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Lawrence Lau──劉偉聰的第一面，是在香港東區裁判法院，我們坐在媒體區聆聽他為一名31歲，在家中被蒐出防毒面罩跟眼罩，曾參與8月13日機場示威的社區工作者辯護。「這些器具是中性的，可以用來防身，和平的人會用，暴力的人也會用，不能因為被起訴人買這些東西就指控他；暴動罪罪名嚴重，他沒案底，大學畢業，奉公守法，社區服務多年，職業良好⋯⋯」一襲西裝，道地英式英文，帶著自信和幾分貴族氣息，Lawrence在多次與控方律師交手後，庭上的法官允許了當事人被擔保。

港大畢業、留學英國，擔任律師近25年，總愛伏案讀書的劉偉聰大概沒想過，會在50歲的中年，站出來為一群被國家力量不成正比檢控的年輕示威者站上法庭，青年們被拘留48小時後，義務律師們在短時間內研讀個案、為其奔走。大狀的人生還在轉，劉偉聰要出來競選11月香港的區議員，選區是中產階級聚集的九龍塘又一村；從不喜歡政治到出來參與政治，他說，反送中運動把民主這個事情「打」了出來，他們必須為良知站起來，因為「只有法治沒有民主，社會是沒有辦法穩定的。 」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1997年回歸時我30歲，那時幾乎心碎了，香港很擔心回歸後的香港無法保有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文化與法治。97之後，原本英文比中文（普通話）使用率多的香港法律界，開始改變，因為香港跟中國的互動增加，中國相關的官司變多，中文也一天比一天重要。

2000年初期，我曾代表一個有強烈官股色彩的中資企業打官司，他們對於法律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這間公司因為調動一位懷孕的員工到深圳，很明顯地調動職位。但根據香港法律，若員工懷孕，你不能無理由地隨意調動她的職位或工作地點，這是為了保護她的權益。

這間公司除了明顯地任意調動她的位置之外，也向香港稅務局寄出他們解僱該名員工的文件，於是，這位女士向香港法院提出告訴，指控公司無理解僱。這個大公司來找我，要我幫他們辯護，但在這個案子上，明顯的解僱文件與證據讓這間公司不會打贏官司。但公司裡的資深管理階層很直接的跟我說：「通常我們寫給官方的文件都是虛應故事，不是認真的。」他們並不清楚自己寄出的文件是有公信力，是代表公司，結果他們執意上訴， 或許在中國他們可以任意扭曲法律，他們想要開除你就開除你，甚至不會給你應有的資遣費，但在香港不是。

這些年，我對香港是採取一種respectable detachment（敬而遠之）態度。因為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社會與法律等系統對我們來說，是完全外來的，我們應該跟他們保持距離。我不一定接大僱主的案子，反而，97後我常常代表那些來香港打黑工或是從事性工作的大陸人打官司。我比較傾向幫受檢控者打官司，不喜歡代表控方，因為我一直不信任政府的起訴權，我覺得有的時候他們會用國家力量壓迫無辜的人。

雖然我無法說回歸這22年來，國家力量壓迫無辜的人的情況有沒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在這個夏天看起來，很明顯是有的。這個暑假，政府變得相當暴力，他們用很多的方法，包括法律來限制人民的自由。

香港有《公安條例》，第18條和第19條定義了「非法集結」和「暴動」，但這個法令的門檻很低，法條解釋空間變得太大，被視為人權落後的法條，但以前的政府不會用輕易的使用這些條例，不會趕盡殺絕，比較包容。而林鄭政府「嚴正執法」的態度，讓很多年輕人輕易地變成了犯人。

今天早上在裁判庭裡，控方指控這位年輕人因為在亞馬遜（Amazon）網站上買了豬嘴（防毒面具）跟眼罩等東西，就說這些是暴力示威者使用的東西，證明他是暴力示威人士。但我跟法官解釋，這些東西暴力示威者會用，但和平示威者也會為了保護自己而使用，所以這些器具是中性的，並不能因為被起訴人買這些東西就指控他是暴力示威者。

控方現在做的就是把這些證據轉向有利自己的一方，企圖引導法官相信被起訴人就是暴徒。這就是一開始就把這些年輕人都以有罪的方式來看待。

其實我開始接受這些年輕人被控的案件，原因有兩個，第一點，大律師公會有一條規是說，如果你有時間、有能力還有這個案子的價錢合理，你必須接下辯護。第二，就是因為這是正確的事。雖然我可能會失去一些承接其他案子的機會，但我不在意。

這幾年來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用處，不再單單只是要賺錢，我以前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幫社會，現在透過幫助年輕人，覺得自己有用了。

香港逐漸不一樣了。其實是很可悲的，政府透過法律機器來針對這些年輕人。很多年輕人仍天真的相信法律是公義的，但是他們可能不瞭解，法律不能單獨來看。單單司法獨立是不能實現真的公義的，只有法治沒有民主是沒有辦法穩定的，這幾個東西是互相依賴的。反送中運動把這個事情「打」了出來，法律是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民主議會、民主政府跟法治社會是互相扶持的。

目前的區議員多半是支持政府以及北京的，大多是保皇派和親建制派，不論是民建聯（香港建制派最大政黨）或是自由黨，都是很傾向自己的利益；其實五月分《逃犯條例》有小幅度修改，原本以香港商界人士組成的自由黨是反對修例，但當政府修改讓智慧財產權、勞工等跟商業有關的9項犯罪不會被引渡時，自由黨放棄了大眾的利益，轉向支持政府。

若香港變成向深圳那樣，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我被迫變成中國內部的維權律師那種狀態，隨時會被消失三、五年時，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勇氣再站出來；但我同意勇氣是會被鍛鍊出來的。這些年是這樣的。

我對香港的未來是悲觀的。在大時代的洪流中，香港的未來可能正在消亡，你問我這是不是垂死的掙扎？我想我會說，我不是在垂死掙扎，我是站起來體面地迎擊（decent fight）。

59歲的許寶強眼神炯炯，隨著處於戰鬥狀態，採訪這天，香港中學生與大學生已開始全港串連罷課活動，學生們用自己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這不是許寶強第一次見識到學生罷課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當學生罷課，時任嶺南大學教授的他只好把教室搬到運動現場，沒想到「現場一百多位學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們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對話。」

在那之後他就明白，是教育把學生跟時代隔開了，把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隔開了。學生只有體感過才知道自己要什麼，是社會真實的情境才能叫學生主動思考。這個衝擊了在大學教了25年書的他，許寶強之後離開大學，他在灣仔「富德樓」的文化空間裡，開了「流動共學教室」，與教師或社工等職業的成人一起共學，再由這些成人學生將共學的概念傳播出去。這次反修例的「罷課不罷學」裡，他又風塵僕僕，一只揹包進到罷課現場，教起這群有無數疑問但眼睛發亮的中學生們，實踐他自己說過的「教育就是社會運動」這句話。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我2017年離開嶺南大學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全球教育環境的變化，讓大學內的管理主義愈來愈重，除了讓教育的空間變窄，學生可以主動學習的彈性少，愈來愈壓抑，大學只是一個在乎世界排名遊戲規則的地方。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在雨傘運動裡的經驗，加速我離開的想法。最近中學生罷課的活動從2014年那時就開始，只是當時規模較小。我們在學生佔領的金鐘辦了連續四、五天的「流動民主教室」，我現在在做的「流動共學」的概念也是當時那樣發展過來的。流動民主教室裡有義工有老師有學生，大家一起討論、互動，那是我連續教學25年來經驗最好的幾天。

當時我的感觸很深，會反思自己在大學上課的時候學生為何無法吸收，聽課都不專心，是不是有什麼隔閡？要學生看我們以前看過的，我們覺得受到很大啟發的精典著作，想把好東西教給他們，但後來發現，只能從20幾頁的英文材料一直砍頁數，後來連兩、三頁對他們來說也太重了。

依賴過往經驗的我們，不懂得怎麼教好變化中的本科生（大學生）。

但是傘運時，我在添馬廣場上教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討論權力跟暴力間的關係，其實跟我們在課堂上講解的方式一樣。但現場一百多位學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們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對話。在那之後我就明白了，現在的中學、大學，把學生跟時代隔開了，把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隔開了。但是正在經歷運動洗禮的學生身在其中，他們會想要了解現在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次的運動裡，有學生到機場示威或是在哪裡被警察困住，或是因為地鐵站暫停營運沒有交通工具搭乘，回不了家，最後家長開車去接他們。這個其實是家長去接小孩子放學回家的感覺，因為學生跑到街上認識真正社會的面貌，他們正在學習。家長或社會也許不是這樣想的，但是這是一個各方要重新被理解的過程。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因為現在的政府跟社會太久沒有思考跟學習，現在已經拒絕接受不同立場的意見，所以問題沒解決、又累積了新的問題。

現在學生發動「罷課不罷學」，其實我認為社會看到的重點應該是在「不罷學」，而不是「罷課」。學生在廣場，在街頭上碰見真正的問題之後，我們（教師）要做促進他們學習的中介者，不要再把自己當做提供知識的維基百科。這對我們反而是好的機會，把阻礙他們學習的牆打開，高牆外的學習會很不一樣。

最近我進到中學校跟學生討論到漢娜鄂蘭對暴力（violence）跟權力（power）概念的分別。當有人以武器施加暴力，要你屈服，就像是現在香港警察違法使用武力令人害怕，這種武力有沒有合理性？有的警察會說因為示威者使用暴力，所以警察要使用更強的暴力，試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但一個政府的權力來源是要用武力支持，還是必須努力用民心所向的合理性來治理，這是要去思考的。當我們先不去講誰對誰錯，而是試著這樣談，學生便能反思現在社會的狀況。

又或是跟學生談，為什麼大家覺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問學生：政府已撤回《逃犯條例》，不再推了，是否還是缺一不可？他們回答說，因為政府可能會翻臉不認帳，用各種理由重啟《逃犯條例》的修法。

又或是要釋放被捕示威者這一訴求，他們跟我說大部份示威者都沒有犯法，所以應該被釋放。但是我反問：你們說是大部份的人沒犯法，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沒犯法，那我們對於觸犯法律的人怎麼想？在這樣的難題下，我們就接續討論，其實律政司可以用這次運動具有「公眾重大利益的理由」，先不對示威者提控訴，等到獨立調查報告出來，律政司再判斷。

但幾年前你跟學生談這些沒有人理你，但現在他們學習很快。因為整個時代都在逼學生來思考這些問題。

當學生帶著各種問題與好奇來到你的面前，你在回應他們之前，應該要先讀懂他的問題。就像是一個好的木工，要開始製作傢俱之前必須要判斷這塊木頭的木質適合什麼樣的工法。教學也一樣，你要先認真聆聽他的問題。如果你先用成見擋住了，認為他在找你麻煩，那這個學習的機會就完蛋了。

現在這場罷課的運動跟5年前也不一樣，這次不像2014年幾個單位一起，所有大學中學集中在添馬公園四、五天，NGO講者在那裡集體講課、交流。這次不一樣，每間罷課的中學或各別大學，會互相到對方學校裡面演講。如果依照政府說法，我們辦罷課不罷學，每家學校都有外國勢力進去。這很麻煩，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對我來說是莫名其妙的。

人的主體性是最重要的，但不論是外國勢力控制或是指控大家是港獨，都是抹消了香港人的主體性。

香港其實有一種市井文化，它包含了義氣、樸素與平民等元素，這些不是今天才有的。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實用主義或是說情感都是一直存在的。像是周星馳電影《功夫》裡的豬籠城寨，其實就像是我在旺角長大的社區一樣。平時大家都有自私一面，但只要有問題的時候，大家都會站出來。只是在運動這個被提升出來，讓民眾把情緒轉進到公共政治裡。

《用自己方式的時代》、《手足》還有《Trial and Error》三部長度6分鐘到10分鐘的影片，是由33歲的導演廖潔雯在這3個月時間裡，從一開始只有簡易的口罩、在示威現場撿到的簡陋頭盔裝備開始，與夥伴一起冒著抗爭前線的槍林彈雨所記錄下來的反送中運動紀實。因為拍攝題材與角度的獨特，台灣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也在8月特別播出這三支片子，讓台灣民眾可以更瞭解這次運動的面貌。

「我想傳達出最真實的訊息，讓人們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什麼拍片計劃、群募方案、更沒有生涯規劃，2014年時，28歲的廖潔雯就一路被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大小社會運動牽引著，當人們被捲入漩渦裡，她選擇拍出那場漩渦，看清漩渦的模樣。於是，她離開了原本傳媒公司幕後工作，走出攝影棚、離開安全安靜的辦公室，在前線吸入大量的催淚瓦斯，時常上吐下瀉。她說自己要用攝影機保護那些年輕人，把現場傳遞出去。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2014年以前，我一直留意社會運動的發展，但最多就是去遊行，不會去參與運動或是做些什麼。我之前的工作都是在報社跟電視台的幕後，做的都不是做記者跑到現場的工作。

我在電視台的時候學了一點拍攝的技巧，所以2014年在雨傘運動的時候，關心金鐘現場的情勢發展，在黃之鋒跟示威者衝入公民廣場的那一天，我拿了家裡的小型數位相機就跟朋友到現場去拍。我認為那是香港很重要的時刻，應該要被記錄下來。在那之後，我離開了電視台的工作，跟朋友借了比較好的攝影裝備，就從傘運開始拍攝社運的紀錄片。

我自己拍攝的方式是近距離方式，跟著現場運動的狀況走，讓不在場的觀眾有置身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一支《用自己方式的時代》裡，不同示威者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傳達反修例的訊息，我就在旁邊拍他們在做的事，有的人會用A4紙印出傳單派（分發）給大陸人傳達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還有五大訴求，有人用普通話解釋給遊客聽香港警察如何濫權，還有一些人會唱中國國歌來吸引大陸人注意。

還有一個最有趣的，他們會用手機的AirDrop傳送訊息給隨機的人，讓訊息可以透過他們自創的方式，傳達出去。這跟這場無大台的運動很像，大家利用自己的方式、不同的創意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和理非用和平的方式示威，勇武派用衝撞的方式，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第二支影片《手足》就是記錄勇武派的抗爭細節，我們幾乎是把自己融入示威者之中，他們蹲下我們就蹲下、他們走我們就走。因為我們靠得很近，所以可以看得到他們之間的互動，除了肩並肩互相照顧，也有看到他們吵架，口罩後頭的他們大聲說出想法，彼此互相溝通。就像一般的朋友、手足一樣，會有爭執也會互相幫助。

有幾次我們都還可以看到橡膠子彈打到旁邊，所以我很多時間都在比較後方，不敢走太前。

那次在拍的時候，就連我們也被他們示威者照顧。在最初期時我們戴著N95口罩，沒有辦法防催淚瓦斯，那些示威者還會叫我們快走。但其實裡面有不少年紀比我還小的女生，她們比我們還勇敢，都站得比我還前。

在拍《Trial and Error》的時候我們本來只是想拍佔領機場的活動，但後來在機場巴士站的時候發現氣氛很緊張。因為一直有謠言說警察會開始武力清場，大家都很害怕。我就開始把兵荒馬亂的狀況拍下來，也跟著他們的決定移動，有的人要搭巴士離開，有的人要用走的，也有人決定要留下來跟警察拼。那時我跟示威者一起從機場走到靠近機場的港鐵站東涌。

5年前我們播放雨傘運動的紀錄片時，傘運已經結束，大家看了紀錄片才發現原來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幫助學生，讓他們很感動。但是因為反送中運動變化的速度太快，還有網路上有好多謠言，讓大家不知道什麼是真是假，所以現在我出去拍了之後，故事畫面夠的話，我會儘快剪出來。

會有這樣想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個故事，是說有一位前線示威的女孩買麵包的時候錢不夠，然後陌生人給她錢買。這個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之後，大家就開始捐錢開始買食物兌換券，好像募集了有十幾萬。但是我覺得大家搞錯方向了，前面的人需要的是人的支持、不是物資。

買那些食物券讓我感覺他們只是在買「贖罪券」一樣，想要消除自己讓這些年輕人在街上被警察暴力對待的罪惡感。所以我就趕快把拍好的素材剪出來，把訊息放出去。

像《手足》那支影片我有兩層意涵，第一層的我想要傳達的訊息是讓觀眾知道他們其實很需要支持，他們不是無敵的戰士，面對全副武裝的警察還有警棍跟槍彈，他們是相當脆弱的。第二層就是希望讓香港人自己反思，他們到底應該是買物資給他們還應該要表達更多實際的支持。看到這支影片的香港人無論在社會的什麼位置上，都可以幫助這些冒著巨大風險為了香港的前途在前線衝撞，但年紀只有14、15歲的年輕人。

但有時候我也會感到到灰心，很多朋友會傳網路上未經證實的訊息給我，像是約好要出去拍的那天已有謠傳說醫院準備要接受大量傷者，警察要開始大抓捕。或是網路上有人說有南亞裔的人混入示威者準備搗亂，要無差別攻擊等等的。因為這些謠言大家就不敢出去支持前面的人，不敢出去拍，我覺得很不好。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我知道我更應該到現場，除了快速的讓社會知道正確的訊息之外，攝影機也可以保護示威者。運動需要民間每一個人的力量，就算是你只有一台DV，你也可以在現場拍，因為攝影機可以保護那些年輕人。我們要監督警察，不能讓他們亂來。

明年我希望可以進到新聞媒體裡當正職的記者，用另外一種方式記錄跟傳遞訊息。但是我自己紀錄片的工作也會一直進行下去，尤其是在這個運動沒有結束之前，我不會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