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5）9月，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帶領15位學員，透過「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到瑞典進行深度參訪，從實務面了解瑞典落實「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的經驗。保守陣營聽聞此事，用片面數據營造瑞典和歐洲「性病、未成年墮胎氾濫」的印象，表示瑞典並不值得台灣效法。

至於性病，瑞典近年的梅毒和HIV感染率都比台灣低非常多。淋病傳染方面，在疫情之後，全球包括台灣都大幅增長，瑞典和台灣的感染率不相上下，瑞典近年略高。

不過在瑞典，梅毒、淋病等性病屬於「強制通報疾病」，並且只要一人確診，就必須依法落實所有伴侶、接觸者的追蹤檢測。此外，瑞典的性病檢測途徑簡便，社會偏見也較不嚴重。相較之下，台灣的通報制度漏洞百出，黑數眾多。在這樣的情況下，瑞典淋病感染率仍和台灣差距不大（2022年，瑞典為32例／10萬人，台灣為35例／10萬人），15～19歲間的瑞典青少年個案更是比台灣少很多。

總之，用「西方社會性病、墮胎氾濫」的印象來反對與國際接軌的「全面性教育」，是台灣保守陣營常用的起手式，也往往經不起檢視。

然而什麼是「全面性教育」呢？為什麼保守陣營會對它充滿疑慮？台灣青少年性教育領域有著怎樣的文化價值角力，或存在怎樣政策配套不足帶來的困境？我們的本土實踐與國際性教育理念距離有多遠？

「全面性教育」其中的「全面」是指內容的廣度、深度與系統性。除了性與生殖健康外，也涵蓋心理、情緒與社會議題，例如人權、社會規範、反歧視、性合意與性暴力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在《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中如此定義：

「全面性教育旨在培養互相尊重的社會與性關係，幫助兒童與青年理解其選擇對自身與他人的影響，並在一生中懂得維護自身權益。」

通常在談到「性教育」時，人們很少會直接聯想到「人權」。然而，性教育本質上牽涉性別平等、反歧視以及性與生殖健康權利，與人權密不可分。台灣性教育的演變進程，也沿著提升人權保障的方向發展。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主要政黨皆認同與國際人權體系接軌的重要性。目前台灣已將6項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使其在國內具有法律效力，並定期接受國際專家審查。2018年第三次《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家報告中，國際審查委員指出，台灣課程尚未提供適齡、科學且與時俱進的全面性教育，並對家長、宗教與教育團體間的衝突及政府缺乏有效回應表示關切。委員會因此要求政府盡速訂定明確的課程指引，並提供教師必要的培訓。

作為回應，教育部在2022年將「全面性教育」內容補充納入108課綱《健康與體育課程手冊》，作為教師增能教材，並預計在下一輪課綱修訂中更完整地整併。

從2022年至今，「全面性教育」的宗旨在形式上獲得了導入，然而落實情況究竟如何？

目前網路社群充斥各種色情影像與交友訊息，網路成為尋找性對象的便利管道。《報導者》4月的報導指出，台灣15～19歲男性淋病發生率在5年間增長近3倍；15～19歲女性梅毒發生率更是所有年齡層第二高。數據顯示性病感染者年齡層加速下移的現象，反映出台灣性教育趕不上時代變化的現實。

（延伸閱讀：〈【Data Reporter】青春與疾病的拉鋸戰：淋病、梅毒年齡下探，誰讓孩子成了高風險者？〉）

根據兒福聯盟的報告，目前台灣國小課綱當中，幾乎沒有有關性健康、性行為的內容。一份針對全台五、六年級學童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測學童的性知識平均只有53分（滿分100分），近6成不及格；近半數學童靠上網搜尋自學性知識；月經汙名與性別偏見普遍存在，除此之外，每4個學童就有1個曾談過戀愛，但近4成從沒想過戀愛的身體界線。

另一方面，從現場國小教師的經驗調查中發現，國小學生確實有性教育的需求。老師們大多是因為察覺學生對性的好奇，或者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接觸色情資訊、模仿帶有性意涵的言行、甚至已有性行為，而開始實施性教育。並且，有95.73%的老師認為，在國小階段實施全面性教育是必要的。

而在國中階段，根據勵馨基金會在2023年針對台中市與苗栗縣所做的「國中生性教育學習狀態調查」結果顯示，教學也多偏重在「生理性知識」和「制式概念」，缺乏實際案例的討論。

在課綱規劃層面以外，教學現場的教師們也必須面對與孩子談性本身的挑戰，也常陷於外部壓力、缺乏資源、知能不足等困境。

除了教學本身的挑戰之外，在先前提及針對國小教師調查中，有近6成國小老師擔心實施性教育會遭受來自家長的壓力，13.88%教師曾實際被家長、校方等要求避免教授某些性教育的主題。有近6成國小老師認為缺乏實施性教育的教材、教案等教學資源，50.80%的老師則擔心授課時間不足的問題。此外，近4成填答者在師培階段與在職進修階段皆不曾受過性教育相關訓練。

針對這些困境，老師必須自行發展因應的策略。面對外部壓力，老師必須謹慎拿捏談性教育的「分寸」、致力於親師溝通、必要時還需要向校方爭取教學正當性。針對教材不足或內容不佳的問題，有些老師將之轉化為機會教育的素材，與學生討論其中的謬誤，也有些老師自行尋求外部資源，例如利用網路影片、或與性別倡議組織合作。

由此可見除了制定課綱之外，向家長宣導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協助教師減輕面臨的外部壓力，同時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資源，並且強化教師接受性教育相關培訓的動機，都是落實全面性教育的當務之急。

除了上述挑戰之外，性教育本身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角力戰場。

台灣性教育領域中保守力量相當強大，基於宗教信仰和倫理傳統而長期支持「守貞」與「一夫一妻」的價值導向。相對於「全面性教育」從人權和性平的觀點來理解個人與社會關係，保守陣營將他們的理念稱作「全人性教育」，強調「養成健全品格，支持美滿家庭」，如果探究其對「品格」和「美滿」的定義，則明顯落在「異性戀婚姻」的框架中。「全人性教育」是目前108課綱性教育課程的主要規劃方針，在教學上聚焦於個人避險、潔身自愛，對社會脈絡較少著墨。此外，出身公衛領域的保守派專家也強調只有公衛專業「懂得怎麼教性教育」，對社會與人權等領域出身的「性平派」嗤之以鼻。

仔細比對「全面」和「全人」兩種教學方針，不難看出兩者出自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然而保守陣營在抨擊「全面性教育」時，卻時常隱蔽其自身的保守立場，自詡其更具專業資格、並且「和家長站在一邊」，常用誇大、曲解的方式呈現「全面性教育」，來博取媒體與民眾的注意。例如從教材中斷章取義，把「全面性教育」形容為「情慾教育」；或是呈現海外的負面新聞，指台灣與國際接軌會導致負面後果等等。

然而教育部《中學全面性教育教學指引手冊》的主編者之一，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的游美惠教授也指出，這些年來保守勢力的抨擊力道不減，但所引起的輿論與迴響明顯逐漸減少，可見台灣整體社會風氣已經與保守派漸行漸遠。

「全面性教育」的理念近3年才引進台灣，在此之前，台灣主要的性教育專家多來自公共衛生領域，其基於「全人性教育」的課綱理念也多以「性風險迴避」為出發點。

「避免性病、早孕、墮胎等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發生性行為」，基於這樣的邏輯，「守貞教育」曾經是性教育的主流方針。然而隨著社會變遷，純粹的守貞教育已不再常見，在強調禁慾作為防病避孕最佳方式的同時，一些課程也開始加入避孕、安全性行為等資訊。美國健康政策分析機構KFF（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將這類模式稱為「守貞PLUS教育」（Abstinence-plus）。

無論是「守貞ONLY教育」或「守貞PLUS教育」，其對性的基本態度與教學觀點一致，都屬於「性風險迴避教育」（Sexual Risk Avoidance Education），並與「全面性教育」形成對比。

以「性風險迴避」為前提的性教育，傾向於相信任何與性有關的討論，都是性意識的「催化劑」。一個常見的比喻是，情慾就像一隻在孩子體內冬眠的熊，我們只要小心翼翼、躡手躡腳，就可以不「喚醒」牠。

可以想見，以此為出發點，針對「性」的討論容易偏向「點到即止」的消極姿態，這讓更深刻、全面的討論難以實現。例如，課本上提到保險套是有效的防病避孕措施，但是如果對方不願意戴套時，該怎麼辦？除了制式化的性風險知識之外，還需要進一步推演實際對策、充分理解與落實性同意。此外，從人權和性別平等角度出發，還需要調整對於性的刻板印象、覺察性當中的權力關係等等，這些都是談性不可或缺的面向，如果迴避不談，會讓學生的觀念和行為無法奠基在充分的知識與資訊之上。

再者，依循傳統兩性框架的性教育，也難以落實對性別的深刻思考。例如課本中對生殖功能的介紹多偏重女性、有的課本只介紹男性的自慰行為等。類似的片面知識延續僵化的性別偏見，強化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被動檢點」的期待。此外，出於反同立場，刻意避免關於性取向的討論，也為性少數染上不自然、不道德的汙名，帶來霸凌、創傷，也違反「反歧視」的人權原則。

在美國，由於各州價值觀迥異，「性風險迴避教育」和「全面性教育」分別在不同州實施，成為比對的好例子。根據美國KFF，支持「性風險迴避教育」能有效影響青少年性行為的證據十分有限，部分研究甚至指出這類課程對未成年懷孕的情況毫無影響。

相較之下，大量研究證明，全面性教育能有效延後青少年開始性行為的時間，並提高青少年使用避孕方法（包括保險套）的比例。多項研究一致顯示，全面性教育與較低的懷孕率、較低的無防護性行為比例相關。研究亦顯示，全面性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的健康結果，以及對多項健康議題的理解、知識與態度，其中包括性別與性多樣性、暴力、與健康的關係模式等。

總之，與其一味迴避，帶領孩子積極討論、學習深思熟慮，不但能延後首次性行為、減少危險性行為，也是減少歧視、促進健康關係的有效方針。

理解西方價值轉變的歷史脈絡，並以事實為基礎來檢視爭議，有助於我們超越文化差異，回到普世價值。

19世紀起，科學與醫學開始重新思考性，將其視為人體機能的一部分，使生殖與情慾逐漸脫離宗教與道德框架，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20世紀後，性知識逐步走向公共討論；而1950年代口服避孕藥的問世，更讓女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生育自主權，不再需要依賴男性的配合。在當時反主流、反傳統思潮盛行的背景下，歐美社會出現明顯的性解放潮流，也奠定了今日「西方比較開放」的普遍印象。

在保守勢力相對薄弱的北歐，這種反思與解放尤為深刻。我在大學時來到瑞典交換，在課堂上，班上的男女同學們討論「女性的性慾受社會禁錮數千年」等主題，大家從容闡述己見，毫無窘迫或不自在。某天下課，瑞典女同學和我說因為最近做愛時有點痛楚，要去一趟青少年諮詢中心。她說做愛應該是一種享受，而不是焦慮的來源。說完她揚長而去，就像要去超市買東西一樣。 對瑞典人來說，床笫間的性福就像運動、像營養，是關乎每個人身心健康的嚴肅課題，因為這種把性愛攤在陽光下的態度，許多自古以來隱匿在性這個符號之後的揶揄、羞恥和罪惡，也慢慢瓦解。

瑞典的性教育模式反映以上脈絡，1930年代，瑞典民間性教育組織RFSU成立，致力推動性健康政策與知識普及；當時瑞典仍保守，在公共場合談論避孕甚至違法，RFSU的公開演說旁都站著警察審查內容。1955年，瑞典成為全球第一個將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的國家，並在此後數十年間，從以「守貞教育」為主軸逐步朝「全面性教育」轉移。2000年，性教育正式擴張為「性、合意與關係教育」納入多學科整合主題。性教育不再是由生物老師負責的單一課程，而是一個跨科目、跨年齡的整合體系，從幼兒園即開始導入「打破性別偏見」、「尊重身體界限」等教學。例如在2013年，瑞典幼兒園導入「我的身體，不要越界！（Stopp! Min kropp!）」的教學指南，讓孩子們從小練習在對肢體互動感到不適的時候，能隨時察覺並明確表達，鞏固身體界線的意識。藉著親師溝通，家長也學習如何配合。

此外，瑞典學校、醫護、心理諮商、以及非政府組織，各種社會功能也交織成一個緊密網絡。走入瑞典的青少年諮詢中心，好像走進一個溫馨的客廳。在這裡有醫護人員、心理諮商師隨時待命，不批判、不譴責、不收費，耐心傾聽和協助青少年們與性有關的大小疑問。

瑞典中小學的校護分享她如何在每次例行檢查時，和孩子談適合他們年齡的性知識，建立正確觀念，也不斷提醒青少年，隨時可以來和她聊大小問題。

地方教育部門談如何製作一套清晰的指南，讓所有學校老師、課外活動教練了解如何觀察孩子可能受到侵害的跡象，並且詳細列出在發生疑慮時，需要採取的步驟。

學校老師們談他們怎麼把性別意識、對權力關係的批判思考融入每一科教學當中，還有他們得到的各種教案協助。

在瑞典有長久歷史的性教育非政府組織RFSU，談他們如何透過課程設計、教材補充等方式，逐步建構符合人權與性別平等原則的教育場域。也說明他們如何協助教育現場，為老師們製作科學的、適齡的性教育教學包，甚至只要一通電話，就到各校協助老師上課。

瑞典經過數十年的制度累積，全面性教育也走過跨世代的考驗。由於上一代青少年深受其惠，當他們自己成為爸媽，也願意共同支持這個成熟而穩健的體系。

如今「全面性教育」已經不是「要不要落實」，而是「要怎麼落實」的問題。除了向家長宣導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協助教師減輕面臨的壓力、發展以台灣孩子為中心的教學資源、強化教師性教育相關培訓之外，醫療與心理諮商體系提供青少年可信賴的求助管道，避免青少年因害怕責備、或貼標籤而延後甚至放棄求助，才能真正讓「全面性教育」在台灣落地，保障每個孩子的健康和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