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近年來，許多國家工作型態與社會人口結構迅速變遷，普遍導致幼教／托育系統人力荒且負荷過重的困境──即使是享有學前教育發源地美名、幼教理念深受各國推崇的德國，也無法自外。目前德國幼教人力嚴重不足，更同時面臨托育需求暴增，幼教現場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讓托育系統深陷加速崩壞危機。
當德國這個幼教典範大國因殘酷現實而跌落神壇之時，面臨類似問題且育兒負擔沉重的台灣，在推崇德式幼教理念之外，似乎也應該正視並借鑑德國的困境，從更完整的脈絡來思考如何面對社會劇變所帶來的幼教窘境。為此，本文將從一系列德國托育的危機現象，切入這一難解問題。
德國作為幼兒學前教育的發源國，其幼教理念史中有兩個「花園」。
其中之一的「幼兒花園」（Kindergarten，即中文的「幼兒園」）多年來已成為全世界幼教理念的典範：它將幼兒視為花園裡的幼苗，教育者不該揠苗助長，而應該營造遊戲化的學習環境並輔以大量戶外活動，放手讓孩子自由適性發展。透過凡事自己動手做來培養孩子的自主態度，同時也藉由頻繁的人際互動，讓幼兒自行摸索情緒管理、進而學習社會化。
這一幅在歐洲和煦陽光下自由而活潑綻放的向日葵花田的圖像，也正是世界各國常向德國取經的理由──它特別是亞洲的「直升機家長」社會心所嚮往的烏托邦。
與「幼兒花園」恰恰相反，德國幼教理念中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花園──「史瑞柏花園」（Schrebergarten）──則猶如一個黑暗的反烏托邦。
這個概念得名於19世紀德國醫生兼「黑色教育學」（die schwarze Pädagogik）的代表人物史瑞柏（Moritz Schreber）。黑色教育學是從現代啟蒙思想中所衍生的一股教育思潮：為了培養幼兒的理性與自主，必須抑制其自然天性。據此，史瑞柏同樣將幼兒視為花園裡的幼苗，但主張必須透過嚴格的措施從外部介入矯正幼兒行為，而幼教實踐看起來就該像是個透過人為修剪與接枝塑造得整整齊齊的花園。
這位黑色教育之父的兩名兒子從小接受嚴厲的暴力矯正教育，老大長大後選擇了自殺，老二則因長期苦於被害妄想症而成為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病患。
19世紀的「史瑞柏花園」如今早已被斥為「毒藥教育學」（poisonous pedagogy），埋葬在德國獵奇的黑歷史中。
然而，正當「幼兒花園」的德式理念在中文世界的育兒專欄裡還頻頻受到推崇的同時，現實裡的德國幼兒園與托兒所卻早已因近年來一連串的變調，而被迫逐漸成為另類的「史瑞柏花園」：
「我的同事會把馬鈴薯塞進孩子的嘴裡，然後雙手緊緊摀住他的鼻子，逼他吞下去。」
「我們的工作日誌上寫著：『不要給小孩喝水，因為這樣就得照料他們上廁所。』我在那裡工作始終感到愧疚，但之前一直無法說出口，因為我需要餬口。」
「有個孩子只要不聽話，就會被丟進廁所裡關禁閉。」
「我們班上一個孩子有語言障礙，早班的幼教老師會一直模仿他口吃結巴的模樣，去逗樂其他孩子。」
去年（2022）年底，德國巴伐利亞邦爆出托兒所虐兒事件，引發軒然大波，《巴伐利亞電視台》（BR）於是著手調查該邦托兒所的現況，在廣泛訪談了超過60名從業人員後，得出了上述那些證詞──托兒所裡針對幼兒大大小小的身心暴力，早已不再是零星個案。
另有一起布蘭登堡邦的案例：一名老師長期以霸凌手段來管教幼兒，例如將挑食不願吃蔬菜的孩子綑綁在椅子上強行灌食，又或是用雙手強壓精力旺盛的孩子、逼他午睡。有孩子帶著身上的瘀青回家，不懂如何表達自己的遭遇，家長苦無直接證據，當局更無專責單位可協助調查。於是，此案儘管被揭發，當地政府公開證實並表達關切，那位幼教老師也被辭退，但檢方至今依然無法掌握證據將之起訴。
對於受到霸凌，幼童儘管不懂表達，卻往往直接反映在創傷行為上：在巴伐利亞的案例中，一名男童因尿褲子而挨打、隨即被帶去淋浴間直接以冷水沖洗全身，自此在家洗澡時都會下意識地哀叫：「嗚、好冷，嗚、好冷⋯⋯。」另一名女童則因為吃飯時玩弄食物，被罰坐在椅子上面壁達數小時之久，此後坐在家中餐桌前都會恐懼害怕。
該案的一位母親隱約感到不對勁，常在送小孩進托兒所時，孩子不敢面對老師，轉身向媽媽哭泣，但她卻還是將小孩交給老師後離去。在採訪鏡頭前，這位母親憶及此處已開始內疚地啜泣：
「我當時只能這麼做，因為我還得去上班。」
對於身處托育現場的人員而言，這些數字的激增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根本原因正如巴伐利亞托兒所從業人員聯盟（Verband Kita-Fachkräfte Bayern e.V.）所指出的：德國近年來遭逢嚴重的幼教／托育人力荒，各地托育機構的職位普遍開缺嚴重，在職老師們在負荷超重的情況下，經常發生過勞、抑鬱等身心狀況進而影響出勤，同僚頻繁因病告假，又使得剩下的在勤人員壓力雪上加霜，終而形成惡性循環。
這場人力荒的困境，可以追溯至2013年的托育改革：當時為了回應雙薪與單親家庭成為常態、家長（尤其是母親）育兒負擔沉重的問題，梅克爾政府將托育的年齡門檻從原先的3歲降到1歲，並同時擴張托育能量。只是，托育機構與人員擴增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自此激增的托育需求，德國幼教／托育系統的品質也開始變調。
此外，敘利亞內戰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分別在2015／16年與去年造成兩波百萬人級別的來德難民潮，流亡者有不少是帶著幼童的家庭，也因此大幅增加了德國托育系統的負擔。更不用提直到今年初的新冠疫情，對於原本就過勞的幼教現場而言不啻是一場擊垮從業人員的惡夢──不少人趁著停課期間順勢離職脫離苦海，也為苦海留下了更大的人力缺口。
德國各邦對托兒所人員配置的規定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每班都會配置幼教老師（Erzieher / Erziehrin）與育兒員（Pfleger / Pflegerin）至少各一名。專家建議3歲以下幼兒理想的師生比為1比3、3歲以上則為1比5或1比7，但目前托兒所各班有25～30人以上的情況相當常見。
去年9月就有150位學者專家發表連署信，警告德國的幼教／托育系統已深陷「加速崩壞的螺旋」，無法滿足法定人員配置。德國教育與科學聯盟（VBE）委託調查並於今年3月發表的報告則揭露，全德國目前有三分之二的托兒所因人員配置不足，平均每週都有一天無法滿足法定的照護義務──這意味著那些托兒所理論上每週至少被迫要停課一天，才能符合最低的法定門檻。
因而除了托育現場不時傳出霸凌事件，家長與幼兒所面臨更為普遍的情況便是托育機構機能的全面萎縮。上述調查對將近5,000家托兒所做了問卷，結果顯示：
過去12個月內，有將近9成的托兒所都必須減少玩遊戲、生活自理動手做、戶外學習等活動，高達6成必須縮短托育時間。更糟的是，有3成托兒所都坦承不得不做出臨時停課的決定。
當臨時停課或提早下課不再是罕見例外、而成為三不五時的常態，每天早上8點打開手機查看托兒所是否傳來訊息，就成為讓不少家長血壓飆高的日常折磨：「親愛的瓢蟲班家長，很遺憾有兩位老師直到週三都請假，我們請您盡可能地將孩子留在家裡照顧。」、「親愛的餅乾班家長，由於人力不足，我們請您今明兩天提早在下午1點將您的孩子接回。至於後天情況如何，我們要等到明天才能確定。」
在例外狀態已成理所當然的情況下，身兼記者與育兒作家的克呂佛（Nathalie Klüver）如此描述自己育兒生活的現在進行式：
早餐桌上和伴侶討價還價，誰今天的meeting比較重要、誰上次已經去接過小孩了。儘管手機WhatsApp的訊息已全是誰在何時該怎樣去接小孩，但卻仍一次又一次接到托兒所臨時通知的email，一會要提早到2點接小孩、一會又提早到中午──結論就是乾脆不要把小孩送進托兒所最省事。
今年8月初，漢斯柏克勒基金會（Hans-Böckler-Stiftung）公布的報告顯示，今年上半有60%的家長都了遭遇上述情況，其中近7成對此感到負擔沉重。為因應停課或提早下課的臨時狀況，絕大多數家長都是透過加班減假的方式來自行承擔，額外求助私人保姆的比例只有5%，因為保姆那邊也同樣一位難求。
針對這份調查結果，德國聯邦家長委員會（Der Bundeselternrat）乃在同一時間公開警告：德國正在經歷一場幼兒家長的「過勞潮」。
過勞家長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兩頭燒，也是近年來德國親子關係緊張升高的主要理由。例如一名母親在參與《時代週報》（Die Zeit）的座談時就坦露：她4歲女兒的班上因人力不足而併班後已達45人，每天將小孩送到進托兒所時，她都因女兒在孩子群之中顯得失落而良心不安；但當把小孩留在家照顧時，一邊在筆電前趕忙工作的她卻時常下意識地對女兒怒吼。她認為自己已不再是一位好媽媽了。
這位內疚母親的證詞也側面揭露了一件事實：就算家長把小孩交給托兒所、解決工作這頭的燃眉之急，但那頭也已不再是陪伴孩子成長的幼教園地了。參與上述座談的一位幼教專家指出：如今德國不少托兒所幾乎要退化成「批量加工」（Massenabfertigung）的照護機構──為了要盡可能滿足家長愈來愈長時間的托育需求（德國托育時數落在平均每週35到40小時之間），德國幼教人員往往光是照料孩童的吃喝拉睡就感到精疲力盡，更别奢求教育品質了。
除了前文提過必須縮減德國「幼兒花園」理念中最為自豪的遊戲、生活自理與戶外教學等活動之外，其他像是幼教團隊會議、教師課前課後準備、家長會談等保障幼教品質的重要環節亦經常被取消。
此外，平均中等水準的薪資待遇與不對等的工作高壓，也為托兒所職場帶來極高的人員流動率：幼教人員因病請假、離職、或由跨領域轉職者（Quereinsteiger）臨時代課等情況頻繁，而這都會對幼兒的成長帶來重大影響。
因為，幼兒的學習是透過與人互動，例如即使是在老師照顧用餐的過程中，孩子也能學習溝通與控制情緒。這樣的互動學習需要充足的人員陪伴以及穩定且熟悉的人際環境，而幼教老師與育兒員的頻繁流動無疑會對幼兒造成額外壓力，並嚴重衝擊學習品質。
《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評論主編克勞斯（Anna Clauß）就在其育兒專欄中敘述了類似的經歷：她的兒子在一年之內換了3家托兒所，平均在每個托兒所的班上都遭遇了15位老師來帶班。孩子才正要開始熟悉老師，但老師就又要離職走人了。
居高不下的職場流動率所反映的往往是幼教人員的自我掙扎。事實上，幼教是個高度由熱情驅動的領域，對於許多人而言，工作待遇並非讓他們選擇進入這個領域的最重要考量。《明鏡週刊》曾對數名離職老師做了深度訪談，他們都對離職的決定充滿無奈與嘆惜，表示自己是喜歡陪伴孩子成長才投身幼教領域，然而職場現實卻無時無刻都在消磨自己初衷的熱情。
德國幼教老師的收入落在各行各業的中間值，2021年數據顯示，單身者每月稅後收入平均略高於2,000歐元（約略高於新台幣7萬元），這樣的收入大概只能負擔分租公寓的雅房。此外，德國幼教工作的合約時數2021年平均為每週34小時，平均加班時數為每週2小時；以上都是包含兼職合約的平均數，正職人員的實際工作時數會更長。
另根據德國全民地方健保局（AOK）的統計，2022年德國幼教人員因病缺勤的比例高達8.3%，比前年暴增30%並創下歷年最高記錄。德國各行各業同年的平均為6%。
對此，德國政府至今依然缺乏全面的對策，這也暴露了德國長期以來對幼教投資不足的問題。與北歐國家相比，德國政府投入的幼教預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只有前者的一半。
相對忽視幼教投資的情況，也反映在幼教人員的培訓養成上。幼教專業約為4～5年的學程，相較於其他領域，幼教實習往往是沒有薪水的，這意味著懷抱熱情投入這個領域的實習生還得為自己的熱情付學費。
工作環境與培訓養成皆無法支持幼教人員陪伴孩子成長的熱情，面對這種因過去投入資源不足所導致的系統性窘境，各地政府只得推出一系列短線政策來填補全國將近10萬人的人力缺口。例如：降低非幼教專業學歷跨領域轉職的門檻、彈性放寬兼職的規範、召喚退休教師重新回歸職場、乃至於加速認證外國學歷以吸納外來移民投入幼教等。
然而這些手段顯得杯水車薪且治標不治本，因為德國幼教／托兒系統的人力短缺與崩壞，背後涉及一場鋪天蓋地的系統性危機：德國人口高齡化與經濟衰退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然而，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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