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園沒申請上，日本去死！！！」（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

此文一出，立即被轉載到各大社群媒體，各大電台的談話節目也紛紛拿來當話題討論，一時之間全日本包圍在保育園議題之中。有議員在國會質詢安倍相關看法，卻引來安倍表示「匿名所以無法求證」的回應，輿論一陣譁然。正當網路上各路人馬肉搜發文當事人的同時，許多母親們挺身而出，背著稚齡嬰兒高舉著「保育園沒上的就是我！」的牌子，在國會前進行抗議，要求政府做出具體有效的作為，改善保育園的問題。

「保育園沒上，日本去死！」這句話，更在當年的12月，入選「流行語大賞」前10名。對於選擇一句「髒話」來代表當年的社會，出現許多褒貶不一的聲音，但是卻實質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問題：為什麼年年出生率降低，但是保育園卻年年難進？時機歹歹父母都必須工作才得以維持生活的雙薪家庭，孩子由誰來照顧？不生不養是唯一的方法？ 政府的經濟復甦政策，將女性視為理所當然的勞動力，被期許又要工作又要生養的日本女性，該如何是好？

不似台灣一般普及的家庭式托嬰或是阿公阿嬤搶著帶孫，在日本即便爺爺奶奶、阿公阿嬤住在附近或與兒孫同居，也甚少願意全天候帶孫子。或者應該說，許多日本人沒有「老一輩就應該顧孫」的想法與習慣。

戰後日本社會一直存在著「照顧孩子是媽媽的責任」的觀念，結婚生小孩後，辭去工作專心當家庭主婦（日文為「專業主婦」）對不少的日本女性來說，仍然是第一選項。然而，從90年代開始的經濟不景氣，派遣或短期契約員工數目劇增，一份薪水不足以養家已漸成趨勢，日本的雙薪家庭數，已攀升到總戶數的6成以上。

與時代漸進的同時，日本社會的男女意識也出現了變化。根據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2016年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不論男女，抱持「男主外女主內」價值觀的比例，都下降到5成以下。日本女性的就業意識逐年升高，女性所抱持的理想人生藍圖，從戰後的「生了孩子就辭掉工作」，轉變到近年的「婚後或產後繼續回到職場工作」。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希望能夠在兼顧家庭之外，追求「work-life balance」，也就是自己的職業專長與經濟獨立。

然而現實問題是，產後如果還想繼續上班，誰來照顧小孩？在日本，尤其是以關東首都圈為首的未成年兒童家庭數最多的地區，送小孩去保育園，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明明少子化，但保育園卻不足的矛盾現象，是日本長年經濟衰退下的產物。

日本新生兒的出生人數，從1974年的200萬人，到2016年已下探到98萬人，跌破100萬大關。而根據厚生勞動省最新的調查顯示，家有18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媽媽是職業婦女的比例達到68.1％，為歷年來最高。得把孩子送保育園的結果是，保育園的幼兒數已從2007年的201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26萬人。孩子生得少，但需要上班賺錢的職業婦女卻年年大幅增加，出現保育園需求激增的現況。

日本的保育園問題，呈現相當大的城鄉差距。北海道、秋田縣、群馬縣等地面臨的是典型的少子化導致保育園招生不足問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都會區，以及周邊的中小型都市，則是保育園一位難求、僧多粥少的激戰區。尤其在以東京為主的關東首都圈，要想配合自己的復職時期，把孩子送到最符合個人需求（離家近，教育方針與父母想法一致等等）的政府認證的公私立保育園 ，可以說已經變成一種奢望。

隨著保育園不足問題日益嚴重，從1995年開始有所謂的「待機兒童」名詞出現。所謂待機兒童，就是進不了保育園，必須等待名額空缺，或是隔年再重新申請的兒童。

成為待機兒童，是每個母親最不想看到的結果。因為那意味著無法回歸職場，收入將陷入斷絕。每年2月中旬，是保育園入園申請結果的通知時期，而那一紙由區公所寄來的申請結果通知，猶如決定生死的判決書。一打開如果裡面是厚厚的一疊資料，上面寫著某個保育園的名稱，就表示順利申請到。如果是薄薄的一張紙，上面寫著「保留」兩字，則意味著一連串的心驚與慌亂的開始，可說幾家歡樂幾家愁。

沒申請到怎麼辦？有的母親不得已只好與公司商量想辦法延長半年或一年育嬰假。無法延長育嬰假的，只好付出高額保育費把孩子送到「認可外保育園」（私人托育設施）。連「認可外」也進不去的話，只好求救祖父母或近鄰朋友交替支援，利用一些短時間的保育服務，或是雇用高額的派遣保母，過一天算一天。但是也有許多母親，在百般無計可施之下，只好辭職在家帶小孩，面臨可能的貧困問題。

因此，如何確保能夠申請到「認可保育園」，是每個上班媽媽的至上命題。保育園申請方式一般是由家長在申請單上自行填寫志願順位，可以只寫一所，也可以填滿十幾所。面對保育園名額一位難求的情況，把志願順序的格子填滿，或甚至自行加紙多寫幾所已經成了理所當然。

由於日本的保育園入園審核是採點數制，也就是將父母雙方的工作情況、祖父母是否同居、收入高低等家庭狀況以點數來評比，點數高的人進入保育園的機率相對較高，因此如何多拿一個點數，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其中比如「待過認可外保育園」是加分項目的話，提早在前一年度復職，讓孩子去認可外待一陣子「掙點數」就成為不得不的選擇。

找議員商量，或是甚至為了拿到單親家庭的加分點數，去辦離婚手續的「偽裝離婚」也有，可說是為了申請上保育園，被逼的只好無所不用其極。特地搬家到競爭率低一點的區居住，或是考量不同年齡層的競爭率，讓孩子從0歲就開始入園，也成了申請的鐵則之一。對於想好好請一年育嬰假，親自照顧孩子到滿1歲再復職的母親來說，不啻為苦澀的抉擇。

我的1歲女兒，也是經歷過候補第2次申請才終於進入離家4公里外的私立認可保育園。為了解決每天和通勤路線反方向的接送問題，苦思之後決定跨區搬到保育園附近，除了大幅節省接送時間外，也減低孩子的體力負擔。孟母三遷，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居住環境，我卻無奈反其道而行，為了接送問題，從住宅區轉居到地窄人稠的觀光商業區。

對許多職業婦女而言，不管是離家多遠或是與通勤路線反方向，只要能夠搶到入園名額，彷彿放下心中一顆大石，謝天謝地。但是接下來，還有保育園是否適合孩子的問題等著。

一般普遍認為，不論公私立的認可保育園，由於有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品質不致參差不齊。然而在育兒方式（母奶斷奶戒尿布時期，沐浴、喝水的頻率，戶外散步運動時間的有無等）或是小孩的特殊需求（過敏體質、特殊疾病、需特殊飲食等），甚至接送時間規定等細部內容上，由於這部分皆由各保育園自行制定，因此不同保育園有不同的作法和堅持。

「孩子自己帶不就好了？」是很多人聽到保育園問題的第一反應。甚至也有人會拿出「孩子和工作哪一個重要？」的「經典」問題，考驗上班媽媽的神經強度。彷彿又要工作又要結婚生小孩，是個過分的奢求，而如果因為工作而疏忽了孩子的成長，或是因為生養孩子延誤到工作升遷，都是自己選的，怨不得人。日本社會還存在著如此根深蒂固的「自我責任」觀念，且強制地烙印在職業婦女身上。

我曾在網路的保育園相關討論區上，看見一位媽媽留言說：「申請保育園的過程太痛苦，我工作時間晚但婆婆又不願意積極幫忙接送孩子，所以今年知道又懷孕時，就決定拿掉了。」固然生養小孩與否不免牽涉到諸多私人因素，但這位媽媽的例子點出了日本職業婦女的極端困境：當制度和環境極度不友善時，只能選擇不生不養。我周遭的友人或是同事中，想到又要重來一遍的「保活地獄」，無不苦笑搖頭，沒有人有勇氣再生第二胎。

當然，解決保育園問題不是全部的解藥，女性一肩全攬家事育兒的現況，男性育嬰假的低申請率，乃至於整體社會對「育兒」的意識和制度面的大幅改善，都是日本社會必須認真思考改善的問題。

工作和生養孩子，如果還侷限在難以兩全的選項困境中，如果不能營造一個全力支援女性自我實現的社會環境，如果不能培養出社會整體照養孩子的風氣，那麼說到提高婦女就業率來拯救經濟，或是獎勵生育解決少子化，都只是畫空餅的口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