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5）8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有民眾發起「刪除人工流產配偶同意權」提案，短短兩週即突破附議門檻，促使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簡稱國健署）回應，《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已完成預告。這項行動顯示社會對女性生育自主的高度關注，也再度揭開「誰能決定女性身體」的長久爭論。

事實上，早在此次連署之前，國健署於2022年便已提出修法草案，計劃將《優生保健法》更名為《生育保健法》，並刪除「配偶同意權」、修正未成年者人工流產的相關條文。草案原設計，若未成年人與法定代理人意見不一致，將由法院裁定是否准許。

然而，因為「未成年人工流產同意權」爭議，未能取得社會共識，使修法陷入停滯。

回顧歷史，1970年代的新女性主義運動以「隱私權／選擇權」為核心，倡議女性身體自主。呂秀蓮受美國婦運啟發，主張女性子宮不應受國家與父權家族控制。1984年《優生保健法》通過，使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得以合法終止妊娠，雖未完全除罪化，仍是女性生育權推進的重要一步。

對照國際發展，生育權保障在不同國家呈現分歧。韓國憲法法院於2019年宣告墮胎罪違憲；墨西哥最高法院2023年更刪除聯邦刑法中的墮胎罪，要求政府提供安全醫療服務。然而，美國卻是背道而馳──聯邦最高法院於2022年〈道布斯訴傑克森女性衛生組織案〉，推翻了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否認墮胎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導致多州嚴格禁止墮胎，使女性生育自主急遽倒退。

這一轉折提醒我們，生育權利的推動並非如輝格史觀（Whig history）的由蒙昧到進步的線性發展，權利的推進可能退後與遭受反挫。

美國的經驗揭示，憲法判決的轉向不只是司法結構問題，更反映權利論述的脆弱性。當墮胎被框限在「個人自由」而非「性別平等」或「生育正義」之下，它也更容易在政治保守化的浪潮中被推翻。

從美國的3起憲法判決可見，以「隱私權」為基礎的墮胎權雖一度擴張女性身體自主權，但有其局限。〈道布斯案〉以《憲法》文本與歷史傳統，來否認隱私權論述，反映出自由權的不足。更甚者，保守派大法官在否定隱私權的同時，又以「過去先例（〈羅訴韋德案〉與〈凱西案〉）未以平等權論證」為由，拒絕討論性別平等與墮胎權的關係。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反省，隱私權／選擇權作為墮胎權的權利論述基礎，是否可以讓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獲得充分保障？

批判種族女性主義（critical race feminism）提出的「生育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概念，主張生育相關權利應涵蓋3個層面：

此一概念提醒我們，生育權不僅屬自由權議題，也關乎平等權、社會權與文化權。對弱勢群體而言，國家不僅應保障「不生育」的自由，更應確保「能安全生、能有尊嚴地養」的社會條件。

因此，台灣在檢討《優生保健法》時，不應只聚焦於刪除配偶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權，更需檢視法條內隱含的歧視性設計。例如現行仍將「身心障礙」列為可終止妊娠的理由之一，反映出對障礙者生育能力的否定與排除，與平等原則相悖。

總結來說，台灣若要真正落實女性的生育自主，應超越以「隱私／選擇」為中心的自由權框架，納入平等權與生育正義的概念。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反思，當政黨以《人工生殖法》解決少子化，以挽救台灣的人口出生率時，才會意識到生育自由的代價與其限制。

或許，台灣的生育政策改革應先從《優生保健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