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導行政院長卓榮泰在2025年6月至台東視察觀光產業時表示，「未來一年要把觀光產業當作內需產業一環，會與地方建設合而為一，迎接外國觀光客抵台，創造台灣觀光新紀元」。交通部亦研議以「包括舉辦國際性大型會展、會議，甚至國際性大型表演、體育活動，藉此帶動串聯新的觀光廊帶，運用議題、產業、策略全面改善觀光條件」。

過去20餘年間，台灣各地以辦理與文化、藝術相關的活動，帶動觀光旅遊人潮，藉由外部的消費以促進在地經濟，已成為各級政府凸顯政績的重要手法。

幾個比較早期的例子，如：1993年開辦的「嘉義管樂節」、並在1997年更名為「嘉義市國際管樂節」；1996年為慶祝宜蘭開墾200週年的「宜蘭國際童玩節」開辦，後來成為在地特色活動；還有如於2000年由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今新北市政府）與民間唱片公司共同創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成為國內以流行音樂創作為內容的夏季大型活動濫觴。

也有爭取國際大型展會， 進行城市行銷以提高國際知名度的例子，如：台中在2018年曾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或是由交通部觀光局（今交通部觀光署）於1990年所創立的「台北燈會」，後於2001年始巡迴至不同縣市辦理，並於2003年起定名為「台灣燈會」，逐漸成為當時觀光局對國際行銷台灣觀光的焦點節慶。

時序來到2025年，台灣一年有多少以「節慶」為名的活動？目前似乎很難找到相對精確的公開數據，但由交通部觀光署透過評選推薦機制所選出、登載在《台灣觀光雙年曆（2024-2025）》的資訊可見，列為「國際級」的節慶共有40項，而列為「全國級」的節慶則有68項；其中有傳統的宗教、民俗相關慶典，也有以藝文或消費性內容為主所創設的「新興節慶」。另一方面，在《觀光雙年曆》的節慶中，不少與公部門的資源、補助等連結，如：「國際級」的各項藝術節、嘉年華會或博覽會，以及「全國級」以各地方為名的燈會；可以合理推論的是，在表列中能看見的傳統宗教、民俗、豐年祭等相關活動，也有公部門資源的補助。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以文化或藝術內容作為促進觀光的作法，對中、長期制度建構的想像較少著墨，而是以活動單次成效與數據的累計為主。因此，運用「地方建設」發展新的項目以服務觀光需求，或是藉由觀光以強化地方的原始脈絡、使地方的「文化主體」成為吸引遊客的主因，是需要釐清的課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批判觀光的發展，或是視「節慶」的辦理為負面因素，而是想提出一個思考方向：「文化環境」與「觀光」的相伴相生，如何以多數居民的日常需求為優先？如何在舉辦節慶的同時，設計導向實質文化環境累積的機制，讓節慶的辦理成為形塑在地文化的新元素，促進未來文化創意相關產業發展的養分？

綜觀近20年台灣節慶活動的型態，包含兩條交錯的軸線：一條是深植於地方生活紋理中的「傳統節慶」；另一條則是由政策驅動、以觀光與行銷為導向的「新興節慶」。傳統節慶往往與社群的歷史記憶、信仰，與長期積累的文化實踐緊密相繫，它們不以「吸引外來人（遊客）」為主要目的，而是在地人所形成的集體行為，如：宗教的遶境活動、原住民族的歲時祭儀等。雖然這些傳統節慶活動也難免成為遊客的參與目標，但節慶主體仍是社群的傳統與文化延續。

反觀新興節慶，雖然也常以「文化」或「藝術」為名，實際上更接近政策出產的藝文消費商品。它們多由公部門主導，設計內容，以符合媒體曝光與觀光客參與的邏輯；重視的是亮點、規模與創造觀光收益。

從過往中央部會的「每月一節慶」到地方政府的「一鄉鎮一特色」，節慶的產製愈來愈像是公部門為績效而創造的制度性節目單；其中雖然不乏優質內容，但也逐漸模糊文化行動與行政活動之間的界線。有時甚至因為公部門介入，回過頭來影響地方傳統的節慶內容與時程，以順應政府補助的格式或媒體的偏好。

原本屬於社群的節慶儀式，被置入「文化觀光」的語言框架，成為被展示、被設計、被包裝的集體活動。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觀光導向下被影響的傳統節慶，或是透過政策導向產製的新興節慶，以創造「人潮」為主要指標而忽略與地方文化生態之間的永續關係時，將致使節慶發生地成為「舞台」，在地居民變成節慶的「背景」，而非文化實踐的場域和主體。

當節慶的辦理頻率與規模愈來愈依賴公部門資源時，我們也應該反思：這樣的政策究竟是在厚植文化藝術的在地環境和參與、強化在地的原始脈絡，還是以觀光產業為由、到處複製中央與地方共構的節慶生產模式？

將節慶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發展到極致、挹注在地產業與發展，而成為「節慶城市」，為世界各國不少城鎮、或是台灣各級政策思考的潛在議題之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從1947年開始以音樂和表演藝術內容為主，由官方舉辦「愛丁堡國際藝術節」（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如今世界知名。此外，也以不同的藝文內容為主體、「愛丁堡」為名，發展成至今全年度共計11項的大型節慶活動，包括：藝穗節、國際電影節、軍樂節、國際圖書節、爵士與藍調音樂節、視覺藝術節等，使愛丁堡成為名副其實的節慶城市，但也帶來正反不同影響。

愛丁堡雖享譽國際，但該城市其實有很多缺點，如：城市胃納不足、整體環境對中高齡、身障旅客不友善。然而，愛丁堡卻成功地打造成為節慶之都，原因在於「規模」，愛丁堡把幾項大型節慶調整到國際遊客造訪的夏季高峰期，將節慶的規模經濟發揮到最大。

我在此所討論的「節慶城市」與「城市行銷」二者概念略有不同：前者是要打造無可取代的節慶品牌並且讓城市成為節慶活動的家、並創造相關產業與實質收益；而「城市行銷」是宣傳城市形象，例如：邀請影視劇組拍片，帶動話題和觀光人潮，以行銷城市為最終目的。

台灣各地舉辦不同的節慶活動，若是以行銷作為目的，純粹為吸引觀光客而無法與社區結合讓文化扎根，則與節慶城市的概念略有不同。

成功的節慶城市，應該是其基礎建設除節慶活動期間之外，居民平時也都能運用並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只在活動舉辦當下熱鬧一時，卻沒有辦法讓當地社區長期受益。愛丁堡的策略，是將社區居民、文化機構與團體都包含在內，讓人人皆有機會參與並貢獻創意，共同打造節慶之都，並且共享節慶所創造的商業收益。

參閱愛丁堡市議會於2022年12月COVID-19疫情甫結束後所通過的《2023-30城市文化策略》（Citywide Culture Strategy 2023-30），可以看出這座國際上許多城市爭相仿效的節慶城市，從文化治理的角度所切入的政策願景。

該項政策著墨較多的部分在於產業的創造，和包括：文化夥伴與策略關係（Cultural Partnerships and Strategy）、文化與文化遺產的場館和博物館（Heritage, Culture Venues and Museums）、社區賦權（Community Empowerment），以及圖書館運動和福利設施（Libraries, Sport and Wellbeing），四大方向場域的合作。其目的為在疫後運用新的技術概念提升文化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和繼續提升居民參與藝文內容機會，運用節慶厚植城市的文化與藝術內涵的企圖。

然而，這份報告中尚未觸及的是，當以城市為據地的節慶更為成功之際，「節慶」與「公共資源」之間如何取得合理的平衡？

「愛丁堡國際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表演藝術節慶，執行長麥卡錫（Shona McCarthy）女士剛於2025年3月卸任；她卸任後接受訪談指出，當藝文活動逐漸因為規模擴大，部分演變為「觀光化」後對所在城市帶來衝擊，城市的公共治理除直接獲得藝穗節所帶來的益處外，並未積極輔助節慶的合理健康發展；特別是在2022年COVID-19疫情結束後，蘇格蘭的旅遊市場呈現報復性回復之際。

愛丁堡藝穗節並不是愛丁堡市議會以公共資源支持的節慶，運作所需主要由藝穗節自行籌措。麥卡錫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2024年愛丁堡藝穗節售出260萬張門票，卻未獲得相應的基礎設施支持；藝術家和工作人員難以負擔住宿成本，市中心通訊盲區影響遊客即時訂票，當地公共交通系統亦無法有效支撐同期活動規模。

她也揭露市議會過度收取權利金：「架一個舞台，就要收1,000英鎊（約新台幣40,000元）的許可費；封街舉辦活動就得按路邊停車格的費率計費。」這種把節慶視為搖錢樹的治理思維，與將文化視作城市策略定位，形成鮮明對比。她對媒體強調，疫情後的重整應回歸節慶本質：自由表達、文化民主、觀眾參與的核心價值；藝穗節並非只是賣票推廣的行銷平台，而是「文化實踐的場域」，容許冒險、實驗、生成文化連結，並且已是愛丁堡的共同體，不能被以「景點」看待與行銷。

另一方面，隨著大量遊客湧入愛丁堡，過度的觀光壓力侵蝕城市的生活機能與文化生態，如：短期租賃平台興起，使得本地住房供給緊縮；遊客集中的愛丁堡舊城區因觀光汙染，使得居民被迫遷離──這些都是「節慶城市」所產生的雙面刃效應。

因為遊客過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愛丁堡並非特例，歐洲幾個知名觀光城市亦面臨類似挑戰。

據國際媒體報導，2025年夏天，西班牙巴塞隆納和馬約卡島（Majorca）的居民走上街頭，以水槍噴灑遊客、張貼標語，抗議短租房推高房價、傳統商店被服務觀光客的商店取代，年輕人難以負擔生活成本。抗議者強調，他們不是反對觀光，而是要求將觀光的規模控制在可以永續的範圍。

義大利威尼斯則因遊輪與大量一日遊旅客對城市的既有生態造成壓力，近年開始祭出多項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大型遊輪進入潟湖、對旅客徵收額外稅費等；當地居民與社會運動團體持續呼籲，應將城市還給居民，避免淪為沒有文化內涵的觀光樂園。

運用文化和藝術內容所創造的新興節慶，是否只能朝向「觀光」導向，難以連結商業之外的發展目標？歐盟的「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和英國的「英國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計畫或許可為借鑑。

「歐洲文化首都」為歐洲聯盟自1985年起推動的重要文化政策，目的在於透過以「城市」為單位的全年度主題策展與文化活動，強化歐洲各地人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鼓勵城市以文化為核心，重新思考其發展願景與地方認同。透過主動提案爭取機制，獲選的年度城市將獲得來自歐盟的經費與媒體資源，並且負有向全歐洲和全世界展示其文化特色與創意的任務。

這項制度鼓勵中、小型城市跳脫「觀光導向」的活動規劃，思索文化如何實質改善居民生活與城市治理。2025年的歐洲文化首都分別為德國的肯尼茨（Chemnitz）與斯洛維尼亞的新哥里察（Nova Gorica），兩者皆選擇以區域文化合作與跨國共創為年度主軸，反映出歐洲在後疫情與地緣政治轉型時代，對於文化治理的想像。

我曾於2022年造訪該年度「歐洲文化首都」考納斯（Kaunas）的專案辦公室，該城為立陶宛第二大城、也是舊首都。專案辦公室執行長維特基內（Virginija Vitkienè）女士2010年起擔任考納斯雙年展（Kaunas Biennial）藝術總監，並於2015年起擔任考納斯歐洲文化首都的計畫部門主管，帶領團隊爭取考納斯獲選2022年的歐洲文化首都。參訪過程中，我們步行參訪市區幾座由歷史建物轉型、或是「非藝文場館」建物中（如銀行）的展覽。

維特基內強調，在文化首都的計畫架構下，如何與城市裡的社區和城市周邊鄉村的居民，運用藝術介入形成互動，是為重點。她也提及，歐洲文化首都計畫結束後，專案辦公室會轉型成為固定機構以持續推動藝術參與社區的計畫；部分參與專案人員在經過大型計畫的歷練後，則回歸到在地的藝文機構成為提升藝文發展的種子。

從考納斯的例子可以看見，城市運用計畫提升城市藝文資源和國際聯結的企圖，以及如何將原本為一次性的計畫轉化成與居民的需求連結、可永續再運用並且發展的資源。

「英國文化之都」則是由英國中央政府主導，源自於2008年利物浦獲選為「歐洲文化首都」所帶來的成功經驗，目標在於透過文化節慶提升城市形象、促進觀光與外來投資，並強化社區凝聚力，亦為可借鑑的、以節慶協助地方發展的範例。

透過國內各城市主動參與爭取的機制，每4年選定一個城市，提供獲選城市相當的資源用以協助提升在地藝文場館軟硬體規格和量能，透過舉辦系列文化活動，帶動城市的再生與文化創意相關產業發展。

此計畫於2013年由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Londonderry）獲選，之後分別由「赫爾（Hull，2017年）」、「考文垂（Coventry，2021年）」及布拉德福德（Bradford，2025年）等城市接棒。

2025年的「英國文化之都」是位於中英格蘭、人口約56萬（2023）的布拉德福（Bradford）。布拉德福擁有豐厚的工業和移民歷史背景，「UK City of Culture Bradford 2025」（簡稱「布拉德福2025」）官方網頁指出，該市為英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在20歲以下；文化之都的計畫以體現年輕人的青春活力為主，從教育、技能培訓，到以關注當代年輕人生活、未來抱負為主題的藝術展演，希望可以展示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

另一方面，因為該市所在的位置臨近相對規模更大、更有名氣的城市：里茲（Leeds）和約克（York）而常被遊客略過，也較難形成城市外顯的具體印象，因此，布拉德福獲選「英國文化之都」是建立該市自我認同的重要契機。

我曾在近兩年兩度造訪布拉德福，觀察該城市在獲選為「英國文化之都」後，如何運用公部門和來自各界公益基金所挹注的資源，投資與改造文化藝術相關的軟硬體建設；多處藝文硬體設施翻新與營造，以因應節慶的舉辦，如：整修已超過百年歷史的多功能藝文場地「阿爾罕布拉劇院」（Alhambra Theatre）；設計移動式場館「燈塔」（The Beacon），方便將表演藝術內容透過場館的巡迴，帶到民眾家門口。

市區內其他藝文場館，也配合文化之都而有相對應的節目規畫，剛整修好的「國家科學與媒體博物館 」（National Science and Media Museum）利用館內的電影院策劃系列專題放映，彰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選定布拉德福為世界第一個「電影之都」的歷史頭銜；同時還舉辦本地出身的英國當代重要藝術家霍尼克（David Hockney）個展《Pieced Together》。

布拉德福2025年開幕活動在印象藝廊（Impressions Gallery）舉行，以展現城市多元族群、移民共融文化的特展《Nationhood: Memory and Hope》，搭配在市中心廣場，由當地出身的知名表演藝術家弗雷恩（Steven Frayne）所打造，集合音樂、舞蹈、大型魔術的開幕戶外演出節目《RISE》。開幕演出當晚，布拉德福的室外氣温約零下3℃，數千名民眾站立於廣場觀賞時長約40分鐘的演出；演出敘事以布拉德福的城市精神為軸心，強調在地的偉大，地方的社區合唱團、樂團等也融合在演出中。

由於英國文化之都也會獲得媒體資源，因此相關計畫進度、活動內容，都有《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大幅報導，除發揮「文化之都」的政策宣傳效益，也對城市印象的建構、居民榮譽感的提升有正面影響。

以上所提「歐洲文化首都」和「英國文化之都」的概念，都不以一次性、短時間的活動辦理為主要形態，而強調長期計畫的設計；然而，因為地理分布、人口數，與文化和藝術公共資源分配的邏輯差異，未必合適直接套用在台灣。但其可以比擬為運動賽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甄選型態，有意爭取主辦的城市必須做足功課提出場館規劃、辦理內容、財務運用，媒體宣傳策略等計畫作為評選資料，是鼓勵思考如何運用所獲得的資源以滿足居民的需求，並且轉化為在地永續運作的機制；以「節慶」厚實地方文化環境的發展，而非只是舉辦活動以擾動地方，在熱鬧過後即船過水無痕。

文化環境的公共性與審美觀，是一座城市能否真正擁有不論現代或傳統文化的外顯氣質而被喜愛的核心，運用「節慶」來營造這兩項目標，是長遠的挑戰。

但城市在運用節慶打造觀光吸引力時，若忽視中、長期的配套措施與文化內涵，也難以建構出健康的節慶城市生態，留下在地居民須承載的後續議題。建議未來對於各項計畫辦理的綜效評估，應該要有更多質化（qualitative）的分析，呈現節慶帶給地方的真實影響，以策進未來的規劃，落實與在地軟硬體需求做結合的政策，方能獲得觀光與地方需求雙贏的效益；更進一步，透過長期累積改變藝文參與的環境，使居民有充足的藝文資源外，也創造除觀光以外、良好的文創相關產業發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