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部分時間，除了我公寓窗戶外的景色，唯一提醒我現實世界樣貌的，是螢幕上閃爍的畫面。我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和歐洲及其他大部分的地區一樣，去年（2020）多數時間都處於某種程度的封城，這對很多人是極大的變化，但身為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 IDFA）策展人的我，每年多數時間都是透過別人的鏡頭去探索世界，宅在家裡觀看數百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生活無太大的改變。

但與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較，不變的也僅止於生活作息。從我工作的面向來看，這是很不尋常的一年。疫情摧毀全球的經濟，電影業無法倖免於難、同樣遭受了重大衝擊。

IDFA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紀錄片電影節，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挑選每年全球最好的紀錄片，在電影節播映。為期12天的IDFA電影節，平均會從數千部參選影片精選出約300部電影，在阿姆斯特丹全巿電影院放映，其中多數是首映，吸引世界各國的影迷朝聖，每年門票大約會賣出25萬張之多。在紀錄片產業，IDFA有極大的影響力，除了票房，還包括吸引創投的論壇、行銷與講座等，這都讓IDFA成為國際紀錄片界重要活動。

但2020年一開年，電影院不是暫停營業、就是限縮少數觀眾進場，我們立刻明白，12月的IDFA電影節勢將無法如期舉行。西方國家多數的人被困在家裡，美國大型串流媒體平台則大幅成長，以Netflix為例，2020年上半年，訂戶數量增加2,600萬，也推出備受倫理爭議的真實犯罪紀錄片系列《虎王》（Tiger King）。

另一方面，電影節是獨立製片重要的利基──對於得靠小型電影院放映來吸引觀眾、獲得收益的非商業性電影，我們必須替它們創造平台。然而，歐洲大部分地區現在仍在封城，僅小部分影片得以在院線放映；IDFA也將大部分影片轉到線上，這對一個慣於把多元群體的人攏聚在一起、促進交流，以維持紀錄片獨立性、原創性和啟發性的電影節，是不尋常的情況。

突如其來的打擊，使電影業原本已存在的隱憂像急速爆炸的壓力鍋，它讓我們快速理解，創建主流之外的影音平台克不容緩，無法再因循苟且；同時也揭示，我們不夠積極與勇敢面對、承接數位匯流新時代的挑戰。然而，這樣的變革，究竟會帶領我們走向何處，仍無法斷言。

一般情況下，IDFA策展人常要飛到世界各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電影製作者會面，和全球志趣相投、揭發真相的從業人員建立聯繫，透過影像產生共感，直面不公不義，追求世間的真實性和複雜性。如今，我們以遠距聯繫取代，透過Zoom連線和即時串流媒體交流。與較易汙染環境的長途飛行相比，這無疑更環保；直到現在，長途飛行仍是維持電影界連繫的主要工具，但隨著氣候變遷問題愈來愈嚴重，也是我們不能不去面對的問題。

此外，當我們的社群在虛擬世界愈來愈活絡，原本無法取得簽證、或因政治因素難以來到阿姆斯特丹的電影製作人員，透過網路反而可以參與IDFA。但是，2020年我們也為此付出慘痛代價──無法面對面交流、無法握手、無法一起用餐、無法在四目交望時認識彼此，未來幾年，這仍是我們需要克服的難題。

這項工作最迷人的是，提供世局多樣性的觀點，不僅可以觀看其後在世人眼前播映的影片，還能看見許多觀眾無法觀看的影片，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參與IDFA的影片就像是時代的精神樣本，讓我們看見深刻的人文關懷。不僅是正在發生的事件，演進中的歷史、人們在某個時刻關注的議題，這些可能是我們平常沒有意識到的事，透過電影的型式、主題和呈現，讓我們對這些影片傳述的憂慮與執著，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密集選片過程也會產生強烈的壓迫感和衝突感，在這個瘋狂、忙碌的世界，我們永遠無法全神貫注，也永遠難以同時包容和消化如此多的愛、痛苦、挫折、勇敢、快樂、韌性等隨時都在發生的事情。但在這些難以承受的變換之中，也具有很大的共通性，當人們試圖了解世界、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時，即使身處異境，仍能彼此相連，正如COVID-19清楚地向我們展示：我們的命運，其實緊緊相依。

假若我們以地球儀當做世界的比例尺隨機轉動，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羅馬尼亞家庭被迫脫離自給自足的生活，掙扎適應城市的生活（紀錄片《Acasă, My Home》）；或者一群曾在少女時期遭到性侵的秘魯婦女，群起尋求正義、互相慰藉（紀錄片《Soldier’s Woman》）；場景再轉一下，我們遇到一群巴黎青少年開趴直到凌晨（紀錄片《Jungle》）。

雖然，這些時刻並非毫秒不差地同時發生，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單獨的線交織在一起，形成一根歷史巨繩。在2020年，檢視這些握在手裡的繩索，有許多令人擔憂之處。我不想用上「希望」這個字眼，因為它很容易與現實脫節；但我想說，如果我們學習如何觀察，便能讓許多美麗的事物被欣賞、擴散，而能生生不息。

這一年我看過的紀錄片中，有許多在疫情開始前幾個月已完成，彷彿屬於另一個時空，來自不同時代的夢想；有些片子距今不到半年，呈現出沒有意識到災難將至的天真世界，顯得諷刺，其中某些故事如今看起來幾乎是微不足道。另一些故事，則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突顯病毒帶來的巨變，以及儘管周圍發生混亂、卻也更急迫及普遍存在的主題。

後者肯定是我們對待自然世界方式的反撲。我們破壞了賴以維生的環境平衡，向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生物釋放出可怕的危害，COVID-19病毒只是其中之一。這些令人恐懼的變化，正在我們所看到的每個地方顯現──在我們的私密空間、我們的社區、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景觀和我們的身體。

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被過度開發的地球、以及遭到暴力對待的環境捍衛者，令人恐懼的是，我們似乎正走向無可挽回的地步。鏡頭轉到智利，一部影片敘述有毒廢物如何被瑞典礦業公司非法傾倒在郊區的住宅區，造成許多兒童砷中毒（紀錄片《Arica》）；在馬達加斯加，由於一家澳洲公司計劃建造港口，當地漁民看到他們神聖的海岸線、及個人生計陷入危機（紀錄片《Morning Star》）。這些不僅是政治事件，對當事人而言都是關乎個人的大事。

此種剝削，與帝國主義、貪汙腐敗有直接關連，在這類政治環境下，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當權者對財富和自由變得更貪婪，而且不必擔心報復，刻意讓百姓無法享受經濟繁榮、甚至基本的福祉。

另外，我們在李哲昕導演拍攝的史詩級和複雜的政治紀錄片《迷航》中，也看到了這一點，該片在享有盛譽的台灣金馬獎獲得最佳紀錄片殊榮。這部拍攝多年的影片，讓我們看到權力腐敗的本質，帶著民眾勇敢抗爭的領導者，要求政府歸還偷賣給開發商的土地，但當他們當選公職後，很快就陷入他們曾經批評的自肥與無效的制度裡。

政治領導人應對人民負責、並提供更好照顧，這樣的想法似乎愈來愈不合時宜：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一群傷殘的戰爭受害者跋涉數百公里，為他們受到的傷害求償，卻遭身著西裝、站在政府大樓裡的官員，以對待乞丐般的方式糟蹋（紀錄片《Downstream to Kinshasa》）；在海另一端的伊朗，一名男子為女友的喪生哀傷──她搭乘的752號班機，遭伊斯蘭革命衛隊擊落，但伊朗政府幾乎沒有對這樁意外承擔起責任（紀錄片《Dear Elnaz》）；在墨西哥，一群年輕的學生教師被綁架並失蹤，所有跡象顯示政府參與這起暴力事件（紀錄片《Vivos》）。

我們透過媒體取得訊息的方式也發生重大變化，近年，由於科技的大幅變革，關於真相和後真相（post-truth）的激烈爭戰，已發展成全面的現實戰爭，以複雜的方式將文字和圖像武器化。在菲律賓，一名獨立媒體女記者因不屈服於杜特蒂政權、持續進行批判，導致她一再被捕，生命受到威脅，而杜特蒂則聘請衣著暴露的網紅，到政府的社群媒體宣傳部門工作（紀錄片《A Thousand Cuts》）；在美國，一位漫畫家無意下創作的青蛙（Pepe the Frog），意外成為右派運動的象徵，還飄洋過海到了香港，幾次大型民主抗議活動中，這隻青蛙被噴畫在牆壁上，成為吉祥物（紀錄片《Feels Good Man》）。

就在香港，我們更清楚看到可怕的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興起，包括愈來愈軍事化的警察部隊、和日益複雜的監控。但是同樣在這裡，也看到不斷增長的反抗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喚醒、並已凝聚成強有力的新運動，特別是在年輕族群中。

一群匿名導演組成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深知自己的力量在於集體行動，拍攝完成兩部優秀的紀錄影片，一部是《佔領立法會》、另一部是長度較長的《理大圍城》，帶領觀眾進入民主運動的中心。儘管影片看來令人驚心動魄，但它的意義比鏡頭呈現的更深化──這是一場極為勇敢、有組織且講求平等的運動，是為自由而戰的典範，未來這類抗爭將變得愈來愈重要，不僅是針對那些走在中國帝國主義道路上的人、也是對全世界。

香港人並不孤單。一家從倫敦流放的白羅斯戲劇公司，也勇敢揭露對抗國家的獨裁政權而被監禁的年輕人所遭受的不公（紀錄片《The Okrestin Sisters》）；在阿爾及爾，一名年輕婦女也加入示威群眾，上街抗議已連任5屆、在新世代心中不適任的總統（紀錄片《Nardjes A》）。

至於許多和COVID-19疫情有關的紀錄片，因製作時間的關係，直到去年下半年，我們才剛剛開始看到漣漪。相信日後這個主題的影片會如海嘯般湧現，也將受到未來許多世代的歷史學家關注。

當然，去年年初不論什麼主題的紀錄片，幾乎都因疫情影響而中斷，中國紀錄片《方舟》則是在COVID-19疫情初期拍攝，導演拍攝自己曾祖母病危過世後，焦慮的家庭成員互動的敏感時刻，暗示著有大事將發生；而封城之下，眾人無所事事，拿起攝影機互拍、或拍攝寵物，以及公寓的窗外風景。

後來，我們看到許多正面迎擊疫情的紀錄片也多來自中國，由於COVID-19疫情從中國開始流行，相關的紀錄片也從中國開始，去年有很多這類紀錄片。

其一部影片呈現政府有效率且協調良好地處理疫情，如果未獲得官方某種程度的合作，不太可能能拍得這麼深入，這亦引發該片有大外宣政治目的的質疑。即使在距中國遙遠的阿姆斯特丹，都解讀到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國家對疫情危機的反應之再現，是具高度政治敏感、且可能受到官方控制的事；也由於這樣的「技術原因」，該電影最後未被IDFA選入。

從很多方面來看，大流行的疫情讓世代更替，老一輩的長者更加脆弱，而我們正處在放棄許多舊日面向的過渡期之中，這一年在不斷的告別故事中交疊：在日本，一群脫衣舞藝術家以一種親密的優雅，帶著憂鬱的情緒，以即將凋謝的類比藝術形式翩翩起舞（紀錄片《Odoriko》）；在巴拉圭，由於暴力、森林砍伐和現代化，人民慢慢地被趕出他們位於森林的家園，眼見樹木及河流全部消失，只剩下刺眼乾燥的陽光，一名男子以簡易的錄音帶錄下了人民的聲音（紀錄片《Nothing But The Sun》）。

我不想陳腔濫調地說「這樣的損失也存在新機」，因為我並不這樣認為。我們應該了解它們的嚴重性，並謹慎思考我們要去欣賞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在情况變得更極端之前，我們需要承擔起責任、採取行動，在地球災害擴大前止血，讓住在地球上的人免於痛苦。

當然，有些事物需要盡速揚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厭女症、恐同症、化石燃料⋯⋯。與此同時，在墨西哥，有許多美麗的酷兒青少年，它顯示生活中除了占據主流位置、且具侵略性的陽剛特質外，還有其他溫和的性別形式（紀錄片《The Night Flowers》）；一群除了喜歡同一個搖滾樂隊外、沒有任何共通點的義大利人，仍舊熱愛聚在一起演奏）（紀錄片《We are the Thousand》）；還有一位被哥倫比亞原住民家庭收養的黑人男孩故事，讓我們知道，透過愛和慈悲，身分與種族或有差異，但每一個人的獨殊性無可抹煞（紀錄片《Between Fire and Water》）。

2020年我以特別的方式見證了世界，對我而言，透過這些影片獲得的啟發，正是我們迫切需要培養的東西。無論如何，地球都會持續轉動，但要確保它是公平、人道、自由、健康的地方，我們無可選擇，必須為它而戰，而我們也確實有這個有力量。每個人可能都是獨立個體、卻也彼此相依。

閱讀英文版，請至：〈Sarah Dawson：What a documentary film curator saw in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