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The Reporter LogoThe Reporter Logo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評論

陳斌全/從在地觀點出發,「社區紀錄片」如何幫我們記錄環境變遷?

因為生態自然消長、或人類活動干預所造成的環境變遷,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社群的文化與社會發展,是紀實影片製作領域長久以來關注的議題。跳脫每一部不論何種形態的紀錄片在產製當時的脈絡,透過影像所記錄下來的內容,都會成為再現人類社會在環境變遷影響下的永恆狀態。可以合理的假定,諸多在紀錄片拍攝當下所補捉到的畫面,都會因為部分環境變遷所造成的不可逆改變,最終成為只能留存在影像當中的檔案;山林、海洋等自然環境如此,人造的環境亦是如此。

日前,台灣的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入藏公共電視台於1998年製播的電視紀實節目《軌道傳奇》,該系列影片在影像數位化、並進行畫質調整與調光之後,成為該館的典藏;據報導,影片的內容包含目前已停止運營的鐵道路線和車輛,是未來以影像考掘台灣鐵路歷史文化的珍貴依據 。

另外,近日受到關注的桃園大潭藻礁公投連署,其受人為干預破壞的藻礁環境,對比公共電視台《我們的島》節目長期累積的歷次專題報導內容影像,可看見在2001年到2020年間,藻礁周邊因開發案致使地景產生巨大改變,都是紀實影片呈現環境變遷的實例。

在影像製作數位應用技術進展、且日益普及的當今,記錄全球各角落環境的影像正在快速積累,並且已不限於如前所述的台灣公共電視台、或是英國BBC的《地球脈動》(Planet Earth,2006)、美國獨立製作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等相對大型的紀錄影片,各項小型計畫或是個人創作更是環境影像快速產生的原因。以社區為據點的影像拍攝活動,也成為在主流或獨立紀錄片創作之外,以影像記錄環境的另一種途徑;這類發生於社區的紀錄影片與影像文化資產概念如何產生連結,並思考應該有系統進行典藏的必要、藉以累積足夠的社區影像作為未來可公共運用的資料庫,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內容。

從一支居民拍的大象產業紀實,看社區紀錄片可能

日前在柬埔寨金邊的波瓦納影音資料中心(Bophana Audiovisual Resorce Centre,簡稱波瓦納中心)發表拍攝記錄人類眷養的大象在少數民族社區現況的「大象谷計畫」(The Elephant Valley Project) ,其影像紀錄的成果是為範例之一。

本計畫成果共完成三部紀錄短片:《鈍痕》(Dull Trail)、《回憶》(Memories)和《我的故鄉》(My Home),皆由在柬埔寨東部曼多基省(Mondulkiri)的布德隆(Pu Trom)原住民社區居民,在接受基礎的影像製作訓練後所拍攝製作完成。

觀看這三部影片,內容分別為描述關於因內戰而受傷的大象、大象與逐漸消逝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以及大象與象夫
指飼養和訓練大象的業者。
身處在大規模開發案砍伐原始林的環境變遷中的描寫。影片整體的技術水準表現較為基礎,內容掌握上力有未逮,但因影片由本地居民視角出發,切身且直白的反映環境議題,是三部影片最吸引人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推動這項計畫的波瓦納中心是柬國最重要的影像教育與影音資產典藏機構,三部紀錄片皆使用檔案影像做為影片中環境今昔對比的素材,明顯呈現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變遷,是為一般「社區紀錄片」受限於可運用的資源,較少看見的呈現手法。

當在地影像成為一種社會運動工具

紀錄片發展的廣義範疇中,獨立於影視產業或是創作意圖之外,「社區紀錄片」的出現,可視為是貼近於記錄環境變遷本質的影像實踐,亦為社區運用活動影像來進行社會參與的方式。

社區紀錄片的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其發生的不同脈絡,1930年代,英國紀錄片教父約翰・葛理爾遜(John Grierson)受邀到加拿大,領導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推動「挑戰變遷」(Challenge for Change)計畫,攝製一系列關於社會、原住民、性別與族裔的紀錄片,其核心都在透過紀錄影像表達對議題的關注;該計畫也透過影像工作坊,訓練原住民族群使用電子攝影機拍攝、基本後製剪接的技術,記錄自身的生活樣貌與消逝中的文化。

英國在1960至1970年代,因為影像器材技術的推陳出新,在媒體應用上產生社區現象,與諸多社區草根運動中運用錄影帶(video)成為傳播工具的情況。其敘述的主軸,在於社區運動中,因為錄影帶攝製的技術較之於過去普及,而讓活動影像繼廣播、報紙刊物、照片攝影之後,成為社區運動的工具之一(註)
請參閱Graham Wage和Heinz Nigg於1980年所著的〈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一書。

更廣義來看,源自南美國家的「第三電影」概念下製作的紀錄片,其原始目地為對抗好萊塢製作的主流商業電影、或是強調導演風格的歐洲電影,但也因此從導演的個人觀點,呈現不同於主流上層社群的影像內容,有其抗爭意識;雖然在技術面,專業影像工作者為生產「第三電影」的主要社群,但其實踐理念的途徑,也為社區紀錄片的理論背景加入可被借鑑的養分。

早期台灣社區紀錄片限制:被攝者、拍攝者權力不對等

在台灣,「社區紀錄片」的概念與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下,為鼓勵民眾記錄地方文史,運用紀錄片拍攝做為方法的培訓計畫發展有關。此時家用的電子影音攝錄影機日漸普及,透過官方鼓勵、民間發展而形成紀錄影像製作行動。

本文在此不為台灣的「社區紀錄片」做單一定義,但主要將以「社區」為場域所舉行的活動影像紀錄工作坊、培力計畫等所完成的完整影片,並有成果發表者,稱為「社區紀錄片」。多數在台灣的社區紀錄片,拍攝題材多半不為主流媒體長期關注,其製作一定為獨立製作模式、且商業目的不為必要,更重要的,映演的管道也較少是傳統的主流影視媒體平台,如:電影院、電視頻道等。

從影片拍攝的意識而言,在國內的紀錄片研究文獻中,常把解嚴前的電視紀錄片《芬芳寶島》系列(1975~1980),描述為有別過去官方宣傳影片以拍攝官方或主流社會人物、題材為主,而讓「台灣民眾首度成為被攝影機拍攝的主體」
參考資料: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Bill Nichols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2003) 。
,在影片呈現與土地最為貼近的人文風景,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中有其重要的歷史定位。

然而,在1980年代,影像的產製因為設備發展仍有一定的技術門檻,連帶所需的經費預算同樣墊高影像製作的門檻,使得紀錄影像的內容雖已開始呈現常民、而非特定人士,但握有產製影像能力的專門人員仍舊是少數。持攝影機的少數人對比於被拍攝的多數人,從權力結構的角度而言,仍舊落入視角的「不對等」──凝視與被凝視的一方,存在著「使用影像主動詮釋對方」與「作為被詮釋一方」的不對等。

讓被攝者加入、也成為拍攝者

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在1960年代所提出的《Challenge for Change》計畫片段。

為修正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放諸紀錄片拍攝概念的集體演進過程,被拍攝對象(被攝者)接受邀請參與紀錄片拍攝的工作,從鏡頭前同時成為鏡頭後的詮釋者,國內外皆有例子。如加拿大國家電影局1960年在加拿大福戈島(Fogo Island)推動的「福戈影片計畫」(The Fogo Island Film Project)試驗,便是邀請當地人共同拍攝該影片成為影片發聲的主體,而非僅僅只是被拍攝的對象;前述加拿大國家電影局的「挑戰變遷」計畫,後來也採納此態度,訓練一般公民使用攝影機拍攝影片。

在台灣,1993出品的紀錄片《蘭嶼觀點》採取類似的態度,邀請拍攝記錄的對象、蘭嶼居民參與製作討論過程,是為早期的例子。而後隨著「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培訓在地文史工作者使用影像記錄文化的政策出現,紀錄片工作坊遍地開花,也針對常是被詮釋對象的原住民族群開設製作影片的課程,除落實在地影像的製作用以記錄地方文化,也逐步透過攝影機的運用和製作影片技術普及化,讓持攝影機的人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不再絕對,間接地使凝視之間的不對等關係逐漸轉化,在台灣,社區紀錄片的概念也在如此多重的語境之下開展。

從台灣紀錄片發展史的進程中概略探究,符合前述社區紀錄片概念的實例不少,最早應是1988年由全景映象工作室開始自辦的紀錄片訓練計畫
陳亮丰〈從大安溪到蘭嶼:回顧全景基金會的紀錄片訓練〉(2009) 。
;陳亮丰主張的「民眾紀錄片」概念,便是藉由全景映像工作室的紀錄片工作坊,在台灣各地推動紀錄片拍攝的行動。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隨著工具的演進,社區紀錄片工作坊的遍地發生應當是在 2000年代初期,諸如現今還舉辦不綴的「台南社區影像人才培訓班」 (2020年為第10屆)或是「新竹市影像培力營」 (2020年為第17屆),亦或是「客家影像人才培育計畫」
2007年起由客家委員會支持,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執行。
,以及以記錄眷村地景與文化的「榮光眷影紀錄片培訓課程」
筆者也曾執行過幾項地方社區影像工作坊計畫,諸如:台東縣政府的綠島社區影像人才培訓、蘭嶼社區影像人才培訓
陳斌全〈社區影像 / 影像權力的解構經驗:以蘭嶼社區影像為例〉(2010) 。
,或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推動社區居民手持攝影機,記錄海洋人文的影像工作坊「藍色記事本:海洋影像紀錄片工作坊」,都是在主流媒體較少關注的區域,邀請原本是被拍攝者,或是一般民眾經由基礎影像製作課程訓練後成為影像產製者的「社區影像」概念下,所推行的工作坊。

這幾項工作坊的影像習作內容,包含記錄綠島當地養鹿產業、觀光旅遊業的遊憩漁船船長;蘭嶼飲食文化從傳統的地瓜芋頭到漢化的米食,以及觀光興起後遊客來到島上所引起的文化衝擊,如:女性遊客因為屬於「外來者」,因此可以從傳統禁忌中豁免,而傳統而言登上本地女性不能隨意碰觸的蘭嶼拼版舟。

民間企業也有支持「社區紀錄片」概念的計畫,如今年(2021)已第13屆的中華電信基金會「蹲點.台灣」計畫,與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雖然這些機構的企業母體背景商業目標,與使用紀錄片工作坊與競賽所欲推動的目標相關,但從這些強調深入在地的影像計畫所累積下來多年的影像內容來看,也已成為頗為龐大的社區影像資料庫,凸顯在地民眾影像詮釋的觀點。

以公民影像,刻下台灣環境變遷的年輪

回顧以上這些工作坊的參與學員,或相關活動的招生簡章條件,可以知道參加者多數不是影像專業背景,也不為養成投入影像產業做準備,工作坊的課程設計也並未以職業訓練為主要目標,然而,同類型的工作坊積累大量的社區紀錄片郤是顯而易見的結果。這些紀錄影像深入各地社區,雖然技術水平和製作規模不能與主流媒體影像,或專業的獨立創作作品相比,但都是結構完整的影片。現階段,社區紀錄片不論在映演發表或是歸類,都不在主流甚至是一般獨立製作的概念之中,因此影片完成後,主辦工作坊的單位或者會隆重舉辦成果發表會,亦或是晚近利用第三方的網路影音平台,將學員作品上傳供大眾觀看,是社區影像從誔生到結果的標準流程。

然而,工作坊本身設定的目的──希望參與學員習得技術後可以做為記錄社區文史等議題的工具,因為習作的本身與創作的意圖和美學目的多數尚有距離,對一般觀眾而言,若非對紀錄的內容特別感到興趣,否則不會有高度的主動觀看動機,在影像充斥的年代,其被關注的程度不高。

但是,這些社區紀錄片拍攝的場域取材自台灣各地影像內容,來自社區的持攝影機者,詳實為各地的環境留下影像紀錄。若以時間為軸,將各拍攝的地點連為線,今昔相比,便可拼湊出由影像所呈現台灣整體環境變遷的「年輪」,這絕對是可以看見環境變化樣貌的重要影像檔案,其後設所產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連成年輪的點,從數據使用的觀點來看,則是愈密集且資料量愈多,拼湊出來的樣貌會更具參考價值與正確性。

是時候思考典藏的必要性

Fill 1
陳斌全、在地觀點、社區紀錄片、記錄、環境變遷
南藝大音像所長期進行影像的建檔與數位化。(攝影/余志偉)

連結到影像文化資產的概念來談,主流媒體產製的影片會由專責機構或媒體自身典藏,獨立創作的影片也有一定的機制可能被專責機構典藏;這些社區紀錄片被視為業餘、但影片結構完整且有清楚主題,拍攝內容涵蓋庶民常態與環境變遷內容,同時也為紀錄片發展的積極意義──民眾主動參與影像詮釋權──留下發展脈絡,但目前依舊在影音專責機構典藏檔案的項目之外。

從檔案影像的務實應用而言,動態影像為未來的人類留下一扇看見因環境變遷而改變的人文地景的「窗」。公共電視電視劇《天橋上的魔術師》劇組為還原於1992年拆除的台北市中華商場做為拍攝主要場景,因此蒐集諸多該商場的影像做為搭建實體場景或動畫重建影像的素材;可以推測其所蒐羅到的照片和動態影像,有諸多是為還原當年中華商場因為居民活動的「氛圍」,如商店陳設、攤販形態,而非建築結構所需,是為影像做為記錄環境變遷、可被產業積極使用的例子。

從文化面來說,國內對於記錄文化資產硬體的態度和科技已愈來愈成熟,運用3D掃描,以數據記錄國定古蹟是為目前可以看見的事例;但是,人為參與環境所形成的變遷,或是人類使用這些建物硬體所留下的「軌跡」和參與其中的行為,郤不是數位掃描硬體所能捕捉的,但活動影像可將這些現象(包括聲音)留存。

從影像文化資產的積極角度切入,社區紀錄片或許是一項呈現環境變遷的「無心插柳」後設策略,相關的培訓課程應持續推動用以累積更多在地影像,在鼓勵民眾關心周圍環境並在必要時為自己發聲,同時也可做為後代知識考掘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值得主辦各項工作坊的單位、參與個人,或是典藏單位,設計該如何將已存在及未來持續產出的社區影像妥善留存的機制,至少,當原本環境不復存在之後,結合其他的影像典藏內容,能有足夠的資訊建立資料庫供後人以更好的科技運用(如大量的影像數據結合人工智慧)做使用與研究,是為典藏社區影音的未來意義。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秉持深度、開放、非營利的精神,致力於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您的支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促進多元進步的社會對話。請與我們一起前進,共同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