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日本觀察系列3

【投書】日本中小企業廠商如何協力和政府打交道,化矛盾為環境進步的動能?

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處理廢水的案例,可以展現出企業的能動性,不全然依靠官方。圖為共同公害防止處理設備中心所長上田雄二(左)說明每日採樣廢水的保留。(照片提供/地球公民基金會)

台灣走過威權體制,在快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許多的社會溝通、法規建制,往往由國家挹注行政資源解決,強行排除反對者,民間常會說這是「鴨霸」,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斷加深。

2018年,地球公民基金會組成訪問團實際走訪日本發現,在日本,政府為了解決長期環境公害及住工混雜的困境,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從管制法令、治理機制、資金提供、汙染防制技術研發、土地使用等五大方向,來整合處理。在這過程中,除了由公害防止事業團扮演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協調者,廠商所組成的「協同組合」,也有重要發揮。

有別於台灣中小企業各自和政府打交道,日本的中小企業就是要組隊和政府應對(註)
日本的公害防止事業團要求想進駐工業區的廠商,都必須先組成「協同組合」(類似台灣的廠商聯合會),當作後續移轉與行政程序的對口單位。詳見〈【投書】2兆日圓帶動20兆公害防治投資,日本公害防止事業團解決經濟與環境衝突〉
。而對日本廠商來說,搬遷未必是壞事。

案例1/羽田鐵工工業區:集體協力取得遷廠土地

Fill 1
投書、日本、中小企業廠、商協力、政府、地球公民基金會
羽田鐵工工業區的宮地鐵工所,製作新幹線鐵軌材料。(照片提供/地球公民基金會)

位於京濱工業地帶的工業區的許多廠商,原先是位於都市的中小企業主,從1965年開始由公害防止事業團(以下簡稱事業團)協助遷廠,主要原因在於1960年代頻仍發生的公害事件;此外快速的都市化,使得生產環境面臨艱困挑戰,例如居民對於噪音的抗議、地方政府限制大型車輛進出人口密集居住區域等。

羽田鐵工工業區(羽田鉄工団地)協同組合
相當於「廠商聯合會」之意。
事務局局長(相當於祕書長)中野豐回憶道:「當時日本處於高度經濟成長期,訂單根本接不完,中小企業如果還得處理周遭居民感受,是根本無法完成訂單的。」於是協同組合向地方政府爭取工業區的劃設,並透過事業團導入環境工程概念,申請低利、長攤提期的貸款,展開搬遷。這些作為不僅創造產業發展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對生態環境以及農業發展環境的影響。

廠商組織的過程,需要耗費許多心力。以羽田鐵工工業區為例,這裡最早遷移進來的廠商,多半是來自東京都大田區的鐵工業者,主要是由於噪音、震動等環境公害問題,促使東京都政府有搬遷的構想,而業者也有明確的遷廠動機。但實務執行時,依舊得面臨政府處理中小企業遷廠經驗不足的問題,主要是公共設施及個別廠商實質應負擔義務的分配。中野豐說:「羽田鐵工工業區是海埔新生地,早期沒水也沒電,其實不易拉配線、水管。經過漫長遊說,最終相關管線鋪設成本,由東京都政府負責一半,廠商則負責另一半;而用電的部分,廠商則採用共同受電的方案,由協同組合負責分配。」

羽田鐵工工業區的廠商,就在日本政府規定的2年內遷廠完成。

案例2/富士市浮島工業區:取得長攤提、低利息的遷廠資金

Fill 1
投書、日本、中小企業、廠商協力、政府、地球公民基金會
富士市浮島工業區內的工具機工廠,主要是透過各式回收廢鐵調配比例,製造出所需的工具機鐵材原料。(照片提供/地球公民基金會)

在資金方面,主要是透過事業團建立的財務機制,建立一個長攤提、低利息的機制。以富士市浮島工業區(富士市浮島工業団地)為例,協同組合向會員收取會費償還貸款,在19年間還清貸款,期間跟會員收的會費大約是4億日圓,還完貸款後就無需再繳納會費。而建設廠房的資金,亦可由事業團以5%利率借貸給廠商;若符合中小企業產業升級的標準,還可以得到中央政府跟縣政府的補助金。

同時,協同組合的共同事業是有賺錢的,扣除人事費仍有盈餘。這些共同事業包括了電力、停車場,還有自來水廠、下水道、瓦斯以及貨運郵局,其中以電力收入最高。

廠商組織協同組合的方式,依各地的狀況而有不同,基本上日本全國各地的工業區,其內的廠商幾乎都屬同一個業種,但富士市浮島工業區並非單一業種。

杉山清是浮島工業區協同組合的名譽顧問,他是我們的參訪對象中,少數完整經歷集結廠商、籌組協同組合到今日的企業主。他提到當初有許多申請要加入工廠的財務狀況非常不好,協同組合的優點,就在於體質好的廠商可以扶持狀況差的廠商,大家一起組隊打拼。不過並不是所有申請者都能如願加入,杉山清回憶道:「我們初期有8個發起人,主要是透過商會作為招募的窗口,有100個公司申請說要進來。當初有幾個篩選的基本原則:廠商必須是製造業,但不排放高濃度廢水。因為工業區兩側都是河道,會汙染水質、影響農業。進來後可以利用事業團的制度,利率才5%,同時搭配縣政府提供的資金則是2.7%的利率。」

這樣中小企業的結合,到底有什麼好處呢?以實質結果來看,比起進入工業區之前,企業生產量或營業額多了2到3成,而且在區內廠商有彈性的互相支援與協力下,可以有效率地共同處理工業用排水,或一起處理好與社區鄰里關係。

案例3/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廠商自行研發、聯合處理廢水

Fill 1
投書、日本、中小企業、廠商協力、政府、地球公民基金會
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的共同公害防止處理設備中心所長上田雄二,解說電鍍汙泥經過處理,已除去有害重金屬,且銅含量超過15,可將其販售給鑄造廠。(照片提供/地球公民基金會)

在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京浜島中央鍍金工業団地協同組合),我們看到電鍍業的廢水如何運作共同處理設施,不全然依靠官方,而是展現出企業的能動性。

內藤雅文是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理事長,他提到這邊的工業區互相之間的連帶感很強,是因為二戰後初期,某電鍍過程需使用的原料有國外進口總量限制,中央政府在進行進口額度分配時,是以協同組合為對象,之後再由各組合內部自行協商,決定個別公司所能進口的量。由於這個歷史因緣,使得同組合內的廠商有著一定向心力,後來這個管制結束後,協同組合仍然保留下來,變成互相友好的公司、互助協力的機構。

1970年之後,日本發生頻繁的工業公害事件,開始建立公害防治規範。原本電鍍業廢水都放到河川裡面,在那個公害嚴重的年代,電鍍產業並未成為民間公害倡議的主要對象,但業者卻因這樣的氛圍選擇遷廠,後續並依法在遷廠時做好環工設備。

內藤雅文指出,在這個過程中,要因應汙水下水道相關單位的檢查,個別廠商要自己做有困難,當初大概50、60歲的同業前輩,決定向政府申請遷廠移轉到這裡,共同解決公害問題。

當時,京濱島已完成填海造陸,東京都政府規劃把有噪音、震動等問題的小企業集中在那裡。電鍍業者的申請,一開始是被否決的──因為耗水量比較高,且京濱島汙水處理設備能量不足,就算電鍍業者有辦法確保水源,電鍍廢水也得送到鄰近的昭和島的共同廢水處理設施,因此廢水放流量必須減少為原本的十分之一。

面對這個難題,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就找了學者、廢水處理廠商,一起研究如何把廢水放流量降到原本的十分之一。過程中,東京都政府有請大學老師協助,但所提出的建議都被業者認為天馬行空,往往只能靠這些業者自己不斷摸索,閱讀相關資料,才終於找到方法,解決用水量及電鍍廢泥再利用的技術。

為了要達到管制標準,廢水必須接管線連到共同處理設施,並要求個別工廠不能任意排放。每家工廠的廢水要輸送到廢水處理設施時,先儲存在儲藏槽,然後由協同組合的工作人員抽水到共同處理設施。透過這個方式,共同處理設施漸漸能夠達到標準,而上軌道後,就不會讓下水道局「刁難」。個別廠商的廢水先放在儲藏槽有個優點,可以依不同廠商的廢水性質,有效率的個別化的處理。

電鍍工廠集體遷移有其好處。在經濟負擔上,雖然個別工廠也可以做到,但集體遷移可以共同分攤,也互相監督對方,這讓工業區互相之間的連帶感,不僅是因為前面講到的歷史因素,也因為這樣一同努力想辦法達成目標而感情變好。

直到2002年,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才讓每個廠商都符合ISO的標準規範。內藤雅文對於ISO的理解是:「ISO決定這個公司明天會變成這個樣子」,因為ISO是訂一個粗略的目標,但要讓共同處理設施能夠運轉順利,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得訂定出很多不同的子目標,對每家公司訂出明確的目標,並加以規範。如此一來,才讓共同處理設施獲得ISO90001的認證。

之所可以達到這個狀態,總體來說,內藤雅文認為有三個要點:掌握各廠商營運現狀、財務資訊公開、廠商間本身就有友好的關係。也因為協合組合的公開,促進廠商彼此信任。

集體遷移之後,廠商的生產量或營業額多了2到3成,可以以此來償還遷移支出。而透過業者的自行研發,降低汙水處理費用,同樣也使業者負擔的成本降低。

台灣除了管制,能否共同對話?

由於日本政府設立了「公害防止事業團」這樣的行政法人,讓政府與企業協力共同達成環境標準。此次接待我們的森嶋彰
廣島修道大學名譽教授,曾經在公害防止事業團工作33年。詳見〈【投書】2兆日圓帶動20兆公害防治投資,日本公害防止事業團解決經濟與環境衝突〉
教授,主要負責地方政府、企業與環境單位的協調;而藤田成吉
在日本東海大學任教,同時也是環境福祉學會理事,在公害防止事業團工作直到65歲退休。詳見〈【投書】2兆日圓帶動20兆公害防治投資,日本公害防止事業團解決經濟與環境衝突〉
教授,則負責與銀行以及中央政府的法規協調。

除了這樣的內外分工,有許多地方政府願意積極任用調職至事業團的公務人員,促使環境規範的提升,促進產業升級,增加競爭力,並讓中小企業共同負起企業市民責任。

而在台灣,無論是環保署或者是經濟部,他們都是扮演類似管制端的角色,只是前者比較是「強管制」,而後者則是「弱管制」,而經濟部時常不斷地想將強管制的部分,調整為弱管制。或許經濟部會以台灣有「汙染防治輔導團」來與日本的「公害防止事業團」類比,但依據我們實質訪問台灣業者以及環保單位的經驗,汙染防治輔導團往往是在業者被裁罰後,到廠區進行環工設備的銷售,但常常規格不符其製程,讓輔導淪為形式。

對照日本的經驗,主要是讓廠商瞭解汙染改善的操作概念,聚合集結廠商,針對中小企業較分散的汙水、廢棄物課題,建立一個對話平台,讓業者、環工業者以及政府輔導研究單位協力,共同開發出最適科技且具經濟效益的處理設備。

台灣走過威權體制,在快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許多的社會溝通、法規建制,往往由國家挹注行政資源解決,並強行排除反對者,因此民間社會常會說這是「鴨霸」,於是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斷加深,在民主化的當代社會,我們如何做出改變?台灣的業者是否願意往前走一步,踏入一個暫時撇除彼此社會角色仍充滿矛盾的空間,共同對話?

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靠著什麼政治人物多進步,而是這社會願意將這些矛盾的價值放到同一個平台;社會的進步,靠著不是彼此的怨懟及忿恨,而是在種種矛盾下仍願開展對話。

我一直記得拜訪富士市浮島工業區時,廠商Sugiyama公司的老老闆,鞠躬感謝事業團的森嶋彰教授,不單只是處理產業問題、土地問題,更是與業者們一同處理社會矛盾問題。而在台灣當代的情況底下,問題加劇複雜,如何一步步解,仰賴政府、仰賴民間社會,更仰賴業者如何往前邁進,無論拿筆、拿鋤頭、拿板手,這社會應讓大家都是公平而有正義的。

如何借鏡日本,相關整體的配套仍待謹慎思考。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2020年,世界更加不安。當全球因為疫情而陷入閉鎖與恐慌之際,港版《國安法》讓香港淪為一國一制、菲律賓政府抓記者關電視台、白羅斯政府操縱媒體和大選、台灣更面臨中國因素的威脅與滲透⋯⋯。當民主自由遭遇重大挑戰,我們更需要不受任何力量左右的獨立媒體,全心全意深入報導真相、努力守望台灣。

5年前的9月1日,《報導者》成為台灣第一家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非營利媒體。我們期許自己扮演深度調查報導的火車頭,在讀者捐款支持下獨立自主,5年來穿越各項重要公共議題,獲得國內外諸多新聞獎項肯定,在各層面努力發揮影響力。然而,受到疫情嚴重衝擊,《報導者》的捐款也受到影響,我們需要更多的動能,才能持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請在《報導者》5週年之際成為我們的贊助者,與我們一起前進,成為迎向下個5年的重要後盾。

©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