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怡蕿/「保育園沒上,日本去死」的情緒背後
「保育園沒申請上,日本去死!!!」(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
2016年2月,一位住在東京的30多歲母親,匿名在部落格以上述情緒化的字眼,發文發洩她心中鬱積的不滿。文章裡面,以粗魯直率的口吻對安倍政權的「一億總活躍
安倍晉三首相在2015年10月提出的社會經濟振興口號。主要為解決少子高齡化問題,目標是50年後日本人口仍然維持1億人口,並創造人人在家庭、職場、社區都能發揮所長的社會。
」社會經濟復甦方針,以及鼓勵女性就業等政策口號多所諷刺,還對政治家們喊話:「要外遇要行賄都隨便,就是給我多蓋一些保育園(托兒所)!」
此文一出,立即被轉載到各大社群媒體,各大電台的談話節目也紛紛拿來當話題討論,一時之間全日本包圍在保育園議題之中。有議員在國會質詢安倍相關看法,卻引來安倍表示「匿名所以無法求證」的回應,輿論一陣譁然。正當網路上各路人馬肉搜發文當事人的同時,許多母親們挺身而出,背著稚齡嬰兒高舉著「保育園沒上的就是我!」的牌子,在國會前進行抗議,要求政府做出具體有效的作為,改善保育園的問題。
「保育園沒上,日本去死!」這句話,更在當年的12月,入選「流行語大賞」前10名。對於選擇一句「髒話」來代表當年的社會,出現許多褒貶不一的聲音,但是卻實質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問題:為什麼年年出生率降低,但是保育園卻年年難進?時機歹歹父母都必須工作才得以維持生活的雙薪家庭,孩子由誰來照顧?不生不養是唯一的方法? 政府的經濟復甦政策,將女性視為理所當然的勞動力,被期許又要工作又要生養的日本女性,該如何是好?

職業婦女的巨大壓力

不似台灣一般普及的家庭式托嬰或是阿公阿嬤搶著帶孫,在日本即便爺爺奶奶、阿公阿嬤住在附近或與兒孫同居,也甚少願意全天候帶孫子。或者應該說,許多日本人沒有「老一輩就應該顧孫」的想法與習慣。
戰後日本社會一直存在著「照顧孩子是媽媽的責任」的觀念,結婚生小孩後,辭去工作專心當家庭主婦(日文為「專業主婦」)對不少的日本女性來說,仍然是第一選項。然而,從90年代開始的經濟不景氣,派遣或短期契約員工數目劇增,一份薪水不足以養家已漸成趨勢,日本的雙薪家庭數,已攀升到總戶數的6成以上。
與時代漸進的同時,日本社會的男女意識也出現了變化。根據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2016年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不論男女,抱持「男主外女主內」價值觀的比例,都下降到5成以下。日本女性的就業意識逐年升高,女性所抱持的理想人生藍圖,從戰後的「生了孩子就辭掉工作」,轉變到近年的「婚後或產後繼續回到職場工作」。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希望能夠在兼顧家庭之外,追求「work-life balance」,也就是自己的職業專長與經濟獨立。
然而現實問題是,產後如果還想繼續上班,誰來照顧小孩?在日本,尤其是以關東首都圈為首的未成年兒童家庭數最多的地區,送小孩去保育園,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日本保育園

日本的「保育園」,即為台灣人熟知的托兒所。大致分為「認可」與「認可外」兩種。「認可保育園」不論公私立都需符合政府的設施容積與人力配置規定,除接受行政監督之外,主要財源為政府補助金。有政府財源補助的認可保育園費用相對低廉,對於低收入或是多胎家庭,也有減免措施。

而不符合政府法規基準的,統稱為「認可外保育園」,也就是所謂的私人托育設施,但仍須每年接受行政單位的業務檢查。認可外保育園沒有政府補助金挹注,月費從7、8萬到10幾萬日圓的不在少數。在品質與經濟狀況雙重考量下,進入認可保育園成了一般人的首選。本文主要以「認可保育園」為討論對象。

「待機兒童」和「保活」

明明少子化,但保育園卻不足的矛盾現象,是日本長年經濟衰退下的產物。
日本新生兒的出生人數,從1974年的200萬人,到2016年已下探到98萬人,跌破100萬大關。而根據厚生勞動省最新的調查顯示,家有18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媽媽是職業婦女的比例達到68.1%,為歷年來最高。得把孩子送保育園的結果是,保育園的幼兒數已從2007年的201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26萬人。孩子生得少,但需要上班賺錢的職業婦女卻年年大幅增加,出現保育園需求激增的現況。
日本的保育園問題,呈現相當大的城鄉差距。北海道、秋田縣、群馬縣等地面臨的是典型的少子化導致保育園招生不足問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都會區,以及周邊的中小型都市,則是保育園一位難求、僧多粥少的激戰區。尤其在以東京為主的關東首都圈,要想配合自己的復職時期,把孩子送到最符合個人需求(離家近,教育方針與父母想法一致等等)的政府認證的公私立保育園 ,可以說已經變成一種奢望。
隨著保育園不足問題日益嚴重,從1995年開始有所謂的「待機兒童」名詞出現。所謂待機兒童,就是進不了保育園,必須等待名額空缺,或是隔年再重新申請的兒童。
厚生勞動省公布的2016年4月的數據顯示,全日本的待機兒童有23,553人,而同年的10月則增加到了47,738人,其中東京都
東京都世田谷區的1千1百多位待機兒童數,為全國地方行政區中最高。
佔了11,975人 。但是這僅僅是表面上的數字,實際上因為採計方式的不同所產生的「隱藏待機兒童數
在2017年前,延長育嬰假或是讓孩子到認可外保育園就讀的人數,皆未採計為待機兒童。厚生勞動省自2017年4月開始,通令全國地方政府將上述人數納入統計,目前仍未有整體的數據發佈。
」 ,據調查全日本約有6萬人之多。
成為待機兒童,是每個母親最不想看到的結果。因為那意味著無法回歸職場,收入將陷入斷絕。每年2月中旬,是保育園入園申請結果的通知時期,而那一紙由區公所寄來的申請結果通知,猶如決定生死的判決書。一打開如果裡面是厚厚的一疊資料,上面寫著某個保育園的名稱,就表示順利申請到。如果是薄薄的一張紙,上面寫著「保留」兩字,則意味著一連串的心驚與慌亂的開始,可說幾家歡樂幾家愁。
沒申請到怎麼辦?有的母親不得已只好與公司商量想辦法延長半年或一年育嬰假。無法延長育嬰假的,只好付出高額保育費把孩子送到「認可外保育園」(私人托育設施)。連「認可外」也進不去的話,只好求救祖父母或近鄰朋友交替支援,利用一些短時間的保育服務,或是雇用高額的派遣保母,過一天算一天。但是也有許多母親,在百般無計可施之下,只好辭職在家帶小孩,面臨可能的貧困問題。
因此,如何確保能夠申請到「認可保育園」,是每個上班媽媽的至上命題。保育園申請方式一般是由家長在申請單上自行填寫志願順位,可以只寫一所,也可以填滿十幾所。面對保育園名額一位難求的情況,把志願順序的格子填滿,或甚至自行加紙多寫幾所已經成了理所當然。
為了順利能夠進入政府認可的保育園,近年出現了所謂的「保活」,也就是「尋找保育園的相關活動
HOKATSU,意即準備申請保育園的各種事先準備。此語從「就活」(就職活動的簡稱,意指求職活動)等相關用語演變而來。
」的簡稱 。從知道懷孕的那一刻開始,許多準媽媽們就開始計算孩子出生的月份與申請保育園的年度,然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保活」。包括:蒐集保育園資料、打電話到各個保育園詢問與參觀、前往區公所調查各區的名額多寡、頻繁地去窗口諮詢如何申請上的祕訣、在網路上查詢討論任何相關的撇步等,忙得不可開交。打開保活相關的部落格或是討論區,映入眼簾的是每個媽媽們背水一戰的緊迫感,還有感嘆連休產假或育嬰假,都必須緊鑼密鼓地進行「保活」,無法好好休息帶孩子的心酸。
由於日本的保育園入園審核是採點數制,也就是將父母雙方的工作情況、祖父母是否同居、收入高低等家庭狀況以點數來評比,點數高的人進入保育園的機率相對較高,因此如何多拿一個點數,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其中比如「待過認可外保育園」是加分項目的話,提早在前一年度復職,讓孩子去認可外待一陣子「掙點數」就成為不得不的選擇。
找議員商量,或是甚至為了拿到單親家庭的加分點數,去辦離婚手續的「偽裝離婚」也有,可說是為了申請上保育園,被逼的只好無所不用其極。特地搬家到競爭率低一點的區居住,或是考量不同年齡層的競爭率,讓孩子從0歲就開始入園,也成了申請的鐵則之一。對於想好好請一年育嬰假,親自照顧孩子到滿1歲再復職的母親來說,不啻為苦澀的抉擇。
我的1歲女兒,也是經歷過候補第2次申請才終於進入離家4公里外的私立認可保育園。為了解決每天和通勤路線反方向的接送問題,苦思之後決定跨區搬到保育園附近,除了大幅節省接送時間外,也減低孩子的體力負擔。孟母三遷,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居住環境,我卻無奈反其道而行,為了接送問題,從住宅區轉居到地窄人稠的觀光商業區。

父母的弱勢

對許多職業婦女而言,不管是離家多遠或是與通勤路線反方向,只要能夠搶到入園名額,彷彿放下心中一顆大石,謝天謝地。但是接下來,還有保育園是否適合孩子的問題等著。
一般普遍認為,不論公私立的認可保育園,由於有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品質不致參差不齊。然而在育兒方式(母奶斷奶戒尿布時期,沐浴、喝水的頻率,戶外散步運動時間的有無等)或是小孩的特殊需求(過敏體質、特殊疾病、需特殊飲食等),甚至接送時間規定等細部內容上,由於這部分皆由各保育園自行制定,因此不同保育園有不同的作法和堅持。
日本的自由記者小林美希在《ルポ 保育崩壞
小林美希(2015)「ルポ 保育崩壊」岩波新書 。
》(暫譯:《盧波托兒所崩壞》)一書中提到許多孩子在保育園,由於種種原因(吃飯太慢、早上遲到、發育較慢等)受到不當或幾近虐待的例子,以及很多保育園內部管理和保育老師的素質都存在不少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當中,父母親和孩子處於絕對弱勢的立場。發現好不容易進入的保育園並非理想的環境,除非父母其中之一有辭掉工作的覺悟,或是極其幸運地剛好其他保育園空出名額可以轉學,不然也只能持續與園方溝通,或是忍耐到底。對父母與孩子而言,幾乎沒有選擇餘地的入園方式,是一個充滿未知與擔憂的開始。

以量為首的政府對策

面對年年增加的保育園需求,當然日本中央或地方政府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為,政府莫不花招盡出,努力尋找土地蓋新的保育園。近年在與民間業者合作下,利用國有地、高架橋下的空地,或是商業大樓閒置的樓層等空間,確實是多了許多新保育園,解決了部分燃眉之急。但是其中一些急就章的建設案,卻反而引來不少附近居民的反對,甚至有些還發展成為「反對保育園建設運動
根據《朝日新聞》的報導指出,2016年度準備新設的保育園中,有49所因為種種因素不得不取消或延期,其中有13所是由於附近居民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作罷。
」。
政府急速增設保育園的一連串政策中,最被詬病的是,便是以降低設立標準,換取數量增加的做法。根據記者熊谷弘子在《「子育て」という政治
熊谷弘子(2014)《「子育て」という政治》角川新書。
》(暫譯:《「為人父母」的政治》)一書中指出,每一位兒童應享有的活動空間面積逐年被壓縮,以增加超收名額,由於不容易找到足夠土地來蓋有操場的認可保育園,因此標準降低到只要附近有公園可以散步玩沙玩水,沒有操場也算合格。近年還出現了一些原本不受政府認可的小型保育園或保育室、保育所,在東京都或橫濱市等地方政府的認定下,升格到與保育園相當的地位。

職業婦女兩難全?

「孩子自己帶不就好了?」是很多人聽到保育園問題的第一反應。甚至也有人會拿出「孩子和工作哪一個重要?」的「經典」問題,考驗上班媽媽的神經強度。彷彿又要工作又要結婚生小孩,是個過分的奢求,而如果因為工作而疏忽了孩子的成長,或是因為生養孩子延誤到工作升遷,都是自己選的,怨不得人。日本社會還存在著如此根深蒂固的「自我責任」觀念,且強制地烙印在職業婦女身上。
我曾在網路的保育園相關討論區上,看見一位媽媽留言說:「申請保育園的過程太痛苦,我工作時間晚但婆婆又不願意積極幫忙接送孩子,所以今年知道又懷孕時,就決定拿掉了。」固然生養小孩與否不免牽涉到諸多私人因素,但這位媽媽的例子點出了日本職業婦女的極端困境:當制度和環境極度不友善時,只能選擇不生不養。我周遭的友人或是同事中,想到又要重來一遍的「保活地獄」,無不苦笑搖頭,沒有人有勇氣再生第二胎。
當然,解決保育園問題不是全部的解藥,女性一肩全攬家事育兒的現況,男性育嬰假的低申請率,乃至於整體社會對「育兒」的意識和制度面的大幅改善,都是日本社會必須認真思考改善的問題。
工作和生養孩子,如果還侷限在難以兩全的選項困境中,如果不能營造一個全力支援女性自我實現的社會環境,如果不能培養出社會整體照養孩子的風氣,那麼說到提高婦女就業率來拯救經濟,或是獎勵生育解決少子化,都只是畫空餅的口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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