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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陳斌全/黑白變彩色?檔案影片的彩色化與歷史研究

(攝影/REUTERS/Andy Clark/達志影像)

歐洲中部時間2020年9月30日,居住在巴塞隆納、於手機遊戲開發公司擔任人力資源經理的Joaquim Campa先生在自己的Twitter上發布一則推文。他使用一套結合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影像修復軟體,將法國盧米葉兄弟(Auguste et Louis Lumière)在1896年所拍攝的黑白默片《打雪仗》(Bataille de boules de neige),進行數位修復提升其畫面品質後,再利用軟體的運算技術著色(colorized),使其從原本的黑白影片變成彩色影片。彩色化的影片,在Campa的個人Twiiter帳號上引起不少關注,在寫作的當下,已有近2萬人轉推、6.8萬人按讚甚至引來相關媒體轉貼與報導。

這則推文能引起如此注目,自然是因為這部黑白默片原本的高知名度,以及「黑白變彩色」的視覺新體驗。長久以來,熟悉電影史的觀者便習於這部由盧米葉兄弟使用自家研究的攝影機,拍攝於法國里昂街頭的短片,其黑白原作的狀態。如今透過新技術,畫面中呈現的景像、人物、動作依舊,不同的是更為貼近人眼對真實世界體驗色彩的出現。

綜合各家媒體報導中Campa的自陳,利用軟體
據Joaquim Campa在推特平台上的標註訊,其皆使用一套由美國人Jason Antic研發的影像處理軟體DeOldify,進行這些影像資料的修復與彩色化。
的自動化功能,他只花15分鐘便將這部50秒左右的短片修復並且著色完成。他也表示,自己對歷史和科技一直很感興趣,工作之餘,常找尋網路上的老照片、檔案影像等資源,利用結合A.I.技術的數位修復軟體,將黑白的靜照與黑白活動影像進行修復並且著色,上傳到其Twitter平台與大眾分享。細看他的Twitter平台內容,也有盧米葉兄弟於1896年間拍攝的其他短片、1910年代巴塞隆納街頭的影像、1910和1920年代紐約街頭的活動影像,以及為數不少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各城市的街頭影像靜照;據貼文的訊息顯示,其原始檔案應該都為黑白,但經由軟體自動演算進行彩色化。

從手工到AI,「著色」的技藝

將黑白的活動影像著色使其具有色彩,並不是一項新鮮的概念。早期因為底片技術的限制,在能夠記錄色彩並顯影的底片尚未問世前,使用手工,在放映活動影像的膠片上著色,一直是為電影技術發展過程中的一環。除手工逐格著色,尚有其他技術能在當時使影像看來具有「彩色」,如:國內現有典藏最早的默片《戀愛與義務》(1931)部分片段呈現黃、藍、綠色等,即是將放映膠片浸在染劑中,使其上色。然而,這些在電影技術史中的「彩色化」做法,其發生的過程當下,與影像被產製的當下為同時,因而可以將其視為是一部影片的所有結果;影片當下被賦予的色彩是為影片原本的創作過程。

前述的著色電影,與Campa在此所為的,將原本不是以彩色影片樣貌流傳於世的影像透過今日的科技使其彩色化,概念並不相同。從Campa所自陳,與他所使用的影像修復和彩色化軟體公司提供的訊息顯示,結合人工智慧的軟體,能夠自動判讀原始的影像數位檔案,並且決定將黑色的影片內容轉換成為何種色彩。以這部引發討論的《打雪仗》為例,影片裡人物的衣著顏色、背景建築的顏色,乃至於當下天候的天空色彩等,皆由軟體的自動演算後決定。

將黑白影片透過機制自動彩色化的技術,其實也並非近期的發明。1942年的好萊塢經典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即在商業考量之下,於1988年以當時的技術被彩色化。如同《打雪仗》被色彩化之後所引起的關注一般,知道其「原貌」的觀眾討論《北非諜影》其藝術表現成就已極高,是否合適再將其彩色化;此一命題的本身難有標準答案,見仁見智。然而,將原本為黑白的影片著色,是否絕對有違電影修復的倫理?是此處關注的重點。

如何正確再現?影像上色有眉角

在此我無意討論影片彩色化技術背後的細節,因而略去人工智慧現階段已開創的可能性不談,然而從修復倫理的角度來看,黑白電影的「修復」,是否可以透過當代科技去增加原本並不存在的元素,答案應該是清楚的。修復的本身有否「再創作(造)」的概念,是個複雜的議題必須個別討論,但是,為原本為黑白的作品著色增添色彩,與一般「修舊如舊」的影片修復概念有明顯的差別。美國國會圖書館便認為,《北非諜影》彩色版與原本的黑白版本有其差別,因此給予持有彩色版本的Turner影業公司新的著作權,由此也可認知彩色化被認為是「再創作」的過程。

對於彩色電影的修復而言,如何復原電影原本合理的顏色呈現,亦是一項嚴謹的考證過程,也牽涉電影史和美學的判準。我在國家電影中心服務時,幾次與國外電影數位修復團隊合作的經驗裡,彩色電影的「調光(Color Grading)」往往是國外數位修復團隊、和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數位修復團隊,花最多時間溝通的項目。調光是影像後製技術的一環,並不限於在電影的數位修復而已,過去使用底片拍攝電影的年代,亦或是現在數位化的製作過程,調光都是重要的過程。調光可以使影片最終在放映拷貝上呈現的色彩,符合導演想要的視覺,是為「創作」表現的一環。然而,調光技術被應用到電影的數位修復時,如何復原因為膠片的局限而產生變化的影片色彩,到達合理的狀態,便是調光在電影數位修復過程中的重點。然而,什麼色彩才是影片的原初色彩,則有賴修復團隊的考證、與原始的影片製作參與者(如:導演、攝影師)等的反覆討論,才能決定最終的調光。

國外修復師對台灣電影中「色彩運用」的認知,又常會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判斷。國影中心在與義大利團隊合作修復胡金銓導演作品《山中傳奇》(1979)時,影片中大量使用的紅色,在調光過程中便產生,義大利團隊對於東方的紅色使用之印象,和國影中心團隊考據胡導演作品的色彩運用,兩相概念的差別,而往返修正調光的過程。從以上的例子顯示,影片色彩在修復過程中的決定,縱使為彩色電影,仍需從電影史、電影技術,與電影美學的判別步驟來詳加確認,才能讓觀眾得以相對正確的閱讀這部作品。

然而,若是將原本不具色彩的黑白影片著色呢?回到前面黑白電影的概念來談,修復若是以回復「影片原始狀態」為目地,欲將原本不具彩色的黑白影片加以著色,當然不為修復的必要。然而,若是從影像史學與歷史考證的研究、推廣的目地為前提,將黑白影片經過考證而著色,則可視為是電影文化資產永續與加值利用的策略之一。若因此目地而決定將影片全本或部份著色,該如何呈現其拍攝現場的「色彩」,也需比照彩色影片修復時的研究和考據過程,甚至以更為嚴謹的做法來進行,並且以開放的態度,思考各種辨論的可能。

老影像,新解讀

2018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與紐西蘭電影後製作團隊合作,由電影《魔戒》導演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執導的紀錄片《他們不再老去》(They Shall Not Grow Old),使用大量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Museum)典藏的檔案影片,與BBC和戰爭博物館對退役軍人的口述訪談資料,構成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4~1918)的戰史紀錄片。影片最特別之處,再於將原本為黑白的檔案影像,透過數位演算技術修復其畫面後,再以後製特效技術將原本是黑白的檔案影像彩色化,甚至製作3D版本;全新的觀影體驗,引發觀眾的興趣與討論。

傑克森說,「士兵們體驗過的戰爭,並不是黑白而是彩色的」,將原本為黑白的檔案影片著色,是為了讓當代的觀眾對影片中的歷史現場有更直接的體認。後製團隊對於士兵軍服的顏色,參考戰爭博物館提供的文物資料,對影片進行著色;對於原本無聲的檔案影片,也以事後同步擬音(foley)的方法進行重製,如:擊發同型的武器,錄製檔案影像中炮火的聲響,或是擬音師按畫面中的人物動作,同步配上合適的音效。該紀錄片對於檔案影像的使用目地,並不僅僅在於修復影片內容,更在於歷史的研究、呈現戰爭的現場狀態、史料的推廣和加值使用(也包含商業)。影片製作過程為多方的參與,由戰史研究專精的博物館方,負責影像資料的提供與彩色化的諮詢顧問,紀錄片製作團隊藉此進行數位修復、影片編導,和後製作,是為各自從專業角度合作的模式。

以上例子,因為其檔案影像牽涉歷史現場的「再現」,被著色之後,其色彩的「正確性」自然會引發一番討論,但,將其視為是歷史考證的嘗試和研究過程,該如何著色,便可不停討論與修正,無涉影像修復的論理。影片有其可複製性,不同於多數古物的唯一性,因此在影像修復乃至於著色的嘗試上,亦可以有多個版本的概念。陳耀圻導演於1966年拍攝的紀錄片《劉必稼》,便有兩個不同修復團隊完成的版本,可供研究者做修復技術與美學上的比對(註)
2個版本分別由: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維護研究所王明山教授團隊與成功大學楊家輝教授團隊合作修復(2012年),另一版本為台北影業公司進行修復。

然而,若影像製作或修復團隊意欲使用被修復,或原本為黑白但經彩色化的檔案影像,造成大眾對影片原本內容不正確的解讀可能,則將是另外一個層次的修復倫理爭議。如:透過修復篡改影像內容(含:色彩、字幕等)、隱匿原始素材讓觀眾不知道影片原本為黑白,或是強調某一經過數位修復後或彩色化版本的唯一正確性。影像的數位修復技術與今日我們熟知的電影後製特效概念,在許多部分為相通,相信無人反對電影在追求創作與視覺體驗時運用特效,但其運用層次,在「修復」和「創作(造)」之間,則是必須釐清的。

當代對於視覺的各種展現,與如何利用活動檔案影像、靜照資料等,做不管是原本狀態的原件呈現、或是符合專業規範的修復後呈現,乃至於運用其修復前或修復後的影像素材進行的再製作(包含畫素的提升)、著色、再利用進行創作等,皆已是影像在修復之外的可能利用。如何在謹守修復倫理之後,促成影像文化資產的再利用,個人認為是如同思考古蹟與歷史建物等在被保存下來,繼而經過專業修復之後,如何賦予其多樣衍伸文化意涵一樣的思考。許多歷史建築的原本功能設定並不符合現代所需,然而在妥善的轉化利用後,不僅能讓後人明白其原本的功能,同時也可以透過積極使用讓其融入當代的生活脈絡,並彰顯其歷史和文化價值。影像因其本體的流動性而能透過不同的載體貫穿時空,在修復原件之後,透過嚴謹的過程做更多「創造性」使用,應該也是讓大眾明白檔案影像或說老影像,歷久彌新意義的積極作法。

國內的不同專門機構,目前藏有如:1930到1940年代劉吶鷗家族留藏的活動家庭影像紀錄,或是1930到1940年代日治時期《南進台灣》紀錄片;從影像史學的角度,都是可供研究的材料。電影的數位修復,甚至是著色技術,在未來也會隨著科技的進步而相較現在更平民普及化,在可預期的未來,所需基本經費也將相對低廉,如何將檔案影片做有創造性的再利用,以促進歷史、文化的思考、新形態研究的產生,與知識傳播,或許可以有更開放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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