二等公民。由2004年至今，已有超過7,000人亡命於衝突中。歷史的傷口，被延綿不斷的暴力對抗、無止境的黑暗不公不斷剝開，一直淌血沒法癒合。

巨變發生時，Ramil只是個7歲的孩子；此後，生活偶爾與那些炸彈爆發過後灰飛煙滅的建築殘骸擦肩而過，卻從沒直接影響他。影響他的，更多是如何認知這政權，認知它是如何虛談和平議程，實質以暴力、恐嚇、酷刑，壓迫邊緣平民。

「2012年，我參加了一個由瑪希敦大學人權與和平研究所舉辦（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tudies, Mahidol University）的和平計畫，由家鄉出發步行至德拜，探訪那些受暴力衝突影響的人。我記得當中有一名婦人，丈夫和兒子都死去了，軍隊上門搜查她家無數次，說懷疑她窩藏嫌疑犯。同村人都孤立她──無人想與『嫌疑分子』扯上關係，怕政府報復。我佩服她的勇氣，許多受害者都選擇沉默，希望忘記傷痛，有些人則設法保存這些回憶，為所逝去的人把故事說出來。這些故事會烙印在聆聽者的腦海裡，成為這些苦難的印證。」

「泰國人常誤會，南部3省的暴力源自宗教衝突，這是我小時候最常聽見的論述。然而宗教分歧歷來已有，過去幾百年來人們都能共處。我不是在浪漫化，在南部，文化背景信仰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在我來說是正常不過的事。」

演出尾聲，他端起一塊白布，上面紅字寫著「Patani Merdeka」。

這兩個馬來語詞，「Patani」是北大年，「Merdeka」則可解作自由或獨立。在南部，那是禁語，單是討論便會被與分離主義扯上關係，許多社運人士因為使用這詞而被找麻煩，連帶一般南部人對這詞也充滿避諱，「但我認為，每個北大年人都有權公開討論北大年的事，且不該受政權恐嚇。只有當各方都拿出真正誠意，問題才能解決。」

「一直以來，泰國政權、軍隊與及來自其他省分地區的僱傭兵及官方代表，不甚理解本地人的生活和想法，將所有反對聲音，不問究竟地歸咎為馬來穆斯林分離主義作祟，以『宗教衝突』為藉口，以避免被歸咎為問題本身而被問責。 ⋯⋯20年過去了，足夠令一個兒童長大成人；到底這是什麼樣的政府，會容許孩子於暴力與死亡中成長？至今沒有一個人需要為事件負刑責，法律沒有為那些死去的人帶來公義，政府真該感到羞愧。」

Ramil是第一個向我說起「深南」事的人，其後我問及一些曼谷及清邁的朋友，他們顯得鮮有關心。對普遍泰國人來說，也許南部只有普吉島那些度假聖地，邊境3省不是已被遺忘，就是停留在「暴力蔓延，生人勿近」的印象。是人的無知？還是冷漠？「一般人對那些死亡人數及軍費預算更感興趣，而政權對於維護權力穩固，更勝於對人命的關心。」

「我剛來到清邁時，同學知道我來自深南後，會問『有帶炸彈來嗎？』雖知道那是在開玩笑，但我不甚覺得好笑。」

「我討厭暴力，無論是來自政府或反政府的，我的母親還生活在那兒，而在深南，死亡是多麼容易的事。」

「從小我就知道，我不是母親親生的。母親說，跟我坦白，好過我長大後自己發現。我覺得沒有必要去查究生母是誰，我的人生就是我和我的母親，而我愛她，這樣就夠了。」

「母親年輕時來到陶公府，住在貧民窟裡，環境一點也不好，人們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被從土地驅逐的風險，大多數人就這樣過上一輩子。」

「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但可以選擇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可是有時我們的選擇很少。許多孩子沒法完成學業，必須工作甚至販賣毒品。誰想進監獄？那些孩子也不想，但可以怎麼辦？」

「母親是在收養我後與養父結婚的，可能覺得需要給我『完整的家庭』吧？養父是個老穆斯林，以一種我不想記住的方式對待我，我在家裡需要對他服從。有次，我與朋友在可蘭經課上吵架，朋友向父親投訴，說我打了他，雖然我們雙方都有動手，但養父沒有問過我就掌摑了我。母親很不滿，但我最後還是被父親強迫要道歉。

「然後有一天，父母吵架，父親舉起槍指向母親，我就帶母親離開了。我亦放棄了信仰伊斯蘭。如同放棄對皇室的信仰。」

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在一家隱身在清邁近郊的獨立書店內，那次是為了跟那紀錄片導演見面。我抵達時，Ramil才從一堆政治哲學翻譯讀本的午睡中爬起來，那模樣，很不像一個與政權對抗的青年，更像一個沉醉在知識大海裡的小孩。

「你小時候有什麼夢想嗎？」我問。

「母親希望我當教師。在農村地區，當教師等同一個有前景的職業。我們家窮，父母幹著各種體力勞動謀生。我小時候也想當教師，但長大後對哲學更有興趣。我成績很好，常常考第一名，整個高中都是拿獎學金，老師想我當個『好榜樣』，但我辦不到。」

「我18歲來到清邁讀哲學，接觸表演藝術。我首先學習面具、戲劇及肢體語言，包括舞踏及即興表演，其後是行為藝術。我對於人的狀態很感興趣，哲學中我特別喜歡本體論，而演出就是我尋找解答的過程。」

「也許有一天，我會真的當上教師。我小時候沒認真學過藝術，進大學前沒受過任何表演訓練，整個摸索過程感到相當困難。如果我當上教師，我想能讓孩子有管道去學習、體驗他們感興趣的事情，讓他們能想像人生，能有選擇，有夢想。」

我接著說：「你現在也可以啊！像蘇格拉底那樣『荼毒青年』。」

「我有時候也會好奇，蘇格拉底所飲下的毒堇汁是什麼味道！」他笑著說。

圍繞清邁舊城的，是數百年前被暹羅皇朝所吞併的蘭納王國的護城牆；古城門Tha Pae前的一片廣場，今天已成泰國清邁的打卡聖地。如果說，這座以悠閒氣氛聞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如今還剩下什麼抵抗的氣息，便是偶爾在廣場上發生的集會。

2021年10月6日至14日，Ramil與夥伴們在廣場上進行一場為期8天的開放參與藝術行動，行動名為《Calmer Rouge》，是Ramil作為他這兩年運動的總結：「那時政府執行《緊急法》，成功令人們對公共空間感到恐懼，對政治關注慢慢退卻。我感覺需要與人們對話，與人們在一起，討論政治，愈公開愈好。」

與Ramil過往演出的火爆激烈不同，這次取而代之是在兩張冷靜對望的摺凳；凳面上潑有藍和紅的油漆，Ramil坐在一端，另一端任由人坐下，在廣場上跟他對話互動，讓人聯想起另一著名行為藝術家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的《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也令人聯想起德國行為藝術先驅博伊斯（Joseph Beuys）。在上世紀70年代初，博伊斯提出以藝術作為推動公共民主參與，催化社會改變的理念；他於第五屆「卡塞爾文獻展」（Kassel Documenta）行了一場名為《直接民主組織辦公室》（Office for The Organisation for Direct Democracy）的演出，由1971年6月30日至10月8日這100天裡，他每天進駐「辦公室」，與在場人士進行社會改革辯論。

Ramil的演出，也勾起泰國人對「死亡十月」的記憶。「泰國歷史上有3位國王死於10月，而在10月發生的政治活動，彷彿都會以流血死傷終結，」他說。

烏列維奇的照片，令他拿下1977年的普立茲獎，也成為人們對這場大屠殺的集體印記。照片中，在法政大學外Sanam Luang廣場上的一株羅望子樹，懸掛著一具已經毫無生命氣息的男性屍體，一名殺紅了眼的男子在用折疊椅對屍體瘋狂拍打；在狂歡的圍觀群眾身後，是華麗的大皇宮。

本圖可能引發身心不適，請斟酌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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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在曼谷法政大學校園內，一名男子毆打遭絞刑的學生遺體。當日，警方強行攻入校園，鎮壓要求驅逐前總理並占據校園的學生運動。（攝影／Neal Ulevich／AP）

為期8天演出期間，有政府官員勸他離開，說會影響遊客；也有警察、媒體、普通市民來找他對談、爭論，有斥責學生「不懂感恩於皇室」，有說這場民主運動乃受美國指使。

當中一位女士叫他印象深刻。她來了3天，觀察了3天，最終決定坐下來。

「當觀眾決定坐下來和我對話，他們的身分便由觀眾變為表演者；對話在公眾的審視下進行，所說過的話，會留存在這公眾空間裡。這是我想呈現的：各種意見都值得有空間去討論。」

Ramil在廣場上，與每個坐下來的人傾談，認真而有耐性地，嘗試與人們溝通，建立互信，即使他的身體一度虛弱得差點要送醫⋯⋯。

「任何想法理念若沒化作實際行動，那便不是真實的；藝術家若口說支持運動卻沒有任何實際行動，那便是騙人！」

我說，現在香港的情況與你們的何其相似，但我們都選擇沉默，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太沉重。

「我知道我的名字在警察監控名單之上。打從2020年10月開始，就發現身邊明顯有警察跟著。有時候，我會和朋友打趣說道：警察哥哥出來請我們喝啤酒吧！」

「其中一位警察哥哥很照顧我，是我的粉絲，我的每場示威或演出，他都會來前來找我；但凡有政治活動，他都會事先打電話來『關照』一下。我在Tha Pae廣場期間，他開著神氣的私家車到來，帶著他的夥伴，還給我帶了椰子水。」

他問：「你吃什麼？睡在哪？」 我說：「我就睡在這兒。吃方面，有時有些人會派飯給無家者，那些無家者會給我一份。有些人坐下跟我談過後，會轉頭給我送水和食物。」 警察哥哥說：「不，我擔心的是，難道你沒想過有人會在食物裡頭放些什麼嗎？」 我問：「什麼？毒藥嗎？哈哈！」 警察哥哥笑說：「之類的。」 我也笑著回應：「天啊！相信你的人類夥伴吧！沒有人會殘忍到把毒藥放在椰子水裡再拿給我！」

Ramil外表看似憤世嫉俗，但內心善良而敏感。和我說話不小心吐出了髒字會說抱歉；有時我有一些問題還在腦海中盤旋著，他好像感應到似的會主動問我是否有什麼想要跟他說。離開大學後，他除了畫畫、做表演和展覽、打工，就是去當義務老師，給那些在清邁的緬甸移工孩子上藝術課。

2024年中，我在北大年的Patani Artspace駐村，我問Ramil可否去拜會他的母親。我想知道，他那引火自焚般挑戰權威的意志，那強烈的憐憫心，是怎樣養成的。沒想到他答應了。

坐火車往南下兩小時多，抵達他的家鄉陶公府。與馬來西亞一河之隔，卻隔了一個天堂和地獄。河的對岸，城市建設井然有序、經濟蓬勃；而在泰國這邊的，人們仍得屈從在國王腳底之下，軍警監視無所不在，道路上卻連街燈也沒有，天黑了，會令人懼怕。

曾幾何時，這南部最邊境的省分，靠著向來自馬來西亞過境來的男人提供「服務」，旅遊業相當興旺，是不少來自窮鄉僻壤的女孩尋找出路之處。可惜沒完沒了的暴力衝突，加上2004年後的戒嚴統治，旅遊業沒了，經濟一落千丈，剩下的邊境貿易，合法的、不合法的，販賣糧油酒精毒品人口，乃由政府軍、反抗軍及地方政客所操控，平民百姓只能在貧窮邊緣掙扎。

Ramil的母親和她的現任丈夫，生活在毗鄰哥樂河（Su-Ngai Kolok）的一幢像臨時搭建的房子裡。8月底，還未到東北季候風吹襲的時候，河水已滿得像要溢出來，而水是流向塔克貝的。旁邊是個半露天木工場，丈夫是木工，而母親目前的生計，是做燒豬肉丸串的竹籤：「做這工作很自由，自己作主，做好後送給店家，一個禮拜的功夫，大約可賺1,000泰銖。」現在她50多歲，說話裡有一股堅韌，不似一般泰國人軟綿綿的，是生活所磨練出來。「是很艱難，但不知道能夠做其他什麼的了。不辛苦哪來的錢？」

我們在布滿木屑的園子裡聊Ramil的事，一面看他小時候的照片，一面喝她丈夫默默送上從我身後的椰子樹摘下來的椰青。照片都在水淹時浸壞了。生活在這國境之南端，每年年底得承受季候風引致的洪水氾濫就像命定。

「他小時候想要一個玩偶，我們哪有錢去買？得自己想辦法。家裡有一些碎布，我就做了一個哆啦A夢玩偶給他。我從沒做過玩偶，也不太清楚哆啦A夢的模樣，結果做出來怪怪的，原來多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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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要念哲學，問他為什麼，因為不知道念了哲學之後會做什麼工作，如何生活。他說，『有就是啦，媽！』我不明白，但沒有多問。隨他吧！讓他去做喜歡的事。他自從上大學後就去另外一個省生活，我要管都管不了。」

「那他的政治活動呢？」我問。

「他有跟我說，我沒有唸他什麼的，他是他自己，他決定了的事，要發生什麼，就順其自然吧。⋯⋯接受他所有，無論是多困難的都要接受，因他是我的孩子。一起度過所有事情，互相支持吧。」

世上最強的母親，莫過於此。

母親話不多，但兒子不在身邊的失落明顯感受得到，現在的她與兒子彷彿活在兩個世界。我突然想起那齣Ramil的紀錄片，就問她：「有看過他的演出嗎？」她說沒有。或許這可以讓這位母親對兒子多理解一點？便擅自在iPad裡把影片打開來給她看──我知我該先問過她的兒子。看了一段時間，母親如坐針氈，我後悔了，裡面一些畫面，對身為人母的她實在太過殘忍。「還想繼續看嗎？」

「不了。」

母親黯然離開，我們沒再多話。

母親送我到火車站，臨別時抱著我，強忍著淚水的，請我在清邁見到她兒子時，代為給他一個擁抱。

結束在南部的考察北上清邁前，我順道在曼谷拜訪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藝術界前輩M，想看看，以他對泰國政局的熟悉，能否有什麼意見給Ramil。聽罷我說，他語重心長地說：「告訴你的朋友快離開吧，他們在『大清算』了。」

「現在他的處境，就似被綁手綁腳的，什麼都做不了，徒費生命。什麼時候那些人決定緊拉繩索，到時候他掙扎也沒用。」

「離開不是沒有想過，但離開後可以做什麼呢？」Ramil說，他想不出來。再者，他的母親還在。

「我人生的每個選擇，選擇讀哲學，選擇我的傲慢，我的詩，我的政治行動，我都沒在後悔。我只後悔走這條路沒法令我達致母親的期望，總是讓她擔憂。她擔憂我所在做的事，但我跟她說：『有一天，我的母親會離世，與我同在一起度過餘生的，就只有我自己了。讓我做我想做的事吧。』說完我就崩潰痛哭了。」

Ramil不是他的本名，是他小時候看過一些英雄片後，給自己取的暱稱，源自印度語，「是愛神或被愛的意思。」

「從小我就想改名。我的本名是生母給的，但從小我就想跟隨養母姓。」另一個想改名的原因，是因著這幾年政治檢控，他的名字頻繁出現於媒體上，他不想因而牽連到他生母及其家人，尤其是，生母在把3個月大的他交託給養母後，就沒再在他生命中出現過。

「現在我的全名是Shivanjali Vitthaya-serivaddhana。『Shiva』是印度教的濕婆神。我對印度教沒興趣，純粹因為學過梵文文學而喜歡；『Anjali』是敬崇或祝福，『Vitthaya』是我的舊名，指知識，『Seri』是自由，『Vaddhana』是發展。我解釋我現在的名字為：當我步向真實，才會自由。」

回香港兩個月後，收到Ramil的訊息，他沉重地告訴我：「又收到新的罪名指控了。」他給我看一篇新聞報導，是發生在2022年9月30日清邁大學校園的一場抗議。當天憲法法院裁定，帕拉育可以繼續留任總理，即使他在任已超過2017年版《憲法》所規定的8年限期。那天傍晚，在同學們課餘最喜愛閒逛的蓄水湖區那片大草地上，artn't用白布拼出這樣的一個字：รามาตุลาการ，拉瑪司法。

M當天的話猶在耳畔，現在我彷彿聽到他說：「我早就告訴過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